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从“万物互联”转向“万物共生”

只要查找“生物经济” 这个关键词，网上就会找到邓心安教授有关生物经济的文章或新闻报道。

讨论生物经济，他是绕不过去的专家——从中科院到中国农业大学，他在近20年前，就从经济角度提出了“生物经济”的理念，并且持续进行了10多年的研究、呼吁。

20多年前笔者跑中科院时，恰逢中科院抓住“知识经济初现端倪”的历史性契机，在国家最高领导人批准后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而邓心安那时就在从事知识创新的研究和管理工作。那个年代，源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知识经济”的理念在中国盛行一时，乃至影响了最高决策者，影响了后来的中国科技创新步伐，进而影响了中国的教育改革，某种程度上，通过理念革新这根杠杆撬动、加速了中国迈向创新型国家的进程。

在20世纪，一些人常说，21世纪是生物世纪。人们等啊，等啊，一直在期盼，21世纪之初，似乎“生物世纪”还是有些远。伴随生物技术尤其是一系列工具的突破，生命科学尤其是多组学才进一步获得了突破，人类对生命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而工具带来的突破逐渐在不同领域得到应用，逐步形成一个个应用市场。

敏锐观察到这一点，邓心安对“生物经济”的内涵和特征进行了描述：生物经济是以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为基础的、建立在生物技术产品和产业之上的经济，是一个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相对应的新的经济形态，往往以生物质为基础，生产绿色、健康、可持续；研发强度大，科技含量高；产品种类多样，多元化与分布式并存；生物经济的消费更具“人本化”。

邓心安教授对生物经济概念逐步形成和“落地”的三个阶段异常清楚——概念形成的初期阶段即萌芽阶段（1998—2001年），概念正式形成与战略酝酿阶段（2002—2009年），战略制定及实施、领域共识形成阶段（2010年至今），时间段描述得清清楚楚，概念演进过程也清清楚楚。

在他看来，不同时代，有引发科技产业重大革命的不同基本因子，在生物经济时代，引发科技产业重大革命的基本因子就是基因，生命科学研究正向定量、精确、数字化、可视化方向发展。相较于信息经济即数字经济具有“高度集中或垄断”的特点，生物经济量大面广，且大多呈分布式发展。做强做大生物经济，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具有长远的综合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及“溢出效应”，而要做大做强生物经济，亟须率先“做大做强”重点企业乃至部分行业。

他异常冷静——我国生物经济发展存在研发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市场化能力不足、生物产业与农业经营的规模化程度不足、资本市场和投融资平台不完善等四大问题。随着生命科学的不断进步和生物技术的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包括基因工程药物、生物制品、生物医学工程等，潜力巨大，未来前景非常可期。包含生物制药在内的健康医疗处在生物经济价值链的高端，有望发展成为引领生物经济的先导领域。

他说话直截了当——现有的基因工程农业、基因治疗、生物塑料、生物能源等分领域政策，大多缺乏配套或相对滞后，跟不上生物科技发展的步伐。

他发出警示——一些国际组织和生物经济强国已率先开展生物经济测度与标准及认证体系工作，对此我国应当及时跟进并做超前部署，以争取未来生物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及相应话语权。

他看到了“未来”——随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及其与信息技术的会聚发展，生物经济正在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四次浪潮”。在正在到来的生物经济时代，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及其与信息技术、物质技术等的跨界大融合，将使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根本变革，人类开始从“改造客体”时代进入“改造主体”时代，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中心。

他坦诚呼吁——抢占部分领域技术制高点，突破国外核心专利的限制；分类建立生物经济试验区，选取一批生物产业集群及其重点企业为突破口进行试点示范；加强生物基产品标准认证体系建设，强化政府采购等市场准入优惠政策扶持；完善“创新与规制”平衡的政策监管制度；制定超越“五年计划”的更为专业、指导性更强、面向未来更为长远的“生物经济国家战略”，构建与生物经济时代相适应的绿色产业体系。

人类社会究竟何时进入生物经济时代？邓心安预测：大约到21世纪30年代初，生物基及生物科技产品将得以廉价且普遍使用，标志着生物经济发展进入其成熟阶段，到那个时候，才可称经济社会进入真正的生物经济时代。在生物经济时代，基因重塑世界，以革命性的手段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生物、信息、物质跨界大融合，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从“万物互联”转向“万物共生”……

这样的认知和建议，堪称字字珠玑，期待真正引起决策层和监管层的关注。

发展生物经济，越来越形成共识

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构筑产业体系新支柱”中提出“推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加快发展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产业，做大做强生物经济”。您怎么看“做大做强生物经济”被列入国家五年规划？这一举措意味着什么？

邓心安：从国内看，2016年，国务院发布《“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划分为网络经济、生物经济、高端制造、绿色低碳、数字创意五大领域，有三项即“生物经济、高端制造、绿色低碳”与生物经济密切相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十三五”生物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强调了生物经济的可持续性与战略重要性。国家“十四五”生物经济专项规划正在制定中，部分省市如浙江、云南等生物科技发达或生物资源丰富的省区已经先行制定了“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

从国际看，国际组织及发达国家包括欧盟（2005年、2007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8年）、OECD（2006年、2018年）、FAO（2019年）以及德国（2010年、2013年、2015年、2018年）、芬兰（2014年）、法国（2017年）、英国（2018年、2019年）、意大利（2019年）、美国（2012年、2016年、2019年）、加拿大（2019年）、日本（2019年）等均已纷纷制定或更新了国家生物经济战略或政策议程。

国内外科技经济发展动态表明：发展生物经济，在科技界与产业界，特别是面向未来的新兴产业部门，越来越形成广泛的共识。 “做大做强生物经济”被列入国家五年规划，意味着中国发展生物经济，不仅是顺应时代发展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而且将从更高层面进行部署，并进一步深入细化到“国家生物经济专项规划”之中。

世界最早的生物经济正式定义就出自中国

问：生物经济有哪些特征、内涵？

邓心安：世界最早的生物经济正式定义就出自中国：生物经济是以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为基础的、建立在生物技术产品和产业之上的经济，是一个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相对应的新的经济形态。

与概念特有的内涵相呼应，生物经济具有以下主要特点：以生物质为基础，生产绿色、健康、可持续；研发强度大，科技含量高；产品种类多样，多元化与分布式并存；生物经济的消费更具“人本化”。

生物经济的概念及其领域，在不断进化发展

问：作为世界首批从事生物经济发展研究者之一、中国最早开展生物经济发展研究并且自2000年以来连续20年每年都有研究成果发表的学者，您对生物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应该比较清楚，能否请您梳理一下生物经济概念的缘起与发展脉络？

邓心安：生物经济是一个世纪之交孕育诞生的仍然比较新的概念。首先需要明确，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生物经济”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1998年，美国未来学家、Biotechonomy LLC公司董事长胡安·恩里克斯发文指出：基因组学等新的发现与应用，将导致分子—基因革命，使医药、健康、农业、食品、营养、能源、环境等产业发生重组和融合，进而导致世界经济发生深刻变化。以克林顿签发第13134号总统令——《开发和推进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为标志，1999年美国政府提出“以生物为基础的经济”概念和计划。

2000年，上海《经济展望》杂志4月号发表《生物经济：倾盆金币落谁家》专栏文章，提到“生物经济”这个新名词。与此同时，美国《时代》发表《什么将取代技术经济》文章，提出了生物经济（Bioeconomy）的正式概念，但均未给出定义。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提出《促进生物经济革命：基于生物的产品和生物能源》报告。2001年11月在日内瓦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研究人员C·朱马（C.Juma）和V·康德（V.Konde）提交的《新生物经济》报告指出，新生物经济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的影响以及其所占据的市场。

这是生物经济概念形成的初期阶段即萌芽阶段，1998年至2001年。

第二阶段，概念正式形成与战略酝酿阶段，2002年至2009年。

生物经济概念及其定义是进化发展的。规范定义自2002年开始出现，并在2005年欧盟提出定义之后便形成雨后春笋之势。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定义包括：

2002年有中国学者研究发文提出：生物经济是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为基础的、建立在生物技术产品和产业之上的经济，是一个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相对应的新的经济形态。该定义包含主体内涵和拓展解释两部分，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发表的生物经济规范定义。2003年，我国科技部专家发文提出：生物经济是建立在生物资源、生物技术基础之上，以生物技术产品的生产、分配、使用为基础的经济。

200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的生物技术》报告，将生物经济定义为：利用可再生生物资源、高效生物过程以及生态产业集群来生产可持续生物基产品、创造就业和收入的一种经济形态。2006年在《迈向2030年的生物经济：设计政策议程》的战略报告中将生物经济解释为：生物经济是经济运行的聚合体，用以描述在这样一个社会，通过生物产品和生物制造的潜在价值使命来为公民和国家赢得新的增长和福利效益。

2005年，欧盟将生物经济概括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生物经济”（the Knowledge-Based Bio-Economy, KBBE），具体定义为：生物经济是一个浓缩性的术语，它将生命科学知识转化为新的、可持续、生态高效并具竞争力的产品，能够描述在能源和工业原料方面不再完全依赖于化石能源的未来社会。“在欧洲，一群来自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专家于2005年在政治层面引入了知识型生物经济这一概念”便意指于此。

第三阶段，战略制定及实施、领域共识形成阶段，2010年至今。

从2010年开始，生物经济战略与政策进入密集制定及实施阶段。例如，在欧洲，2010年欧盟发布《基于知识的欧洲生物经济：成就与挑战》战略报告；欧洲生物工业协会提出《构建欧洲生物经济2020》政策报告；德国联邦政府通过《国家生物经济研究战略2030——通向生物经济之路》；2011年欧盟发表政策白皮书《2030年的欧洲生物经济：应对巨大社会挑战实现可持续增长》；2012年发布《为可持续增长创新：欧洲生物经济》战略。2012年，美国政府发布了《国家生物经济蓝图》。

其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以及美国对生物经济的概念及其定义进行了调整。倒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其后的官方文件中将生物经济的定义调整为：生物经济是建立在利用生物技术和可再生能源资源生产生态产品和服务基础上的经济。欧盟《2030年的欧洲生物经济：应对巨大社会挑战实现可持续增长》将生物经济调整为：生物经济是通过生物质的可持续生产和转换来获得食品、健康、纤维和工业产品及能源等一系列产品的经济形态。美国2012年《国家生物经济蓝图》中将生物经济定义为：生物经济是以生物科学研究与创新的应用为基础，用以创造经济活动与公共利益的经济形态。2020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与医学院发布《护航生物经济》重要报告，将美国生物经济定义为：生物经济是由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和创新所驱动的经济活动。

2014年，芬兰《生物经济战略》对生物经济定义为：生物经济是指利用可再生自然资源，生产食品、能源、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南非《生物经济战略》对生物经济的定义为：生物经济是建立在生物资源、材料和工艺过程基础上的，促进经济、社会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利用生物创新的活动。

2016年，德国生物经济理事会提出带官方特色的定义具有代表性：生物经济是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续与创新利用，以提供食品、原料和具有增强性能的工业产品。2018年将其调整为：生物经济是生物资源的创新开发利用，以提供可持续经济框架内涉及贸易与工业所有领域中的产品、工艺及服务。

总之，生物经济概念及其领域是进化发展的，逐渐形成研发创新、生物质基础、绿色转型与绿色增长、健康及可持续等共性特征。生物经济发展已形成农业及食品、生物制药与健康、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生物材料、生物酶、生物化学品、环境与生态及生物服务等八大领域。这些特征与领域，与绿色可再生、节能减排、健康福利、产品绿色转换、产业绿色转型等密切相关。

生物经济部分领域的产品，如同空气和水一样“司空见惯”

问：生物经济为什么要“做大做强”？“做大做强”的背后，是因为这一经济形态既小又弱吗？

邓心安：相较于信息经济即数字经济具有“高度集中或垄断”的特点，生物经济量大面广，且大多呈分布式发展。生物经济部分领域的产品如同空气和水一样“司空见惯”，即便如科兴——疫苗之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求猛增这样的企业，公众对其的认知度也远远小于互联网数字企业。即使今天疫苗如此急需，部分公众依然认为疫苗就像前面所说的食品和水一样“司空见惯”，更何况许多需求量“小众”且为国计民生所必需的产品，如罕见病特效药企业，认知度当然也就更小了。要做大做强生物经济，亟须率先“做大做强”重点企业乃至部分行业。

但是，生物经济的总量并不小，而且产品类型多样，上下游产业链长，价值链相对完整、产业关联性强，绿色、健康、可再生等可持续性特征突出，并且与农业基础、健康中国、绿色转型、国计民生、“人本化”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做强做大生物经济，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具有长远的综合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及“溢出效应”。

是生物经济大国，但不是生物经济强国

问：您能否介绍一下我国生物经济发展的现状？

邓心安：我国生物经济发展的现状，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是生物经济大国，但不是生物经济强国。

“十二五”以来，我国生物产业复合增长率达15%以上，2020年生物产业（狭义）规模达10万亿元，生物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4%，在部分领域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

正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陈宜瑜所判断的：“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是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小、最有希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领域之一。”我国疫苗研发、基因检测服务能力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出口药品已从原料药向技术含量更高的制剂拓展；超级稻亩产突破1000公斤，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生物发酵产业产品总量居世界第一；生物能源替代化石能源量超过3300万吨标准煤，处于世界前列。

但是，我国生物经济还不能满足人们对健康医疗、生物能源、生物新材料、生态、环境等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生物产业生态系统依然存在制约行业创新发展的政策短板，开拓性、引领性、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较少。要想从生物经济大国转型成为生物经济强国，在研发创新、技术集成、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

我国生物经济发展存在四大问题

问：我国生物经济发展存在哪些问题？您有何建议？

邓心安：我国生物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研发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市场化能力不足。

研发能力是衡量绿色产业或科技型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指标。以生物医药和农业为例，中国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普遍低于5%，有的药企不到1%，与发达国家的10%以上相比差距很大；种子企业数量众多，但小而分散，研发手段大多停留在传统育种水平；基因工程农产品研发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但市场化应用严重滞后。

——生物产业与农业经营的规模化程度不足。

农业用地细碎化、耕地与淡水资源严重不足，如我国人口占到世界22%，但耕地占比只有8%，成为降低生物质收储及生物基产品成本的先天性制约因素。

——资本市场和投融资平台不完善。

——绿色消费习惯与消费者态度的适应性。

以可再生可持续方式，与以传统方式生产的产品之间在外形上的区别往往不大；同时前者研发与生产成本往往高于后者，如采用生物原料生产的餐具对比于传统塑料餐具，从而导致消费者难以选择、消费习惯不易适应。近年来，许多城市实施垃圾分类管理及回收利用方案，特别是实施有机垃圾回收循环利用方案，是一个着眼于长远、迈向可持续未来的“接地气”的举措。

对此，我国生物经济“十四五”以至中长期发展，应当主抓以下战略性政策举措。

第一，抢占部分领域技术制高点，突破国外核心专利的限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将这一句通俗话语诠释到生物经济发展上就是：生物科技创新是生物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遗传工程、DNA测序、生物分子自动化高通量操作等相对成熟的基础技术，促进了生物经济的成长。这些基础技术正在与合成生物学、蛋白质组学、生物信息学、计算生物学、基因编辑以及系统生物学等前沿技术结合，将整合推动生物经济迈向成熟阶段，即向纵深、绿色化、规模化及市场化发展。这些新兴的前沿技术将成为生物经济未来发展的核心动力，塑造未来产业的制高点及相关的重大发明专利将大多产生于此。我国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研发与美国、英国等生物科技领先国家的差距相对较小，应抓住全球生物经济起步不久，或者说正处在快速成长阶段窗口期的机遇，充分发挥生物资源相对丰富的优势，扬长避短，抢占部分领域核心技术制高点，攻克一批前沿技术或技术方向，突破国外核心专利的限制；同时加强前沿技术与其他常规技术包括信息技术的综合配套与系统集成。以新型农业为例，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与其他育种技术的配套，培育高质、营养型、环境友好型且适于机械化作业的农作物新品种及工业原料作物高产品种，从而巩固强化我国的食品安全与农业基础。

第二，分类建立生物经济试验区，选取一批生物产业集群及其重点企业为突破口进行试点示范。选取生物科研机构或科技型企业及创新人才相对集中、企业创新生态良好以及生物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分医药、农业及林业、化工、能源、塑料等不同领域或领域组合，优化重组或整合建立一批生物经济试验区、研究中心与孵化中心、试点工厂、示范工厂以及原料生产基地，在投融资、优惠政策及管理服务的特别支持下，尝试并验证一系列“少使用或完全不使用化石能源”并实现绿色化高质量发展的生物基解决方案。在分类试点前的规划及其实施过程中，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国内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相结合。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大多数、国内“双碳”目标与生物经济直接相关，如果将生物经济发展战略与两者的目标进行战略对接与相互协调，不仅有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双碳”目标的实现，而且有利于将发展生物经济的倡议纳入多边政策制定过程，以形成基于生物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新共识，从而推进生物经济国家战略的全面实施及其政策有效落地。

第三，加强生物基产品标准认证体系建设，强化政府采购等市场准入优惠政策扶持。一些国际组织和生物经济强国已率先开展生物经济测度与标准及认证体系工作，对此我国应当及时跟进并作超前部署，以争取未来生物经济发展的主动及相应话语权。通过生物基产品及产业的标准、认证及生态标签制度，以及绿色公共采购政策，可以保证生物基产品的绿色、健康、可持续特质，从而保障绿色产品研发、规模化推广应用及产业化健康有序发展。由于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技术更为复杂，相较于化石基原料，生物基原料的加工难度增大，导致多数生物基产品成本偏高；加之缺少传统化石基技术及产品消费政策与习俗的累积效应，导致大部分生物基产品的竞争力先天受限。

绿色生产与消费、循环经济是时代发展趋势，因而新兴的生物经济，需要政府在采购、税收减免等市场准入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扶持，从而助力农业及食品、健康医疗、生物制造及生物能源、环保及生态服务等众多领域的绿色转型，促进经济社会向绿色化、生物化方向高质量发展。

第四，完善“创新与规制”平衡的政策监管制度。现有的基因工程农业、基因治疗、生物塑料、生物能源等分领域政策，大多缺乏配套或相对滞后，跟不上生物科技发展的步伐。例如，其中的转基因食品监管政策，基本上还是沿用20多年前的管理办法，缺乏明确性、前瞻性与指导性。为此，迫切需要对生物经济政策进行系统化配套完善，既要对创新产品的研发及市场化进行规制，又可保障生物产品的安全性及公众的伦理诉求，而不致为创新技术应用设置多环节“繁文缛节”式的障碍且过度增加监管成本，从而规范引导并加快生物科技产品市场化应用进程。当前需要进行系统配套或研究更新的绿色政策包括：基因编辑医疗研发政策、生物质智慧循环利用政策、生物基产品公共采购政策、绿色市场准入政策、生物基产业税收减免政策、二氧化碳排放税或交易系统、基因工程新食品市场化政策，以及与绿色消费习俗相关的“准政策”。

基因检测、人工智能都是生物、信息和物质“大融合”的典型

问：“推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融合创新”为什么是“做大做强生物经济”的前提？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究竟怎样才能“融合创新”？

邓心安：创新的重要趋势就是融合创新或者交叉融合。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及其与信息科学或物质科学的内外领域之间的相互融合，以及由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工程发展而导致的物种界线被彻底打破、产业边界淡化等，都在促进生物科技产品与产业走向融合，乃至发展到生物、信息和物质的大融合。例如，基因检测、人工智能都是这种“大融合”的典型。再如，能源植物的开发利用，导致农业与能源工业的融合；化工原料作物开发与基于农业的化学品生产，导致农业与化工的融合；转基因疫苗西红柿或香蕉和转基因动植物“细胞工厂”的研发应用，导致农业与医药工业的融合。

生物是由基本物质构成的，物质含有丰富的信息。基因是生物存在的本质基础，储存于其中的遗传指令帮助生物协调其整个生命系统。生物体只有不断地保持着与环境的信息交换，才使其能够通过变化的外部信息进行自我调节。遗传物质就是一系列信息，生物体就是一套复杂的信息系统。这是生物、信息、物质跨界大融合的生物学基础，或称融合创新的内生动力。

会聚技术将成为21世纪科技发展的推手或杠杆

问：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加速演进，会对生物经济时代带来什么？

邓心安：生命科学与信息技术、物质科学和工程学等学科正在发生跨界融合。生物信息学就是由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融合而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NBIC（Nano-Bio-Info-Cogno英文首字母缩写为“NBIC”）会聚技术及“会聚观”将成为21世纪科技发展的推手或杠杆，从而推动新生物学变革。

“NBIC会聚技术”是指迅速发展的四大科技领域的协同与融合，这四大领域即纳米科学与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学科会聚，被认为是生命科学继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人类基因组计划破译等两次革命后的正在经历的第三次革命，将使生命科学研究向定量、精确、数字化、可视化发展。“会聚观”进一步阐释了正在发生的生命科学与信息学、物理学、化学、材料科学、数学和计算科学、医学、工程学领域会聚的重要趋势。

还有两大值得重视的生物经济产业

问：除了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生物材料、生物能源四大产业外，“做大做强生物经济”还有什么生物产业值得重视？

邓心安：值得重视的生物经济绿色产业还包括：生物制造及生物化学品，生物环保。前者促进传统工业制造的绿色转型，后者促进循环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三个层次”的战略手段，缺一不可

问：怎样才能加快发展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产业？

邓心安：倡导并采用“生物基（BIO）”绿色生产与消费的发展理念；制定并实施“化石资源替代与减碳”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生物经济的“绿色、健康、可持续”特点，智慧开发利用宏观及微观的“全生物质”。

这些是加快发展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生物基产业从观念到战略再到行动的“三个层次”的战略手段，缺一不可。

生物经济主要出自生物产业，但又高于生物产业

问：生物经济和生物产业有何不同？

邓心安：生物经济（BE）不同于生物产业（BI）。或者说，生物经济主要出自生物产业，但又高于生物产业。

首先，生物产业是生物经济的主体部分。生物经济除包括生物产业外，还包括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以及生物资源、生物多样性、生物环保及生态服务等。生物经济是国民经济新兴的且最为绿色的部分，与经济增长方式、跨领域产业链转变以及社会发展直接相关，例如生物经济与节能减排、健康医疗以及绿色消费行为、习惯、模式等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生物经济”这一术语包括转化为经济输出的生物技术（BT）活动和过程。这些活动和过程包括利用技术和非技术开采的自然资源，如动物、植物、微生物和矿物质，来改善人类健康、解决粮食安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质量。

其次，二者范畴不同。相对而言，生物经济是一个整体的综合概念，生物产业是一个行业的领域概念。生物经济涉及农业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基因经济、健康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等多种新旧经济形态，或分别是其主体部分，具有对新兴产业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乃至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统领作用。比如说，可以称“生物经济包括健康医疗、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等产业”，但称“生物产业包括农业等经济”则不可。

生物医药是生物经济的先导

问：“十四五”规划将生物医药列为“做大做强生物经济”之首，您怎么看？是因为生物医药的产业潜力和前景最大吗？

邓心安：之所以将生物医药列为“做大做强生物经济”之首，是因为作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健康医疗的科技含量最高、经济潜力巨大，且与民生、国家安全及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被称为生物经济的先导。

说是“先导”，一是借鉴了生物经济“三色生物技术”的类型划分，即农业生物技术又称绿色生物技术，医药生物技术又称红色生物技术，工业生物技术又称白色生物技术。由“三色生物技术”为主形成的产业，分别构成生物经济的基础、先导和主导。二是从技术研发及应用的优先度、显示度与重要性来衡量，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在健康医疗领域的应用最早、最广、最为迫切、最值得投入资金、最关乎人的生存质量乃至尊严，即最关乎人的主体本身。随着我国温饱问题的解决并全面进入小康，人们对生活品质追求和高质量发展需求的提高，以及国际公共卫生及生物安全问题的凸现，在生物经济的众多领域中，包含生物制药在内的健康医疗越来越重要并具有明显的“人本”和“示范”效应，同时处在生物经济价值链的高端，因而可望发展成为引领生物经济的先导领域。

相对于化药是人工合成的小分子，生物药是大分子，是从活的细胞里长出来的，因而具有化药不具备的优点，其中主要涉及的就是安全性、有效性及新药创制成本。目前超过一半的药物是天然产品或直接由天然产品提取的化合物，其中很多是植物代谢产物，植物是可持续的天然化合物来源。

随着生命科学的不断进步和生物技术的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包括基因工程药物、生物制品、生物医学工程等，潜力巨大，未来前景可期。

建议制定“生物经济国家战略”

问：国家有关部门是否应该制定“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如果正在制定，您有何建议？

邓心安：据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在制定“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专项）规划，如果是这样，就相当于是以往五年“生物产业发展规划”的升级版，在发展理念与层次上应该有所提升。

为此建议：一是尽快出台，“十四五”都过去一年了，规划的超前性没有体现出来，其时效性与指导性必然会大打折扣；二是以此为基础，制定超越五年规划的更为专业、指导性更强、面向未来更为长远的“生物经济国家战略”，即将目前的“生物产业发展规划”或“生物经济发展（专项）规划”升格为“生物经济国家战略”。

有许多国家抓住生物经济发展机遇获得成功

问：放眼人类历史，有哪些抓住生物经济而成就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代表性案例？

邓心安：21世纪以来，有许多国家和企业抓住生物经济的发展机遇而获得成功，其中较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国家有德国和芬兰。

德国是欧洲以至全球生物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和领头雁，也是欧盟生物经济的倡导引领者。德国联邦政府分别于2010年、2013年、2020年发布《国家生物经济研究战略2030——通向生物经济之路》《国家生物经济政策战略》《国家生物经济战略》。2009年，带有官方色彩的战略与政策咨询机构“德国生物经济理事会”成立，此后由其组织召开了多届全球生物经济高峰会议（GBS）。2015年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建立了欧洲生物经济示范区，创建了“以科研和创新推动绿色经济”的生物经济集群模式。

为帮助读者感受德国生物经济国家战略及其实施的力度，有必要对来自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案例作简要介绍。

萨克森—安哈尔特联邦州拥有悠久的化工传统，化工产业是其经济支柱产业之一，拥有根基深厚的化工及塑料一体化基地及五个产能突出的化工园，拥有众多研究中心和创新型企业，相关行业如林业及木材、化工、塑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等都相互联系。哈勒植物基生物经济科学校园（WCH）与联邦教研部尖端生物经济集群（BioEconomy集群），均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这是两所领先的生物经济机构，在生物质价值创造领域的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相结合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些条件使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在德国乃至欧洲都处在“生物经济领域先驱者”的位置，具备生物经济发展的创新和区位优势。

在气候变化和化石能源渐临枯竭的背景下，化工产业在未来数十年内将面临原料的全面变革，转而使用可持续的生物基原料。石油等化石能源不可再生，化石基工业成本日益上升，且造成严重污染，以此为基础的经济不可持续，因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发展以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对于工业制造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4年，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提出“生物经济集群”概念，旨在通过培育覆盖整个价值链的创新型企业、专业人才和原材料供应，推动生物经济产业的发展。通过科学界和经济界的强强联合，形成创新协同效应。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通过与生物经济集群等创新型网络结合，为企业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潜力。继弗劳恩霍夫化学生物技术工艺CBP中心、林德绿色氢能试点工厂和蒂森克虏伯多用途发酵厂建成之后，在德国面积最大的化工基地——洛伊纳基地出现了一个“灯塔”项目，即技术领先企业“全球生物能源”（Global Bioenergies）的尖端集群项目，推动这一化工地区的原料变革及与现有结构的整合。

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生物经济，需要政治界、科学界和经济界之间协调行动，在这方面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是先驱。在洛伊纳化工园等地，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联合了生物基原料加工处理方面的众多研究中心、试点工厂、示范工厂，为生物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生物经济集群已拥有来自工业界和科研界的100多个伙伴。

跨界合作方式包括拓展海外市场。例如，2015年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投资与市场有限公司在北京举行投资商大会，就是因为看好中国绿色经济市场，认为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正当其时，在新能源汽车、建筑节能、生物科技等领域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芬兰：将生物经济定位为“国家的未来”

问：为什么说芬兰也是典型代表？

邓心安：再来看看芬兰。芬兰是中小型国家发展特色生物经济的典型代表。

为应对食物、能源与全球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促进芬兰经济绿色增长，芬兰分别于2010年、2011年出台了《迈向生物经济：作为概念和机遇的生物经济》《可持续生物经济：芬兰的潜力、挑战和机遇》等政策报告，并于2014年制定了《芬兰生物经济战略》。该战略将生物经济定位为“国家的未来”，旨在推动芬兰经济在生物与清洁技术重要领域的进步，引领芬兰走向可持续、低碳和资源高效的社会。

针对自身国土面积及位置、化石能源缺乏、气候寒冷等资源条件与问题，以及应对数字化对纸张需求减少、气候变化的挑战，芬兰倡导的新可持续发展理念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在于大力发展生物经济，生物经济能够促进芬兰经济绿色增长与就业，并增进芬兰人民的社会福利。

芬兰生物经济发展采取智慧“全生物质”产业链模式，已形成以林业生物质为依托的鲜明特色。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可持续的生物经济发展理念，是芬兰生物经济具全球视野并领先全球的指导思想；第二，森林资源是芬兰生物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特色；第三，生物质优化利用技术及强大的工业基础设施，是芬兰生物经济竞争力的核心；第四，产业生态融合是芬兰生物经济的最大特色，即将传统的林业、能源产业与化工产业融入新的生态系统。在该生物经济系统中，树木等生物质原料被精炼成传统和新型林产品、生物燃料及化学品；建筑、食品与纺织产品正在被规划整合纳入该生态系统。

如此鲜明特色，可以以芬宝公司规划项目为例进一步阐明。该公司于2017年在艾内科斯基（Aanekoski）建成新一代生物制品厂，投资12亿欧元，是芬兰林业史上最大的投资项目，也是北半球最大的木材加工厂。该厂计划完全不使用化石燃料，所需能源全部由树木等生物质原料提供，产品包括130万吨纸浆/年、生物能源及各种新型生物材料。同样属于该公司的约采诺（Joutseno）制浆厂的生物精炼系统，已经验证完全不使用化石燃料的可行性。该系统将纸浆生产过程中使用可再生木材原料产生的副产品木片和树皮，用制浆过程中剩余的热量进行干燥，然后传输到气化装置，使木片和树皮气化，提炼成浓度不低于95%的甲烷，最终产品的成分完全符合天然气标准。约采诺制浆厂能源自给率达到175%，多余的能源提供给约采诺市及周边农村用于供电和供暖。可见，该“生物质一体化工厂”项目堪称全球制浆造纸企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典范。

为切实感受芬兰生物经济国家战略及其实施效果与杰出魅力，有必要以UPM（中文译名是“芬欧汇川”）作为案例加以说明。

芬欧汇川是以森林为基础的全球性企业，总部位于芬兰赫尔辛基，生产厂分布于六大洲的12个国家，2018年销售额达105亿欧元，在我国江苏常熟建有生产基地。为顺应生物经济时代的绿色发展需求，充分利用生物资源来替代化石资源，芬欧汇川将生产经营理念用其LOGO及企业愿景来体现，调整为“UPM Biofore-Beyond Fossils”，翻译成中文叫“芬欧汇川 森领未来”，这不是直译却很有创意，直译应该叫作“超越化石原料的生物经济”。为了“创造出可再生且负责任的解决方案”，实现企业绿色转型，UPM将其传统的纸和纸制品业务范围，拓展到除包括纸和纸制品外还包括其他一系列生物基产品及生物服务。这些产品领域相互之间及其与外部相关企业的上下游产业关联，共同构成众多生物质循环产业链。这些生物基产品及服务的范围如下。

第一，以森林种植业为核心，包括树木种子、再生营养素、有机矿物质肥料、土壤稳定剂、碱的替代品及相应服务在内的常规农业系统。

第二，生物材料及其纸品系列。包括特种纸及包装材料、传媒用纸、胶合板——高质量的WISA胶合板及单板产品，芬欧蓝泰标签——干胶标签材料、木基生物化学材料、生物复合材料。

第三，由生物柴油、低排放电力组成的生物能源。其中，可再生BioVerno木基柴油和石脑油，由纸浆生产过程中的残留物粗制妥尔油制成。2015年落成的芬欧汇川拉彭兰塔生物精炼厂，是全球首家以木材原料生产可再生柴油的工厂，投资额达1.75亿欧元，以纸浆厂制浆工艺残留物妥尔油为原料，通过自己研发的加氢处理工艺，每年可生产近10万吨可再生生物柴油。

第四，木基生物医药产品。包括基于纤维素的GrowDex水凝胶——从桦树中提取的生物友好型水凝胶，既可作为培养基，用于培养医用器官，也可用于药物测试、理想的药物输送载体以及细胞疗法；还有利用纳米纤维开发出的伤口护理产品。

第五，通过种植树木与木栖真菌以及综合利用有机废弃物而产出的有利于环境的生态产品及服务，包括将珍稀的木栖真菌移植到森林中而增加的森林物种多样性、森林休闲服务、森林固碳释氧、碳储存。

传统的森林产品演绎出如此丰富多彩、绿色可循环利用的生物基产品和绿色化服务，真是创意、畅想无限。凭借生物经济的东风，御风而行，芬欧汇川不仅创造出巨大的商业价值，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经济时代的演进，像大海的浪潮一样

问：2012年，美国政府发布《国家生物经济蓝图》，宣布将加大对生物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将生物科学作为推动美国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提出了美国政府在生物经济领域的战略使命。《时代》周刊预言：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之后，人类将进入生物经济时代。您怎么看“生物经济时代”？

邓心安：经济时代是一种综合经济形态发展到成熟阶段后，以这种经济形态为主导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由此可以将经济社会已经或正在经历的五种综合经济形态划分为：狩采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生物经济；与之对应的时代包括：狩采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信息经济时代、生物经济时代。

阿尔温·托夫勒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第三次浪潮》中提出，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农业革命，人类从原始的采集渔猎时代进入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第二次浪潮是工业革命，人类从工业文明的崛起到进入工业化社会；第三次浪潮将是信息革命，预言信息革命将促进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如今，随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及其与信息技术的会聚发展，国内有一批学者包括我本人研究认为，生物经济正在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第四次浪潮”。

所谓经济浪潮，是指后一综合经济形态取代前一综合经济形态的过程。浪潮是比喻，就是基于经济时代的演进像大海的浪潮一样——后一波覆盖前一波，两次或多次浪潮之间存在更迭或叠加现象。这也就形象地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一些国家尚未进入工业经济时代，而另一些科技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信息经济时代，有的正在迈向生物经济时代。

主流社会率先进入“人本社会”亦即“生物社会”

问：在生物经济时代，人和自然有着怎样的关系？

邓心安：不同经济时代，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及发展观，以及由此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是不同的。

——在狩猎与采集经济时代，生产力低下，人类活动极大地受自然制约，活动范围小，对自然的作用与影响甚微，具有自然依附性。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原始依附状态。那时并没有明确的发展观，如果说有，那就是“敬畏自然”。

——在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力有所提高，人类对自然的适应和控制能力有所增强，农业由“攫取”过渡到“生产”，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未超过其容量。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融洽的依附和共生的关系。发展观逐步形成，就是“以自然为本”。

——在工业经济时代，科技进步加快，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显著增强，并出现“人定胜天”开发观、“人类中心论”价值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价值局限于对人的工具价值，人的利益和需要绝对合理。掠夺式开发利用自然，造成一系列灾难性后果。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是对立和异化关系。发展观明显形成“以技术为本”。

——在信息经济时代，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使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信息社会的到来使组织社会化程度提高。出现“非人类中心论”与可持续发展观，前者主张以自然为中心，淡化人类价值的主体地位，后者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开始确立。

——在正在到来的生物经济时代，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及其与信息技术、物质技术等的跨界大融合，将使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根本变革，人类开始从“改造客体”时代进入“改造主体”时代，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中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共生关系。“生物范式”取代“机械范式”，“人本化”生态发展观逐步形成，主流社会率先进入“人本社会”亦即“生物社会”，现称“生态社会”。

20多个国家制定生物经济专项战略

问：国际上生物经济发展战略态势如何？各国重视程度如何？

邓心安：面对当前面临的食品及营养、健康医疗、能源与水资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生态等全球性重大问题，以及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与能源的绿色转型机遇，一些国际组织、发达国家或生物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包括欧盟、OECD等国际组织，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南非、日本等国家，以及中国的浙江、吉林、云南、台湾等地区，都在实施生物经济战略与政策，积极倡导发展生物经济。

有的经济体还更新了早期发布的战略政策，如2012年欧盟发布生物经济发展战略《为可持续增长创新：欧洲生物经济》，2018年更新发布可持续、可循环的生物经济发展新战略。在全球生物经济战略与政策研究及其实施行动上，德国与美国、芬兰等一起共同领先于全球。

根据本人追踪并参考德国生物经济研究理事会的统计，截至目前，全世界已经制定生物经济专项战略的国家有：德国、芬兰、瑞典、挪威、冰岛、格陵兰（丹）、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法国、拉脱维亚、英国、爱尔兰、奥地利、美国、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南非、日本、马来西亚、泰国等。

已制定生物经济相关战略——相当于生物经济、生物产业部门或领域战略的国家有：荷兰、葡萄牙、丹麦、立陶宛、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哥伦比亚、巴拉圭、乌拉圭、中国、韩国、俄罗斯、印度、斯里兰卡、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马里、塞内加尔、尼日利亚、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等。

还有一些国家正在制定生物经济专项战略或其相关战略，如爱沙尼亚等。

总之，不计国际组织，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都已制定生物经济专门战略，或生物经济相关战略与政策。这在大的经济形态，包括当前我国风头正劲的数字经济和20世纪末盛行的知识经济战略制定史上，尚属首次。

可见，新兴的生物经济发展带有全球性，但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西欧和北欧的战略政策最为给力；中东、东欧、北非相对落后，显然与其生物资源相对贫乏、科技与创新能力相对薄弱有关。

生物经济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问：生物经济时代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征？能说生物经济时代是“已经到来的未来”吗？

邓心安：生物经济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经济时代是指一种综合经济形态发展到成熟阶段后，以这种经济形态为主导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

每一个综合经济形态，如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等，都可以划分为孕育、成长、成熟、衰退等四个阶段。生物经济时代与已经出现的狩采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信息经济时代一脉相承并前后叠加，是生物经济（形态）发展到成熟阶段后以其为主导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

每个经济形态各阶段的划分，以体现科技革命性影响的工具或重大事件为标志。当某一经济形态发展到其成熟阶段，标志着经济社会（主流）进入相应的经济时代。例如，18世纪60年代率先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标志着工业经济进入成熟阶段，经济社会（主流）从此进入工业经济时代；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计算机诞生及其初始应用，成为信息经济进入孕育阶段的标志，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普及应用，标志着信息经济进入成熟阶段，从此经济社会进入信息经济时代。

目前，经济社会正处于信息经济的成熟阶段，即信息经济时代。以“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等为标志，信息经济已进入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每年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所讲的“数字经济”，其实就是信息经济，而信息经济时代，就是所谓的“数字经济时代”。

经济社会正在进入生物经济的成熟阶段即生物经济时代。以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为标志，生物经济（形态）进入孕育阶段；2000年人类基因组草图的破译完成，标志着生物经济进入成长阶段。

我们根据科技发展趋势、化石资源与生物资源此消彼长的开发态势等综合预测认为，大约到21世纪30年代初，生物基及生物科技产品将变得廉价并得以普遍使用，标志着生物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到那个时候才可称经济社会进入真正的生物经济时代。然而，实际发展是不平衡的，从细分角度来看，少数发达国家可能会在此之前，即大约在21世纪20年代中期进入生物经济时代。2020年以来由“一个病毒”所导致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及后续应对所展现出来的生物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即是生物经济时代到来的曙光与前奏，也是“过于生动的写照”。

一个崭新经济时代的来临，人类经济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革，我们中的每一员都将或多或少地被裹入其中。

就像当今的我们或多或少地被信息产品包围、信息经济已深刻影响着人类生产生活一样，生物经济时代的特征将围绕以下方面展现：第一，基因重塑世界，指基因正在以革命性的手段，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第二，生物、信息、物质跨界大融合，由此可以讲，生物经济时代是建立在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以及信息科学、物质科学融合发展的基础上的。生物基及生物科技产品将变得廉价且普遍使用，无所不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从“万物互联”转向“万物共生”，或者说二者比肩并存。

每个经济时代发展划分为孕育、成长、成熟、衰退等四个阶段

问：从历史的角度看，是什么促成、导致了生物经济时代的加速到来？

邓心安：经济时代的演进或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是经济社会需求外生拉动与科技内生推动双重作用的结果。

根据社会发展史特别是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以革命性生产工具、革命性技术或科技相关重大事件为标志，可以将每个经济时代发展划分为孕育、成长、成熟（或其鼎盛）、衰退等四个阶段。当某一经济形态发展到成熟阶段，标志着经济社会（主流）进入相应的经济时代。例如，18世纪60年代率先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标志着工业经济进入成熟阶段，经济社会（主流）从此进入工业经济时代；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计算机诞生及初始应用，成为信息经济进入孕育阶段的标志，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普及应用，标志着信息经济进入成熟阶段，从此经济社会（主流）进入信息经济时代。此“衰退”，基于“S”增长曲线有两种理解：其一，滑落式下降，迅速被后来者超越或取代；其二，达到“零增长”或动态平衡，从主流上讲前者逐渐被后来者取代，但并未消退。

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开启了分子生物学的序幕，标志着生物经济发展进入孕育阶段。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初期连接酶、限制酶、质粒等的发现，在1973年整合导致DNA重组技术的重大突破，从而导致分子生物学革命。2000年人类基因组草图的破译完成，标志着生物经济发展进入成长阶段。

正如只有当信息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才能称为“进入信息经济时代”一样，只有当生物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才可以称为“进入生物经济时代”。美国《时代》周刊曾据此预言：经济社会将于21世纪20年代进入生物经济时代。我们进行了较之深入的研究，是预测而非预言，即从生物科技产品及生物基产品的廉价与普遍应用的推测时期、化石能源濒临枯竭以及开采和环境成本日益上升、与生物质相关的新型植物育种大规模产业化预测时间等因素来看，人类经济社会将于21世纪20年代末期进入生物经济的成熟阶段，即真正的生物经济时代。

随着新兴能源如页岩油、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可燃冰）以及北极等地石油新储量的探明，以生物能源为代表的清洁能源的研发及产业化进程会受到冲击，相对于化石基产品固有的成本优势及生产消费的惯性而使得生物基产品的竞争力受限，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创新不断及信息经济增长势头依然强劲，导致生物经济从主流上取代信息经济即生物经济时代到来的时间稍有延迟。

全球性经济社会的重大需求，可望促成生物经济时代提前到来。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疫苗及医疗器械研发、公共卫生体系的改革与建设等需求，更加凸显了生物经济在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核心战略地位。21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可能是生物经济与信息经济“双强”并行的时期，经济社会从信息经济时代的“万物互联”到生物经济时代的“万物共生”并不矛盾，只是各有侧重。相对而言，“万物共生”更难、更远，境界更高。

加快构建与生物经济时代相适应的绿色产业体系

问：对于中国来说，在工业经济、信息经济时代苦苦追赶之后，生物经济时代是一次难得的“换道超车”机会吗？

邓心安：“换道超车”与所谓的“弯道超车”，从本质上讲差不多吧？在特殊时期，“弯道超车”或者说“换道超车”在部分领域可以，但从整体上难以持续，不宜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到发达程度之后的常规选项，还是说“直道超车”比较稳妥，有基础支撑。

在农业经济时代，中国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在工业经济时代，中国远远落伍了；在信息经济时代，我们正奋力追赶并实现局部或所谓“弯道超车”。

面对将要来临的生物经济时代，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较小，或者说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为了实现生物质及其可替代相关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与升级，充分运用医药生物技术和环境生物技术，高质量建设“健康中国”与“美丽中国”，从而促进经济社会整体性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化发展，我国应当积极谋划，不失时机地制定并实施生物经济相关战略与行动计划，构建与生物经济时代相适应的绿色产业体系。这就是生物经济的时代意义与对我国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总的启示。

推动生物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是基因

问：2021年2月5日，是人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草图）绘制完成20周年纪念日。20年前，各国科学家联合起来，投入30多亿美元，耗时10多年，才获得了第一个人类基因组的草图。20年眨眼过去，您怎么看这20年的变化？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基因科技的发展，能说是一场革命吗？和生物经济有着怎样的关系？

邓心安：基因科技的发展，是推动生物经济众多领域快速发展的重大革命原动力，是生物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从“基因”（gene）一词的来源与初始意义可窥见一斑：基因有“创造、开始、起源、根源、基本、普遍性”之意。

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说：“互联网只是允许我们更方便地做我们已经做过的事，而基因工程则会改变人类及其进化过程。”事实证明，生物经济不仅能够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而且能够改变人类及其他生物自身，标志着人类经济社会从千万年来的“改造客体”时代进入“改造主体”时代。推动主客体改造时代进程的动力源，便是基因。

对此，从引发科技产业重大革命的基本因子的对比分析同样可以发现，推动生物经济发展及其时代进程的动力源便是基因。

在狩猎与采集经济时代，引发科技产业重大革命的基本因子是人力、动植物自然性状，代表性重大革命是石器革命、弓箭发明。

在农业经济时代，引发科技产业重大革命的基本因子是人力与畜力、物种遗传，代表性重大革命是由“攫取”过渡到“生产”、传统生物学革命。

在工业经济时代，引发科技产业重大革命的基本因子是原子与元素，代表性重大革命是化学革命、机械革命、工业革命。

在信息经济时代，引发科技产业重大革命的基本因子是比特、量子比特，代表性重大革命是信息革命即数字革命、“互联网+”革命、量子革命。

在生物经济时代，引发科技产业重大革命的基本因子就是基因，其代表性重大革命是分子生物学革命、医学革命、农业革命、第二次绿色革命、生物制造革命。

这个世界即将离开信息时代，进入生物物质的新时代。生物物质时代的惊奇所带来的全球性影响，将超越互联网，其产品会比火、轮子或汽车更重要，其速度和生产力将凌驾于今天最强的超级电脑之上。生物物质时代会在更短期内产生超越历史集体智囊的新知识，其科技力量会让全球军备总和黯然失色。

生物科技新时代将改变全球经济。在新千禧年初期，生物物质科技将取代信息科技，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美］理查德·W·奥利弗：《即将到来的生物科技时代——全面揭示生物物质时代的新经济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