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命运[1]

“生活没有偶然，和谐与秩序主宰着一切。”

——普罗提诺：《九章集》第4集第4书第35章

我在这里分享的观点，不会指向任何明确的结论，实际上，它们应该被称为纯粹形而上的幻想，但我不能将这些观点抛诸脑后，因为这些观点在很多人那儿很受欢迎，这些观点至少可供人们参考和比较自身在同类问题上的想法。不过，依然要提醒读者们，下面所讨论的一切都充满疑问和不确定性，不仅对论题的解答如此，甚至连论题本身也如此。所以，在本篇中，我们不能期望得到任何确切的解答，只能就一些晦涩朦胧的事物稍作讨论而已——这些事物贯穿我们的一生，亦或当我们回首往事时，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就连我们对这个论题的观察，也不过是在黑暗中摸索探寻。虽然我们注意到黑暗之中存在着某样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具体在哪，究竟是什么。然而，如果在讨论的过程中，我偶尔采用了某种肯定的甚至是教条式的口吻，那么，我在此统一说明：我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反复怀疑和猜测的套话导致沉闷啰嗦，对此，读者们无须过于较真。

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或者相信个体生命中的大小事件，皆由某种超自然的力量驾驭牵引——这一信仰在任何时期都是普遍而流行的，甚至是那些反对一切迷信的思想家们，也对此笃信不疑，这与任何既定教条无关。而与之对立的首先是这一事实：正如人们信仰上帝（或神）一样，这一信仰实际上并非源于认知，而是源于意志（或意欲），它首先是我们悲惨境遇的产物。构成这一信仰的素材，虽然可能仅来自于知识，但也许能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偶然与变数，歹毒而残忍地戏弄我们千百回，但事情的结局有时却有利于我们，或使我们间接地得到极大的好处。在诸如此类的情形里，我们认识到了冥冥之中的上苍之手，尤其是在当它背离我们的认知，甚至是以我们憎恶的方式将我们引向好运的时候，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它的作用。然后，我们会说：“航行还算愉快，尽管中途船只失了事。”自身的选择与命运的引领是对照分明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倾向于认为后者更胜一筹。正因为如此，当遭受厄运时，我们会用一句常常被证明是正确的格言来安慰自己：“或许这是一件好事呢，谁知道呢？”这种想法其实正源于这一观点：虽然偶然统治着世界，但是错误却与之共治，因为我们同时受制于偶然与错误。现在看来，我们感到不幸的事，也许其实是件幸事。这样，当我们放弃偶然而转向错误时，我们不过是避开了一个世界暴君的打击，而奔向了另一个世界的暴君。

除了上述观点之外，把纯粹明显的偶然事件归因于某一目的或意图，的确是一个无比大胆的想法，但我相信，每个人在一生之中，至少真切地有过一次这样的想法。在所有种族和信仰里面，都能找到这种想法的踪迹。这种想法是荒谬透顶还是至为深刻，取决于人们对它的理解。然而，尽管支撑这种想法的实例有时相当明显，但总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反对意见：若偶然不曾照拂过我们的事务，甚至不曾比我们的洞察力和理解力更好地照拂过我们的事务，那才是最大的奇迹。

一切事情的发生，无一例外都有其严格的必然性——这是一个必须被先验理解的，并因此被认为是无可辩驳的真理。在此，我将其称为是可论证的宿命论。在我的获奖论文中，这一真理就是事先被调研后所得出的结果。这一真理也得到了经验和后验的证实：毫无疑问，磁性催眠[2]，少数人所具有的第二视觉[3]，有时甚至是寻常的睡梦，都能直接而准确地预测未来的事情。能够对我的理论——一切发生的事都有其严格的必然性经验——进行证实的最突出的例子，尤其是在第二视觉中最为明显，经常早就通过第二视觉来预言的事情，后来我们见证了它们是如何完全精确地发生的，发生过程中所有伴随的细节都如同第二视觉预言的那样。即使我们故意竭尽所能地去阻止事情的发生，或使事情在发生细节上与预言所传达的不尽相同，也往往徒劳无功，因为正是为阻止事情的发生而做的努力，才促成了预言的实现。这在悲剧作品和历史中，都确有其事，神谕或睡梦预示的灾难恰是由人们的防范措施促成的。在众多例子中，我只需引用《俄狄浦斯王》以及希罗多德[4]的第一本书中关于克罗伊索斯和阿德拉斯托斯的精彩故事[5]。与这些例子相吻合的是，我们发现值得信赖的本德·本森所提供的有关第二视觉的案例——记录在由基泽编写的《动物磁性档案》的第8卷第3部分（尤其是第4、12、14、16个例子）以及容·史蒂林的《圣灵论理论》第155节中。假如拥有第二视觉的天赋更为常见，而不是如现在一般稀有，那么不计其数的预言就会准确无误地发生，证明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具有其严格的必然性，那么确凿的事实就会普遍存在，也能被所有人接受。这样，人们都不会再有任何怀疑：不管事情的发展过程被描述成如何与实际相去甚远的纯粹偶然，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相反，所有偶然事件本身都包含在一种隐秘的必然性之中，偶然本身不过是必然性的工具而已。自古以来，所有占卜师的不懈努力都只为能一窥其中奥秘。回顾前文所提及的预言实例，可以引出这一结论：所有事情的发生不但具有完全的必然性，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是客观确定的，因为这些事情在预言者眼里，皆早已显现为此刻已发生了的。尽管如此，我们仍可将其归因于因果链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无论如何，这种认知，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观点——一切事情的发生都具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并非是盲目的，因此，我们人生历程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系统的联系——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宿命论。它无法像一般宿命论那样被加以证明，但每个人，可能迟早都会短暂或长久地认定这种宿命论，这是由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来决定的。我们可以将这种宿命论称为超验宿命论，以区分于普通的可论证的宿命论。与一般宿命论不同，超验宿命论并非源于真正的理论知识或者必要的调查，因为这项工作可胜任者寥寥无几，而是在个体的人生进程中逐渐显露出来的。在所有的经历中，某些特定事件的发生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些事件对当事人来说尤为适合，一方面，这些事件带有某种道德上的或者内在的必然性印记，另一方面，这些事件又带有某种完全的外在偶然性的清晰痕迹。这种现象的频繁发生逐渐导向一种观点，并形成一种信念：个体的生命历程，无论看上去多么杂乱无章，但它其实是一个完整而自洽的，具有明确方向与启发意义的整体，如同一部构思深刻的壮阔史诗[6]。不过，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带给他的经验与教训只与他的个体意欲有关，而个体意欲归根结底不过是他的个体错误而已。这是因为计划和总体，并不同于哲学教授试图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存在于世界历史中，而是存在于个体的生活中。事实上，国家只不过是抽象的存在，而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因此，世界历史没有直接的形而上的意义，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偶然的形态。在此，我提请读者们参见我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卷第35节中关于这一点所论述的内容。所以，在个体命运的问题上，很多人会产生超验宿命论的想法，也许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当生命之弦被拉到一定长度时，在仔细查阅和思考自己的生命之后，就会产生这样的超验宿命论的想法。的确，当一个人回顾生命中的种种细节时，有时会觉得仿佛一切都早有安排，粉墨登场的人们只不过是一出戏中的演员而已。这种超验宿命论不但给人许多安慰，而且或许多半是真的，因此超验宿命论一直在各个时代为人们所肯定，甚至被奉为信条[7]。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时年90岁高龄的涅布尔[8]在一封信中写道：“通过仔细观察，我们能够发现，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存在着某种计划，这种计划通过自身的天性或者外在的形势得以实施，就像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他们的生活状态或许起伏不定且变幻无常，但最终还是会呈现出一种整体性，使得我们能够在这种整体性中观察到某种特定的和谐一致……无论其行动如何隐秘，命运之手依然清晰可辨；它可能会因外在影响或内在冲动而转移，甚至连相互矛盾的原因也可能随着它的方向一起运转。无论人生的进程如何杂乱迷惘，动机与趋势、原因与方向总会展露真颜。”（《涅布尔文学遗著》，1840年，第2版第3卷）

在这里我所提到的每个人一生中的计划性，可以从人与生俱来的、顽固如一的性格中得到一部分解释，因为人的性格必然会将人带回同样的轨道。每个人都能直接地、笃定地辨认出什么是与自身性格相投的事物，一般来说，他不是在清晰的反省意识中领会到的这些，而是在直接地、本能般地遵循性格行事而已。如果这样的认知不能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转化为行动，则无异于马绍尔·荷尔[9]的条件反射。正是因为这一特性，使得每个人都会追求和接受对个人来说合适的事物，即使他无法给自己一个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明确解释，这种行为既不是源自外界也不是源于自身的错误观念和偏见。正如在沙滩上孵化的海龟，会径直爬向水域，即使它们看不见海水，这就是内在的罗盘在指引。神秘的特性，引领着每个人准确无误地走上那条对他来说唯一适合的道路，只有当他走到尽头，才会意识到这条路的方向始终如一。然而，鉴于外在环境的巨大力量和强烈影响，这似乎又不太充分。在此，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世上最重要的事，即历经忙碌、烦恼和痛苦的一生，其受到的另一半指引，亦即源于外在的指引，竟纯粹地出自一只真正盲目的偶然之手，这种偶然本身什么都不是，也毫无秩序和方向。相反，我们更倾向于相信，如同某些被称为“失真形象”的图像（蒲叶，《实验和气象物理元素》第2卷），肉眼所见的只是扭曲失真的残缺物体，但透过圆锥镜却能看见正常的人形。因此，对世界进程的纯粹的经验主义理解就像是肉眼对“失真形象”的直观感知，而认为世界进程遵循着命运的目的，就犹如透过圆锥镜看那些图像，因为圆锥镜将原本分散破碎的事物重新进行连接和整理。不过，与此对立的观点认为：我们自以为对生活事件的系统联系的感知，只是我们的想象力进行的无意识活动而已，而想象力发挥了整理和图解作用，类似于我们从一面布满斑点的墙上清晰地辨认出人形与群体，只不过是我们把在极为盲目的机缘下分散开来的斑点，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也许我们可以这样估计：对我们而言，从最崇高、最真实的意义来说，正确且有意义的事情，不可能仅仅只是计划过但从未付诸实施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可能是只存在于我们的想法之中的，被阿里奥斯托[10]称为“空洞不实的计划”的事情——这些计划因偶然而遭受挫败，我们余生都将为之痛惜不已——确切地说，这些事情铭刻在伟大的现实形象中，在认识到它的适当性之后，我们会坚定地说，这是命中注定，即必然要发生的事。因此，必须以某种方式，凭借根植于事物本质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来实现这个意义上的适当性。正是这种统一，才使人生历程的内在必然性首先表现为一种本能的冲动，然后才是理性的权衡，最后是外部环境的加入，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当人生之路走到尽头时，这一生看起来就会像一个臻于完美的艺术品。在此之前，在尚未完成时，它像每一个处于规划阶段中的艺术品一样，看起来毫无头绪，但是当这个人此生已完结，仔细端详这个人一生的每一个人都不免发出惊叹：这样的人生历程简直是匠心独运、深谋远虑、坚持不懈的杰作。总的来说，人生的意义取决于人生的主体是平淡无奇还是精彩非凡。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设想这一相当超验的思想：通常来说，控制“现象世界”的是偶然，但在背后支配着偶然的，却是无处不在的“思想世界”。当然，大自然的慷慨无私只针对种属，而非个体，因为对大自然来说，前者就是一切而后者什么都不是。不过，在此我们假定发挥作用的，并不是大自然，而是存在于大自然之外的某种形而上的东西，它完整而不可分裂地存在于每个个体之中，因此，所有的一切都与每个个体休戚相关。

要弄清楚这些事情，我们确实应该首先回答以下问题：一个人的性格和其命运之间是否可能存在完全差异？或者，就重点而言：每个人的命运是否都与其性格相契合？又或者最后一个问题：是否真的存在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必然性，像一出戏剧的作者一样，将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然而，我们以为我们每时每刻都是自己行为的主人，倘若回首往事，尤其是当我们回忆起自己迈出的不幸的那一步，以及因此招致的后果时，我们往往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或者不做那样的事，以至于看起来就像是有一种奇怪的力量在牵引着我们的脚步。所以，莎士比亚说：

命运，显示您的力量吧，我们身不由己，命定如何，就当如何！

——《第十二夜》第1幕第5场

古人的诗歌和散文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命运的无所不能，以此衬托人的无能为力，无论在哪，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们认为事物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这种联系比明晰的经验主义更为深刻（参见卢奇安[11]的《与死者对话》）。因此，这个概念在希腊语中有多个称谓：πότμος、αισα、ειμαρμενη、πεπρωμενη、μοιρα、Αδραστεια，等等。另一方面，单词“πότμος”，改变了物的概念，因为物是以“νονζ”作为次要的东西开始的，因此，物自然而然变得简单明了，同时也变得肤浅虚假[12]。甚至歌德[13]在《葛兹·冯·伯里欣根》的第5幕中也写道：“我们人类无法主宰自己，辖制我们的权柄交给了恶灵，他们妄图作弄我们，使我们灭亡。”另外，歌德在《艾格蒙特》（第5幕最后一场）中还写道：“人们以为自己主导着生活，主宰着自己，但内心深处却不由自主地受到命运的牵引。”的确，先知耶利米曾说过：“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14]

所有的一切，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是两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因素是性格：固定不变，且后知后觉，因此是逐渐为我们所了解的因素；另一个因素则是动机：这些源自外在的事物，是世界进程的必然产物，以一种近乎机械的必然性，在性格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决定了既定性格的作为。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出判断的是自我认知的主体，而这一认知的主体对于性格和动机而言是陌生的，它只是二者活动的关键旁观者。正因如此，它有时候也会感到惊讶。

我们一旦领会了这种超验宿命论的观点，并且从这个观点出发去审视个体的一生，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极其怪异的现象，即事物在明显的物理偶然性和道德上形而上的必然性之间的对立。然而，后者永远无法得到确证，只能被想象。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来更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同时，由于这个例子的惊人性质，它又非常适合作为此类情形的典型代表。我们不妨看看席勒[15]的《跟随铁锤前行》一剧。在剧中，我们看到费利多林由于参加弥撒而迟到，这一迟到一方面是偶然所致，另一方面，对他而言，这一迟到又是极其重要且必然发生的。如果仔细回想的话，我们也许能在自己的人生中发现类似的情形，虽然这些情形没有那么重要，也没有那么突出和明显，但会驱使许多人做出这样的假设：某种神秘的不可解释的力量，引导着我们生活中的所有转折和变化，虽然这与我们当时的意图和打算相违背，但是与我们生活的客观整体性和主观适宜性却是相符的，从而促进了我们真正的、基本的福祉。因此，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往往会认识到，当时怀有的那些反方向的欲望是多么愚蠢。“命运引领顺从者，但拖曳不情愿的人。”（《塞内卡书信集》）这一力量，必须用一根无形的丝线贯穿所有事物，将那些不曾被因果链联结起来的事物，以这种方式在必要的时刻联结在一起。因此，这种力量完全主宰着现实生活中的事件，犹如编剧完全主宰着他的戏剧剧本。首要和直接干扰事物有规律地进行因果运行的偶然和错误，不过是这种力量的无形之手，其所运用的手段而已。

来源于深层根源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产生了一种深不可测的力量——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而最有力地促使我们做出这一大胆假设的，是我们的考虑，我们考虑到每个人在身体、道德、智力方面有明确而独特的个人特征，这些个人特征对个人来说就是全部，因此这种力量必然源自于最高形态的形而上的必然性。另一方面，这是父亲的道德品质与母亲的智力水平以及二者结合的必然结果，而双亲的结合，通常来说，显然是由偶然环境所致。因此，必然性和偶然性最终的统一要求，或形而上的道德要求，将不可避免地被强加在我们身上。然而，要对二者的核心根源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只能说，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命运，是他们所理解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位守护神”，也是基督徒所崇拜的无所不能的上帝。当然，这三者的区别在于命运被认为是盲目的，其余二者则不是，但这种将命运拟人化的区别，和事物更深层次的形而上学的本质相比，是立不住脚且毫无意义的。单从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寻找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那令人难以解释的结合的根源，这种结合表现为操纵人类所有事务的神秘力量。

每一个人都有一位守护神或守护天使，并且这位守护神掌管着这个人的一生。这一观点，据说源自古意大利西北部的伊特拉斯坎人[16]，这种观点在古代流传甚广。这种观点的核心内容被包含在米兰特的一首诗里，这首诗由普鲁塔克为我们保存下来，也见之于斯托拜阿斯的《物理学与伦理学文选》：

每个人出生时都被赐予一位守护神，

指引他穿越生命的迷途。

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结尾描述了每个灵魂如何在重生之前为自己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命运：“当所有灵魂都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旅程后，他们会按照抽签次序列队依次走到拉赫西斯[17]面前。拉赫西斯会派给每个灵魂自己所选择的守护神，守护他度过自己的一生，完成自己的选择。”波菲利[18]给这段话加上了非常值得一读的评论，这段评论被斯托拜阿斯保留在《物理学与伦理学文选》（第2卷第8章第37节）中。但在此之前，柏拉图说过：“不是守护神选择了你，而是你选择了守护神，谁第一个抽签，谁就第一个挑选自己的生命之旅，守护神必定相伴而行。”贺拉斯[19]把这种情形优美地表达了出来：

这种事只有守护神才知情，

他缓和星辰宿命的预言，

他是通晓人性的可朽神祇，

他的形象变幻莫测，因人而异，

时而光明，

时而阴沉。

——《书信集》第187首

阿普列乌斯[20]有一篇关于守护神的文章，值得一读，参见其著作《论苏格拉底的守护神》，扬布利科斯在《论神秘的埃及》一书中也就这个问题有过简短而重要的论述。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波洛克奴斯对柏拉图的《阿基比阿德》的评论：“引领我们一生，了解我们在出生之前就做出的选择，派发命运的恩赐与随命运而生的神祇，也分配神谕的阳光——他就是守护神。”帕拉塞尔苏斯[21]也曾极为深刻地表达过同样的思想，他说：“非要正确理解命运的话，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精灵，它栖居于肉身之外，散落在群星之间。精灵使用主人的浮雕图案（bossen[22]），向主人预言，而这些精灵就叫做命运。”（帕拉塞尔苏斯，《斯特拉斯堡》）值得注意的是，普鲁塔克也持有同样的见解，因为他说，灵魂除了浸没在人的俗世肉身里的一部分外，更为纯净的一部分如星星一般悬于人的头顶，恰当地说这一部分应该被称为守护神，它引领着人的一生，而一个人越是审慎，就越愿意追随守护神的指引。这一段实在是太长了，不宜在此抄录引用，它见于《苏格拉底的守护神》一书。关键句如下：“在肉身的暗流中潜行的是灵魂，永不消亡的部分叫做精灵，人们大多认为精灵栖居在肉身之中。然而，持正确见解的人却认为它存在于肉身之外，并将其称为守护神。”附带提一句，基督教对命运主宰的描述，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在此我就不作赘述。然而，所有的这些不过是我们对所思考的问题的比喻、寓意式的理解，因为通常来说，除非通过比喻的方式，否则我们无法理解最深刻、最隐蔽的真理。

事实上，那神秘的，甚至可以引导控制外在影响的力量，归根结底也只能植根于我们的神秘内在，因为一切的存在自始至终都确实存在于我们自身。即便是在最幸运的情形下，我们也只能通过类比和比喻的方式得到个中可能性的遥远的一瞥。

与那种神秘力量的影响最为近似的是大自然的目的论，因为这种目的论让我们看到：一些与目的相适应的事情，在人们对目的毫无认识的情况下发生，特别是当外在的适宜性出现时，即可在不同的乃至异种的生物之间，甚至也在无机自然之间发生。最惊人的例子是大量的浮木被海水运送到没有树木的极地。另一个例子是地球上大部分陆地都朝着北极沉积，由于天文学上的原因，北极的冬季比南极的短八天，因此北极更为暖和。然而，内在的适宜性是不可否认的，在完整而排外的有机体中表现出来的内在与目标的吻合之处，在大自然的技巧与纯粹的机械论之间，或在终极原因与作用原因之间，为促成某一目的而互相结合得天衣无缝，这种令人诧异的和谐，让我们通过类比看到，两个从实际相距甚远的点出发的，并显然对自身也不了解的事物，如何通力合作并最终准确无误地到达相同的目的地，这不是由认知引导的，而是由一种高于所有认知可能性的、更高层次的必然性引导的。此外，如果我们回顾由康德以及后来的拉普拉斯[23]提出的关于行星体系起源的推论（其可能性应该是确定无疑的），并对我在我的主要著作中所作的考察进行思考，由此反思，那些盲目的自然力量是如何遵循着不可改变的法则展开活动，从而形成了这一井然有序的、令人惊叹的行星世界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有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可以为我们远距离地、大致地展示出这样一种可能性：人的一生中所经历的种种，或盲目、或反复无常，都被系统地以最符合人的真正和最终利益的方式引领着。在这个假设上，上帝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信条，作为彻底的拟人化说法，虽然不能将此当做直接的本来意义上的真实，但可能是对真理间接的、寓言式的和神话式的表达，因此，像所有为现实意义服务的宗教神话一样，其在给予主观慰藉方面已完全足够了。在这个意义上，这一信条跟诸如康德的道德神学是一样的，我们只能将其理解为是一种寻找方位的图引，因而它只能作为一种寓言化的理论。总而言之，这样的信条也许实际上并不真实，但也接近真实了。深邃、盲目、原始的自然力量相互作用形成了行星系统，在随后出现的最完美的世界现象中，生存意欲已然是内在的操作和指导原则。在这些力量中间，生存意欲已经通过严格的自然法则，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并为世界的构成和秩序奠定了基础。例如，最偶然的一次推动或震动，永远决定了黄赤交角和地球的自转速度，而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生存意欲的全部本质体现，因为这种本质已经活跃在那些原始的自然力量之中。同理，决定一个人行为的所有事件以及引发这些事件的因果关联，只是同一意欲在他身上的客体化体现。由此可见，这些事件必须与个体的特定目标协调一致，尽管这相当令人费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事件构成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引领着个体的命运，并被寓言化为个体的守护神或者他的上帝。但若纯粹客观地考虑，正是且永远都是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因果关联（由于这些因果关联，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有着严格的和绝对的必然性），取代了仅仅存在于神话中的世界主宰，并成为了实至名归的世界主宰。

接下来的泛论，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上述所言。“偶然”是指没有因果关联的事物在时间上交会。但没有绝对的偶然，最偶然的事情，也不过是从更遥远的途径来到我们面前的必然。因为处于因果链上端的某些确切的因由，早已必然地决定了某件事恰好在此刻发生，因此也必然会与另外的事情同时发生。所以，每一个事件都是沿着时间轴行进的因果链中的特定的一环。但在空间中，存在着无数条这样并列的链条，它们彼此之间并非全然陌生，也并非没有任何关联，相反，它们以多种方式交织在一起。比如，同时发挥作用，各自会导致不同结果的多个因由，源自一个更高的共同因由，它们之间彼此联系，如同曾孙与祖父。另一方面，现在出现的某种特殊结果，往往需要多个不同的因由交会，这些因由都来自过去，都是各自链条中的一环。因此，所有沿着时间轴行进的因果链，构成了一个共同的、紧密交织的巨网，这一巨网同样全幅沿着时间的方向前行，最终构成了世界的进程。如果我们把时间轴上的单个因果链用经线表示，同时发生的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事物，则可以在任意地方用纬线表示。虽然处于同一纬线的事物彼此独立互不依赖，但是由于整个网络交织相连，或由于所有沿着时间轴滚动的因果具有总体性，所以它们之间还是间接地存在着某种联系（尽管这种联系非常遥远），它们目前的共存状态是一种必然，基于此，从更高意义上来说，一件必然要发生的事件的所有发生条件会巧合地走到一起，这就是命运的安排。譬如，随着日耳曼部落[24]的迁移，野蛮的洪流逐渐在欧洲泛滥，希腊雕塑中最为精美的作品，以及《拉奥孔》[25]、梵蒂冈的《阿波罗神像》等，突然消失了，它们进入地下，在泥土中安然无恙地等待千年，期待着一个更加温和、高贵的时代到来，那个时代懂得理解并欣赏艺术。15世纪末，在教皇尤利乌斯二世[26]的领导下，这样的时代终于来临，这些作品作为被保存完好的艺术典范，和其他表现人体形态的真实类型的杰作一起得以出土，重见天日。同样，基于这个原因，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起决定作用的重要场景和境遇总是在正确的时刻到来。最后，甚至连预兆的出现也是如此，而人们对预兆的相信是如此普遍和根深蒂固，以至于在最卓越的思想者的内心，也常常给预兆留有一席之地。没有什么是绝对偶然，相反，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必然，甚至那些没有因果联系的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也是必然，我们所说的偶然亦是必然，因为此刻同时发生的事，就其本身而言，早已被遥远过去的因由决定。因此，一切皆有映照，一切皆有回响，希波克拉底[27]的名言适应于有机体内部的协调运作，同时也适应于所有事物：“那只是一次流动，一次吹拂，但一切都息息相关。”（科因，《论营养》第2卷第20页）人们对预兆的重视难以根除，他们“根据动物的内脏预测，根据鸟儿的飞行占卜”，他们打开圣经、他们拿出塔罗牌、他们掷铅、他们查看咖啡渣，类似的举动也证明了他们所坚持的假设（违背理性的阐释）：通过观察此刻眼前清晰可见的事物，也许可以知晓因被空间或时间隐藏，而变得遥远的事情或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如此，只要掌握了真正的密钥，就能通过现在读取远方或者未来。

第二个类似的例子，可以从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帮助我们间接理解超验宿命论，即梦境。我们的生活与梦境有许多相似之处，人们对此早有认知，也经常表达这种相似，甚至康德的超验唯心主义，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意识到的生存如梦似幻的性质最为清楚的表达，这一点我在《康德哲学批判》中就已经指出。正是这种与梦境的类似使我们能够观察到，神秘的力量是怎样统治和支配那些能够影响我们的外部事件，以实现它们对我们的企图（虽然这种观察如隔岸观火一般模糊）。而这种神秘的力量，就根植于我们那不可探测的本质深处。因此，即使是在梦里，纯粹偶然的机会会把一些情境巧合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我们行为的动因，而这些情境是外在的，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通常令我们感到憎恶。但它们之间有一种神秘而恰当的关联，因为梦中的所有事件都服从于某种隐藏的力量，这种力量控制和安排着我们的梦境，甚至控制和安排着与我们有关的任何方面。但最奇怪的是，这种力量归根结底不是别的，恰恰是我们自己的意欲，只不过其并不是我们做梦时的意识。因此，梦里发生的事情常常与我们的愿望相悖，这使我们感到惊讶、烦恼，甚至极度恐惧，而在暗中操纵的命运却未能给我们以救赎。同样，在梦中我们热切地询问某件事情，并得到一个令我们大吃一惊的答案，又或者在考试中，我们被提问，而他人却给出了我们无从解答的完美的答案，这令我们羞愧难当。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对问题的回答始终只能源于自己的能力。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这种源于我们自身的对梦中事件的神秘指引，也为了更好地理解其运作，我这里还有一种可以单独解释这一问题的阐述，但是这种阐述不可避免地带有淫秽性质，所以我假定我可敬的读者既不会介意，也不会将其当作笑话。众所周知，有一些梦境是大自然为了某种物质上的目的，比如，释放满溢的精液，在这种梦里，当然会出现淫猥的情景，但这样的情景也会出现在完全没有这种目的或未达成这一目的的其他梦境中。这两种梦境还是有区别的：在第一种梦中，性感的女人与时机很快会促成我们的好事，大自然亦就此达到了目的；但是在第二种梦中，在通往我们热切渴望的事物的路途上，阻碍重重，我们一直在尝试克服，到最后，依然徒劳无功。制造出阻碍，并不断挫败我们强烈愿望的，恰恰是我们自己的意欲，这种意欲远远超出了梦境的表象意识，因此它在梦中呈现为不可阻挡的命运。那么，现实生活中的命运，与每个人通过对自己人生的观察后所了解到的系统规划，不就与梦中的情形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吗？[28]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拟定好一个计划，并满腔热忱地要付诸行动，但最后却发现这一计划显然并不符合我们真正的利益。当我们热切追求它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命运似乎另有图谋，命运开动所有机器以挫败我们的计划，这样，命运最终违背了我们的意欲，把我们强行推回到那条真正适合我们的道路上去。鉴于这种看似蓄意的敌对，许多人都会说，“我早就觉得事情不对劲了”，也有人会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更有人会认为这是上帝的暗示。然而，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共识：当命运明显执拗地反对我们的某一计划时，我们应当放弃，因为既然这一计划不适合我们未知的命运，那么它便无法实现，若一味强求，只会招致命运更为猛烈而残酷的打击，直到我们最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或者，如果我们孤注一掷地实施了我们的计划，带给我们的只有祸殃与毁灭。上文提及的“命运引领顺从者，但拖曳不情愿的人”，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证实。在许多情况下，事后的结果都清楚地表明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种计划的挫败，对我们真正的幸福大有裨益，但我们往往对此毫不知情，尤其是当我们将形而上的道德幸福视为真正的幸福时。现在，如果回顾一下我全部哲学的主要成果，即表现和维持世界现象的，是生存和奋斗在每一个个体中的意欲，若我们同时回想起人们公认的生命与梦境的相似之处，那么，综合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论述，我们大可尽情想象：正如每个人都是自己梦境的秘密导演，那么控制我们真实人生轨迹的命运，归根结底，也类似地以某种方式源自意欲，亦即我们自身的意欲。然而在人生中，这种意欲似乎是以命运的面目呈现的，自一个远远超出个体意欲的层面运行，而我们的个体意欲则只提供动机。因此个体意欲常常与表现为命运的意欲、引领我们的守护神、“栖居于肉身之外，散落在群星之间的精灵”发生异常激烈的冲突，作为命运、守护神以及精灵的意欲从高处审视着个体意欲，并无情地针对个体意欲安排并确定了某种行之有效的、无法被个体意欲所察觉的外部约束。

埃里金纳[29]的一段见解也许有助于缓和这斗胆说出的令人诧异的放肆言论，但必须记住，埃里金纳所说的“神”是没有认知的，亦没有时间、空间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十大范畴这些属性，实际上，它只剩下一个称谓，即意欲——很显然，他的“神”不是别的，正是我所说的“生存意欲”：“只因一些事情尚未在我们的实际经历过程中得以呈现，就说神不知晓他预先知道的和预先决定的事物，这是对神的另一种无知。”（《论大自然的划分》，牛津版）随后，他又写道：“对神的第三种无知是这样的说法：神并不知晓那些只随着行动和执行才会呈现效果的事情，尽管神掌握着我们看不见的事情发展的根据——这是由神亲手创造的，并为神所知悉。”

现在，为了更加了解我们所阐述的观点，除了借助已被公认的个体生活与梦境的相似之处以外，我们还须注意二者的差别：在狭义的梦中，这种关系是单方面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感知和意欲中的自我才是真实的，其余皆是幻影；而另一方面，在人生的大梦之中，相互关系出现了，因为不仅你出现在他人的梦里是必然，他人出现在你的梦里也是必然。因此，由于一种真正的“预先设定了的和谐”，每个人都只是按照自己的形而上的指引，做着适合自己的梦，所有的人生大梦如此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每个人都知道什么于自己有益，同时也知道为他人做什么是有必要的。因此，一些重大的世界事件牵动着千万人的命运，具体到个人遭遇却各有不同。所以，一个人一生中的所有事件都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串联起来，首先是自然进程中的客观因果关联，其次是主观关联，只涉及经历这些事件的个体，跟个体的梦境一样是主观的，但在个体心中，事件的次序与事件的内容同样也是必然，就像戏剧中场景的连续性是由戏剧作者的计划决定一样。两种关联同时存在，而同一事件，作为两根不同链条中各自的一环，却同时嵌入这两根链条之中，因此，一个人的命运与另一个人的命运总是相通的，每个人都是自己戏中的英雄，却同时也在别人的戏中扮演角色。当然这一切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只有借助最神奇的“预先设定了的和谐”，我们才能认为这一切是可能的事情。另一方面，认为所有人生命中的相互交往不可能和谐、融洽——如作曲家赋予其貌似有诸多明显的狂暴与混乱的交响乐以和谐、融洽——这难道不是胸襟狭隘、缺乏勇气的表现吗？记住，如果人生大梦的主题在某种意义上只有一件事，即生存意欲，且当所有的多元现象都受时间与空间制约时，那么，对宏大思想的厌恶便会减少。这是由全体人一起做的伟大的梦，而且所有人都一起参与进来。因此，万物互相侵染，彼此适应。一旦我们同意了这一点，接受了所有事件具有双重链条的属性——正是因为这双重链条，一方面，每一个人都为自己而存在，依据自己的本性必然地行事与作为，走自己的路；但另一方面，就像梦中的图像一般，他完全下定决心，去适应感知另一个人的存在并被其影响——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这一理论推广至整个自然界，当然也包括没有认知力的动物和其他生物。这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预兆、预言和奇迹昭示的可能性，因为于我而言，在自然进程中必然发生的事，又可以在另一方面再一次被视为仅仅是一种影像或图像、是我人生之梦的素材，其发生与存在仅仅与我有关，甚至只是我行为与经验的映照与回响。因此，某一事件中自然的，和可以由因果关系证明的必然性，并不能以任何方式消除其预兆性，同样，预兆性亦不能消除前者。因此，那些以为证明事情的发生具有必然性就能排除事件的预兆性因素的人，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他们采用的方法就是清楚地表明了这一事情发生的自然和必然的作用，并且，如果它是一个发生在自然界的事件，他们就以物理学的方法表明其发生的原因，并显示出一副很有学问的样子。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些，更不会有人将预兆当作奇迹，而恰恰是由于向着无穷尽延伸的因果链，以其特有的严格的必然性和永恒的预先确定性，不可避免地确定了这一事件会在这一重大时刻发生，所以这件事的发生才会有预兆。那些自诩博学的人，当他们转向用物理学的思维看待问题时，尤其应该记住莎士比亚的话：“天地间的事物比你们的哲学所能想象到的要多得多。”（《哈姆雷特》第1幕第5场）随着对预兆的信仰，我们看到了占星术的大门被重新打开，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被视为预兆的事件，如一只鸟儿的飞翔，与某个人的相逢等，也是以无限长的，具有严格必然性的因果链作为条件，就像在任何既定的时间内，恒星的位置都可被计算一样。当然了，群星高悬于天际，地球上的半数人都能同时看见，而预兆只出现在与之相关的个人领域中。此外，如果我们希望形象地描绘预兆的可能性，那么可以将人比作一根琴弦：他看到了或好或坏的预兆，并因此对人生历程上重要的一步提高了警觉，或者增强了信心，但其结果仍然隐藏在未来的人生中，这就像琴弦被拨动时，它无法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却能听见由自身振动所引发的，另一根琴弦共振而发出的声音。

康德对自在物[30]与其现象的区分，连同我把自在物与意欲联系起来，把现象与表象联系起来，使我们得以看到三种对立的统一性——虽然只是从遥远的距离去认识，但这种认识并不完美。这三种对立是：

1. 自在意欲的自由与个体所有行为所遵循的普遍必然性之间的对立。

2. 大自然的机械论与技巧之间，或者自然的作用原因与目的原因之间，又或者自然产物的纯粹因果性和目的论的可解释性之间的对立。（与此有关的问题参见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第78节，以及我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第26章）

3. 个体生命进程中所有事件的明显偶然性与道德必然性之间的对立——这些事件的具体形成符合个人的超验目的。通俗来说，就是自然进程与神意进程之间的对立。

尽管我们对这三种对立的统一性认识都不完美，但对第一种的认识比对第二种的认识更为充分，而对第三种的认识则最不充分。与此同时，我们对哪一种对立的统一性认识，都有欠完美，但这种认识作为另外两种对立的象征与比喻，能增进我们对另外两种对立的理解。

至于我们一直在苦苦思索的关于个体在人生进程中受到的神秘指引，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只能给出一个相当笼统的阐述。若我们停留在独立个案中，这种指引往往看起来只是着眼于当下稍纵即逝的幸福。但考虑到幸福是那么微不足道、极不完美和稍纵即逝，所以这绝不是神秘指引的终极目的。因此，我们不得不从超越个体生命的永恒存在中寻找终极目的。这样，我们只能泛泛而论，我们的生命历程通过这种神秘指引而获得如此安排，以至于我们用所积累的全部知识来看，意欲作为人的核心和自在本质，其在形而上层面的最符合目的的效果已经形成。尽管生存意欲在世界的进程中通常是作为奋斗的现象得到回应，然而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特而唯一的生存意欲，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生存意欲的某一个体化行为，因此，其足够的回应也只能是构成世界进程的某一确定的部分，并表现为这个人所特有的事件和经历。现在，我们已经从我哲学中的严肃部分（仅此区分教授们的哲学和滑稽哲学）得出的结论认识到，意欲对生命的背弃就是短暂存在的终极目标。我们必须假设，每一个人都以一种非常适合自身的方式被引领至这一目的，因此通常需要经过漫长而迂回的道路。再者，因为快乐和幸福有碍于这一目的的实现，所以我们看到，为达到这一目的，不幸与痛苦不可避免地交织在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之中，尽管程度各不相同，但鲜有过度，即甚少发展成悲剧结局。如果真到了悲剧结局，意欲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强制背弃生命，好比通过剖腹得到新生。

因此，那看不见的指引，以一种无法确定的形式呈现，伴随着我们走向死亡，走向那真正的结局，走向某种程度上的生命的目的地。在弥留之际，所有决定个人永恒命运的神秘力量（虽然它其实根植于我们自身），聚集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它们发生冲突的最终结果就是此人即将踏上的路途；他的重生，连同所有的痛苦喜乐，从这一刻起，都无可挽回地确定下来了。正因如此，死亡时刻才具有极其重要、庄严、肃穆且可怕的特性。这也是人世间感受最为强烈的决定性时刻——末日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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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标题为《对个体命运浅显而审慎的超验思辨》。——译者注

[2]磁性催眠，也叫麦斯麦术，是由维也纳医生麦斯麦（F.A.Mesmer，1734—1815年）提出的心理治疗方法。——编者注

[3]第二视觉，指预见力、洞察力，是感知存在于感官之外事物的显著力量。——编者注

[4]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0—公元前425年），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他的《历史》记录了他在旅行中的见闻及波斯第一帝国的历史，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被完整流传下来的散文作品，希罗多德也因此被尊称为“历史之父”。——编者注

[5]克罗伊索斯，古代吕底亚国王。他梦到他的儿子阿杜斯将被尖锐利器刺死，于是他将儿子的军职撤销，结果儿子还是在捕杀怪兽的过程中被阿德拉斯托斯误用投枪射中身亡。——编者注

[6]若我们在脑海中细细翻看过去的种种场景，就会发现每一件事似乎都早有安排，如同小说情节般有条不紊。——原注

[7]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生命历程都不是我们的作品，我们的本质和存在才是，虽然没有人会这么认为。因为，从严格因果关系而产生的情况和发生的外部事件来看，我们的行为和生命历程就会遵循着绝对的必然性发生。在一个人诞生的时候，他一生的整个过程甚至细节都已经被不可逆转地确定了。因此，当一个催眠者发挥出他最强的力量时，他就可以准确地预言一个人的一生。当我们思考和评价自己的生命历程、行为和所遭受过的苦难时，应该铭记这个伟大的、确切的真理。——原注

[8]涅布尔（1744—1834年），魏玛宫廷大臣，作家、翻译家。魏玛，德国城市，曾是德国文化中心，从1547年起，魏玛成为萨克森-魏玛公国（后为大公国）的京城。——编者注

[9]马绍尔·荷尔（1790—1837年），英国生理学家。在荷尔生活的年代，生物的有意识运动与无意识运动之间存在着混淆，而他对此进行了区分。——编者注

[10]阿里奥斯托（1474—1533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诗人，代表作有长诗《疯狂的罗兰》。——编者注

[11]卢奇安，古希腊讽刺散文作家，代表作有《真实的故事》《卢奇安对话录》。——编者注

[12]奇怪的是，古人的思想竟由“全能命运”的概念启示、灌溉。不仅诗人——尤其是悲剧题材诗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是这方面的证人。在基督教时代，这种思想退居幕后，鲜少有人坚持，大行其道的是“上帝掌管命运”的观念——这种观念以智力起源为前提，从个体存在出发，不再僵化和不可转移，同时，也不再深刻和神秘。因此，这种观念不能取代前者，相反，它还谴责前者缺乏信仰。——原注

[13]歌德（1749—1832年），德国著名思想家、作家、科学家，古典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编者注

[14]该句出自《圣经·耶利米书》第10章第23节。耶利米，古代犹大国先知、祭司，他是古籍圣经中记载的犹大国灭国前最黑暗时期的一位先知，被称作“流泪的先知”。——编者注

[15]席勒，此处指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年），德国18世纪著名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编者注

[16]伊特拉斯坎人，亦被翻译为埃特鲁斯坎人或伊特鲁里亚人，是古代意大利西北部伊特鲁里亚地区的古老民族。——编者注

[17]拉赫西斯，古希腊神话中主宰人类寿命的女神。——编者注

[18]波菲利，古罗马唯心主义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者，有《与阿奈玻论魔鬼书》《毕达哥拉斯传》《亚里士多德导论》等著作。——编者注

[19]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前8年），古罗马著名诗人、批评家、翻译家，代表作有《诗艺》《歌集》《世纪之歌》等。——编者注

[20]阿普列乌斯（约124—170年），古罗马作家、哲学家，曾在雅典攻读柏拉图哲学和修辞学。——编者注

[21]帕拉塞尔苏斯，（约1493—1541年），瑞士内科医生，炼金术士，世俗神学家和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被誉为“毒理学之父”。

[22]意为样式、浮雕等，源于意大利语“bozza”“abbozzare”“abbozzo”，由此衍生出“bossieren”和法语“bosse”。——原注

[23]拉普拉斯（1749—1827年），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天体力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分析概率论的创始人。代表作有《天体力学》《宇宙系统论》。——编者注

[24]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斯拉夫人一起被罗马人并称为三大蛮族。——编者注

[25]《拉奥孔》，又名《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取材于希腊神话中特洛伊之战的故事，是一组大理石群雕，现存于梵蒂冈美术馆。——编者注

[26]尤利乌斯二世，在位10年，是第218位教皇。——编者注

[27]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公元前370年），古希腊伯克利时代的医师，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编者注

[28]客观来说，个体的人生轨迹具有普遍而严格的必然性，因为他所有的行为都像机器运行一样，是必然的，所有的外部事件都发生在因果链的主线上，而因果链的各个环节都有着严格的必然关联。若我们追随这一观点，那么当我们看见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恰如其分地变成他的生活，仿佛实际规划过一般时，便不会感到如此诧异了。——原注

[29]埃里金纳（约810—880年），中世纪前期爱尔兰哲学家和神学家，曾是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的宫廷教师，深受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编者注

[30]康德提出的一个哲学基本概念，又译为“物自身”“物自体”，指认识之外的但又绝不可认识的存在之物。——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