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50年：现实变革、议题设定与理论创新1
（代序）

王正毅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既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变革相关联，也与国际关系理论论战相联系，同时更与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三代学者的理论创新密不可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围绕美国霸权衰退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三次大的理论论战，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或关注在国际经济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相互依存论），或关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以及权力分配（霸权稳定论），或关注国际体系中的不平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或关注国际组织的作用（国际机制理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尽管出现了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论战，但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的稳定，则促使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国内政治，他们试图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将比较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构建“开放经济政治学”，从而使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化”。而2008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全球化产生了重大冲击，而且对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放经济政治学”提出了理论挑战。正是在对2007/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的反思中，新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出现了分化趋势，这些趋势既涉及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也关乎研究议题的设定，同时还触及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霸权衰退”、国际关系理论论战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的确定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及其理论演进，不仅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变革密切相关，而且也与国际关系的理论论战和创新相关联。在国际关系理论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经历过五次理论论战：第一次论战发生在20世纪20—30年代（古典现实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第二次论战发生在70年代（自由主义挑战现实主义）；第三次论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第四次论战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理性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论战）；第五次论战则出现在21世纪初期，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学派内部的争论、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论战以及批判学派对主流学派的挑战）。2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不仅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后四次论战密切相关，而且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

自由主义挑战古典现实主义

正如学习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生们所熟知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一次论战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论战的双方是崛起的古典现实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论战的最终结果是古典现实主义开始主导国际关系的研究，其里程碑式的著作便是摩根索于1948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

古典现实主义有如下四个最为基本的假设。3第一，国家是世界政治中的主导行为体。国际关系研究应该集中在国家这一研究单位上，非国家因素（例如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是次要因素。第二，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体，而且只有一个声音。第三，国家是理性的，能够根据自我利益采取行动，国家可以根据其现存的能力达到其特定的目标。第四，国际体系处于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国家之间的冲突会导致战争并可能出现强权政治。所以，在国际事务中，国家安全居于第一位，换句话说，经济和社会事务属于“低级政治”，而军事安全或战略问题属于“高级政治”。

国家、权力以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是古典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冷战”为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这种状况下，安全问题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首要问题。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开始，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受到国际政治现实中一系列事件的挑战，这些事件包括：1951年开始的欧洲煤钢联营以及随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虽然后来出现了波折）；1968年开始的美国与日本持续20年的贸易摩擦；1971年发生的“尼克松冲击”以及随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1973年、1974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集体行动导致的石油危机。这些事件使得霸权国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以及与其相应的国际体系受到了挑战。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在关注安全的同时，也开始关注经济要素和机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首先是经济学家库珀（Richard Cooper）、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和维农（Raymond Vernon）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相互依存、霸权以及跨国经济关系进行探讨。受其影响，吉尔平（Robert Gilpin）、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基欧汉（Robert Keohane）等政治学家也开始关注经济要素以及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的作用，并对古典现实主义的四个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国际政治经济学早期的研究纲领正是在这种挑战中形成的。

首先，对“国家是世界政治的主导行为体”假设提出挑战的是关于“跨国公司”的研究，并由此于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跨国关系及关联政治学派”，其早期经典性的著作是基欧汉和奈的《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1972年）和《权力与相互依赖》（1977年）。跨国关系及关联政治学派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但并不是唯一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诸如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在国家之间的交往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体”假设提出挑战的是关于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政治”的研究，并由此在70年代形成了“官僚政治学派”（bureaucratic politics），国际政治经济学早期在这方面堪称方向性的文献当推卡赞斯坦的《国际关系与国内结构：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1976年）4。官僚政治学派力图打破国家这个“黑匣子”，把握国家的真正性质以及政策制定的复杂过程，特别是利益集团在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官僚政治学派将多元利益集团理论扩展到政府本身，认为对外政策是政府不同机构之间妥协的产物，由于权力和利益在不同的领域密集程度不同，所以，任何国家都无法制定连贯一致的对外政策。5这一研究为90年代以后寻求国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关联性奠定了方向性的基础。

再次，对“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假设提出挑战的是对“非理性”因素的关注，并由此在90年代发展起来认知心理学派，其标志性的成果是杰维斯于1976年出版的著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6。认知心理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国家的决策并不总是理性的，由于心理和认识上的错觉，非理性因素在国家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是经常的，也是难免的。

最后，对“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假设提出挑战的是对“国际机制”的关注，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逐渐形成“国际制度学派”。关于国际机制的早期经典性的文献是鲁杰的《对技术的国际回应：概念和趋势》一文7，此后基欧汉和奈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国际机制学派并不否认现实世界政治中存在一种能够强制执行规则的制度化等级权威机构，但国际机制学派认为，现实世界政治中确实存在基于规则之上的机制或制度，并不是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8对国际机制以及国际制度的研究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研究纲领。

这样，通过对古典现实主义四个基本假设的挑战，以前被认为是“低级政治”的经济和社会事务进入国际关系的研究议事日程，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呼之欲出。

新自由主义 /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自由主义对古典现实主义的挑战，虽然最终并没有撼动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主导地位，但却促使推崇现实主义的学者们开始对以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进行修正，由此在7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多种新现实主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里程碑式的成果是其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与古典现实主义相比较，新现实主义主要强调如下三点。第一，古典现实主义强调国家的行为以及国家之间在国际体系中的相互竞争；而新现实主义则强调国际体系的结构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第二，古典现实主义强调权力，但通常把权力看作是一种获得军事资源的手段，国家通过这种手段强迫或控制其他国家从而在国际体系中产生影响；而新现实主义则把权力看作是国家的一种能力，国家通过这种能力在国际体系中获得地位。第三，古典现实主义假设国际体系是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根据自己的自然条件和国内政治对国际体系做出应对，而新现实主义则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根本特征，它对所有国家的制约都是相同的。

在新现实主义产生的同时，自由主义也围绕着“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的讨论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新自由主义，特别是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 institutionalism）9，其标志性的成果是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1984年）。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的核心假设主要有：第一，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但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第二，国家是理性的，国家会通过合作将其绝对收益最大化，影响国家之间合作的最大障碍是欺骗和背叛；第三，合作过程中出现问题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国家确信国际制度能使得合作方受益并愿意通过国际制度来分配资源。10

进入20世纪80年代，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就国际关系的研究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主要是围绕着如下六个议题进行展开：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和后果；国际合作；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国家的优先目标；意图与能力；机制与制度。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这次争论，学术界一般将其称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第三次论战”。与70年代的“第二次论战”大为不同的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虽然在具体的研究纲领上仍然存在着分歧，但经过“第三次论战”之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研究议题以及内容上彼此吸收对方在知识积累上的贡献，不断修正自身的前提假设，出现了理论趋向和价值趋向的趋同之势11。这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际关系研究框架内发展的合法性奠定了学理基础，“政治经济分析”与“安全研究”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核心研究议题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的确立

20世纪7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现实的变革，向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挑战。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和发展不仅与国际关系理论论战相关联，而且也离不开核心议题的确立以及围绕着这些核心议题进行的理论探讨和创新。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教授曾将这一时期因现实变革而提出的问题概括为五个核心研究议题。12正是对这些核心议题的研究，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也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在经济要素日益重要的情况下，军事力量是否仍然有用？

围绕着这一研究议题，基欧汉和奈发表了《权力与相互依赖》（1977年），并因此产生了相互依存理论。与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主张权力政治的核心是军事这一命题不同的是，基欧汉和奈认为复合相互依存具有三个特征：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问题之间没有等级之分以及军事力量起次要作用。13在复合相互依存下，军事力量并不总是被当作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手段。比如，在联盟以及与敌对集团的政治、军事关系上，军事力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解决盟国之间在经济问题上的分歧时，军事力量可能是毫无作用的。14

第二，美国的霸权是否在衰退？

围绕着这一研究议题，学者们主要基于19世纪英国的经验和20世纪美国的经验，提出霸权对于国际体系稳定的重要性，由此产生了霸权稳定理论。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1973年）与苏珊·斯特兰奇的《国家与市场》（1988年）。前者对英国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英国不愿也不能发挥霸权作用是导致当时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以此类推，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也反映出美国霸权正在衰退。15后者则认为，世界市场中存在着四种权力结构（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和知识结构），这四种权力结构决定了各个国家的实力，即使美国在安全、生产和金融结构中的实力衰退了，但只要美国仍然在知识权力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美国的霸权就没有衰退。16

第三，为什么在国内政治结构非常相似的发达国家，对待相同的石油危机却做出了非常不同的反应？

围绕着这一研究议题，学者们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强化了国家主义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彼得·卡赞斯坦的《国内和国际力量与对外经济政策战略》（1977年）。卡赞斯坦以六个发达国家（美国、西德、英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为案例，提出了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两点主张：一是从国家和社会关系比较的角度研究各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以此克服只基于美国经验的国内官僚政治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二是在研究对外经济政策时，将国际力量和国内政治结构（包括统治联盟和政策网络）结合起来，以此克服单独运用两种方法固有的局限性。17这种方法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寻求国内政治和国际经济关联性的研究路径奠定了基础。18

第四，为什么欠发达国家一定处于边缘区，并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

围绕着这一议题，学者们基于拉丁美洲、非洲等欠发达国家的经验，发展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都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一个世界体系之中，这个体系就是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核心—边缘”（依附理论）或“核心—半边缘—边缘”（世界体系论）的经济结构，这种结构之所以能得以持续，主要是由于核心和边缘存在着一种“不等价交换”关系，所以，处于边缘区的国家只能依附核心区进行发展。19

第五，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否意味着，诸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以及国际能源机构（IEA）这些国际组织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提高了？

围绕着这一议题，国际机制理论在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相互争论和相互吸收中得到了飞速发展，并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成果是斯蒂芬·克拉斯纳主编的《国际机制》（1983年）和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1984年）。前者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者，虽然主张从国家权力出发研究世界经济，但同时看到了国际机制对国家的影响，克拉斯纳认为，国际机制有四种反馈作用，即机制可以影响评估利益的要素；机制可以改变利益本身；机制可以变为权力的一个来源；机制可以改变国家权力的能力。所以他得出结论认为，国际机制从来不是独立发挥作用。后者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在其中，他主张，即使在美国霸权衰退之后，相互依存仍然存在，因为机制一旦产生，它有时可以按照自己的逻辑来运行，而国家之所以愿意接受这种机制，主要是因为在某些问题领域的相互依存有利于国家利益。

这样，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抑或是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70—80年代都加入美国霸权衰退以及世界政治经济变革的研究之中，他们或关注在国际经济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相互依存论），或关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以及权力分配（霸权稳定论），或关注国际体系中的不平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或关注国际组织的作用（国际机制理论）。正是在对这些议题的研究过程中，拓宽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

全球化、理性主义与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构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们受到两个现实的挑战：一个是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相对和平解体，另一个则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与拓展。对于冷战的结束，学者们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未能给出满意的解释而感到不满，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过分注重物质利益提出质疑，进而引发了国际关系理论“第四次论战”。而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的稳定，则促使学者们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国内政治，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将比较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构建开放经济政治学，使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化”。

理性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论战

尽管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具体研究领域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争论，但在将政治和经济这些物质因素作为理性分析的最基本的要素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所以，学者们将偏好市场（经济发展与技术变革）并对其进行制度分析的自由主义，与偏好国家结构和利益并对其进行权力分析的现实主义通称为“理性主义”（rationalism）。作为理性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注重物质力量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m）。物质力量主要是指地理、技术以及实力的分布。现实主义更为强调国家之间物质力量的均衡对国际体系的结构以及国家行为的影响，而自由主义则更为强调国际机制对国家之间冲突的调节效应，当然这里的国际机制既包括安全机制，也包括贸易和金融机制，还包括环境机制。第二，强调利益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所有行为体的利益都是既定的，而国家利益是不可挑战的。在国家利益的追求上，现实主义更强调安全利益，而自由主义更偏好财富。

然而，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无法很好地解释冷战的和平结束和苏联的解体，更不用说预言了。究其原因，大多数学者将其归为理性主义分析方法的局限性。理性主义虽然可以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法来解释权力和制度的来源以及如何运作，但却无法解释权力和制度为何如此形成以及如此运作。其根本原因在于理性主义在解释权力和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运作的过程中，只重视物质因素，而忽视了这种物质因素的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和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正是通过借鉴社会学和文化理论对这些物质因素的观念化和社会化过程进行研究，由此形成了国际关系理论演进中著名的“社会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论战，这次论战通常被称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第四次论战”。

与理性主义强调物质力量和“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不同，建构主义则强调价值观念的作用和认知分析方法。在建构主义看来，第一，意识和观念也是权力和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构主义看来，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理性主义强调的物质力量，另一部分是知识、观念、规则、规范等构成的观念力量。观念并不反对物质力量，相反，物质力量的意义正是通过这些观念的社会化来塑造。第二，行为体和结构是相互构建的。与理性主义假设行为体的利益以及国际体系的结构是既定的不同，建构主义认为，行为体的利益是通过在结构中获得认同确立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则是通过行为体的相互作用形成和转化的。

社会建构主义有不同的分类（如规范性建构主义、批判性建构主义和后现代建构主义），但按照社会建构主义的积极倡导者温特的观点，主流社会建构主义主要基于三个基本理论假设：第一，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但国家间的合作是一个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第二，国际体系的主要结构是通过主体之间的互动性而非物质性的因素形成的，因而文化（culture）具有优先性；第三，国家认同以及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些结构形成的，而非由外在于这个体系的人类本性或者国内政治决定的，因而规范（norms）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21

基于冷战的和平结束以及苏联解体所引发的对国家安全文化的反思，文化、认同以及社会化这些概念引起了国际关系学者的广泛关注，并被整合进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国际关系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如下三个重要趋势。

第一，认识到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互补性。尽管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在最初的论战中都强调双方的差异性，如理性主义强调偏好、信息、战略和共同知识，建构主义强调认同、规范、知识和利益，但双方都承认自身的局限性，理性主义承认无法解释共同知识的来源，而建构主义承认没有提出解释战略的理论。但随着论战的深入，双方都意识到各自在认识世界政治的局限性以及双方之间的互补性。坚持理性主义的学者认识到，若要解释共同知识的来源，就必须了解行为体的社会规范，而这正是建构主义的范式；建构主义学者也认识到，如要解释利益的社会化过程，就必须了解行为体的偏好，而这正是理性主义的范畴。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这种互补性为国际关系的理论趋向和价值趋向的融合奠定了方向性基础。

第二，寻求共同的分析工具。博弈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可以阐明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分歧，如理性主义假设行为体的偏好和共同知识是既定的，因而可以进行战略性讨价还价，而建构主义假设行为体的身份是给定的，因而可以在环境中进行讨价还价。但博弈论同时也为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未来进一步的融合提供了分析工具，如理性主义认为，为促进物质利益而建立的制度可以产生规范结构，而建构主义认为，规范可以确定博弈者的选择范围并决定他们的偏好。博弈论作为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共同认可的分析工具，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可操作性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路径。

第三，核心概念的确定和认同。将“利益”（interest）与“制度”（institution）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还原的两个核心范畴，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既有学理性又有可操作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在理论研究上的重要贡献。通过将“利益”和“制度”放在国内与国际的关联性中，寻求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融合，并最终形成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著名的“2×2模式”（利益与制度、国内与国际）22。

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关系学界，虽然意识到理性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融合的重要性，而且在安全领域自觉采用建构主义理论进行经验研究越来越多23，但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相对于理性主义的成果，建构主义的研究成果还是比较少的24，这与第二代学者、特别是美国学派的第二代学者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化”的学术努力密切关联。

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构建

面对建构主义的挑战和批评，理性主义也开始了新的自我完善，修正理论前提和分析框架，而理性主义的这种进展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是最为明显的，特别是美国学术界，更是在构建开放经济政治学（OEP）的旗帜下，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努力使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化”。虽然这种突出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受到英国学派和批判理论的质疑，但却主导着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开放经济政治学主要是由美国学术界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如哈佛大学的杰弗里·弗里登、普林斯顿大学的海伦·米尔纳、加州大学的戴维·莱克）倡导的。他们继承了20世纪70年代注重国内利益的研究路径，但认为只研究国内利益是不够的，因为利益通常是通过那些对政策产生影响的政治制度反映出来，所以，他们主张不但要对国内利益进行研究，而且还要对国内制度进行研究。这样通过对国内利益和国内制度的比较研究，就可以将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借助统计学的方法将其科学化。按照莱克教授的总结，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如下三个步骤25。

第一步是确定利益及其行为体。利益被认为是开放经济政治学最为基本的核心概念，这里的利益，既可以是个人利益，也可以是群体的利益，由于群体的利益通常是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体利益的汇总，所以，开放经济政治学主要研究群体的利益。群体通常是指厂商、行业或生产要素的拥有者。

开放经济政治学通常是通过经济理论（比如特殊要素模型和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来确定哪些行为体（厂商、产业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拥有共同的可以认定的利益，然后研究这些行为体的利益如何影响相关国家政策偏好的选择，进而影响到这些国家在国际经济中采取不同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分配效应。

第二步研究国内制度。与20世纪70年代国家主义不同的是，开放经济政治学认为，只关注利益是不够的，因为利益并不能直接导致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产生，而是通过国内政治制度来影响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所以，开放经济政治学主张，既要研究政治制度如何将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汇集起来，也要研究政治制度如何为相互对立的利益群体进行谈判提供条件。

第三步是国际谈判。当国内利益通过国内政治制度汇集为一个国家的政策后，由于任何政策都有外部性，所以，一个国家的政策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为了保证一国政策得以顺利实施，就需要与其相关的国家进行国际谈判。对于国际谈判，开放经济政治学主要关注两类问题的研究，一类问题是，在国际谈判中，国际制度如何影响讨价还价的过程以及结果，以及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满足成员国的目标。另一类问题是，研究合作收益的讨价还价过程，即合作分配问题。

这样，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是由三个子系统构成的，私人企业利益的形成、汇集各方利益并将其转化为政府偏好的国内制度，以及进行国际谈判，这三个子系统是相互独立的。我们可以通过统计分析分别对三个子体系进行独立验证并进而获得一般性知识，这种一般性知识可以超越以往比较政治经济学假设的国内政治的差异性。开放经济政治学这种分析方法被学术界称为还原主义的方法26。

总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代学者，特别是美国学派的第二代学者，高举理性主义大旗，在构建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口号下，试图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使之科学化。由于在核心概念、分析框架以及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空前的共识，开放经济政治学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导性学派。

全球化与研究议题的重设

不断深入拓展的全球化以及持续稳定的世界经济，不但助长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理性主义的盛行，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核心研究议题的设定。

如果说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80年代关注的是“美国霸权衰退”背景下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对立关系，那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与扩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则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与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吉尔平以及斯特兰奇假设国家是“单一、自治的”不同，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27则假设，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自治的。在这种逻辑的推导下，第二代学者将第一代学者的前提假设加以扩大，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下两种关系：（1）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关系；（2）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莉萨·马丁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修改为利益和制度的关系，并将利益与制度的相互作用、国内政治和国际力量的相互作用概括为“2×2”模式。28

“利益”和“制度”其实并不是两个新概念，在第一代学者那里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不同就在于将原来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制度的研究核心扩展了，其中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和国内政治制度安排成为研究的重要方面。29与第一代学者主要立足于“国家是单一的”这一假设不同，第二代学者不仅打开了这个“黑匣子”，而且将国家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寻求国内和国际的关联性。他们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和界定利益与偏好的形成，同时将西方民主国家日渐完善的政治学分析工具扩展应用于对其他地区的研究中，由此形成了四个系列的核心议题。

第一，关于国家的研究。与20世纪70—80年代国家中心主义“单一的”国家的假设不同，9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在全球的拓展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导致与国家相关联的研究发生了两个方向性的改变。一是将国家理解为汇聚国内政治利益偏好（个人、行业或者利益集团）的制度框架，强调国内政治利益偏好如何影响国家之间的合作。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利用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提出的双层博弈分析框架30，强调理解国内政治过程在认识国际关系中的作用。31在这一路径下，多数学者把国家看作国内社会力量和国际力量的中介，重点分析国内利益、制度以及信息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贸易政策、金融政策和汇率政策）以及国际层面的谈判与合作32。另一个是讨论经济全球化是否改变以及如何改变一个国家的利益偏好以及制度调整。33

第二，关于经济发展不平等的研究。20世纪70—80年代，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将经济发展不平等主要归因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结构（核心与边缘、北方与南方），并认为“不等价交换”是经济发展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以及昔日“边缘地区”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产生了两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全球化是否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本身的变化？如果有变化，有哪些变化？二是民主化和国内政治改革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那些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的国家（如在亚洲），是由于进行了国内政策的调整，还是接受了国际经济组织既有的规范？那些经济没有得到发展或发展比较缓慢的国家（如在非洲）是否由于没有进行政策调整？

第三，关于地区主义研究。20世纪60—70年代的“地区主义”研究主要关注地区组织对推进地区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地区和平所起的作用，与此不同，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欧洲区域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单一货币的实施以及共同防务和立法的提出）以及亚洲区域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东盟成员国的扩展以及基于“东盟方式”建立的一系列地区机制）34，地区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问题上：一是为什么国家竞相在地区层面上合作35；二是地区主义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例如地区FTA是加强世界贸易组织还是削弱世界贸易组织36；三是非国家要素的跨国流动在地区合作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37。

第四，关于国际制度研究。在20世纪70—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也研究国际制度，但此类研究大都建立在一个逻辑假设上，即美国霸权是推动国际合作以及国际制度建立的主要动力，所以，学者们关心的问题是：如果美国霸权衰退，国际合作是否仍然可能？如果可能，国际制度的作用何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冷战的结束以及相应国家（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的经济改革和转型，国际制度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全球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核心问题：一是推动全球化的基本动力是什么？是技术变革和创新吗？如果是，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人们接受技术变革和创新存在很大的差异？二是非国家因素，包括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运动如何改变全球治理的方式？三是进入全球化进程并推动全球化的国家是如何进行政策调整的？

全球金融危机、国际关系理论第五次论战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化

2008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全球化产生了重大冲击，而且对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放经济政治学提出了理论挑战。就像20世纪70年代新现实主义的“体系层次理论”没有预见到冷战结束而备受质疑一样，开放经济政治学也因为没有预见到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饱受诟病。正是在对2007/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反思中，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既触及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也关乎研究议题的设定，还涉及学术共同体的建设38。

国际关系理论第五次论战及其特征

面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及其随后世界政治经济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放经济政治学，既没有预见到危机的到来，也无法为变革中的世界政治经济提供理论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再一次陷入危机39。出于应对现实的变革，也出于调整开放经济政治学导致的理论“单一性”（monoculture），国际关系学，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就理论范式再次展开了争论，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美国学派内部的学术批评，主要体现在对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批评上；（2）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争论，主要体现在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争论上；（3）批判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对美国学派的挑战，主要体现在批判学派或马克思主义对美国学派忽略国际体系变革的批评。

对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批评与修正

美国学派内部的学术论战主要体现在对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批评、反思和修正上。这主要体现在对开放经济政治学过分注重中层理论、忽略宏观问题因而未能预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提出批评。其中以基欧汉、奥特莱为代表。

在基欧汉和奥特莱看来，开放经济政治学基于利益与制度两个概念，运用还原主义的方法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融入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之中，并力图借助统计学的分析工具将其科学化，这种努力虽然强化了对国内政治的微观研究，但这个分析框架在整体上面临如下三个挑战。40

第一，开放经济政治学过分强调理性主义，太过注重物质利益，忽略了观念的作用。国内各行为体的利益最后成为一个政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比如，行为体的物质利益与观念在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哪个更为重要？在利益形成过程中，人们所有的观念以及人们集体分享的观念时如何影响他们的偏好的？

第二，开放经济政治学过分强调单个国家政府决策的独立性，忽略了外部行为体的作用。在现实的政治过程中，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独立于其所处的国际体系，在国家的对外政策形成过程中，国际体系、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国家对政府政策的形成过程都会产生影响，而开放经济政治学只强调国内政治制度的作用，忽略了这种宏观过程对国内政治制度的影响。

第三，开放经济政治学过分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稳定性，忽略了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变革对不同国家国内行为体偏好的形成以及相关政策的影响。开放经济政治学假设，世界政治经济的结构是稳定的，但现实的世界经济通常是不稳定的，诸如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通讯技术的变革、边缘区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跨国公司对全球性规则的参与等，这些都可能引起世界经济结构性变革。

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论战

20世纪70年代，在英国率先开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当推苏珊·斯特兰奇教授。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她的学术贡献一直影响至今。尽管她自己并非有意识地提出后来学术界所说的“英国学派”，但后来的英国学术界确实在有意识地构建国际关系的“英国学派”，以此与美国学术界的“国际组织学派”或“美国学派”相对应。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学术界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代学者立足于《国际组织》杂志，在“科学化”的口号下构建开放经济政治学时，英国学术界先后创立《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1994年）和《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1996年）杂志，开始有意识地构建与之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并逐渐形成英国学派。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主要有如下三个不同特征。41

第一，学科定位的不同。寻求国际关系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是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共同目标，但在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建设成什么样的学科方面，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存在着很大差异。美国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借鉴古典政治经济学时，就一直将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附属学科将其置于政治学学科之下来建设，之后在第二代学者努力之下，更是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将其建设成类似经济学那样的“科学的”学科；英国学派从一开始却是要构筑国际经济与国际关系的桥梁，而且要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建成一门类似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的学科，以便吸收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知识，他们一直反对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变成经济学、国际关系或者政治学专有的领域，主张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应当隶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许多英国学派的学者甚至将其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第二，分析框架的差异。“谁得到什么以及如何得到”（Who gets what and how），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共同关心的问题，但在回答这个问题的具体路径上，二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美国学派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主要关注的是，行为体在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将如何耗费要素禀赋，因而，美国学派主张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如何通过理性选择达到效用最大化；英国学派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关注的是，经济的初始环境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中是如何形成的，所以，英国学派主张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框定各类经济生活的社会组织的价值观念。

第三，方法论的差异。这是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最为主要的差异。美国学派的基本假设是，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是理性的，在既定的权力结构中，他们/它们作为行为体，都是遵循理性原则而进行行为选择的，即利益最大化原则，所以最终的政策结果无非是通过相互的博弈达到利益的局部均衡（国内的和国际的），总之，理性主义是美国学派的方法论基础；英国学派则假设，任何行为体都受到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制约，其行为选择并不总是对外在环境的理性的回应，行为选择反映了行为体的社会愿望，而这种愿望则是社会对经济规范认同的结果，所以，英国学派关注的是分配结构（国内的和国际的）如何影响行为体的经济利益与经济认同（国内的和国际的），简而言之，“历史社会科学”和价值批判是英国学派的方法论基础。

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这些差异，导致了双方从20世纪90年代起相互漠视，互不交流。英国学派抱怨美国学派借口“科学化”实则是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化”，美国学派抱怨英国学派太过宽泛而无法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化”，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才开始有所改变。

批判学派对美国学派的挑战

真正对美国学派构成挑战的是“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又称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critic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42，它通常是指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并驾齐驱的马克思主义。尽管英国学派一直持批判精神，而且相对于美国学派对马克思主义更具包容性，但无论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还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中，英国学派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批判理论，也无法取代批判理论。

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早期阶段，以寻求政治和经济关联性为主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曾经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因此产生了著名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之后，虽然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被轻视，但在美国学术界之外，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以“批判理论”（源自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观念或来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思想）出现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推加拿大的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Cox）对世界秩序的分析。考克斯关于“世界秩序”的分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43

第一，霸权观念与世界秩序。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曾将统治力量分为两种，一种是强迫型的力量（诸如物质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另一种是认同型的力量（诸如观念、知识和制度）。考克斯主要继承了葛兰西关于知识权力的思想，并将其应用于世界秩序的分析上。在他看来，霸权国家不仅依靠经济力量来主导世界秩序，而且还通过创造有利于霸权国家利益的观念来主导世界秩序，由此，考克斯得出其著名的结论，“理论总是为了某些人并服务于某些目的”。

第二，社会力量与世界秩序的动力。受波兰尼关于市场扩张和社会对抗“双重运动”的影响，考克斯反对以国家为中心构建国际关系，而是强调社会力量在世界秩序变革中的重要性。在考克斯看来，国家不可能处于孤立状态，所以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考虑国际关系中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关系。因为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所以，生产方式的国际化会导致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相互讨价还价，并进而塑造国家的本性和世界经济的秩序。所以，在探讨世界秩序时，社会力量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历史结构和世界秩序的变革。受沃勒斯坦关于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体系的观点的影响，考克斯将历史结构用于世界秩序的分析上。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由于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因而并不是稳定的，难以避免的经济危机作为一种催化剂催生出反霸权的力量，这些力量最终会导致现存的世界秩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考克斯对世界秩序的这些分析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44，使得“批判理论”的传统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得以延续，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学派”（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相抗衡，丰富了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

相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学派”，“批判理论”主要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关注变革的议题。与美国学派倡导的中层理论假设政治结构和经济社会结构是既定的而且是不变的，因而主张进行“问题导向型”研究不同，批判学派尤其关注变革，这些变革既包括权力和制度的变革，也包括结构和行为体的变革。批判理论认为，无论是社会经济结构还是政治结构的变化，它们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中。所以，只有研究这些变革以及危机，才能真正认识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实质。

第二，强调理论的目的性。与美国学派倡导的中层理论假设政治结构和经济社会结构是中性的，因而主张寻求因果关系并从经验上进行证实或证伪不同，批判学派认为，理论总是某些人的理论，因而是有目的的，脱离价值判断的经验性研究是有局限的。所以，理论不是简单地理解世界的合作和冲突，而是要揭示那些自称是客观的分析实则反映了哪些具有特权和权力的人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批判学派与英国学派是相通的。

第三，突出历史和结构的分析方法。与美国学派倡导的中层理论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的理性行为体模型分析不同，批判理论尤其强调历史的分析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无论是法兰克福式的批判分析，还是葛兰西式的批判分析，抑或是福柯式的批判分析，强调历史分析和结构分析是批判理论的共同特征。在批判理论看来，国家和市场、制度与权力，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相互建构的，这种建构既是历史的，也是社会的。因此，离开历史结构和社会力量，是很难理解资本主义体系、全球化、霸权、性别以及国家这些现象的。

第五次论战的特征

通过考察美国学派内部的反思、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争论以及批判学派对美国学派的挑战，我们可以发现，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五次争论具有如下三个鲜明特征。

第一，重拾认知分析的重要性，强调观念、文化和知识在利益认知和制度构建中的作用。这种趋势既体现在第一代学者（诸如基欧汉、卡赞斯坦等）对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批评中45，也体现在新一代学者所从事的具体研究议程中46。他们认为，开放经济政治学在分析行为体的利益和偏好的形成过程中过分强调理性主义，太过注重物质利益，忽略了观念对行为体利益认知以及国内制度形成的影响。他们强调，国内各行为体的利益最后成为一个政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利益形成过程中，人们所有的观念以及人们集体分享的观念对其偏好产生很大偏好。这种对观念和文化的强调，其实是再次强调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互补性。

第二，重提价值判断的意义，强调理论的目的性。这种趋势主要体现在批判理论和英国学派新一代学者的研究中47。开放经济政治学假设政治结构和经济社会结构是中性的，因而主张寻求因果关系并从经验上进行证实或证伪。与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假设不同，无论是批判理论还是英国学派都强调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理论总是某些人的理论，因而是有目的的，任何脱离价值判断的经验性研究都是有局限性的。所以，理论不是简单地理解世界的合作和冲突，而是要揭示那些自称是客观的分析判断究竟反映了哪些人的利益。

第三，重新评估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的作用，强调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并举。这种趋势既体现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坚持批判理论的新一代学者的研究中，也体现在新一代英国学派的研究中。与开放经济政治学强调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不同，批判理论在方法论上反对基于个人主义的理性行为体模型，倡导对单个事件要根据不同的哲学前提和假设进行具体的分析和建构。英国学派则更强调通过制度分析和历史分析的路径，对系统性的变迁或社会发展进行研究。

全球金融危机与“宏观大问题”的回归

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盛行的开放经济政治学假设世界政治经济结构是稳定的，因而主张对国内利益和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不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各国盛行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促使学者们认识到，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并不是稳定的，它的变革对不同国家国内利益和制度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因此，应该加强对体系层面“宏观大问题”的研究。具体来说，这些“宏观大问题”主要包括如下系列的核心议题。

第一，世界秩序的变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盛行的全球化，不但表现为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跨国投资和生产的便利化以及资本流动的国际化，而且还表现为参与全球化的国家规模空前。如果说冷战时代，由于苏联、东欧国家、中国、越南等实行中央计划经济，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资本流动主要局限在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那么，冷战结束以后，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以及中国和越南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以及资本跨国流动几乎触及国际体系中的所有国家。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围绕着全球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论，其焦点集中在：谁是全球化的真正受益者？谁又是全球化的受损者？这一争论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而得以强化。与此相关联的主要有三个方向性的议题。一是美国和欧盟的分化、中国经济的崛起、世界性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这些是否意味着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的瓦解？48二是新兴经济体崛起对全球政治权力分配有何影响，是基于利益攸关而选择在现存秩序中进行多中心共存，还是因为权力转移而选择构建新的秩序？49三是国际体系中出现的权力转移，是否意味着对之前所建立的国际机制或国际制度进行改革？如果进行改革，基于何种规则进行改革？50

第二，全球治理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拓展与深化的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最为显著的结果，就是国际体系中权力的流散和权力结构的变革。国际体系中权力的流散，不仅体现在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秩序受到种种质疑，而且也表现在非国家行为体的不断增加。这些非国家行为体，诸如组织良好的国内公司和利益集团，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国际组织，以及那些具有专业知识的营利和非营利的组织机构，也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经济全球化所引起的权力的流散，使得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表现尤为突出，这使得全球治理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最为突出的研究议题。与此相关联的主要设计三个问题。第一，在全球治理中是坚持主权原则还是倡导行为体的多样化？如果继续坚持主权原则，如何避免陷入免费搭车或以邻为壑的困境？51第二，全球经济治理是遵循既有的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观念的治理规则，还是考虑到权力的转移而重新制定规则？如果重新制定治理规则，应该基于什么样的理念？52第三，全球治理在未来面临的第三个挑战是治理结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分层级分问题领域的碎片化治理，还是跨层级跨功能的网络化治理？53

第三，地区主义的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地区主义得以飞速发展并且在欧洲地区取得成功，欧洲一体化模式成为地区主义合作的经典范例。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欧元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英国公投退出欧盟，人们开始对地区主义进行反思。与此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议题上。第一，地区主义的比较研究。与20世纪90年代关注地区主义和全球化的关系不同，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将地区主义作为世界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比较研究，有学者甚至认为，今天的世界秩序就是地区秩序，今天的世界就是地区的世界。基于这种认识，学者们主张对地区主义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其中多领域和多层面如何互动，以及这些互动所形成的制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54第二，地区大国与地区主义的关系。即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是否一定需要地区性大国来主导？随着新兴经济体的飞速发展，地区大国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受到广泛关注，比如巴西在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中的作用、南非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中的作用，以及中国在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55第三，英国脱欧对欧洲一体化的挑战。作为地区主义的经典模式，英国脱欧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成员国的退出除了打断跨国产业链、商业联系以及政策合作之外，其对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国内政治以及地区内其他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产生何种影响？英国脱欧对欧盟的地区机制或国际机制以及其他地区的地区主义会产生何种影响？56

构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如果我们以理论范式的创新以及研究方法的突破作为划分代际标准的话，国际政治经济学到目前为此大致经历了三代学者的努力。虽然第三代学者作为一个整体，远不及第一代学者和第二代学者的特征和贡献那么明显，但这并不影响我们通过对三代学者学术成果的总结和分析，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进程和趋势做出判断。

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为理性主义所主导不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趋势就是，除了理性主义（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范式以外，建构主义、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和英国学派等在关注国际体系变革的背景下再度回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这种趋势既体现在美国学术界对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批评和反思中，也体现在英国学派和批判理论的复兴上。

与前两代学者相比，新一代学者在构建学术共同体过程中主要面临着如下两个挑战。

第一，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学、经济学还是政治经济学？

新一代学者在构建学术共同体中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属于政治学或社会科学，还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或道德哲学？

与20世纪70年代第一代学者回归古典政治经济学寻求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和经济关联性不同，也与20世纪90年代第二代学者倡导开放经济政治学力图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化”有别，第三代学者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共同体过程中出现了广泛的争论：追寻英国学派和批判理论的第三代学者，就像第一代学者斯特兰奇和考克斯一样，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同时，更愿意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看作一门交叉学科，其范围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法学和地理学；美国学派中继承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第三代学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协会（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ociety）中继续借助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通过规范模型和量化方法实现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化”；而美国学派中那些质疑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第三代学者，尽管仍然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看作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但更愿意通过规范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这一学科“科学化”。国际政治经济学究竟是政治学的、经济学的，还是政治经济学的？这一挑战不仅关系到学术共同体的建构，还关系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的积累。

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美国式的、英国式的还是全球性的？

新一代学者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共同体的进程中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美国式的或英国式的，还是全球性的？

在第一代学者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无论是美国学者，还是英国和加拿大学者，虽然他们的学术意识形态不尽相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相互借鉴，他们所创造知识的地理属性或国别属性并没有那么明显。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分歧出现在第二代学者中，这就是追求实证和经验研究的美国学派和追求规范和道德判断的英国学派和批判理论，而且相互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相互之间互不来往。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对美国学派倡导的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冲击，新一代学者在未来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共同体的过程中不得不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是美国式的或者英国式的，还是全球性的？如果是全球性的，如何才能构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共同体？

结论

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政治经济的变革以及美国霸权的衰退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放经济政治学因忽略体系层面的变革而受到批评和质疑，关注体系变革和危机等大问题的英国学派和批判学派再次回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中。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回归到20世纪70—80年代的“范式之争”，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践表明，完全忽略“范式之争”而只专注于“问题解决”的路径是行不通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折衷主义、中间路线甚至实用主义应运而生57，开启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多元化发展的新进程。对于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未来的重要性，就连倡导“开放经济政治学”的代表人物弗里登教授和莱克教授在其新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审视全球权力与财富》中也不得不承认：

国际政治经济学对这四种视角进行划分在许多方面是有用的，在对经济效用、阶级冲突、地缘战略以及规范的重要性进行评估时尤其如此。然而，这些视角之间的界限通常是模糊的。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同意现实主义对国家之间冲突的强调，而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同意自由主义对经济利益的重视，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同意建构主义对规范作用的认识。同样，有许多自由主义者喜欢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就像现实主义者所做的一样，去分析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或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去探讨阶级冲突。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对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规范的作用有着愈来愈深的理解。在我们看来，这些[不同视角的]实质性重叠表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与其固执地坚守某一种特定的范式，不如认真地思考一下利益、互动和制度，是如何激励我们在国际政治经济中观察到的那些行为体、影响它们的选择，以及决定最后的结果。58

国际政治经济学50年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不仅存在着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差异，而且存在着批判学派和美国学派的不同，即使是在所谓美国学派内部，也一直存在着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争论，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未来时，允许理论范式的多元化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唯有通过对话和交流，国际政治经济学才能真正成为一门全球学者共同参与的学科。

注释

1．这篇代序原文发表于《国际观察》2021年第1期。原文是在作者曾发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历史、理论与方法》（载《欧洲》2002年第1期）、《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构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框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2期）、《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超越“范式”之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0期），以及即将出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总论、第七章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2．［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5页；Ken Booth and Toni Erskine（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Polity Press，2016，pp.87—132； Knud Erik Jorgense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New Introduction，Palgrave and Macmillan，2018，pp.223—231。

3．［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第18页；Paul R.Viotti and Mark V.Kauppi，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Pluralism，Globalism，and Beyond（3rd Edition），Allyn and Bacon，1999，p.55。

4．Peter J.Katzen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0，No.1，1976，pp.1—45.

5．［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第19页。

6．［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7．John Gerard Ruggie，“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 Concepts and Tren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9，No.3，1975，pp.557—583.

8．［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第20页。

9．鲍德温（David A.Baldwin）教授曾将影响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自由主义分为四类，分别是商业自由主义（commercial liberalism）、共和自由主义（republican liberalism）、社会学的自由主义（sociological liberalism）和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关于详细分类，参见David A.Baldwin，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10．John Baylis，Steve Smith，Patricia Owens，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133.

11．秦亚青：《译者前言：国际关系理论的争鸣、融合与创新》，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12．参见Helen Milner，“Reflections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pp.623—636。

13．［美］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1页。

14．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3页。

15．［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48—369页。

16．［英］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273页。

17．Peter J.Katzenstein，“Introducti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orces and Strategie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1，No.4，1977，pp.587—606.

18．David A.Lak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Maturing Interdiscipline，” in Barry R.Weingast and Donald Wittma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19．参见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0．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21．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 1992，pp.391—425.

22．Lisa Marti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From Paradigmatic Debates to Productive Disagreement，” in 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p.654.

23．Peter Ka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M.Barnett，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 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Routledge，2001.

24．关于这一时期从建构主义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参见Rawi Abdelal，Mark Blyth and Craig Parsons（eds.），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Econom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0。

25．David A．Lake，“Open economy politics： a critical review，”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4, No.3，2009，pp．219—244.

26．Thomas Oatley，“The Reductionist Gamble： Open Economy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5，No.2，2011，pp.311—341.

27．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代学者是指那些在80年代中后期获得博士学位、现在一流大学任教、主持或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项目的一批学者。他们进入国际关系领域研究时，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是重要的博士训练课程；他们抓住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机遇，将第一代学者的研究迅速推进，主要是以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以获得博士学位时间为序，其代表人物有：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1984）、戴维·莱克（David Lake，1984）、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1986）、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Mansfield，1989）、莉萨·马丁（Lisa Martin，1990）、贝丝·西蒙斯（Beth Simmons，1991）、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1992）等。

28．Lisa Marti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From Paradigmatic Debates to Productive Disagreement，” p.654.

29．在这方面，里程碑式的著作是海伦·米尔纳的《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Helen Milner，Interest，Institutions，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刊物《国际组织》自1998年发表50周年纪念刊之后，接连以专刊集中于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不同问题领域的制度问题，如2000年第54卷第3期《国际制度的合法性》、2001年第55卷第4期《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2002年第56卷第4期《货币机制的政治经济学》、2005年第59卷第4期《从社会化角度研究欧盟的制度》，等等。

30．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27—460； Robert Paarlberg，“Agricultural Policy Reform and the Uruguay Round： Synergistic Linkage in a Two-Level Ga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1，No.3，1997，pp.413—444.

31．Helen Milner，Interest，Institutions，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32．Edward D.Mansfield，Helen V.Milner and B.Peter Rosendorff， “Why Democracies Cooperate More： Electoral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6，No.3，2002，pp.477—513.

33．David M.Andrews，“Capital Mobility and State Autonomy： Toward a Struc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8，No.2，June 1994，pp.193—218； Benjamin J.Cohen，The Geography of Money，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34．Amitav Acharya，“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2，2004，pp.239—275.

35．Edward D.Mansfield and Helen Y.Milner（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

36．Edward D.Mansfield and Eric Reinhardt，“Multilateral Determinants of Regionalism： The Effects of GATT/WTO on the Formation of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7，No.4，2003，pp.829—862.

37．C.Randall Henning，“Systemic Conflict and Regional Monetary Integration： The Case of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3，1998，pp.537—573.

38．Robert O．Keohane，“The old IPE and the new，”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 No.1，2009，pp.34—46； Juliet Johnson，Daniel Mügge，Leonard Seabrooke，Cornelia Woll，Ilene Grabel & Kevin P．Gallagher，“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roduction to the 20th anniversary issue of RI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20, No.5，2013，pp.1009—1023； Erica Owen & Stefanie Walter，“Open economy politics and Brexit： insights，puzzles，and ways forwar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24，No.2，2017，pp.179—202； Mark Blyth & Matthias Matthijs，“Black Swans，Lame Ducks，and the mystery of IPE's missing macroec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24, No.2，2017，pp.203—231.

39．Jonathan Kirshner，“The second crisis in IPE theory，” in Nicola Phillips and Catherine E.Weaver（ed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Debating 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Routledge，2011，pp.203—214.

40．Robert O．Keohane，“The old IPE and the new”，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 No.1，2009，pp.34—46； Thomas Oatley，“The reductionist gamble： open economy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5, No.2，2011，pp.311—341.

41．Robert A.Denmark and Robert O'Brien，“Contesting the cann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t UK and US universit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4，No.1，1997，pp.214—238； Benjamin J．Cohen，“The Transatlantic Divide： Why Are American and British IPE so Differ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4，No.2（May，2007），pp.197—219；［美］本杰明·J.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杨毅、钟飞腾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48—73页。

42．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的最新成果，参见Stuart Shields，Ian Bruff，and Huw Macartney（eds.），Critic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Dialogue，Debate and Dissensus，Palgrave，2011； Alan Cafruny，Leila Simona Talani and Gonzalo Pozo Martin，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tic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algrave，2016。

43．Robert W．Cox，“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0, No.2，1981，pp.126—155； Robert W．Cox，Production，Power，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

44．Anthony Leysens，The Critical Theory of Robert W．Cox： Fugitive or guru? Palgrave，2008，pp.89—144.

45．Robert O．Keohane，“The old IPE and the new，”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 No.1，2009，pp.34—46； Peter J.Kazenstein，“Mid-Atlantic： Sitting on the Knife's sharp e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 No.1，2009，pp.122—135.

46．Stefan A．Schirm，“Ideas and Interests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Comparing German and US Preference Formation，”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2, No.3，2009，pp.501—521； Stefan A．Schirm，“Domestic Ideas，Institutions，or Interests? Explaining Governmental Preferences Towards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37, No.1, 2016，pp.66—80； Rawi Abdelal，Mark Blyth，and Craig Parsons（eds.），Construct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0.

47．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的最新成果，参见Stuart Shields，Ian Bruff，and Huw Macartney（eds.），Critic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Dialogue，Debate and Dissensus，Palgrave，2011； Alan Cafruny，Leila Simona Talani and Gonzalo Pozo Martin，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tic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algrave，2016。

48．Barry Eichengreen，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Deborah Brautigam，“China and Africa： A Century of Engage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9, No.2，2013，pp.543—544； Amitav Acharya，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4； Kevin Gallagher，The China Triangle： Latin America's China Boom and the Fate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49．Stewart Patrick，“Irresponsible Stakeholders? The Difficulty of Integrating Rising Powers，” Foreign Affairs, Vol.89, No.6，2010，pp.44—53； Sevasti-Eleni Vezirgiannidou，“The United States and Rising Powers in a Post-Hegemonic Global Order”，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9, No.3，2013，pp.635—651； Oliver Stuenke，“The BRICS： Seeking Privileges by Constructing and Running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Global Summitry, Vol.2, No.1，2016，pp.38—53； Cynthia Roberts，Saori N．Katada，and Leslie Elliott Armijo，The BRICS and Collective Financial Statecraf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

50．Dries Lesage and Thijs Van de Graaf（eds.），Rising Powers 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15.

51．Kenneth Abbott and Duncan Snidal，“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Improving IO performance through orchestration”，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5, No.3，2010，pp.315—344.

52．Matthew D.Stephen，“Rising powers，global capitalism and liberal global governance：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account of the BRICs challeng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0, No.4，2014，pp.912—938.

53．Kal Raustiala and David G.Victor，“The Regime Complex for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58，2004，pp.277—309； David Held and Thomas Hale（eds.），Handbook of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New Institutions and Innovations．Polity Press，2011.

54．Peter J.Katzenstein，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 Amitav Acharya，“The Emerging Regional Architecture of World Politics，” World Politics，Vol.59, No.4，2007，pp.629—652； P.DeLombaerde ，F.Söderbaum，L.Van Langenhove，and F.Baert，“The Problem of Comparison in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6, No.3，2010，pp.731—753； L．Van Langenhove，Building Regions： The Regionalization of the World Order，Farnham： Ashgate，2011； P.Riggirozzi，“Region，Regionness and Reg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Towards a New Synthesis，” New Political Economy，Vol.17, No.4，2012，pp.421—443； L.Fioramonti（ed.），Civil Society and World Regions： How Citizens are Reshaping Regional Governance in Times of Crisis，Lanham，MD： Lexington Books，2014； Tanja A.Borzel and Thomas．Risse（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55．S.Krapohl，K.L．Meißner，and J.Muntschick，Regional Powers as Leaders or Rambo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Unilateral Actions of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and their Negative Effects on MERCOSUR and SADC，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52，2014，pp.879—895； S.Krapohl，“Financial Crises as Catalyst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Chances and Obstacles for Financial Integration in ASEAN+3，MERCOSUR and the Eurozone，” Contemporary Politics，Vol.21，2015，pp.161—178.

56．Erica Owen & Stefanie Walter，“Open Economy Politics and Brexit： insights，puzzles，and ways forwar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24，No.2，2017，pp.179—202.

57．Peter J．Kazenstein，“Mid-Atlantic： Sitting on the Knife's sharp e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 No.1，2009，pp.122—135； John Ravenhill，“In Search of the Missing Middl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15（1），2008，pp.18—29； Eric Helleiner，“Division and Dialogue in Anglo-American IPE： A Reluctant Canadian View”，New Political Economy，Vol.14，No.3，2009，pp.377—383； Juliet Johnson，Daniel Mügge，Leonard Seabrooke，Cornelia Woll，Ilene Grabel & Kevin P.Gallagher，“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roduction to the 20th anniversary issue of RI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20, No.5，2013，pp.1009—1023.

58．Jeffry A．Frieden，David A．Lake and J．Lawrence Broz（ed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Sixth Edition，W.W.Norton & Company，Inc．2017，pp.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