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未坠素业”的家世
一 远祖的功业
杜甫，字子美，唐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二）生于河南巩县城东二里的瑶湾。(1)杜家祖籍在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所以他每以“杜陵布衣”自称。他后曾一度家居杜陵附近的少陵，又自称“少陵野老”。其实他这一族从十世祖杜逊随晋室南渡，早已徙居襄阳。他曾祖杜依艺终巩县令，遂世居巩县。
杜甫的十三世祖是晋代的名将当阳侯杜预。杜氏家族，从杜预以来，自晋至唐，历代有人做官。从现存资料看，南北朝以前几代做的官较大，有做左丞、侍郎的，一般也多是太守、刺史；入隋以后，做的官较小，多县令、县尉、员外郎之类（如杜甫的父亲杜闲即曾为兖州司马、奉天令）。这是一个有悠久传统、但日趋衰落的封建官僚世族。所以杜甫在《进雕赋表》中慨叹道：“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照耀于明时。”这样的世家，对杜甫的思想不会没有影响。他说：“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又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进雕赋表》）他不仅为其祖先“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更为其世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而自豪。虽说他家世代“未坠素业”，暗地里却在担心快“坠”了。那么怎样才能继承“素业”呢？这可从他所说“奉儒守官”的话中找到答案。“列之以公侯伯子男”，当然是高标准的“守官”了。“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当然是最实质性的“奉儒”了。他以“奉儒”“守官”并举，且置“奉儒”于“守官”之前，这意味着他重“守官”，尤重“奉儒”，也就是说要通过做官来推行儒家之道。他一心一意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后来理想落空了，自哂“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但仍望友人能实现他所不能实现的愿望，竭尽全力，事君行道：“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临危莫爱身”（《奉赠严公入朝》）。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后任左拾遗，因忠于职守，上疏营救房琯罢相，竟触怒肃宗几乎获罪，就是明证。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他之所以要“守官”，确乎是为了“奉儒”行道。《论语·先进》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万章下》说：“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孔、孟都主张做官要行道。杜甫讲“奉儒守官”，说这显然是接受了儒家关于仕进的主张，那是一点儿也不错的。但须指出的是：这不仅是一般的来自书本的思想影响，而且是他自幼从家庭教育有关其祖先“功德”的夸大颂扬中得到的认识，这就无怪他将“奉儒守官”看成他家仕进的传统准则，他也要身体力行了。在盛唐诗人中，杜甫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似应从他的家世和他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育中去找。
杜甫固然为他家有“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传统而自豪（甚至给皇帝献赋时也津津乐道），但最使他景慕、对他的思想和人生态度影响最大的却是杜预。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杜甫漫游齐鲁之后归洛阳，筑陆浑庄于偃师县西二十五里的首阳山下。其地有远祖杜预和祖父杜审言的坟墓。这年寒食日，他为文祭杜预说：“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当阳君文》）(2)杜甫在这里明白表示他“筑室首阳之下”是为了“不敢忘本，不敢违仁”。杜预是杜氏家族最有名的远祖，说“不敢忘本”是指不忘这个远祖，这也讲得通（也的确有这意思），但与“不敢违仁”联系起来考虑，终嫌不很贴切。为了领会作者的本意，不妨先看看前面的文字。这篇祭文的主要内容是颂扬杜预的“功德”：“降及‘武库’，应乎虬精。恭闻渊深，罕得窥测。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缮甲江陵，祲清东吴。邦于南土，建侯于荆。……《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杜预精通战略，平吴有功，有民谣称赞他：“以计代战一当万。”后来又对开发江汉沅湘一带做出贡献，所以南方又有歌夸奖他：“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他博学多才，懂得经济、政治、法律、天文、算学、工程各种学问，又以武功、政事、学术著名，世号“杜武库”。更有甚者，他还被人荒唐地加以神化，说是什么蛇精转生（祭文中“应乎虬精”一语即指此）。祭文简短，却概括了上述杜预一生的“功德”。所有这一切，在杜甫看来，无疑是儒家“仁义礼智信”最完美的体现。那么，他家世代能“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其本源，毋庸置疑，是来自杜预了。——这样理解“不敢忘本，不敢违仁”，似更接近作者本意。
杜预是杜甫心目中最理想的“奉儒守官”的楷模。杜甫筑室于其墓前，寒食祭奠，缅怀祖德，这岂止是一般的上坟扫墓！这是借祭扫在表“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的决心，在勉励自己要“克绍箕裘”，建功立业。论及杜甫的大志，每举“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诸句为证，总觉空泛迂腐，头巾气太重，无非是儒生大而无当的梦想。杜甫的大志没能实现，当时已“取笑同学翁”，自己也深感“许身一何愚”，这大志确乎有不切实际、不合时宜的一面，也可从而看出他受儒家思想影响之深。但是，我们也要“不以成败论英雄”，综览他一生言行、出处，他也并不是个书呆子。尽管他“窃比稷与契”，其实心中最仰慕、最想效法的还是他的远祖杜预。杜预离杜甫虽然也有四百多年，但较之传说中的古圣贤“稷与契”，无论人和事，都具体得多，也便于学习得多。杜预及其事业，诸如博学多才、兴修水利、开发南方等，今天看来，也多少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那么杜甫取法于他，激发起自己的大志，这大志哪怕再朦胧、再空洞、再富于儒生幻想，也总该有一些带进步因素的现实内容。王嗣奭《杜臆》说：“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溺己饥之念而已。”“己溺己饥之念”，即杜甫自己所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意思。杜甫大志中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固然主要产生于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认识和对人民的同情，但也不排斥他从杜预那里多少得到些启发。《晋书·杜预传》说：“预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凡所兴遣，必考度其始终，鲜有败事。或讥其意碎者，预曰：‘禹稷之功，期于济世，所庶几也。’”杜甫“窃比稷与契”，不过是像杜预一样，效“禹稷之功，期于济世”罢了。二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正由于有这点精神，杜预多少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好事。正由于有这点精神，随着时代巨变而日渐深入现实，杜甫终于突破了阶级和思想局限，走向了人民。这种精神是不容简单地加以抹杀的。
杜甫诗中也多次提到了杜预。大历三年（七六八）驻节江陵的荆南节度使卫伯玉，派遣向某入京进奉端午御衣。杜甫当时已出峡，旅居于此作《惜别行》说：“尚书勋业超千古，雄镇荆州继吾祖。裁缝云雾成御衣，拜跪题封贺端午。向卿将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湖白。卿到朝廷说老翁，飘零已是沧浪客。”杜预晋初曾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后攻克江陵，控制长江上游，为王濬顺流而下、直指建业扫清了道路。平吴后论功封当阳县侯。后还襄阳，以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勤于讲武，重视戍守。又引滍水、淯水灌田万余顷，开江陵扬口，通零、桂的漕运。这些都是杜预在荆襄时建树的勋业。杜甫自幼即以杜预为楷模，渴望在政治上取得重大成就，如今“飘零”到此，眼看着旁人“雄镇荆州”，继承了“吾祖”的“勋业”，自己却落得个当清客、讲奉承话的地步，他此时此境内心屈辱之情，就可想而知了。乾元元年（七五八）他任左拾遗时，在端午那天得到皇帝赏赐的宫衣，曾作诗谢恩：“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谁知到头来不过如此，这就更难怪他见端午进衣要感叹系之了。大历四年（七六九）他在长沙写了首《回棹》，抒发他想回襄阳旧籍的渴望，其中“凉忆岘山巅”“吾家碑不昧”两句，念叨的仍然是杜预的事。杜预曾为留名后世煞费苦心。他常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为了保险，就刻了两通碑，记载自己的勋绩，一沉万山潭（在襄阳城西北五里，后因名沉碑潭），一立岘山（在襄阳城南七里）。“岘山巅”“吾家碑”即指此。写作这首诗的第二年杜甫就死了。他这时还念念不忘他那远祖的勋绩，在为自己的壮志未酬、无所建树而深深抱恨。可见他的封建家族观念和追逐荣名的意识都是十分强烈的。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名臣，因平苏峻等有功，官至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拜大将军。对于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先人，陶渊明跟杜甫一样，也是极其景仰的。陶渊明曾经作了几章《命子》诗，给儿子们讲他家“光荣”的传统，其中一章专论陶侃说：“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陶渊明“少有高趣”，是个重操守的人。他称赞陶侃，“勋”“德”并举，而卒章之意则偏重于德。跟历代像陶侃这样一些特出的祖先相比，他自愧不如：“嗟余寡陋，瞻望弗及”，只有将希望寄托于儿辈：“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勉励他们学习孔子后人孔伋的榜样，继承先人德业，有所成就。孔伋字子思，陶渊明特意给他的大儿子陶俨取了个字叫求思。在这篇诗中，他还打了个很幽默的比喻，说从前有个癞子，半夜里听说生了个儿子，就急忙取火去看，生怕他像自己是个癞子（见《庄子·天地篇》）。后来陶渊明见儿子们都不争气，感到很痛心，只好认命，借酒浇愁：“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俨的小名）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责子》）杜甫当日读到这首诗，颇有感触，写道：“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遣兴五首》其三）杜甫在写作这首诗之前、之后讲到他儿子宗文、宗武（尤其宗武）的诗句不少，如：“别离惊节换，聪慧与谁论？……忆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轩”（《忆幼子》）、“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遣兴》）、“自从都邑语，已伴老夫名。……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宗武生日》）、“失学从愚子”（《不离西阁二首》其一）、“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又示宗武》），等等。若论为儿子“挂怀抱”，杜甫丝毫不亚于陶渊明，难道他自己心里还不明白？他议论陶渊明的那些话，与其说是讥刺别人的微词，毋宁理解为“寄之渊明以解嘲”（黄庭坚语），慨叹做父母的对儿女往往痴心，甚至像陶渊明这样的“避俗翁”也不能免俗。其实，陶渊明对自己的要求又何尝能免俗？除了“进德修业”，他也渴望立功。不然，他就无须一再在诗中提到他的“猛志”“宏志”，太息“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太息“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均见《杂诗十二首》）了。陶渊明自愧赶不上他那些建功立业的祖先：“嗟余寡陋，瞻望弗及”，这就表明他确曾有过想赶的念头或志向。他的“猛志”“宏志”的形成，显然也同样受到了封建家族的影响。
陶渊明和杜甫，情况有异，成就各别。将他们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只是想说明这样一点意思：封建时代那些出身于没落世家的“飘零子弟”，由于家庭教育、家族观念等原因，为了“重振家声”，为了自己的出路，往往会转向他们著名的祖先乞求精神上的支持力量，若明若暗地形成自己的大理想、大抱负；这些理想和抱负，即使在当时多少含有一些进步因素，但大多是抽象的、朦胧不清的，而且最终也离不开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世俗考虑；不过这些大理想、大抱负也有促使人们开阔眼界，注意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作用，随着他们的日益深入现实，经历了种种磨炼，对那些有识之士来说，有可能在他们理想幻灭、抱负落空之后，得到并非他们梦寐以求的别种成就。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杜甫和陶渊明在人生道路上的得失就是明证。
二 祖父的文学
如果说远祖杜预激发了杜甫的功名事业心，那么祖父杜审言可说是他走上诗坛的先导。杜审言，字必简，唐高宗咸亨元年（六七〇）进士，做过县尉、县丞等小官。后武后召见，将任用他，问：“卿喜否？”审言蹈舞致谢。武后教他赋《欢喜诗》，叹重其文，授著作佐郎，迁膳部员外郎。中宗神龙元年（七〇五）张柬之等诛杀武后宠幸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随后中宗即位，赦天下，惟二张党羽不原。杜审言因与张易之有交往，流峰州。不久召授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死后追赠著作郎。杜审言少年时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同被时人称为“文章四友”。武后很看重李峤的文才，朝廷每有重要写作任务，多交给他去完成。崔融为文典丽，当时很少有人能同他相比，朝廷许多文章，如《则天哀册文》等，多出自他的手笔。苏味道也很会写文章，曾替人起草谢表，援笔而成，辞理精密，盛传于代。杜审言的文章没有流传下来，既然和李、崔、苏三人并称，想也有一定水平。但要指出的是，从现存李峤为御史台巡按天下一事所上的疏、崔融论关市税收疏等文章看，他们写的多是带骈俪句式的应用文。这种文章写作起来虽然不易，却无多少文学意味。
宋代洪迈《容斋随笔》载，唐判语必骈俪，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宰臣每启拟一事，亦必偶语数十语。当时习尚如此。杜审言的诗现存四十余首，多律诗，五律较有佳作。他和宋之问、沈佺期都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对五律的形成做出过贡献。杜审言自恃才高，出言往往很狂妄。苏味道做天官侍郎，杜审言为他拟判，出来后对别人说：“味道必死！”听到这话的人大吃一惊，问为什么，他说：“彼见吾判，且羞死。”（可见他擅长的确乎是应用文。）他还对人夸口说：“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虽是吹牛，可见他的书法还是可以的。《大唐新语》就说他“雅善五言，尤工书翰”。）他的自高自大，可说至死不变。当他病危临终时，宋之问、武平一等人来探望他，问他怎样。他答道：“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也。”据史传载，崔融去世，杜审言曾为他服丧，恐怕他唯独对此人暗中感到有点佩服。沈佺期、宋之问人品很次，媚附张易之兄弟，扈从武后游宴，因会写歌功颂德的应制诗很受赏识。李峤、崔融、苏味道都以文才得到武后的重用，做了高官，结局也较好。但他们和沈、宋一样，都降节依附过张易之兄弟；二张伏诛，都连坐遭贬。杜审言同他们有来往，遭遇也差不多，官做得远没有李、崔、苏的高，也不像沈、宋那样卑下，但从他赋《欢喜诗》、蹈舞拜谢武后授官和交接二张等表现看，他的人品也不算很高尚。他和杜预的坟墓同在首阳山，杜甫寒食不祭祖而祭远祖，并表示政治上要以远祖为榜样，可见远祖和祖父在他心中所占的地位是不同的。他的《八哀诗·李公邕》说：“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宠嬖。”这“宠嬖”即指二张之流。他对他祖父的政治表现，不可能也不敢有任何微词，心里还是有看法的，起码会感到与这些“宠嬖”有牵连未免窝囊。杜甫后来在成都遇到与杜审言同时为武后所用的闾丘均的孙子某和尚，曾写诗送他说：“惟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当时上紫殿，不独卿相尊。世传闾丘笔(3)，峻极逾昆仑。……吾祖诗冠古，同年蒙主恩。”（《赠蜀僧闾丘师兄》）很显然，他只是为作为“墨客”的两家祖父能以“诗”“笔”与卿相同为朝廷所尊重，而深感际遇的不易，其着眼点主要在于文事。
说到文事的最高成就，一般多举屈原、宋玉。“吾祖诗冠古”，当然超过了屈、宋。这不过是杜审言大言“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的另一种说法。这么说，虽有自豪之意，但也不可过于认真，认为杜甫真的把他祖父看成“千古诗人之冠”。因为这话和夸奖“闾丘笔”“峻极逾昆仑”一样，只是一般应酬诗中互相吹嘘家学渊源的老套头。《赠蜀僧闾丘师兄》作于上元元年（七六〇）秋。第二年作《戏为六绝句》。这组诗开论诗绝句的先声，也为后世诗话所宗尚，虽说“戏为”，实是精当、严肃的论诗之作。其五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杜臆》说：“谓我不薄今人之爱古人，而辞句必与为邻也。但学古人者，在神不在貌，今优孟屈、宋自谓可与方驾，恐不免作齐、梁之后尘耳。”这首诗多歧解，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把屈、宋，不把“诗冠古”的“吾祖”当作高悬的标准。当认真论诗时，他也并不信口雌黄。杜甫诗文中涉及杜审言的话还有一些，如“天下之人谓之才子”（《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法自儒家有”(4)（《偶题》）等。虽说他并非真的盲目地认为杜审言的诗好得到了无以复加的极境，他还是为他家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才子”和诗人而自豪。他把作诗看成是他家的专业，并以此勉励儿子，这固然反映出他有着强烈的封建家族感情，也表明他确乎很看重他祖父所开创的诗歌传统。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这无疑会激发他从事诗歌创作的兴趣和热忱，增强他要在这方面取得成就的信心和勇气。
何况杜审言对杜甫的影响，并不仅止于精神上的鼓励。
不少评论家早已指出，杜审言给予杜甫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是排律这一诗歌形式的运用。唐初袭齐梁余风，宫体诗盛行。宫体诗内容空洞，一味追求对仗、声韵、辞藻、用典，经过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诸人的不断写作，从而促进了五律诗体的形成。杜审言对五律诗体的定型也做出过贡献，但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他的五言排律。说五排是五律的延长，不如说是齐梁以来新体诗的入律。新体诗一般较长，其中几联皆须对仗，只要调调平仄，一律改押平韵，就是五排了。李峤、崔融、沈佺期、宋之问等都写过不少很典型的五排，最长的则推杜审言的《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四十韵。杜甫在《八哀诗·李公邕》中提到了这首长律：“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遰。”李邕是盛唐文坛上的大名人。杜甫青年时就得到他的赏识（“李邕求识面”）。他曾经跟杜甫谈论过崔融、苏味道、杨炯、张说等前辈文人的创作成就，就中最推崇杜审言的诗，尤其那首四十韵的长律。这是杜甫事后追述李邕讲到他祖父的那段话。“玉山桂”出《晋书·郤诜传》郤诜答晋武帝语：“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用在这里，意思是说这首长律可算得是天下第一名篇。对于这样一个极高的评价，杜甫当然是深感荣幸、永志不忘的。杨伦说：“于表扬先世处尤致低徊，见仁人孝子之用心。”（《杜诗镜铨》）杜甫在这里又一次流露出强烈的封建家族感情。
显然受了祖父的影响，杜甫也很看重五排的写作。他写的五排既多且长，现存最长的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真说得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运用大量典故，严格遵守格律要求，还要一韵到底，而且内容庞杂，忽自叙，忽叙人，忽写景，忽言情，忽纪事，忽议论，忽眼下，忽过往，居然写得这样波澜层叠、流转自如，没有相当的创作经验和学识，是很难下手的。这首诗有思想，有感情，不可简单地斥之为“文字游戏”，将它一笔抹杀。可是这样的诗，框框多，局限大，很不利于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即使挖空心思，挦扯掌故，写得再好，艺术效果也较差。(5)杜甫是语言艺术大师，应该深谙此中甘苦。那么，他为什么偏要舍易求难、自讨苦吃，偏要变本加厉，将开始于他祖父的四十韵长律扩大为一百韵呢？
我看，除了个人爱好（既有这一体，无妨做些尝试和探讨），还有来自时尚的原因。
中唐掀起过古文运动，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散文作家和作品，在某些时期、某些方面，散文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总的看来，终唐之世，凡官府文书，从朝廷“大手笔”、君臣诏奏，直至州县书判，所用文体始终未离骈俪（到中晚唐令狐楚、李商隐手里又进一步发展成骈俪化程度更高的四六文）。骈体应用文，既要用典，又要切合时事实际，写起来无疑比一般文学骈文更难。这就无形中成了一种专业技能，那些少数精于此道的人，由于“物以稀为贵”，自会名重一时了。这种时尚，也可说是起于特定的社会需要，反映到科举上，就要求那些想考上进士的人，应具备“藻思清华，词锋秀逸”“游情文藻，下笔成章”的才学。杜审言是“文章四友”之一，又是进士出身。他曾经口出大言，自夸他起草的“判”能令苏味道“羞死”，足见他是写骈体应用文的老手。此外，唐初以来，诗坛重辞藻、事对，像《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这样一些类书便应运而生，诗便成了“类书家”的诗，也便是“类书式”的诗（详见闻一多《唐诗杂论·类书与诗》）。“四杰”和陈子昂，甚至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他们，各自从不同角度，都对转变这股形式主义诗风做过大小不同的努力，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但宫廷应制、官府应酬，写的仍是“类书式”的诗。从现存作品看，杜审言也是写这种诗的好手。杜审言既是写骈体应用文的老手，又是写“类书式”的诗的好手，加上他秉性狂妄，好恃才逞能，这就难怪他爱写长律，甚至有的竟长达四十韵了。
其后，规定进士科在试策之外加试诗赋各一篇，赋韵四平四仄，诗五言六韵十二句，无论诗赋都是命题作文，都须调平仄讲对仗。骈赋、排律既然成了法定的考试科目，就更为士林所重了。——究竟进士科加试诗赋始于何时？据《旧唐书·杨绾传》记载是始于天宝十三年。其实中宗复位之初已开其端，这时不过更进一步制度化罢了。(6)——为了考进士，掌握诗赋这一“敲门砖”，当时的士子都曾狠狠地下过一番工夫。譬如孟浩然，他长期隐居襄阳，“属意在章句”，努力为应试入仕做准备，等到自以为“词赋颇亦工”了，才于四十岁那年入长安考进士（花了偌大的气力，可惜落第了）。
应试的诗赋看重辞藻、事对，要想提高这方面的水平，根据唐初以来形成的风气，就要精通《文选》。《文选》为习举业的士子提供了丰富的辞藻、典故，也提供了极佳的范文。由于时人的崇尚，学术上也相应出现了曹宪、李善等开创的所谓“选学”，足见它影响之大。李白后来采取交游干谒、隐逸求仙的方式，得到皇帝的征聘，想从此步入仕途。但先前似乎也曾有过应进士试的打算。《酉阳杂俎》载：“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辄焚之，惟留《恨》《别》赋。今《别赋》已亡，惟存《恨赋》矣。”这传说是否可信姑且勿论，拟《恨赋》总是不假的。江淹的《恨赋》是标准的骈赋，无论就体制、作法或“辞藻宏丽”的文风而言，都最接近进士科所试的律赋。要不是为了应举，谁肯这么亦步亦趋地去苦苦摹拟它呢？光泛泛地解释这只是李白一般的刻苦学习创作的表现，不是很能令人信服的。前面已经提到杜甫很推崇他祖父杜审言的诗，尤其是他的排律，而且自己也很会写排律。结合当时的风气和进士科对诗赋的要求看，这也不仅出于一般的对文学创作的爱好，而主要是有着为考进士作准备的世俗打算。杜甫从小读书写作，自恃得家学真传，举业娴熟，便于漫游吴越之后，二十四岁那年第一次信心十足地去应试，哪知却失败了：“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壮游》）屈、贾、曹、刘，全不在话下，好大的口气！这话与杜审言自夸“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的大言相比，也毫不逊色。“法自儒家有”，杜甫得到了乃祖的文“法”、诗“法”，也得到他的狂妄了。当时他少年气盛，并不以下第为意。十二年后，他再次应诏赴长安就选，与元结等人皆因李林甫怕士子干预朝政而未被录取。这不是寻常的落第，这是政治迫害，加上年纪大些，他后来谈到这事感到很愤恨、很痛心：“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奉赠鲜于京兆》）到四十岁时，眼看功名无望，只得走投匦献赋这最后一条门路，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莫相疑行》）在他看来，虽未因此而博得名位，倒也十分的风光，总算没白学诗赋一场。《三大礼赋》现存，都是律赋，其中的一些骈辞俪句，如“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7)、“桐花未吐，孙枝之鸾凤相鲜；云气何多，宫井之蛟龙乱上”、“甲胄乘陵，转迅雷于荆门巫峡；玉帛清迥，霁夕雨于潇湘洞庭”(8)等，除了句式的不同，岂不是很好的诗句么？由此可见律赋和律诗在基本功的训练上是相同的。
杜甫继承家学，为应试练就了高超的诗赋写作能力，而终莫能售，失望之余，只有将“奉儒守官”、维持“未坠素业”的希望寄托于他所偏爱的二儿子宗武了。他给宗武的教训中最重要的有这么三句话：“应须饱经术”（《又示宗武》）、“诗是吾家事”、“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第一句除指一般意义的“奉儒”，读者可别忘了考进士是要填帖经的啊！第二句主要为杜审言的诗文成就自豪，也有自负意，希望小子能继承他家这一传统专业。第三句，是说要想写好诗赋，唯一诀窍是精通《文选》。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时人风尚。这三句话，如果仅仅理解为只不过在勉励儿子熟读经书，搞好创作，做个通儒和诗人，恐怕不完全符合像杜甫这样的父亲的心意。这是在苦口婆心地教导儿子要按照乃祖乃父的路数，从小为应试练好过硬的本领。代宗时礼部侍郎杨绾，曾上疏议论高宗朝刘思立奏请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之后，“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案《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引文有‘其明经则诵帖括以求侥幸’语），三史则皆同挂壁”，“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垂训”（《旧唐书·杨绾传》）。杜甫“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中尽管存在着一些封建性的糟粕，他倒是个很有真才实学的老实人。他看重科举，只是死心眼地认定这才是入仕的唯一正途。他要求子弟读经习文，也并非“用致虚声”“以求侥幸”。这和杨绾所批评的不良倾向是很不相同的。不过他毕竟未能免俗。他对儿子夸耀“诗是吾家事”，要他练好本领考进士，这还不是同世俗的“家之长老”一样，在“以此垂训”么？
杜甫将杜审言所开创的“吾家事”接过来传下去，当然不都是出于习举业的世俗考虑。因前人对此注意不够，故详言之。如果以为杜甫看待其祖，其祖影响杜甫仅限于此，那未免委屈古人，也不是我的本意。杜甫不用说了。杜审言虽然擅长时俗诗文，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诗人，在初唐颇为突出，颇有影响。闻一多仿前人批评李善注《文选》“采事而忘意”的话，批评唐初宫体诗人“用事而忘意”。这只是就总的倾向而言，并非说这些诗人、诗作连丁点儿“意”也没有。杜审言追随二张、侍从武后游宴作应制诗的时间究竟不长，后来遭贬，“十年俱薄宦，万里各他方”（《赠崔融二十韵》），生活面广了，感受多了，也写过像《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赠苏绾书记》《渡湘江》这样一些情意真切、风格清新的诗篇。如果将“四杰”的深情咏叹比作应时而起的熏风，将陈子昂的高唱和倡导诗歌革新的大声疾呼比作狂飙，吹动了、吹散了弥漫唐初文苑的齐梁浮艳余风，那么，杜审言和沈、宋的少数写常人生活的篇章，就是冲淡宫体诗堆砌积习的细细凉飔。就杜审言现存的诗作而论，他的五排写得还是很堆砌，不如五律、绝句有一两首有新的突破。排律除头尾四句外，其余均须对仗，越长越呆板，形式本身就伏下先天性堆砌之病。杜甫自幼得乃祖真传，独擅此体，晚年技痒，制作颇多，居然能写出像《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谒先主庙》《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等这样一些格律严谨、属对精工、气势磅礴、挥洒自如的长篇巨制，这不能不教人惊叹他学力之深、才力之大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作排律往往无好诗，也不应提倡作排律。但是，杜甫既已对这一最呆板、最易窒息创作活力的形式运用得较为得心应手，写出了一些较有内容的好诗，难道能因形式而否定内容，说这不过是些毫无意义的“试帖诗”，是在玩“文字游戏”(9)吗？“诗是吾家事”，杜甫为他家有诗歌创作传统而自豪，开始学诗的当初，想得最多、最具体的无疑是为了应试入仕。但是，到了他“晚节渐于诗律细”时，就显然不是为了应试而是为了创作了。今天不需要为创作，更不要为应试，去向老杜学作排律，但是，他这种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善于继承、勇于创新的精神却是值得学习的。
上述种种，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审言对杜甫的影响，但影响也决不仅止于此。
契诃夫的友人谢普金娜—库彼尔尼克曾在《忆契诃夫》（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回忆契诃夫》）的文章中写到，契诃夫的父亲巴维尔有许多大本子。在这些大本子里，他以一行字写上每天的全部事件，例如：“十四日，女孩子们从树林里采回铃兰来。”“十五日，玛利尤式卡烙饼烙得妙极了。”“十六日，牧童被雷击死了。”“十七日，米沙结了婚。”“十八日，客人来了，褥垫不够用。”“安东生气了。牡丹盛开了”等等。快乐、悲哀、新闻全部都庄严而沉重地写在一行里。从这个笔记中可以了解，契诃夫在一个句子里那样简练地描写了整幅图画——通过“一个在堤上闪着光的瓶嘴”描写了整个月夜的情景……这种才能是从哪里来的？才能、气质能否遗传，不拟讨论。不管怎样，这小段回忆很有意思。这不是科学的论断，这是出自女性敏感的觉察，但也很能说明些问题。巴维尔不是小说家，文化也不高，儿子尚可从他那里获得某种艺术才能。杜审言是诗人，作品俱在，难道杜甫就仅只在格律上，而不能从艺术本身得到一些启发么？杜审言诗歌特色之一是善于把握变化莫测的风物和微妙的情绪，如“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日气含残雨，云阴送晚雷”（《夏日过郑七山斋》）、“江声连骤雨，日气抱残虹”（《度石门山》）、“春情著杏花”（《晦日宴游》）等等。我看，这种艺术感受和表现能力对杜甫并非毫无影响。杜甫的《题省中院壁》：“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遣意二首》其二：“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小槛遣心二首》其一：“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船下夔州郭宿》：“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即事》：“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等等，写景入微，情意自出，气氛浓烈，印象鲜明，造诣之高，非杜审言能及，但从发展上看，却是乃祖一脉所传。所以宋代王得臣说：“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倡和。其诗有‘绾雾青条弱，牵风紫蔓长’。又有‘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之句。若子美‘林花带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句体格脉络，盖可谓入宗而取法矣。”（《苕溪渔隐丛话》引《麈史》）宋代邵博更列举杜审言《和韦承庆山庄》诗五首，说：“味其句法，知子美之诗有自云。”（《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八）
三 几个奇特的亲族中人
此外，杜甫家族中还有些人和事对他多少有所影响。武后时杜审言贬吉州（今江西吉安）司户参军，与同僚不和。司马周季童为司户郭若讷所蛊惑，将杜审言下狱，准备杀害他。杜审言的次子杜并年十六岁(10)，决心为父报仇，趁一日宴会之际，怀刃猛刺周季童。周季童受重伤，他也被左右所击杀。周季童临死时说：“吾不意审言有孝子，郭若讷误我至此。”杜审言因此得救，回到洛阳。当时的人得知杜并的事都很感动，苏颋为他作墓志，刘允济作祭文，后来杜甫也很以他家出了这样个孝子为荣，说：“缙绅之家，诔为孝童。”（《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其实在杜并之前，杜家就出了个为父兄报仇的人。据史传记载，杜审言的曾祖杜叔毗，事母至孝，因其兄杜君锡为曹策所害，白昼手刃曹策于京城，然后从容面缚请戮，一时传为美谈。只是此人此事离杜甫较远，诗文中没有提到。血亲复仇是强烈家族观念和孝悌伦理道德的体现，一般地说不宜肯定，也为封建国法所不容。但是如果本身带有正义性，而且事后又投案伏法，那么这种行为不仅为时论所称，也会得到封建统治者的赞许。因为复仇者既以“伏法”维护了“法”的尊严，又以孝悌之行宣扬了礼教，二者都是有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如西晋傅玄《秦女休行》，写秦氏烈妇为父母报仇、刺死“暴且强”的仇人后投案自首的事，其主旨就是这样。如果以为这是创作，不足为凭，且看陈子昂关于类似案件的议论：“窃见同州下邽人徐元庆，先时父为县吏赵师蕴所杀，元庆鬻身庸保，为父报仇，手刃师蕴，束手归罪。虽古烈者，亦何以多！诚足以激清名教，旁感忍辱义士之靡者也。然按之国章，杀人者死，则国家画一之法也。法之不二，元庆宜伏辜。又按礼经，父仇不同天，亦国家劝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庆不宜诛。”（《复仇议状》）那么怎么办呢？他接着提出这一个两全其美的处理方案：“如臣等所见，谓宜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编之于令，永为国典。”《旧唐书·陈子昂传》说：“当时议者，咸以子昂为是。”想是照此处理了。先正国法后旌表，似乎更看重法。其实，以死“正”法也“正”了礼。儒家讲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陈子昂懂得，只有处之以死刑，才能抑制凶杀的泛滥，才能极大地提高礼的价值，以收“激清名教”之效。郭元庆的事曾上报朝廷，廷议时都赞同陈子昂的意见(11)，可见这意见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了。从这意见中可知封建统治者并非毫无条件地鼓励血亲复仇，而只是对那些奉礼守法、“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的人和事特加表扬。郭元庆报仇在杜并报仇前十余年。这两件事的性质是一样的。既已较具体地了解了当时人们对这类案件的看法，再回头来看杜并的事，对他的被尊崇、被传诵，甚至为仇人死前所原谅、所赞叹，就容易理解了。杜并可说是封建道德的最高体现者。杜甫以他家出此“孝童”为荣，也必会在封建道德的教养上受到不一般的影响。杜甫的封建道德观念很强，表现在行为上很执着，这有保守、迂腐的一面，也有真诚、刚烈的一面。当论及他所受家世影响时，应同时注意到这两个并非截然分开的不同的方面，而有所扬弃。
杜甫的母亲崔氏，在杜甫幼年就死了。杜甫对她大概没什么印象，诗文中很少提到她。四川文史馆编《杜甫年谱》谓崔氏系崔融之长女，不知何据。案杜甫《祭外祖祖母文》：“外氏当房，祭祀无主；伯道何罪，阳元谁抚？”此用“天道无知，使邓伯道（名攸）无儿”和魏阳元（名舒）少孤为外家所养的典故（均见《晋书》二人本传）。又说他和姨表兄弟郑宏之都很命苦，母亲都死得早：“弱岁俱苦，慈颜永违。”难道没有舅舅吗？但不知他归向何处：“岂无舅氏？不知所归。”这不是说他外祖父那一房早已绝嗣了？《旧唐书·崔融传》载崔融“二子禹锡、翘，开元中相次为中书舍人”。他的外祖父不像是崔融。杜甫入蜀以后赠诸舅的诗很多，如《赠舅父崔十三评事公辅》：“舅氏多人物”，又如《奉送二十三舅录事之摄郴州》：“贤良归盛族，吾舅尽知名”，以及《阆州奉送二十四舅》《王阆州筵席酬十一舅》等。这许多舅舅想必都不是亲的，但也可从诗句中看出这一曾与唐王室有亲戚关系的世家大族，在安史乱后并未中落。杜甫外祖母的父亲，是太宗第十子纪王李慎的次子义阳王李琮。武后专政，太宗子孙多遭杀戮。越王李贞起兵讨伐武后失败，李慎受牵连下狱，改姓虺氏，流放岭外，死于途中。李琮被拘于河南狱，其妻关在司农寺，杜甫的外祖母穿着布衣草鞋，形容憔悴，徒步往来两处，为父母送饭(12)，人们见了很受感动，说她是“勤孝”。李琮的儿子行远、行芳发配在巂州（今四川西昌）。行远到了成年，将被杀。行芳还小，应免死。但他抱住行远啼哭不放，请求代替他哥哥去死；不听，终于同归于尽。西南的人同情行芳，称赞他是“死悌”。行远、行芳就是杜甫母亲的舅舅。杜甫外祖父的母亲又是高祖第十八子舒王李元名的女儿。李元名在武后永昌年间为后党田神
陷害，流放利州（今四川广元），不久被杀。杜甫晚年在夔州与高祖第十七子道王李元庆的曾孙李义相逢，有《别李义》说：“神尧（指高祖）十八子，十七王其门。道国（元庆）洎舒国（元名），实维亲弟昆。中外贵贱殊，余亦忝诸孙。”杜甫曾与他的姨表兄弟荥阳郑宏之在洛阳北邙山合祭他们的外祖父母。他写的祭文中就沉痛地提到了这些惨剧，一开头就叹息道：“缅维夙昔，追思艰窭。当太后（指武后）秉柄，内宗如缕。纪国则夫人（指外祖母）之门，舒国则府君（指外祖父）之外父（当是‘外祖’之讹）。”像这种外婆的娘家、外公的外公的姻亲关系，本来很疏远了，但一与王室沾边，又出了些“孝”“悌”可风的人和事，这自会受到像杜甫这样封建意识浓厚的人的重视（李白常自诩是宗室后裔，到处联宗攀亲，也未能免俗）。由于外公家与唐王室是姻亲，这无疑使杜甫产生一种特殊感情，更增强他的忠君思想。
杜甫出身于一个有着“奉儒守官”和诗歌创作传统的、有着“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特权的旧世家。这样的家庭，为他早年“读书破万卷”提供了条件，更促使他对功业的追求和对文学的钻研，同时也养成了他强烈的封建思想感情。杜甫所受家世的影响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大致说来，早期消极面大于积极面；随着经历了时代的苦难，日渐深入社会，接触到下层人民，消极面有了很大的缩减，但始终在他的人生观中占据着自己的位置。
(1) 《唐书》本传与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均谓杜甫卒年五十九岁，诸家考证是年为大历五年（七七〇），故推知生于先天元年（七一二）。《京兆杜氏工部家诗年谱》：“公生于是年正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更据天宝十载《杜位宅守岁》“四十明朝过”，又大历三年《元日示宗武》“赋诗犹落笔，献寿更称觞”，定其生日在元旦。焮案：常俗谓过年长一岁。又，不逢生日，亦可称觞奉寿，如《诗·豳风·七月》：“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武平一《奉和正旦赐宰臣柏叶应制》：“愿持柏叶寿，长奉万年欢。”（《本草纲目》：“柏性后凋而耐久，禀坚凝之质，乃多寿之木，元旦以之浸酒，辟邪。”《风土记》：“元旦进柏叶酒。”杜甫《元日示宗武》：“飘零还柏叶。”元日赐宰臣柏叶以浸酒。）薛逢《元日田家》说：“相逢但祝新正寿，对举那愁暮景催。”更可证唐时元日上自朝廷下至民间有称觞祝寿之习（犹今为健康而干杯），故不得遽定杜的生日在元旦，甚至在正月。
(2) 详见闻一多《唐诗杂论·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3) 《唐诗纪事》谓杜审言以诗、闾丘以字同侍武后。后代注家以为六朝以有韵者为诗、无韵者为笔，诗中所谓“闾丘笔”指文而言。据“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这里的“笔”仍当指“字”，《纪事》不误。
(4)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杜甫）《寄刘峡州伯华使君》诗中叙述到刘允济与杜审言同被见重于武后，谓‘时论以儒称’，这也就是‘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传统。因此，作为著作佐郎的诗人杜审言也应该算为‘儒’了。杜甫在大历初在夔府所作的《偶题》中叙述到他自己作诗文的经历，有‘法自儒家有’的诗句。‘法自儒家有’等于说‘诗是吾家事’而已。所谓‘儒家’也不过是‘书香之家’或者‘读书人家’而已。”这样理解是对的。
(5) 洪迈说：“诗至百韵，词意既多，故有失于检点者。此诗‘满座涕潺湲’，与‘伏腊涕涟涟’为重意。”（《容斋随笔》）张缙说：“‘不敢坠周旋’，与‘泽国绕回旋’为重韵。”（《杜少陵集详注》引）这虽是些小毛病，但足以说明排律过长技巧上也很难掌握。
(6) 关于进士科考试科目的增减情况大致如下。《旧唐书·杨绾传》载：“近隋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唐会要》卷七六所载与此稍有不同，但更具体：“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时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常式。”“帖经”是指将经文用纸贴住几字，令考生填写，犹今之填空。《唐会要》卷七六又载：“开元二十四年十月，礼部侍郎姚奕请进士帖左氏传、周礼、仪礼，通五（填对五个字）与及第。”可见不仅明经，进士亦需填帖，而且指定的经书范围也不小。所谓“杂文”，虽未说明是哪一种，既然进士科要求“辞藻宏丽”，光试策还嫌“庸浅”，就很可能包括诗赋在内了。（因为诗赋最能见出辞藻修养。）《唐摭言·试杂文》载：“后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思立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文之高者放入策。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据此可肯定：中宗复位之初，终于实行了刘思立关于进士加试杂文的建议；而所谓“杂文”确乎包括“诗赋”在内；进士加试诗赋决非始于天宝十三载。
(7) 苏轼《有美堂暴雨》中名句“天外黑风吹海立”即由此化出。
(8) 仇兆鳌说：“公作赋时，正当平世盛年，忽云‘荆门巫峡’‘潇湘洞庭’，厥后奔走蜀楚，暮景穷涂之兆，先见于此语。诗文各有谶，在作者亦不自知其然也。”（《杜少陵集详注》）谶语无稽之谈不足信；但指出这一偶合，倒也有趣，可资谈助。
(9) 长庆三、四年（八二三、八二四），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元稹为浙东观察使。他们置邮筒，唱和始依韵，多至千言，少或数十言，后结集十六卷，收诗千余首。他们大量写作这种“千言律诗”，不过是为了“吟咏情性”，且“意欲定霸取威”“播扬名声”，这才真正是“文字游戏”。元稹好作长律，也极力推崇杜甫的长律。他说：“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摹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白皆抑李扬杜，而着眼点各别：白居易是因为囿于狭隘的“诗教说”而看不到积极浪漫主义的伟大意义；元稹则由于偏爱而错误地将长律当作了衡量诗人高低的标准。其实，无论就思想或艺术而言，杜甫的长律在他各体诗歌中的成就最小。如果以此为标准来抑李扬杜，结果是不仅抑了李也抑了杜。在明眼人看来，这于李杜无伤，只足显出持论者的荒谬。对于这种谬论，加以适当的批驳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不跳出元稹命题的框框，仍在诗歌形式的运用上为李杜争一日之短长，或反过来抑杜扬李，那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么？
(10) 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中“并”误作“升”，《旧唐书·文苑传》杜并卒年误作“十三”，周季童误作“季重”，此据洛阳出土的《杜并墓志铭》中有关记载一一改正。
(11) 《旧唐书·陈子昂传》在“当时议者咸以子昂为是”后有“俄授麟台正字”云云。罗庸《陈子昂年谱》说：“案本集卷七载《复仇议状》辞意与献书不同，当是授官后作，非初应举时作也。”又《议状》中有“如臣等所见”云云，揣知此事曾付廷议。
(12) 张说《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神道碑》：“初永昌之难，王下河南狱，妃录司农寺，惟有崔氏女，扉屦布农，往来供馈。”“录”是审讯囚徒的意思。“妃录司农寺”谓李琮妻被拘于司农寺受审。“往来供馈”，谓崔氏女往来于河南狱、司农寺两处为父母送饭。一些论著仅理解为为父送饭，与原意稍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