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神秘来客
大上海。
1931年。
这个当年的亚洲第一大都会,一年前,被国民政府正式定名为“上海市”。她昼间繁华,夜晚惊艳,果然不负“东方不夜城”的盛名。薄暮时分,闪烁多彩的霓虹灯光已经照亮南京路、霞飞路和外滩一带,洋文标志的咖啡馆、中西餐厅、舞厅里,红男绿女舞姿婆娑,钗光鬓影,杯觥交错。这里传出一曲曲流行的歌,其中最流行的,莫过于知名作曲家黎锦晖谱写的歌曲《桃花江是美人窝》,歌中唱道:“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
在繁华、太平假象的掩盖下,正与邪、红与白两股对立力量正在进行殊死的斗争。黄浦江边,不时闪烁刀光剑影;上海滩上,处处可闻腥风血雨。
中共秘密联络点
“当,当,当…”外滩江边海关大楼高处,钟声接连敲响十二下。这是5月的一个子夜,温暖的初春气候夹杂着些许湿润。远离市中心的虹口区北四川路(现名四川北路)永安里44号,里弄深处一幢上下三层联排的老式石库房,在夜色笼罩下显得分外幽僻与寂静。这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的家。
“咚,咚,咚!”有节奏的敲门声惊醒了熟睡中的父母。
“润民,快开门,快开门!”
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周恩霔
别名“润民”的父亲,那一年二十二岁,刚从上海法学院毕业,同我祖母和新婚妻子(我母亲)住在一起。敲门声是事先约定紧急情况下使用的暗号。父亲闻声,赶忙起床打开大门,门外站着一对不同寻常的中年伴侣:男士英俊挺拔,身穿长袍,头戴礼帽,深色围巾紧紧捂住口鼻,帽檐下露出一双炯炯有神的明亮大眼;身旁女士端庄清秀,朴素无华,一袭淡青色旗袍,素净的打扮掩盖不住气质的高雅。
“原来是七哥、七嫂,怎么这晚才来家?快快请进!”父亲边答话边把他俩迎进客厅。
周尔均与邓在军在上海四川北路永安里44号前(2018年)
这对神秘来客,正是蒋介石以十万火急严令通缉的我的七伯、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已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和他一起的是我七妈、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邓颖超。
“党内出了大事,出了叛徒,我俩要在这里暂避些时候。”坐定后,恩来伯伯说明了来意。
“不成问题,这里很安全,七哥、七嫂尽管放心。”起身倒茶的父亲一口允诺。
这戏剧性的一幕,是我长大懂事后,祖母和父母亲绘声绘色地讲给我听的。实际情况,远比他们知道的严重得多、危险得多,也复杂得多。就在七伯、七妈来家几天前,我党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负责人、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这个曾经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卫士、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被选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大叛徒,掌握着我党中央最高机密,包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的行踪和党在上海各地的重要秘密联络点。毫无疑问,他是我党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内部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
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钓”到这条“大鱼”欣喜若狂,武汉特务机关连夜给南京军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当时身在上海)拍发六次特级密电,报告这个特大喜讯。军警特务倾巢而出,力图把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徐恩曾身边任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同志截获,并在第一时间以最快速度报告党中央。在我党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恩来伯父显示出超人的清醒和冷静。他临危不惧,沉着判断,果断决策,指挥若定,利用顾顺章要求面见蒋介石、徐恩曾,面陈我党核心机密,以谋取更多犒赏的短暂时间窗口,在不到两天时间内,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应变措施:(一)立即销毁党的所有机密文件;(二)立即转移党的重要领导人;(三)立即通报共产国际远东局做好防备;(四)立即撤离党的秘密机关、联络点,切断顾顺章可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五)通知所有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全部暂时停止活动,必要时调离上海;(六)废止顾顺章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七)全部更换各地与中央的接头地点和暗号。
在恩来伯父亲自部署指挥下,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全部迅速安全转移。当徐恩曾亲率大批军警特务赶来上海进行地毯式搜捕时,竟然一无所获,他连连沮丧叹气:“这个周恩来也太厉害了!”
郭沫若同志在北伐战争中曾以亲身感受,形象地表述他对初次接触周恩来的深刻印象:行事的果断与敏捷有如电闪雷鸣,思考问题的细心与周密有如水银泻地。这就是恩来伯父在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中迥异于常人的行事风格和魄力。仅此一役,伯伯对党和人民功莫大焉!
尽管如此,顾顺章的叛变自首,仍给我党在白区的地下工作造成严重损失。由于顾顺章的指认和出卖,身处南京监狱的恽代英和在香港工作的蔡和森等重要领导人,都遭敌人杀害。由于拒不听从周恩来的忠告与安排,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不久也被捕叛变。
此时此刻的蒋介石,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一方面庆幸自己视为“眼中钉”的中共中央“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曾与他在黄埔、东征中共事多年,谋略、才能出众的周恩来,竟然从自己眼皮之下金蝉脱壳,逃出生天。更令他气恼的是,这个老对手依旧擘画周密,着着占先,一举粉碎了他全歼中共核心领导层的图谋。这让蒋介石再次明了,周恩来实乃他的心腹大患,一日不除,寝食难安。于是他严令全国首先是上海、南京军警特务,限期缉拿周恩来归案,务必斩草除根,免贻后患。徐恩曾为此专门制订了一整套密捕方案,悬赏八万大洋,用重金收买“周恩来项上人头”。
乱云飞渡仍从容
黑云压城城欲摧,乱云飞渡仍从容。
就在这极其险恶的形势下,恩来伯父和颖超伯母并未马上离开上海,而是以最险恶的地方有时最安全的反常思路,秘密住进了我家。七伯有着超人的智慧和判断力。他对曾有重要功绩和丰富斗争经验的顾顺章既寄予应有的信任,也敏锐地察觉到这个党内重要助手流氓气息颇重,对他持有高度警惕。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我们家,是我党一个备用的秘密联络点,七伯、七妈虽然不时来家看望,却从未对外透露,是顾顺章所不知道的两三个秘密联络点之一。永安里住宅地处偏僻,多家相邻,弄内五条支弄并行,长长的胡同两端都有出入口,分别通向北四川路和多伦路,便于在紧急情况下及时撤离。果然,尽管军警宪特在上海布下天罗地网,暗探眼线遍及市区,七伯、七妈却在顾顺章叛变后近八个月时间里多次来家避险,每次住的时间都不短。在处理紧急公务之暇,他陪同七爷爷(七伯的生父周贻能,常住我家)和祖母一道收听留声机以资娱乐,有时还亲自下厨,做他拿手的“狮子头”以飨家人。
七伯是孝子,又是良师、贤兄,对我的父亲、比他小十岁的弟弟恩霔,既是兄弟手足情笃,又如长辈教诲有加,关心和帮助他在政治上进步。不过,父亲早年丧父,是祖母百般宠爱的独子,不怎么过问政治的文人。但他为人诚实正直,明辨是非,为保护兄嫂,中断了同外界一切来往,在敌人层层搜捕、险情万端的每时每刻,尽他所能保护兄嫂的安全,直到七伯、七妈于同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转赴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此期间没有出过一次闪失。
20世纪80年代,邓颖超伯母在同我和在军的一次长谈中动情地回忆了这段往事,她说:“那年顾顺章叛变,我同你伯伯在上海家中避险,那段时间里你父母亲可是帮了不少忙。二伯母(指我祖母)也为我们处处操心,可难为了她老人家!”
当然,短暂的避险只是保存有生力量的需要,严酷的对敌斗争一刻也没有中止。七伯在生死一线之间,仍然游刃有余地周旋在屠刀边缘,领导地下党人给予敌人以强有力的回击。
顾顺章叛变后,继任中央特科行动科(三科)科长、“锄奸队”队长谭忠余同志的家,也是顾顺章所不知道的另一个党的秘密联络点。20世纪90年代,我和在军有幸结识了谭忠余的夫人周惠年,并在她八十五岁生日的当天,送上蛋糕为她庆祝。
为周惠年老人庆祝生日(1996年)
那天,高龄的惠年同志,亲切而又兴奋地向我俩回忆起当年的情况:
恩来同志去中央苏区之前曾经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他是晚上来的,他进房间我都不知道。他和我丈夫谭忠余睡在我家的大床上,我睡在小床上。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就是驻机关,具体做什么事情,只有直接参加的同志才知道。我那时不知道怕,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恩来同志晚上出去工作,白天在家里。他化起装来很像日本人,所以他经常化装成日本人外出活动。有一次他紧张中,把两条腿穿进一条裤筒里,我笑他,他也笑。
有一次他们在楼下审问叛徒王世德,我在楼上开收音机掩护,怕外面听见。
惠年老人提到的这个王世德,代号“老先生”,是顾顺章叛党案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在顾顺章叛变几个月后,被顾提供的眼线发现指认、被捕叛变。王世德供出了我党处置顾顺章身边危险人物的详细情况,从而引发出多年后给七伯晚年带来重大伤害的“伍豪事件”。但是,当年敌人用王世德作为诱饵设套抓捕周恩来的阴谋并没有得逞,被敌人重点保护的叛徒王世德没有逃过恩来伯父的周密安排,最终被我地下党抓获处决,得到了一个叛徒应有的可悲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