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替代与补充：从后现代到现代性

“现代性”何以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这难道仅仅是疲于奔命的当代文学研究被理论界无事生非的喧嚣拖着走的又一次恶作剧吗？有时候，抓住机遇与误入歧途只是观察角度不同得出的评价，而凑热闹与开拓创新也没有明显的界线。谁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分歧的时代呢？在这样的时代，正如上世纪初绝望而狂妄的斯宾格勒所说的那样，有力量的领着命运走，没有力量的被命运拖着走。在当今时代，不用说民族国家的命运，就是文学研究的命运也同样如此。当代文学研究一直缺乏原创性，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搭上思想解放运动的便车，当代文学显示出无穷的活力。80年代后期，意识形态的整合性功能趋于衰弱，当代文学界也在寻求新的方案，方法论（新三论）的短暂热闹之后，“向内转”回到文学本体的呼唤确实抓住了当时的理论需求。更靠近创作实践的现代主义论述，一直是依靠“实现现代化”这个时代诉求，才勉强成为最有活力的文学创新的理论动力。然而，现代主义论述显得虚伪和做作，它植根于实现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才获得合法性，以至于它一开始就没有自身真实的理论论述起点。现代主义在当代文学中的论述并没有扎下根，这并不是说它只是依赖主导意识形态的氛围，或者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挪用，而在于它并没有深入西方理论与当代创作实践更为内在的关系中展开论述，从而确认自身的理论出发点。

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论述在经历多种多样的怀疑中兴起，对后现代主义最严重的质疑就在于现代主义还没有站住脚，何以有后现代主义的立足之地？而从中国政治经济条件的直接类比中，更是给后现代主义的合法性以致命的打击。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恰恰是扎根于中国当代现实的土壤，扎根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实践。它没有依赖现代化之类的时代意识形态，而是出自理论自身的起点，出自对80年代后期乃至于90年代初期中国特殊的现实确认自身的理论起点。不是出于外在律令的需要，而是出自理论创新和文学创新的需要，出自摆脱既定的规范另辟蹊径的需要。还有什么样的理论论述有如此切实的现实性呢？如此真实的本土化的基础呢？如此真实的文学内在性的需要呢？没有。后现代主义论述真正是中国理论界面对中国当时的历史情境和文学创作实践做出的抉择，这是第一次真正自觉的抉择。

然而，这种理论的自觉也许过分了，后现代的论述进入了理想化的层面，它对文学创作实践的叙述带有相当强的实验色彩，后现代论述是把当代文学创新实践拔高到一个理想化的高度——这个高度的实验特征使得它又带有前所未有的难度。这使随后的文学实践不可能超越这个难度。登峰造极之后必然是下降，先锋派的实验难以为继，却让理论言说陷入尴尬。后现代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被人们钉在时间的路标上——它是脱离中国当下现实的未来的幻想。现代性的时间之箭早已把后现代射向了远方，落点却不甚了了，也没有人认真对待。这个错位并不在于后现代理论本身，而是人们对后现代主义持有的误解。后现代的论述者要负一定的责任，因为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就先锋派的实验文学展开论述；但没有任何理论叙述表明，后现代主义仅限于此。当随后的对大众文化的叙述也具有后现代性时，这种错位就显得相当滑稽，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都可以归为后现代，那后现代成为什么东西真是一项疑问。但实际的情形正是如此，后现代在哲学理论层面带有先锋派的特性，而在社会学方面却更倾向于世俗化；在艺术方面（特别是行为艺术之类）已经消除了任何界限，更不用说精英与大众的传统分野。尤其是在文化研究的塑造下，任何社会现实可能都可以读解出后现代的含义。这些文化门类的分别多少还可以掩盖意义的相互矛盾，就在文学内部，短短数年的变化，就使后现代叙述陷入窘境，这无论如何也难以自圆其说。先锋派开创的那个形式主义的道路迅速就半途而废，在这一层面上叙述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后现代性何以自谋出路呢？看看随后的文学现实，“晚生代”还勉强可以找到一些与原来的后现代叙述相承的东西，再随后的“美女作家群”，70代的个人化写手，“晚生代”趋于老成的作品，更不用说那些时尚杂志上到处涌现的“白领文学”“中产阶级”读物，等等，这一切，都使后现代叙述的那个不断变革创新、并且始终前进的历史，突然迷失了方向，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片无边的舞台，它不是后现代又是什么呢？我们搜肠刮肚，还能找出什么惊人之论予以命名或加以阐释呢？“现代性”——还有什么比这个术语更莫衷一是，更有和稀泥的本领呢？当然，我们完全可以用更富有建设性的姿态来理解它所具有的包容性，也可以用更审慎的态度去发掘它的丰富的内涵，赋予它以真实而充分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