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

一、由创办《新青年》杂志而起

辛亥革命后几年，革命处于退潮之中。虽然共和国肇建，议会、政党、国会，一切象征西式民主政治的机构都建立起来了，但是，民主共和的形式虽有，民主共和的精神却无。民众对“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混乱政局漠然无感，冷眼旁观。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1)中国依然遭受着列强的压制和掠夺，国权丧失，民生困苦，中国的未来依然让人看不到希望。

民国建立后的乱象促使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醒悟，仅仅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而未实现人们头脑中、思想上的进步，“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2)那么，如何创造出中国人的“新心理”？

1913年9月，革命党人发起的“二次革命”失败，参与其事的陈独秀被袁世凯政府列为要犯通缉，不得已从安徽逃往上海。国政剧变使陈独秀有恍如隔世之感。他本拟闭门读书，以编辑为生，但社会动荡，生机断绝，书业销售也颇为惨淡，自言“静待饿死而已”。(3)但他心里仍然十分关切国计民生，看到中国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内心十分痛苦。他没有停止对中国未来的思考，以及改造中国道路的探索。避居一年后，1914年7月，陈独秀东渡日本，进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4)同年11月，陈独秀第一次使用“独秀”笔名，在《甲寅》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这篇洋洋四千言的文章，从讨论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入手，实则反映了陈独秀对中国未来道路的设想，对中国国民性的期待。

陈独秀认为中国衰微的原因，是中国的国民性还处于封建时代，人心散乱，处于一种“无情无智”的状态。国人“无情”，故不关心公共之安危；国人“无智”，则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对中国的国情也不甚了了。陈独秀把“无情”称为“无爱国心”，把“无智”称为“无自觉心”。他认为一国国民如果没有爱国心和自觉心，那么这样的国家肯定要亡国。陈独秀认为当时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非独在政府”，还有国民的认识力（即可以说觉悟）是否与时代相合，“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5)面对未来，陈独秀认为“自觉心”为国人更加亟需的智识。国人要打开眼界，了解世界发展的现状，不能闭关锁国、夜郎自大。

陈独秀认为，人民建设国家的目的应在于保障和追求全体国民的幸福和权利，而不能再像之前的封建时代一样，只是为一家一姓的兴亡。他赞赏“共和”，认为彼时袁世凯当政的政权，仍是为谋一家一姓的兴亡，不是真正的共和政体。他希望国人不要把“忠君”等同于“爱国”，能看清袁氏政权的本质，去改变现状，建设一个真正为国民谋幸福的国家。同时，陈独秀也认为就算建立了宪政国家，也不能恃强凌弱，侵略别国，“为他人侵犯其自由而战者，爱国主义也。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帝国主义也”。(5)他洞察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对外扩张，是“竭内以饰外”，必将导致“赋重而民疲”。这样的国家，就算武力强大，也是牺牲了民众的幸福，终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值得爱。

陈独秀指出，人民的权利应有宪法来保障。陈独秀把民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民权的价值重于国家。他强调：国家若不能保障人民的权利，不谋益人民的幸福，就算亡国也“无所惜”。(6)

陈独秀做此文的目的，或许是“故作危言，以耸国人力争自由”。(6)文章发表后，果然引起舆论一片大哗，被骂“狂徒”。(7)但陈独秀并未为此噤言。后来他又发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将对未来国家的设想说得更清楚：“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8)

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国。此前的5月9日，袁世凯政府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条”，(9)引发民情激愤，5月7日和5月9日很快被命名为“国耻纪念日”。“二十一条”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民族情感，时年22岁的毛泽东在教师石润山编著的《明耻篇》上愤然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0)喊出了青年学生要以抗争洗刷耻辱的心声。为表抗议，从5月开始，留日学生纷纷归国。陈独秀也从日本回到国内，住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益里21号（今太仓路领展企业广场所在地）一栋砖木结构的楼房里。

国情日蹙，危在旦夕，救国的任务刻不容缓。陈独秀曾为反抗封建统治，尝试过暗杀、对抗，以至率兵征讨，但这些行动没有奏效。他孜孜以求向西方寻找救国道路，曾五度经上海东渡日本学习和考察，服膺于法兰西文明，民主至上、民权高于一切成为他的主导思想。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却在自己参与缔造的国家里成了通缉犯，复辟帝制的言论甚嚣尘上。陈独秀由此洞察了袁世凯政府的专制与腐败，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民众普遍缺乏民主觉悟，尚不具备建立民主国家的智识和能力。“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11)陈独秀萌生再次创办刊物的想法。

陈独秀向来有创办报刊宣传鼓动民众的举动，是一位老资格的报人，他1903年、1904年先后主编主撰的《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均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陈独秀认为办报可以“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12)使人人都能奋起爱国、救国。陈独秀的想法得到同乡、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的支持。但因亚东图书馆有点自顾不暇，汪孟邹就介绍同业老友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开办的群益书社承担。“7月5日，陈独秀与群益书社商定，每月出一本，编辑和稿费200元。” (13)陈独秀自信地认为，新刊物出版后，“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14)这本刊物的出版，成为日后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的肇端。(15)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一人主编、群益书社出版的《青年杂志》问世。这是一本综合性刊物，每月1号，每号约100页，6号为1卷，设有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世界说苑”等栏目。陈独秀要唤醒被束缚于封建桎梏中的一代青年，希冀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拥有开阔的视野。《甲寅》9月10日刊登《青年杂志》的出版广告，以排比式问句直接表明新刊旨趣在于影响青年：“我国青年诸君欲自知在国中人格居何等者乎，欲自知在世界青年中处何地位者乎，欲自知将来事功学业应遵若何途径者乎，欲考知所以自策自励之方法者乎，欲解释平昔疑难而增进其知识者乎”，(16)如想解决以上的问题，那么就来看这本《青年杂志》吧！

《青年杂志》创刊前，上海另有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所办《上海青年》周报。《青年杂志》创刊后，他们写信给群益书社，说《青年杂志》与《上海青年》名字雷同，应及早改名。于是，群益书社征得陈独秀的同意，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2卷第1号起，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

经此风波后，仍坚持用“青年”两个字为刊名，表达了陈独秀对新一代青年的期望。陈独秀也曾是一名热血青年。1902年冬，在东京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陆军军事时，陈独秀与留日志士秦毓鎏、张继等发起成立新团体，开展革命活动。团体名称经再三研究，就定名为青年会，成为“留学生界团体中揭櫫民族主义之最早者”。(17)十余年后，当年青年会的成员陈独秀，仍然在为救亡中国孜孜以求，坚持革命；所不同的，他要带动更多的青年奋起，去挽救国家的危亡。

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满怀激情地讴歌青年是初春，是朝日，是人生最可宝贵的时期。他以进化论的观点，将青年比作社会的新鲜细胞，呼吁青年努力奋斗，全力去除“陈腐朽败”。(18)为加强与广大青年的沟通，陈独秀特在刊物上开设“通信”栏，鼓励青年人来函交流。胡适曾评价道：“《新青年》之通信栏每期皆有二十余页……其中虽多无关紧要之投书，然大可为此报能引起国人之思想兴趣之证也。”(19)刊物的“通信”栏，在许多方面成为“中国杂志中第一个真正有效而自由表达公意的平台”，(20)许多重要的问题和思想都在这里得到认真的讨论和发展。陈独秀寄希望于青年一代，能够摆脱孔子之道的束缚，为中国文化开辟出一条新鲜活泼、富于生机的新路。

要建设新的文化，首先要打破中华民国的“空架子”，引导国民追求民权。《安徽俗话报》创办时期，陈独秀使用的“三爱”(21)笔名，即包含着对“科学”和“民主”的推崇。在《青年杂志》创刊号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陈独秀开宗明义地指出近代新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有三：“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22)而要在中国实践这代表近代文明的“三事”，实现改造中国、更新社会的目标，希望则在中国新一代青年身上。陈独秀提出了判断“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的六条标准，即：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23)

这既是对青年的期许，也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期待。简言之，就是民主、自由与科学。陈独秀从办刊伊始，就态度鲜明地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他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取得领先地位，“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23)人权说是近代文明的三个基本特征之一，而国人若欲摆脱蒙昧，不再落后于世界大势，就应急起直追，将科学与人权并重。在第2期的《今日之教育方针》中，陈独秀进一步把人权扩大为民主，赞赏“主权在民”，认为“民主国家，真国家也”，(24)为建立真正民主的国家而呐喊。这在万马齐喑的1915年9月，也就是“筹安会”出笼、袁世凯即将复辟帝制之时，可谓振聋发聩。

《青年杂志》第1卷首先联络一批以安徽籍为主的进步知识分子，向高一涵、汪叔潜、刘叔雅、高语罕、易白沙等约稿。这些人都积极响应陈独秀对民主与科学的呼唤，纷纷撰文，如高一涵的《民约与邦本》《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汪叔潜的《新旧问题》，刘叔雅的《叔本华自我意志说》及其翻译的《富兰克林自传》（部分），高语罕的《青年与国家之前途》等，都表达了对民主共和国家的向往与追求，以及对青年人发奋自强的期许。高一涵在《民约与邦本》开篇即言：“往古政治思想，以人民为国家而生；近世政治思想，以国家为人民而设。”(25)这些文章树立了《青年杂志》的“刊物形象”和定位。从第2卷起，作者队伍又新增了李大钊、胡适、吴稚晖、刘半农、马君武、杨昌济等人，作者队伍日显强大，内容更加丰富。李大钊在《新青年》第2卷第2号上发表的《青春》一文，与陈独秀创刊辞相呼应，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26)以天下为己任，完成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

陈独秀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当时提倡的民主，是以法国为榜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要提倡民主，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独裁，就要反对为专制独裁政治服务的封建伦理道德。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数千年以来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而要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靠全国大多数人的政治觉悟，自觉“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27)陈独秀的主张也得到挚友的赞同。1916年5月，李大钊在《民彝》创刊号上发表《民彝与政治》一文，大声疾呼：“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28)

要学习西方，就要明确中国应变革之处。陈独秀认为东西文明之一大不同在于，中国的伦理政治根植于“儒者三纲之说”，而近代西方的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他由此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27)而阻碍这个“最后觉悟”的正是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孔教。真正觉醒的青年，要实行共和，就必须同代表封建伦理道德的传统儒教彻底决裂。因而《新青年》从第2卷起开始打出“非儒反孔”的旗帜，得到吴虞、易白沙、李大钊等人的积极响应。批判孔教学说，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个主要内容。

新文化运动的向前推进，是与当时的现实紧密相联的。洪宪称帝闹剧收场后，政治文化方面的倒退并没有就此打住。1916年9月，康有为上书北洋军阀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鼓吹孔孟伦理为立国精神。针对此，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上连续3期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章，对孔教学说进行了全面的抨击，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29)同时，陈独秀还明确指出：孔子所提倡的“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不适合现代生活，与民主政治不相容。(30)

在五四运动前夕，孔教从学术到政治，已成为抵抗西方新思潮、新文化进入的主要阻碍。陈独秀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31)为此，陈独秀提出的建议是：输入西洋社会国家的学说，废止孔教的政治思想，推行民主平等、充满活力的教育精神，改造孔教僵化停滞，不切时用的教育政策。“打倒孔家店”的大旗，就这样树立起来。

为对抗孔教，陈独秀把科学提到至高的地位，他的《再论孔教问题》说：“余辈对于科学之信仰，以为将来人类达于觉悟获享幸福必由之正轨，尤为吾国目前所急需，真应提倡尊重也，当然在孔教、孔道及其他宗教哲学之上”。(32)当时提倡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和看待事物的科学观点和态度；不仅是传播自然科学知识，更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战斗性，即用自然科学知识来批评宗教迷信，打击鬼神论。陈独秀明确主张“以科学代宗教”，他认为一切宗教所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在《有鬼论质疑》一文中，陈独秀指出“灵学”完全是用以欺人牟利的骗人之谈。钱玄同则号召青年“赶紧鼓起你的勇气，奋发你的毅力，剿灭这种最野蛮的邪教和这班兴妖作怪的妖魔”。(33)

为废除旧伦理，陈独秀、易白沙、李大钊、吴虞等在《新青年》发表多篇文章，攻击以孔孟之道为幌子的封建伦理道德，引发了社会热议。李大钊在1917年2月《甲寅》日刊上发表的《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阐明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是发展变化的，“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34)他表示，为了确立新道德，破坏旧道德，“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35)吴虞对旧礼教、封建家长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络之根干”，“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36)同时面对封建迷信活动随复古主义思潮的泛滥，陈独秀等人向有鬼论者展开了猛烈进攻，主张破除封建迷信，推倒一切偶像崇拜。

在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批判中，《新青年》还对妇女解放问题、家庭问题、婚姻恋爱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宣传了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的思想。这些主张和讨论，极大地鼓动了青年冲破封建伦理桎梏，追求民主和科学的决心。

二、北京大学的革新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对北大进行整顿和改革。文科教员顽固守旧人物最多，因此蔡元培首先从文科入手。他对于聘用文科学长一职，特别慎重，曾请当时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推荐人才。汤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说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作为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蔡元培1904年曾与陈独秀一起试验炸药，对陈独秀有深刻的印象。在阅读过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后，蔡元培“决意聘他”。(37)

当时陈独秀正从上海到北京筹集股份，住在前门一家小中西旅馆。他白天四处活动，晚上看戏，睡得晚，起得迟。蔡元培几乎天天来看陈独秀，有时来得早，也不敲门，只让茶房拿把椅子来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陈独秀本不想接受北大之聘，说还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表示可以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并说只要有真才实学，没有教过书没关系，主要做教学的组织和管理工作。陈独秀这才答应“试干三个月”。(38)

1917年1月，陈独秀到北京就任北大文科学长，住在北大三院学生宿舍隔壁的箭杆胡同9号（今为20号）。《新青年》也随之从上海迁到北京，编辑部与住宅合一。陈独秀在蔡元培的全力支持下，招聘新派教师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刘文典、杨昌济、王星拱、高一涵、沈尹默、程演生等，到北大任教。倡导新思想，并不排斥国学教研，“国故派”的刘师培也由陈独秀引进北大任教。文科的教授多了，学生也多了，“社会对文科另眼看待，学校是变相的科举的观点打破了”，教师可以讲自己的研究题目，讲起来“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负担；学生听课也觉得生动活泼，不以听课为负担”。(39)北大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成为公认的全国最高学府。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荟萃于北大，“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40)

在陈独秀的率领下，北大文科教授多成为《新青年》的编辑，壮大了《新青年》的编辑和作者队伍。1918年1月，《新青年》出版第4卷。编辑部启事称，自第4卷第1号起不再接受投稿，“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41)《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成为同人刊物。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担任主编，(42)陈独秀负总责。每篇稿子交由陈独秀最后定稿，并寄发给上海群益书社。《新青年》由“独人杂志”转变成为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其影响力也在北京大学的支撑下逐渐增强。由此以陈独秀为核心，形成一个新文化阵营。这场革新国人思想与心理的运动由一人一刊为中心，变成一校一刊为中心，迅速向全国思想舆论界辐射影响，形成一个在全国轰轰烈烈、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

受到北京大学新教授和《新青年》的激发，同时也因为俄国十月革命后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北大等院校的学生获得对新思潮更明确的了解，并且在新思想运动中变得更加活跃。北大学生成为受《新青年》编撰群体影响最为直接的对象。他们自主组建社团，创办刊物，思想活跃，焕发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1918年10月，北大学生邓中夏、高尚德、黄日葵、段锡朋、张国焘、许德珩等发起成立学生救国会，次年元旦创刊《国民》杂志。《国民》着眼于普通民众人格精神的塑造、知识的传播和爱国主义的提倡。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负责人徐悲鸿为《国民》创刊号设计了封面—— 一位手托下巴思考的青年，“其坚毅的神情又传达出明确的信息：他绝不耽于沉思，而要付诸行动”。(43)

1918年11月，北大学生支持新思想的且有活动能力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成立新潮社。到1919年12月，新潮社的社员已有37人，其中大部分为北大学生。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帮助下，社团发行白话月刊《新潮》杂志，以“文艺复兴”为号召，鼓吹新思想新文学。罗家伦曾言，他们办刊的动机，是“悯国人之迷惑过深，痛旧染之遗毒太甚，对于过去现在之恶习惯，当力加抨击，词之过激，所不避也”。(44)新潮社的会员都是“先锋分子”，(45)他们把运动当作“思想革命”或“社会革命”，并且鼓励读者在中国介绍和传播世界的“新思潮”。《新潮》杂志也以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和革新的文词为指导原则，支持《新青年》和陈独秀、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所提倡的种种改革，得到广泛的欢迎和较高的声誉。陈独秀大力支持新潮社和《新潮》杂志，《新潮》很快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和伙伴。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的大多数会员后来都成为五四运动的骨干。

三、文学革命的兴起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1917年《新青年》发出“文学革命”的号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在20世纪之前的中国文学领域，只有诗和非小说性散文才被视为严肃的文学，负有“文以载道”的责任。先前几个世纪许多用白话文写作的小说、故事和剧本等常常受到轻视。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些新派诗人和政治改革家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试图改革文体，倡导诗界、小说界以及散文的革命，并开始在一些新创办的杂志、报纸上用白话文从事著述。文学改良运动悄悄进行。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时，即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恶，宣传革命思想，而“风行一时”。(46)在《青年杂志》中，虽然采用文言稿件，但陈独秀非常注意对现代文学的介绍，注意文章的通俗明白。陈独秀设想将中国文学从“古典主义”转向“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他的《敬告青年》正是这种改良后的文言，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陈独秀关于中国文学的看法，得到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的支持。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改良文学的八条建议，并提出以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文章拉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序幕。陈独秀读到胡适的文章后“快慰无似”。(47)他认为旧道德与旧文学“相依为命”，赞同用改革旧文学来废除旧道德。次月的《新青年》上，陈独秀热情响应胡适的主张，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将新文化运动由思想伦理层面进一步聚焦到文学改革领域。

陈独秀认为，欲革新政治，即须革新文学，文学革命正是解放思想和改造国民性的利器。陈独秀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48)这成为文学革命的纲领。

1917年初，钱玄同给《新青年》杂志投稿，用白话给陈独秀写信，大力鼓吹白话文，主张文言一致，行文要左行横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反对用典，提倡小说、新诗、新戏等。刘半农在《新青年》也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韵文、散文，吸收文言文优点，文章分段、使用标点符号等许多建设性意见。胡适、钱玄同对“句读符号”提出新的设想，他们讨论标点符号问题的通信在《新青年》多次刊登，直接促成杂志使用新式标点符号。《新青年》从第4卷第1号（即改为同人刊物之时）起全面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并刊登一些新诗。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文学创作的发展以及国民教育的推广，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鲁迅虽然是稍后投入新文化运动的，但他一出场便立即成为反封建斗争中最彻底的思想家。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沉痛冷峻地揭露批判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目光犀利地指出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这篇小说成为把文学革命的形式和革命思想内容相结合的典范，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在《新青年》的推动下，白话文运动声势骤起，刊物的影响日益广泛，杂志销量从创刊时的1000份猛增到16000余份。除《新青年》外，积极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报刊还有《每周评论》《国民》《新潮》《少年中国》《改造》《晨报》《京报》等。刊登新文学作品的数百种报刊相继问世，在宣传新思想的同时主张白话文。尤其四大报纸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读者数量众，社会影响广，对于传播新文学贡献作用最大。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被打开，中国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

文学革命及其引发的白话文运动，不仅是中国文学载体的革命、文学形式的解放，而且是中国文化基本范式、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乃至日常生活习惯的根本革命。(49)1919年，全国已有白话报刊四百种以上。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以白话文为传播工具，迅猛冲向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报刊上常可见中学生发来的主张，批评社会；商店店员、车夫、小贩都要看报纸。白话文不仅被逐渐应用于诗歌、现代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作品，而且迅速走出知识分子的圈子向民众传播，并广泛用于写作和教学。随着书面语言和口语的逐渐合一，知识和教育变得更易普及。

《新青年》得到各地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支持，对青年人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在欧美、日本留学的学生纷纷通过杂志把他们学到的新知译介到国内。茅盾曾回忆：“我在那时看到《新青年》等刊物，感觉到刺激力很强，以前人好像全在黑暗当中，到那时才突然打开窗户。”(50)《新青年》刊登的文章，尤其是陈独秀大力批评封建伦理道德、批评尊孔复辟、提倡民主和科学的论说，令人感受到一股革新之气，也得到青年人的肯定。四川读者孙少荆致信钱玄同，称赞《新青年》是“再造中国”的《新青年》和“做人的杂志”。(51)陈独秀认为教育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强调青年应强健体魄。湖南青年毛泽东拥护陈独秀提倡的重视体育的主张，撰写《体育之研究》一文，以“二十八画生”笔名将文章寄给陈独秀。陈独秀立即将文章发表，以表示鼓励和支援。而毛泽东则“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52)1917年，周恩来到日本后，在朋友严智开那里借到了《新青年》第3卷全份，读后颇受启发。他在日记中记道，“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我觉得我这回大领悟，将从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53)恽代英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54)《新青年》对现代中国思想界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为一班有为青年追求进步提供了思想“模范”。(55)

但是，新文化运动招致封建卫道士们的仇视和围攻。刘师培等于1919年1月组织《国故》月刊社，鼓吹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56)反对新文化运动。3月间，保守派文人林纾在《新申报》发表《荆生》《妖梦》两篇小说来讥讽侮蔑新文化运动。他们攻击新文化运动破坏孔教、礼法、国粹、贞节等，是“叛亲蔑伦”“人头畜鸣”。(57)对此，陈独秀等进行了坚决的反击。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针对种种非难和指责，犀利指出：“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g(58)）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而被指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但这并不能使他屈服。“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59)

新文化运动给予中国青年以极大震动，启蒙了他们追求真理的行动。1917年2月，《新青年》登载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学生叶挺写给陈独秀的信，其中说：“吾辈青年，坐沉沉黑狱中，一纸天良，不绝如缕，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仆家计不堪，复哀国难，几不自支，然已稍能觉悟，廓而化之曰：向圣贤路上鞭策。”(60)若彼时反观1915年9月刊物初创时要实现的目标旨趣，可以说，陈独秀等人已经实现了最初的设想，成为青年“精神上的良友”。

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一次激烈斗争，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以空前的沉重打击，破除了封建教条对人们思想的束缚，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形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新文化运动还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是这场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广泛地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广大青年的觉醒起了巨大作用。一批先进分子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形成思想解放的潮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必要的文化“补课”，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上的充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