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陈贻焮同志是我的学兄。他的年岁比我大，1953年我们一起在北京大学听林庚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的文学史，那时他已是林先生的助教，我还是学生。因此，我对他一直是以师友对待的。贻焮同志在唐代诗歌的研究上所下的工夫很深。这些年来，他全面研究了王维和孟浩然的诗，探索了他们的生平；又论述了李颀、岑参的边塞诗，并对李白思想的某些重要方面作了很有深度的分析；又进而对李贺、李商隐进行研究，并对中晚唐的诗歌流派作了概括的论述，提出了值得注意的一些新看法。在50年代中期，他研究的重点是六朝文学，那时他所写的关于陶渊明、鲍照的文章，无论从资料搜讨和思想阐发来说，到现在仍有其价值。不难想见，在这样扎实广博的基础上，他集中对杜甫进行研究，并且写出了有好几十万字的《杜甫评传》，对他来说，是他学术研究进程中的一个新的进展，而对读者来说，则是获得了一部经过多年潜心研究而写成的内容丰富的专著。

对杜甫的研究之所以特别困难，是因为在杜甫诗歌中集中地出现了大唐帝国由盛到衰这一转变时期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问题，杜诗描绘了这个社会的多样而曲折的过程，充分地反映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杜甫出生的前后几年，似乎就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文学时代的开始。杜甫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二），在这之前四年，中宗景龙二年（七〇八），杜审言卒。再过两年，睿宗景云元年（七一〇），上官婉儿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杀，宋之问被流放到岭外钦州，先天元年死于贬所。沈佺期死于开元元年（七一三）；同年，李峤随他的儿子赴虔州刺史任，大约过一二年死去。这样，武、韦时期的诗人就此在文坛上消逝。就在这同一时期，景云二年（七一一），张说入居相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张说是开元时期转变文风的重要人物，从这时开始，他以宰相之尊，汲引一些文士于其周围，因而使开元时期的文风与前一时期有显著的不同。就在这一年，王翰登进士第，第二年，王湾登进士第。王湾在这前后所写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句，张说居相位时手题于政事堂，“令为楷式”，这风格壮美而又富于展望的诗句，一扫武、韦时期绮丽不振的诗风，使人耳目一新，预示着盛唐诗歌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从先天元年起，像贾曾、贺知章、张九龄等都先后步入仕途。到开元四年（七一六），富有才艺的早熟的王维，以十八岁的青少年诗人写出了长篇歌行《洛阳女儿行》，标志着诗歌史上的“唐音”已正式开始。对唐诗研究者来说，研究这一转变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风尚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该是多么有吸引力。应该说，这是一片有待于开垦和收获的肥沃的土地。

盛唐诗歌的另一转变时期是天宝年间。这时社会繁荣富庶似乎已达到了它的顶点，上层统治阶级、阶层的相互勾结、杀戮、争夺权力、掠取财物，以及种种腐朽现象，正以长安为中心，日益发展。社会矛盾已到达了饱和点，安史之乱正是这种矛盾发展的结果。这也是杜甫诗歌风格逐步形成的时期。这时，我们可以看到，高适、岑参正来往于西北的烽火边塞；王维已满足于他取得的社会地位和文艺成就，定居在长安郊区的美丽别墅写他的田园诗；李颀、王昌龄等人忙碌于做他们的地方官，不时发出不平之鸣；大诗人李白正继续在南北各地游历……杜甫则正在长安这一政治斗争的中心，锤炼他的诗风。贻焮同志在《评传》上卷中，叙述杜甫居住长安时期多方面的生活，仿佛把我们引进了当时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个人觉得，这是上卷的重心，是最引人入胜的地方。《评传》的作者没有把杜甫简单化，既没有像封建社会某些士大夫那样把他看成一饭不忘君的诗圣，也不像以前有一时期把杜甫贬成一钱不值的地主老财。他只是如实地根据杜甫本人的作品，把受多种社会条件约束的杜甫介绍给读者；但正因为如此，使我们感到杜诗之与众不同的地方，杜甫之所以伟大。《评传》的这些叙述，不但使我们认识了杜甫，还使我们具体地感受到这样庞大的封建帝国是怎样一步步衰弱下去，帮助我们具体认识那时的唐代社会。

杜甫研究之另一困难，不像有些作家那样，苦于资料太少，而是苦于资料太多。从宋朝以来，杜诗注家之多，是别的诗人所难以比拟的。当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有不少是陈言滥调，或谬论妄说。今天，我们研究杜甫和他的诗歌，就得冲过这重重的评注家的包围圈，吸收其合理的一部分，摒弃其无价值的地方。贻焮同志的这部《评传》，也是较好地解决了这一困难的。《评传》主要采集了清代几个注家的说法，那就是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杨伦的《杜诗镜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以及仇兆鳌的《杜诗详注》。这几部书在许多种杜诗评注本中是有特色的。《评传》引用了他们的某些说法，并站在今天的高度，结合杜甫的身世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对这些意见作了剖析。这里可以看出《评传》作者的眼力。

这里还应当特别指明的，是《评传》写法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作者力图做到雅俗共赏。书中既有材料的繁富征引，又有对杜诗作的行云流水般的讲解。书中往往在一些较为专门性的论述以后，就接着以亲切的笔调向读者介绍杜甫的生活，他的朋友，他的诗歌艺术手法的特点，犹如冬夜围炉听一老友在谈论他所感兴趣的事情。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宋人叶梦得在其《避暑录话》中的一段记载：

吴门下居厚喜论杜诗，每对客未尝不言。绍圣间，为户部尚书，叶涛致远为中书舍人。待漏院每从官晨集，多未厌于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复交谈。惟吴至则强之与论杜诗不已，人以为苦，致远辄迁坐于门下檐次。一日忽大雨飘洒，同列呼之不至，问其故，曰：“怕老杜诗。”

这是一则很有趣味的记载。古往今来，像叶涛那样怕说杜诗的情况恐怕也是不少的。但人们还是爱读杜诗，爱谈杜诗，这除了杜诗本身具有吸引力以外，也因为杜诗研究中还是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贻焮同志的这部《评传》，一定会以其雅俗共赏的特点来吸引读者，从而在杜诗研究中据有一定的地位。

别林斯基曾称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为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从诗歌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杜诗也可以说是唐朝安史之乱前后几十年的生活的“百科全书”。试想，如果不去读读杜甫的《赴奉先咏怀》，历史学家要想写天宝末期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他们的笔将是多么的枯涩乏味！如果没有“三吏”“三别”，九节度相州之溃后唐朝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当时中原人民所受的战乱之苦，我们今天的认识将会多么地一般和平淡！杜甫的杰出贡献，即在于他凡所到之处，就把生活本有的丰富多样的面貌，精细地描绘出来。我们现在在《评传》的上卷中，随着贻焮同志的笔触，看到杜甫如何生活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如何在多方面的教养下度过童年，又看到在开元盛世中杜甫的几次南北壮游，然后又看到杜甫进入纷繁的长安城，最后，看到杜甫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用他的一支笔写出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在这以后，杜甫的行踪更扩大了，我们将在《杜甫评传》的下卷中，看到杜甫在秦州时所写的特异的山川风物，杜甫在成都的定居以及他笔下的蜀中名胜，他的江陵的栖息，潇湘之游与漂泊一生的结局。这将是一轴长的画卷，我们等待着后一部分早日舒展在读者的眼前。

傅璇琮 一九八一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