永励后昆:张永和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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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误会了原文刊于《南洋周刊》1924年第4卷第11期,第15-19页。

周刊四卷十期有仲英、潘世宜两君怀疑政治运动的作品,这样怀疑的表现,比醉生梦死、不识春秋者流,实胜一筹。再论两君持论,一则受历史观念的支配,大纯小疵;一则由怀疑而狐疑,论断错误!但是,综括两君指责之点,很够给我们一些反省的暗示,使我们瞻顾一番,愈觉自持更笃,自信更深,这是我们要感谢两君的。兹就管见所及,不揣固陋,将两君大作,分别正误。

在不才发表偏见以前,望读者认定二点:

(一)人民,社会,政治,是三位一体。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历代帝王,得民心者倡,失民心者亡。你想,在君主政治下面,民众的权力这样的大!再拿得民心与失民心来分析一下:得民心是不是人民和君主社会里的政治合而为一;反之,失民心是人民和君主社会的政治分裂,也就是崩颓的预兆。老实说,人民和他社会里的政治,简直不能分开;也好像我们在大地上吸空气样,这空气固然有清浊、燥湿、冷热、稀密的不同;也好像英日的帝国、法比的共和国、美的合众国,和苏俄的劳动政府,这政治有方式的不同,但是人民总是直接间在政治漩涡里,不因政治方式,就和政治分裂;充其量不过人民各自为政罢了。这也好像不论空气浊燥热密,我们总不能和他绝缘。进一层,我们吸空气,要吸新鲜空气,无非为的强健身体;人民做政治,要民主民治,无非为的民众利益。我们在混浊的军阀政治下,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下,挂了一个共和招牌,不想改良政治,觅新鲜空气,却在毒气里想和政治绝缘,到亡国那日,就是我国民寿终正寝。

(二)读书和作事是等重的,学校就是社会。学校和社会分立,学生埋头读死书,读书不识菽麦,出产品不是拿诺贝尔奖金的亡国学者,就是毫无勇气的白面书生;事急了,哼道:愧无半策匡时难,临危一死枉轻生!还有一层:我去研究工程学经济学社会学。他们说,人心不古!不是想强迫你读孔二之书,就是要递(褫)夺你读书的权利,还说学成以待,真是靠不住!再说:我们的工程学者,将工程学倒背得出的,仅有仅有;论到实际作事,有几个像詹天佑建筑过一条京绥路?我们的法学者王宠惠之流,将法条读得溜熟,其无补于我们看见得不到来的法治何?倘若王先生少读点死书,分一部工夫去革命,他的法学,才能收着实效呢!

认定了以上两点,我们先将仲英君的大作研究一番。仲英的大错,在误认政治运动为升官发财途径;并且受了传统的在工言工、在商言商、在学言学的暗示,于是进一步想出一个“从事政治运动的人不必多”的寡人政治,来作救济。他首先发个疑问说:“学工业的人,在好政治未成功以前的时间——长久无定的时间——应当去做甚么事?”这个问题,如果碰了我,我就这样解答:“在这长久时间内,以至永远的将来,学工业的人,一面要就工程的经验学识努力,一面要从事改革或促督国家政治,使不离常轨。”只管做工,不管政务,想旁人替你起炉灶,不说炉灶式样功用不对,结果自己不是资本家的工具,就是政治下的牺牲者。我们学工程的人,除赚钱外,分资本家余润外,对于福国利民的伟大工程事业,也不想一想!这伟大事业要做到福国利民地步,是不是要和政治相终始?学工业的人,如果“家财万贯,坐食无虞”,就可不谈政治,去读死书?岂知覆巢之下无完卵;就你是富有天下的独夫,也有崩裂的时候呢?学工业的人,尤其是民主国下的工程学者,缺少了政治智识,缺少了改革和督促政治入常轨的决心,才是不经济的学问。“拿学工业的人,来从事政治,也是所学非所用,很不经济的。”这话从何说起!我们不请工程司(师)去当法官,我们只要工程师在做工外,要尽国民天职,要享国民权利,不要做傀儡做工具。

南洋职工会的工人,大半加入我们崇仰的政党。这些工人入党,是不是废除卷烟工作,共谋暴动,希望革命成工(功)后,都得个官职?无非他们觉悟他们是国民一份,就作国民一份的事;他们所希望的是政治改良后,生活得比较安慰,不是结党谋乱,想做贿选大总统。诚然,中国不能位置这许多的总统。仲英君所顾虑的教育、工、商、农各界大多数加入政治的两个弊端:(一)社会事业停顿,(二)人浮于事和人材缺乏。这都受了“不离本行”思想的支配,以为从事政治运动,必得放弃职业,放弃学业,却放过了政治运动,是国民运动,是国民尽职运动!拿两个错误的弊端做前提,于是得了一个错误结论:“从上面讲来,可见要多数人从事政治运动,是不可能的;而学工程的人,更不必以从事政治为目的。”实际,学工程的人,就在政治修明的国度里,不应对于政治,袖手旁观,放弃做国民权利。说到现在我们的国家,四万万人里,有百分之九十不识字,不管国事,他们有一大部正希望的真命天子出世呢。剩下的百分之十识字的,他们又有卖国的,择字的,讲精神文明的,作恋爱诗歌的,埋头故纸堆的,剩下了百分之十的又百分之一二的一小部份(分),乘着国耻纪念的日子,在那里摇旗呐喊。就这百分十的识字人,尽量加入呐喊,也不算回事;何况这百分十的百分之一二?就在那里力竭声嘶,也觉枉然!我们每一个觉悟的人,若负着指导家族,引领亲故,感化朋友的责任。这莫一来,不是放弃我们要学的工程,只消将吃番菜,逛新世界看《小说月报》《七侠五义》,百马竞赛……干这些的时光,划分一部出来,于事已足,何必前面摆着政治,工程请在后面呢?少讲爱因思(斯)坦的学理;可是在工厂试验室里,诚心工作,工程事业,大部分靠经验阅历,何必腮腮过虑于书本里的繁文缛节,硬要垂头以终日,写着座右铭:“不谈国事”。如果一个人,左右了他的亲族朋友的政治兴趣,同对于个人和国家观念的了解;十个人若此,百个人若此,那四万万浑浑噩噩的同胞,就有希望众生普渡!不然,我佛心虽慈悲,将自己对于政治,对于经验学识,都葬在肚子里,到死的时候,代(带)入棺廓,这样个人主义,有何用处?

仲英君以为政治运动的失败,是因为了解的人太少。我以为最大原因,是了解后不去做,推懒说:这不过一种学理,无补实际;或者以为这是异端,洪水猛兽,加入革命运动,多莫(么)危险,险些要丢狗命!仲英君走了不少羊肠间道,很好,走到了一个光明坦道上面,说着:“总之随时随地,有一分,做一分,能做一分,即尽力做一分,必须有此种在同一主义精神之下,各方面继续不断的努力,才能有成功的希望。”仲英君呵,如果你真有这样决心,来吧,我们一齐杀上去,失望就是我们的希望了! (待续)

注:凡有“……”为引用仲英君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