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当我们的内心越来越杂乱与躁动

与压力、疲惫、焦虑和意外相伴时

作为一个即将指导你的大脑如何运作的人，为了稍显礼貌，我得先介绍一下我自己。不如就讲讲我是怎样一路走来，最终找到这份人生使命的吧。

有人说，校园时光是每个人最美好的时光。我不理解，我的校园时光可比美好差远了。我跟学校怎么都不对付，学不好，也不愿意学。每次考试我都倍感压力，当然了，也怪我从来没有好好复习过。更丢人的是，我父母恰好都属于勤奋上进的那类人，他们给了我最好的教育资源，我却没有抓住。

我的母亲是德比郡人，她头脑聪明，当过文法学校的老师，后来做了治安官。我父亲是一名医生，重视家庭责任，给了家人足够的陪伴。20世纪60年代，他原本可以升任诊所的高级医生，却选择去曼彻斯特一个人口过剩的郊区哈特斯利（Hattersley）担任全科医生。

那个时候，城里到处都在拆除私搭乱建的老旧房屋，准备建造高楼大厦。哈特斯利就属于最不好拆的一片。那里住着2 000多人，人人都在温饱线上挣扎。我父亲是那里唯一的医生，他每天加班加点地工作，总想多去一户人家，多治一个病人，多出一份力。为了缩短通勤距离，他干脆在那里找了个房子住下。

那时的我虽然少不更事，但依然能感受到父亲的伟大。他放弃了舒适而优渥的生活，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辛的路。多年以后，当父亲的灵车经过哈特斯利，驶往教堂时，街上挤满了送葬的人。即便父亲已经听不到他们的掌声了，我也知道，这是对他最好的回报。这一幕让我深受触动，连灵魂都为之共鸣。

我出生于1949年，那时正是战后物资紧缺、需要定量配给的时期。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周围的大人已经饱受战乱之苦。他们几乎都被战争夺去过家人，都有难以言说的苦痛。所以，像我这样一个小孩，一旦遇到点儿忧愁，人们就会说：“你有什么好发愁的？既不用担心一觉醒来房子是否还在，也不用担心父亲会不会一去不返。”好像生活对我已经足够仁慈了。

整个社会的愁苦好像已经饱和了，没有耐心去包容孩子的担忧和焦虑。不耐烦，就是这个词，可以概括那时大多数人对年轻人的态度。

我父母没有被这种不耐烦的情绪感染。他们教导我要尊重每一个人，不管面对的是清洁工还是百万富翁。他们待人和善友好，颇有豁达、通透的北方人气质。他们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不管遇到谁，都会停下来聊几句。这种待人接物的方式也塑造了我的世界观。

到了上中学的年纪，我勉强考入了斯托克波特文法学校。那时候我才发现，求学就是一场硬仗，根本糊弄不了。我在班上的成绩很糟，怎么都学不明白。而我又好像脑后有块反骨，与父母的循规蹈矩大相径庭。这块反骨没少给我惹事：我留堂的次数多得快能上世界纪录了；我不愿意戴学校统一的帽子；我模仿老师的声音，把同学们逗得哈哈直笑。总之，我倒没闯什么大祸，就是把自己弄得像个小丑。一开始，老师给我写的评语是“期待进步”，后来变成了“亟待改正”，到最后一学年，他们没写“无可救药”都算好的了。

我几乎没有一科是不挂的，感觉让父母失望了。学校不用说，想必早就放弃我了。不过，或许正因为成绩不好，我才走上了，或者说不得不走上了一条更富创新性和创业精神的道路。可这条路究竟该怎么走，我到底想成为怎样的人，那时的我依旧毫无头绪。

那时，很多大公司都会与当地的学校合作，寻找不继续升学的孩子去当学徒。有一天，我毫无准备地被叫到校长办公室，一位来自美孚石油公司的工作人员跟我聊了一会儿。好在他喜欢我，给了我一个工作机会。就这样，我逃离了学校这座“监狱”，没有挖地道，而是大摇大摆地从正门走出去的。正应了英国作家约翰·托尔金（John Tolkien）的那句话：“并非所有流浪者都已迷失。”

那是1967年4月，当时电脑尚未普及，我的工作是整理文件，一年的收入大概是700英镑。接受了简单的培训后，我就投入了工作，并且很快爱上了它。我终于不用待在学校了，这就是头一桩乐事。那时，配给制时代已经过去，我17岁，有一份工作、一辆车，我的逍遥人生才刚刚开始。那个年代的曼彻斯特简直热闹非凡：曼联在足球世界独领风骚，隔三岔五就有知名乐队的演出，夜总会里总能碰到社会名流，街头满是形形色色有趣的人，那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每当听到普洛柯哈伦（Procol Harum）的那首《苍白的浅影》（A Whiter Shade of Pale），我就仿佛看见了那时的自己：意气风发，穿着蓝套装、白衬衫、黑鞋子去美孚石油公司上班。我逃出了学校，我自由了，每天经过磁石咖啡馆的时候，终于不再透过油腻腻的窗户好奇里面是什么样了。我可以正大光明地进去，点一份鸡蛋、薯条和豆子。

我努力工作，不久得到了晋升，现在轮到别人替我整理文档了。即便这样，我还是不满意。将近一年后，我坐不住了，我渴望见到更大的世界，想当销售代表，开着车在路上奔驰。不久，邓禄普（Dunlop）公司空出一个职位，这可是家大公司，于是我跳槽了。邓禄普在曼彻斯特的郊区阿德维克有一个很大的销售站。我的工作就是电话销售，虽然没法开车上路，但这个职位有清晰的发展路径，我感觉动力十足。

在阿德维克待了几个月后，我被调到了小城巴斯。巴斯的空气很好，但是这里的人喜欢喝热啤酒，因为温度高，啤酒的气都快跑没了。他们似乎很喜欢我的北方口音，而我呢，喜欢他们悠闲的生活态度。我逐渐爱上了这里。直到写这本书时，我已经在巴斯住了47年。

后来我当上了推销员，可以开车上路了，这正是我想要的。那年我22岁，是公司最年轻的推销员。若干年之后，到了“奔三”的年纪，我开始萌生退意。这份工作赚得不少，同事也不错，但总感觉和公司真正的业务隔了一层。于是，我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我休了假，在一家运动用品商店干了一段时间，甚至还申请过地方电视台主持人的职位。虽然有外地电视台愿意录用我，但我舍不得离开巴斯，于是，我的主持人生涯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33岁那年，我终于离开了效力了15年的邓禄普公司。1983年，我自己创业，成为一名营销顾问。我走访各家轮胎公司，向他们推销我的咨询业务。我的工作是结果导向的：有结果，才能拿钱。于是一夜之间，能不能按时还上贷款，能不能吃得起饭都成了问题。不过，正因缺乏安全感，我才能保持求索状态，不断奋斗。如果你一觉醒来，连还账单的钱都没有，那么哪里还顾得上累不累，只能赶紧起床做出成绩，因为你就得靠这个吃饭。

创业的前6年很是艰辛，我赚的钱仅够维持基本生活，有时甚至入不敷出。为了付账单，我不得不周旋在各类客户间，多小的生意都不放过。那段时间我恰好开始打网球，认识了音乐家彼得·加布里埃尔（Peter Gabriel），我们很快成为朋友。有一次，我问加布里埃尔他的音乐公司需不需要我的咨询服务，他婉拒了我。不过，他说他认识一位日本企业家，叫加藤弘，可能会需要这项服务。听说这位日本企业家跟布拉汉姆（Brabham）赛车公司有业务联系，我很想见见他。

长话短说，通过加藤弘，我又认识了杰克·布拉汉姆（Jack Brabham）。他是赛车界的传奇，获得了三届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F1）冠军，被授予大英帝国荣誉勋章。几个月后，我们也成了熟悉的朋友。1989年12月，在一次赛车比赛的颁奖典礼上，杰克问我能不能担任他儿子戴维·布拉汉姆的经纪人。戴维那时也投身于赛车运动，是位很有潜力的赛车手。杰克看中了我在营销领域的经验，认为我能指导戴维在赛车职业生涯中规避一些财务和政治上的风险。

我没有拒绝。我的人生就此转向。

第二年，我陪戴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训练。然而，更大的挑战发生在4年后伊莫拉（Imola）的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圣马力诺大奖赛。当时他在希姆泰克车队，老板是才华横溢的年轻赛车手尼克·沃思（Nick Wirth）。这是戴维参加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的第二年。1990年的第一赛季可以说相当曲折，然而，在紧随其后的赛季里，艰难程度丝毫没有减弱。

那是1994年4月30日的星期六。前一天，鲁宾斯·巴里切罗（Rubens Barrichello）在练习中遭遇严重的撞车事故时，我就在一旁目睹了全程，那时却不知道它预示着当天更大的灾祸。

排位赛已经进行了20分钟。那个年代，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赛车的速度非常快，赛车引擎发出的声音非常美妙。站在跑道旁边，整个身体都能感受到那种震颤。突然，四周安静了下来，静得可怕。毫无疑问，一定是出事了。静得越久，说明事故越大。

不知过了多久，赛车缓缓向我驶来，我焦急地寻找戴维的车。看到他人没事，我松了一口气，可是，他的搭档罗兰·拉岑伯格（Roland Ratzenberger）怎么不见了？不到一小时前，我还跟他说，祝他好运。那天早上，他钻进保时捷赛车前往赛场时，我们还相互调侃了几句。他性格很好，也很幽默，是位出色而勇敢的赛车手，驾驶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赛车一直是他的梦想。

然而，不管我怎样疯狂地祈祷，拉岑伯格的车都再也没有驶来。他车的前翼在赛道上受到了轻微的损坏，这在极高的速度下将造成无可挽回的灾难。他的车以290千米／小时的速度撞上混凝土墙，可他在车里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任由死神夺去生命。

我们回到酒店，拉岑伯格却永远不在了。我记得戴维问我，他还要不要参加第二天的比赛。我说：“这个决定只有你自己能做。”戴维决定继续比赛，既是为了鼓舞备受打击的车队队员，也是为了给曾经并肩作战的伙伴一个交代。戴维后来说：“为了我们这支队伍，我必须得振作起来，把赛车事业继续下去。”我想，这是一个勇敢无私的决定。

不幸的是，这次痛苦的经历并不是噩梦的终结。第二天，在大奖赛当天，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的传奇人物艾尔顿·森纳（Ayrton Senna）撞车身亡。短短两天，两位赛车手殒命，这不仅让世人震惊，也让赛车界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也正是在那个周末，我意识到我为戴维做得还不够。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给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对赛车手如此，对整个车队也是如此，而我对此却了解得远远不够。大家似乎不知道该怎样面对拉岑伯格和森纳的悲剧，人们掩面哭泣，不知向谁倾诉，大概只能回到家自己默默消化。然而，消解情绪的时间对现场的几百名工作人员来说，无疑太短了。几天后，他们就得收拾好精神，投入接下来的摩纳哥大奖赛了。

我多想帮助戴维和车队从痛苦和阴影中走出来啊，可那时的我还没有如今的知识储备。这场噩梦对每个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我来说，它让我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我究竟想要什么，该走哪条路。

我在场边踱来踱去，看着那些年轻的赛车手失魂落魄的模样。他们驾驶的赛车有最好的设计和性能，每一个螺母和螺栓都优化到了极致，可是，有谁来关注他们的内心，照料他们被这项极端危险的运动所捶打的心灵呢？

我担下了这项使命。我开始认真学习心理调适的方法，从临床神经科学到心理自助，我读了上百本书。原本在学校根本读不进书的我变得手不释卷。我查阅了一本又一本关于脑科学的书，深入研究了心理学、神经科学、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的相关领域。我不管这些学科是怎样命名和区分的，我要搞清楚的是，大脑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借助工作的便利，我能够行走在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的赛场上，与赛车手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车队的工作人员自然也受到了这场悲剧的影响，但最痛苦的还是赛车手们。事故的原因还没调查清楚，危险的因素或许还没有排除，他们就得驾驶原来的车，重返赛道。

这让那些年轻的赛车手如何应对？他们的驾驶会不会受影响？谁能把状态调整到最好，他们又该如何调整状态？这件事对他们的人生会有怎样持久的影响？能不能向他们提供什么支持？

我必须多学一点儿，再多学一点儿。我问过一些赛车手，他们是怎样应对比赛中的压力、奔波各地比赛带来的疲惫、赛车运动中的危险和一些突发情况的。他们的回答给了我切实的帮助，至今都让我受益良多。

我又经历了一次职业的“转向”，这次是从经纪人转变为心理教练。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的毕生追求。

2000年前后，我与一名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赛车手开始了稳定的合作。他很有趣，也很有天赋，我们合作得很好。虽然我是他的心理教练，但他教给我的可能更多。

当然，我们的合作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有点儿厌倦我们一对一的谈话环节了。他说，我教的那些，什么要放松、要自信，他都知道，可是到底怎样才能放松、怎样才能自信，我还是没有教。他说得没错。他需要的是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能够切切实实地让他放松、提高自信的方法。

他的话为我敲响了警钟。我意识到，作为心理教练，我的工作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我应该更努力一些，为这些赛车勇士提供更好的支持。在赛车手们的敦促和鼓励下，我开始研发自己的心理训练法。

有些方法大家都知道，不需要我来教，比如通过深呼吸来放松。但是，有什么方法能让自己更自信、更专注、更高效呢？又有什么方法能让自己理顺思绪、认清人生轨迹，从而应对频繁出现的焦虑情绪呢？这些问题在我的心理训练法里都能找到答案。

在随后的几年中，我根据诸多优秀运动员、知名人士以及各领域成功人士的反馈，不断扩充、改进这套方法，直至它日臻成熟，可以有效帮助人们管理杂乱躁动的内心。驾驭自己内心的过程，就是一次征战，而我的心灵培训方法，将助你的征战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