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医误诊学的特点
由于文化背景、哲学思维模式、生产力水平等原因，中医误诊学存在着自身固有的特点，与西医误诊学有着一定的差异。
一、中、西医误诊学的差异
中、西医是生命科学的两个不同分支，尽管其研究对象是一致的，但是医学科学的发展与文化背景、哲学思维模式和生产力水平是相适应的。由于中、西医所经历的社会历史发展道路不同，决定了中、西医在理论体系、思维方法、诊疗模式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正如中医诊断学不同于西医诊断学一样，中、西医误诊学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一）理论基础不同
中医学依赖于传统哲学的思辨，形成了以整体观念、辨证求因、宏观调节为特点的整体医学体系，在思维模式上把天、地、人、时空的统一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建立了相应的理论框架，即以五脏为中心，经络为联系的有机整体观念，以及以人体为中心，与自然界息息相关的“天人合一”观，强调了机体、自然、社会、心理的统一，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和表里上下的统一。
西医学是以形态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科学实验方法贯穿了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诊疗的各个过程，认识水平逐渐从系统、器官、组织发展到细胞、分子层次，实现了从宏观到微观的第一次否定。随着解剖学和显微镜的引入，对客观实体的认识为西医与现代科学的结合提供了切入点。现代科技成果在医学上的广泛应用，带来了医学日新月异的变化。局部定位的思维方式在西医学中占有主导地位。这种思维主要体现在：人是由系统组成的，系统是由器官组成的，器官是由组织构成的，组织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人体是细胞的联合王国”“细胞的不正常活动是各种疾病的根源”。
（二）误诊判断标准不同
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中医诊断的立足点是功能的改变、关系的失调，以及与之相应的临床表现。而西医诊断采用解剖还原分析的方法，其立足点是器官组织的损伤，以及相应的客观病理变化。中医诊断的核心是以证为基础的病、证相合，强调的是人与自然、时间和空间、病位与病性的统一。因此，中医误诊研究的判断标准是哲学思辨、经典文献、临床疗效，相对宏观和朴素，具有模糊性和发散性的特点。而西医诊断的核心是病，没有证的概念，强调的是疾病过程中的病变规律，其误诊研究的判断标准是理化检查、病理检查、尸体解剖等，较客观、精确，同时，由于割裂了时间和空间的联系，较为机械和片面。
（三）误诊学研究手段不同
中医误诊研究的手段主要是经典文献的回顾研究和临床资料的分析总结。中医学通过长期、反复的观察—实践—总结—实践，在充分应用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的基础上采取了比较、类比、分析、推理、归纳、演绎、反证等研究方法；同时又在全面继承前人经验和不断创新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整体观为纲，以脏腑为核心，以阴阳五行为说理工具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等一整套理论。两千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些理论不仅能从宏观方面把握住疾病运动变化的规律，而且可以基本解决其运动变化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矛盾。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借助于其他科学仪器进行研究，没有由宏观转变到微观的研究方法，不能更深入地从形态学的角度揭示疾病运动变化的所以然的道理，这又不能不说是中医学不足的一面，也是使中医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西医误诊研究手段主要是误诊率的计算分析和大样本的评价体系。西医学是以定性定量的细胞学为诊断基础的，诊断学已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局部、片面和对仪器设备的依赖是其不足之处。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普及，使我们有机会和可能从医学的总体上来考虑和研究误诊现象的复杂性，而医学与方法学的结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二、研究误诊应保持中医特色
与中医诊断学一样，中医误诊学以中医学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中医误诊学应保持中医固有的特色。
（一）坚持中医理论指导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主导思想，面对人这一复杂的有机整体，中医诊断学的特点是删繁就简、以简驭繁，其基本方法有二：一是降维方法，人体是一个复杂系统，是一个高维空间，中医把高维空间化为二维空间，用阴阳两个变量描述人体；二是模型方法，即把人体结构简化为一个五行模型。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医与系统科学（理论生物学）有共性，又有互补性，二者都立足于整体论。系统科学理论形态是现代的，但不足之处是方法繁难；中医理论形态是古代的，而方法巧妙、实用。当然，中医某些诊断理论和手段滞后于时代，建立现代中医诊疗体系是中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工作。此项工作应由中医基本概念入手，揭示其医学内涵和科学价值，理出脉络，归纳规律，然后综合，最后借鉴系统科学建立起中医现代诊断理论体系。
以研究兼有生物性和社会性的人的复杂生命活动本质和规律为目标的医学科学，对于各门学科的各种方法，更须博采兼用，方济臻备。在将实践知识升华为理论形态的过程中，由于必须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科学背景的制约，而各自有所侧重。故人类认识物质世界的两种基本的主要思维方法——系统综合法和分析还原法，在中、西两种医学中虽均使用，但由于视角和力度的差异而各成体系、尽显本色。因此，我们不能用西医误诊学替代中医误诊学。
以医、哲结合为主导思路所构成的中医理论模式，是依据尽可能全面的、直觉观察的“象”（天象、地象、法象、人象），主要以形象思维方法，高度综合而成的以人体“气化”为中心的形神-环境医学模式。因此中医学中的脏腑、经络等称谓，已不是解剖意义的实体，而是超越形质的类功能单元。中医的诊断术语，如邪正、表里、虚实、寒热、气滞、血瘀等，均为标示人体的状态，并非解剖病理学的排列组合。中医诊断则始终主要着眼于患“病”的“人”，而不是仅仅针对患者在解剖、生理方面的具体病理改变或检查数据，用以作为诊断正误的依据和标志。
中医理论模式的整体性、全息性和程序性，与现代科学方法中的控制论黑箱功能模拟法、信息论和普通系统论方法、耗散结构理论和自组织原则等，有着相通之处。当前，在现代科技发展又重新向综合“复归”的大趋势中，通过中、西古今思维方法的比较，面对以中医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方法，不能仅仅因其古老朴素就妄断否定，更不能因古已有之而盲目自封。我们研究误诊学必须从新时期的需求出发，把握中医固有的本质特征和优势，以冀实现对传统的超越。
（二）重视经典著作学习
从历史上看，中医多是跟师带徒或自学成才，而现代中医高等教育在教学方法上有了新突破。但是，中医学是在不断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经典著作一直是指导临床和误诊判断、防范的重要依据，这也是中医学的特点之一。纵观历代有名医家之成长，都是在苦读经典著作之后，有所心得，从而有所创见，成长为名医的。要想提高诊断水平，减少贻误，必须深求经旨。正如《医验录》指出：“惟学则能生人，不学则适足以杀人。盖不学则无以广其识，不学则无以明其理，不学则不能得其精，不学则不能通其权达其变，不学则不能正其讹去其弊。如是则冒昧从事，其不至杀人也几希矣。”“凡遇一病，必认得真，拿得定，不为邪说所惑，不为假象所欺，得心应手，起死回生，以此言学，则真学也，学真而术自神矣。岂仅仅得之听受之间，守其一成之规者，遂得谓之学哉。若仅恃此以为学，则必得其偏而失其全，得其浅而失其深，得其皮毛而失其神髓，得其俗套而失其真诠。至其临症施治，非隔靴搔痒，即傍皮切血；非画饼充饥，即鸩酒解渴。此术之不精，由学之不足之故，此理医者不可不知。”因此，研究误诊学，一方面要勤于观察，善于总结；另一方面更要勤求古训，从经典著作中汲取营养。《滕氏医谈》指出，经典著作是“医家之准绳，病候之规矩，舍之莫以取法矣……盖人身之疾病奇症，异候变化，不可举知，舍灵素难经，其何以为规矩准绳哉。”朱丹溪指出：“仲景诸方，实为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也。后之欲为方圆平直者，必于是而取则焉。”古人认为，不学经典，犹如无目夜游，无足登涉，动致颠陨。所以每个医者必须熟读经典著作，用以指导临床实践。
（三）坚持实践检验标准
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践是中医学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脱离临床实践去谈诊断或误诊，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强调实践应该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而不是盲目的实践。我们研究诊断和误诊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临床实践，更好地有利于“中医对个体的功能失调做出精确而特异的判断并能治愈它”这一优势的发挥，与此同时，在临床实践中也能吸收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方法来充实自身，进而完善和发展中医理论体系。
中医学以其独特的临床疗效作为其临床与理论的源泉。从临床上讲，疗效是中医师的立业之本，正确诊断是疗效之基，临床实践是其观察病状、用药及疗效，不断总结并积累经验，进一步穷之于理，提高医疗水平的源泉。从基础方面讲，中医学有以药测证，即从药物与疗效的关系上逆推疾病的病理，并进一步分析疾病的病因与病机的方法。同时，临床疗效与中医生理学的建立密切相关，如脏腑学说，便是在古代的解剖知识及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的基础上，结合反复的医疗实践，从病理现象和治疗效应来分析和反证关于机体的生理功能而建立起来的。
临床实践是判定中医理论的意义与价值，诊断正确与否的重要依据。因而，判定中医理论的真伪与意义，不是看其如何解释了人体的内在规律，而是看它在临床应用中的实际效果。中医理论能够顺利地将一部分经验转移到另一部分经验，将诊断、用药、疗效圆满地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中医理论的科学性表现在它联络经验过程中的适用性、有效性和有用性上。
中医临床经验是不断发展、不断补充的，我们需要经验，但不要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事物总是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死抱经验有碍于思维的更新，有碍中医的发展。经验是相对的，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墨守成规、照搬经验，经验也就失去其经验的可贵性。客观、公正、辩证地认识中医临床经验是我们共同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