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目二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考点突破攻略】

要点

1.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医药学发源于先秦之春秋战国，其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其理论的发展则又经历了两晋隋唐时期、宋金元时期、明清时期以及近代和现代，而每一阶段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则又各有其特点。

（1）形成时间的界定：根据历史学界的考据和推断，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最迟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已初步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都有显著的发展，学术思想亦比较活跃，特别是古代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思想的发展和不断成熟，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更是盛行。这种有利的客观形势及条件，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并为其丰富的医疗经验，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较为系统、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方法和思想基础。而汉以前对临床诊治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药物学知识的积累则又为医疗规律的探索奠定了科学基础。

（2）形成的基础和条件：中医学之所以能在战国至秦汉这个时期形成理论体系，其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1）长期医疗经验的丰富积累和总结：这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实践基础。殷代甲骨文的考证表明，从公元前21世纪以后，随着长期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人们对于疾病的认识，亦逐步地广泛、系统和深化。例如关于病名的记载，除了部分疾病予以专门命名，如癥、疥、蛊、龋等，或以症状命名，如耳鸣、下利、不眠等外，大多则是以人体的患病部位而命名的，如疾首、疾目、疾耳、疾鼻、疾身等。正如胡厚宣在《甲骨文商史论丛·殷人疾病考》中所说：“殷人之病，凡有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产、妇、小儿、传染等16种，具备今日之内、外、脑、眼、耳鼻喉、牙、泌尿、妇产、小儿、传染诸科。”说明已具备了近代医学疾病分科诊治的雏形。

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对于疾病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古代文献中有关病名的统计分析表明，早在《山海经》中即已记载了38种疾病，其中以专用病名来命名者则有痹、风、疸、瘕、癥、疥、疯、疫等23种之多；以症状为病命名者，亦有腹痛、嗌痛、呕、聋等12种。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战国时期的医学著作《五十二病方》，书中除载有较完整的52种病证外，还提到不少的病名，计有103个。而在战国以前的著作《诗》《书》《易》《礼》《春秋》等十三经中，据不完全统计，其所载病证名称，则已达180余种。这就说明当时对疾病的认识已相当深刻，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治病经验，从而为医学规律的总结和理论体系的整理提供了资料，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古代医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步积累了药物学的知识，在当时的著作如《淮南子·修务训》《诗经》《山海经》《离骚》等书中，保留了丰富的药物学资料。如在《五十二病方》中其所用药物包括植物药、矿物药和动物药，即有247种之多。此外，在治疗手段上除药物疗法外，还创造了针砭、艾灸、醪醴、导引等疗法。另据《周礼·天官》所载，从周代起我国即有了初步的医学分科。如《左传》所记载的医和、医缓等人，即是当时专门以治病为职业的著名医生，而扁鹊则是这一历史时期著名的医学家。

2）古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呈现出“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众多学术流派，诸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对天文、地理、社会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交流，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就，从而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而任何自然科学的发展，从来都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如中国古代高度发展的天文学、历法学、气象学、地理学、物候学、声学、农学、数学以及生理学、解剖学等多学科知识对中医学的渗透和影响，或被吸收、移植和交融，均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科学基础。如医和所提出的“六气致病说”，就说明了当时的医家已经认识到自然界气候的异常变化对人体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

3）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自然科学是关于物质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哲学，必然要受到当时哲学思想的支配和制约，特别是中国古代社会哲学与自然科学密不可分，则尤为显著。中医学属于传统自然科学范畴，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哲学渊源。古代医家在整理长期积累下来的医疗经验时，受到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并有意识地运用了我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哲学观点，如精气学说（即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等，这不仅为中医学提供了朴素的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生命观，而且亦确立了中医学整体综合的研究方法，运用宏观的、动态的、联系的观点去认识自然、认识生命，借以构建成独特的中医学理论体系，用以阐明人与自然、生命本质、健康与疾病等重大问题。古人通过实践，把散在的、零碎的医疗经验，通过整理和归纳总结，并加以分析研究，使之逐步系统化和完整化，从而升华为比较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某些哲学理论内容，如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已经淡化了其原有的哲学色彩，直接融合于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之中，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3）形成的标志和体系的确定

1）形成的标志：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以中医学经典医学文献《黄帝内经》一书的问世为标志。《黄帝内经》总结了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并吸收了秦汉以前有关天文、历法、生物、地理、心理以及哲学等多学科的重要成就，从而初步形成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黄帝内经》及其重大的理论贡献，一直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黄帝内经》中的某些理论或观点至今仍在卓有成效地指导着中医学的临床实践。

《黄帝内经》一书，包括《素问》81篇和《灵枢》81篇。其内容是以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方法，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用以阐释人体内在生命活动的规律性、人体与外在环境（自然界）的统一性，对人体的解剖形态、脏腑经络、生理病理，以及关于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各方面，都做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并对当时哲学领域中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气的概念、天人关系、形神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在形态学方面，关于人体骨骼、血脉的长度、内脏器官的大小和容量等的记载，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如食管与肠管的比例是1∶35，现代解剖学则是1∶37，两者非常接近。生理学方面提出“心主血脉”，已认识到血液是在脉管内循环运行的，且对动静脉也有一定的认识。以上这些关于血液循环的认识比英国哈维于公元1638年（明·崇祯元年）所发现的血液循环要早1000多年。

可以看出，《黄帝内经》以医学内容为中心，把自然科学与哲学理论有意识地结合起来，进行多学科的统一的考查和研究，因而其中许多理论观点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对当时的世界医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某些独特的理论认识，诸如“天人相应”的时间医学观点、人体脏腑多功能的系统认识，以及关于人体生理活动、病理变化的整体联系和相互影响等，直至今天，仍有其重要的研究和实用价值。

2）体系的确立：《黄帝内经》问世之后，《难经》的成书，并与《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一起，被历代医家奉为经典之作，并由此而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对后世中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难经》成书于汉以前，相传为秦越人所著。全书以问答形式撰述（共81个问答），其内容包括了生理、病理、诊断及治则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并对三焦和命门学说、奇经八脉理论，以及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等治疗原则有所创见，尤其在脉诊和针灸治疗等方面有重大发展，从而能补《黄帝内经》之不足，成为当时可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经典医籍，故亦成为中医学理论之基础，并对后世各科的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伤寒杂病论》由东汉末年著名医家张仲景，在《内》《难》的基础上，总结前人医学成就，结合自己临证经验，写成的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专著。其倡导以六经辨证和脏腑辨证等方法，对外感疾病和内伤杂病进行辨证论治，从而确立了中医临床医学的辨证论治体系和理、法、方、药的运用原则，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该书后经晋代医家王叔和编纂整理成《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书。前书以外感病辨治规律阐述为主，后书则主要阐释内伤杂病的辨治规律。《金匮要略》书中，张仲景以脏腑病机理论进行证候分析，发展了《内经》的病因学说，指出“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给后世病因病机学的发展以深刻影响。

《神农本草经》成书于汉代，托名神农所著，为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书中收载药品365种，系统总结了汉代及汉以前药物学理论知识。该书根据养生、治疗和有毒无毒，将药品分为上、中、下三品，并根据功效分为寒、凉、温、热四性，以及酸、苦、甘、辛、咸五味，为后世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常考考点］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和确立的标志。

2.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着分化和综合，新的理论学派和新的学科分支的产生，促进着中医学理论体系在理论与实践、传统与创新等方面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在中医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历代医家在《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基础上，通过各自临床实践经验的归纳总结和理论观点的系统研究，则又从不同的方面发展了中医学理论体系。

（1）魏、晋、隋、唐时期：此时期的特点是一方面继承经典，阐发理论；一方面则是重视临床经验总结，揭示疾病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使中医理论体系得以进一步充实和系统。对于中医学的经络理论、脉学理论和病机学说均有进一步的整理和探讨。晋代著名医家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对经络学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系统地论述十二经脉、奇经八脉之循行，骨度分寸，及经络腧穴主病，从而为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为我国最早的针灸学专著。晋代著名医家王叔和著《脉经》，奠定了脉学理论与方法的系统化和规范化基础，成为我国最早的脉学专著。隋代著名医家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为中医学第一部病理学专著。该书详尽论述各科疾病的病因与症状，继承和发展了病因病机学理论，对后世病证分类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所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及王焘所著《外台秘要》，集唐代以前医药学发展之大成，代表了盛唐医学的先进水平和成就，从理论到临床均有新的发展。

（2）宋、金、元时期：此时期的特点是许多医家在继承前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有所创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从而使中医学术有了新的突破。如宋代医家钱乙著《小儿药证直诀》，开创脏腑证治之先河，并对小儿生理、病理特点论述精详，对后世有较大影响。陈言则在其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因学说”，对发病原因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类概括，即内因为七情所伤，外因为六淫外邪所感，不内外因为饮食饥饱、呼叫伤气、虫兽所伤、中毒金疮、跌损压溺等所致。可以看出，此种病因分类方法比较符合临床实际，无疑是中医病因学新的进展。两者对于脏腑证治和发病原因的认识均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在《内经》《难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基础上，此时期的医家从不同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在金元时期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的形成与出现，有力地促进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其代表医家是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后世称之为“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受运气学说的影响，强调“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能生火”之说，因而，对火热病机多有所阐发，用药偏于寒凉，为后世“寒凉派”医家的代表。张从正主张“邪气”致病说，“病由邪生”，“邪去则正安”，因而倡导以汗、吐、下三法攻邪而祛病，为后世“攻下派”（有称“攻邪派”）医家的代表。李杲则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认为疾病的发生，多与脾胃内伤有关。他对脾胃升降理论多有阐发，并创立了甘温除热等理论和方法，为后世“补土派”（或“补脾派”）医家的代表。朱震亨提倡“相火论”，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主张滋阴降火，对“相火”学说有所发挥，为后世“养阴派”（或“滋阴派”）医家的代表。这个时期的医学思想和理念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充实和推进作用、对后世医家成长的影响都是不可磨灭的。

（3）明、清时期：明代至清代中期是中医学术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期的特点，一是整理已有的医学成就和临证经验，编撰了门类繁多的医学全书、类书、丛书，并对经典医籍进行了注释，使中医学理论和临床诊治有所发展；二是在医学理论和方法上出现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和发明，即温热理论和温病学派的产生。

以薛己、张介宾、赵献可为代表的温补学派，重视脾肾，提出了“命门学说”，认为命门寓有阴阳水火，为脏腑阴阳之根本，是调控全身阴阳的枢纽。李中梓则提出了“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乙癸同源”等见解，为中医学理论特别是藏象学说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应当指出，此时的重大发明和突出的成就，在于对温热病学的深入研究和温病学派的形成。温热病学，是研究四时温热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及其诊治方法的学科。到了明清时期，随着中医学对传染性热病认识的逐步深化，创新和发展了温热学说，并形成了温病学派，标志着对于温热疾病的认识和论治经验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代表医家首推明代的吴又可。其所著《温疫论》一书，首先提出了“戾气”学说，认为“温疫”的病原是“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成”，其传染途径是从口鼻而入，而不是从肌表侵袭。这是对温病（特别是温疫）病因学的很大突破与发展，为以后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基础。著名温病学家叶天士著《外感温热论》，发展了卫气营血理论，首创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著《温病条辨》，则创立三焦辨证，并发展了三焦湿热病机和临床湿温病辨证规律。薛生白著《湿热病篇》，则提出“湿热之病，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大异”的独到见解。王孟英著《温热经纬》等，系统地总结了明清时期有关外感热病的发病规律，突破了“温病不越伤寒”的传统观念，创立了以卫气营血和三焦为核心的温热病辨证论治法则，从而使温热病学在病因、病机及辨证论治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此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对后世临床医学的影响颇大，到目前为止仍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此外，如清代医家王清任重视解剖，著有《医林改错》一书，改正古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错误，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的理论及血瘀病证的治疗方法，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亦有一定的贡献。

另外，在这个时期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代表的药物学专著的刊行，说明当时中药学的研究也有了深入和规范的发展。《本草纲目》是一部内容丰富、论述广泛，全面总结了16世纪以前中国药学研究成就的药物学巨著，后来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流传于世，至今仍然受到世界药物学界以及植物学界的关注。书中在研究考察中药的功效特性之外，还对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治疗，以及预防等中医理论做了相关的论述，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起到了推动作用。

（4）近现代时期

1）近代时期（1840—1949）：由于西学东渐，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着急剧变化，从而出现了“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之争。此时期的特点是出现了中西医汇通和中医科学化的思潮。

随着西方医学的广泛传播和发展，中医界中具有近代科学思想的人物，诸如唐宗海、朱沛文、恽铁樵、张锡纯等，提倡既要坚持中医学之所长，如整体观、藏象、四诊、八纲、辨证论治等，又提倡要学习西医学先进之处，试图将中西医学术加以汇通，从理论到临床提出了一些汇通中西医的见解，形成中西医学汇通思潮和学派，而以陆渊雷、谭次仲为代表的人物，则主张中医科学化，提倡吸收其他学科知识，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并对中医科学化的途径和方法亦做了某些探索。应当指出，由于历史条件、科学发展以及自身条件所限，中西医汇通学派对中医理论体系发展道路的探索，虽然未能成功，确有不足之处，但其科学进取的精神及经验教训，对当前实现中医学现代化亦不无借鉴和启迪。

2）现代时期（1949年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制定了中医政策，强调“中西医并重”，且把“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实现中医学现代化”正式载入宪法，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证。随着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对中医理论体系的研究亦有了深入进展，现代中医学理论研究的态势和特点，是以系统整理和发扬提高为前提，运用传统方法和现代科学方法，多学科多途径去揭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奥秘，使中医学理论发展不断深化，并有所更新，向有所突破的前景进展。70多年来，随着整个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整理、继承和研究，亦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医学基础理论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基础学科，无论在文献的系统整理和理论的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所谓中医药学的现代化，是对科学技术范畴的一门学科而言，属于我国总体科学技术现代化范畴，即指中医药学必须顺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伴随时代的发展，在继承发扬自身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上，勇于突破、改造和创新，从而使传统的中医药学逐步发展成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具有现代科学内涵和水平的医学科学，以便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实际上中医理论现代化的研究工作早已开始，并已经取得众多可喜的苗头和成就，如关于中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以高等院校统编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学概论》为标志，构建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体系，众多有关理论专题探讨的论文、论著的发表和出版，则反映了现代中医学理论的水平。

在中医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上，运用多学科知识和方法来探讨中医学理论体系已成为现代理论研究的重要特点。而中医基础理论中所蕴含的某些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前沿理论和观点，则亦为现代哲学、天文学、气象学、数控理论、物理学、系统科学、生命科学等提供了某些思维原点和理论模式，如《内经的哲学与中医学的方法》《内经多学科研究》等书的问世，以及诸如泛系理论与辨证论治、天文学与运气和太极阴阳理论、运气学说与气象学、控制论与中医学治则治法、气与场、气与量子力学等研究成果的发表，从而使中医学理论研究与前沿学科相沟通，因而具有明显的时代气息。

特别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中医学的藏象、经络、气血、证候等问题，更是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有可能初步阐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某些概念、原理的科学内涵。如从肌电、皮肤温度、皮肤电阻、血流图、超声波、激光及同位素示踪、内分泌、神经化学等多方面，证实了经络现象的客观存在。关于经络实质的研究，则提出了神经体液学说、低阻抗说、皮层内脏相关说、第三平衡系统说、波导说和液晶态说等。虽然这些学说不够完备，尚待进一步验证，但确是中医学现代科学研究的正确途径，应是无疑的。关于中医学藏象学说的研究，诸如阳虚、阴虚及寒热本质的研究，肾本质、脾本质的研究等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他如肝、心、肺的研究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总之，中医理论研究已成为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各国学者亦多有建树。我们相信，随着中医学现代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医学理论体系必将取得重大突破，为生命科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常考考点］中医学理论体系发展过程中著名的医家、医著及其学术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