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导言
1[1].我之所以选择这四位作家来讲，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在俄国文学中最负盛名，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最好地体现了这些讲稿所表达的观点。文学之于灵魂，好比自然之于上帝。上帝总是努力通过大自然的千变万化和不断发展的形式在自然中显露自身。同样，人类的灵魂也努力通过文学的各种变化和不断发展的形式在文学中显露自身。然而，尽管人类还无法看清上帝永不停歇的创造有什么目的，但他还是让凡俗的人类从毗斯迦山（Pisgah）上看见了应许之地，那是灵魂奋斗的目标，是我们希望它不断靠近的所在。灵魂总是奋力向前、向上，不管这种努力是否能被称作种族的进步，寻找理想或与神合一是同一件事。这是灵魂不断向上的旅程，文学就是它的记录，每个民族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各种各样的追求不过是这条路上的许许多多的里程桩而已。
2.人类的灵魂在童年时期仅仅是存在，但却没有生命的意识；但它很快就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它发出的第一声呐喊是因为喜悦。青春永远是欢乐的，它在欢乐中歌唱。青春对着夜空中的星辰，对着或白或红的月亮，对着少女的脸颊和折扇歌唱。青春对着鲜花、对着蜜蜂、对着鸟儿，甚至对着老鼠歌唱。个人如此，种族亦然。任何民族的文学最早发出的声音就是那些歌声。希腊的荷马，如他钟爱的鸣蝉一样，欢快地歌唱；英国的乔叟和莎士比亚起初都是游吟诗人。在法国和德国，甚至很难找出个别有名的歌唱者，因为整个民族，无论它内部发出怎样的声音，都是和游吟诗人及民谣歌手一起唱出来的。在灵魂的早期阶段，它唱出的旋律不是哀伤悔恨，而是从胸膛里爆发出的鸟儿般轻快的歌声，喜悦而欢乐。
3.然而，灵魂很快意识到生命不仅仅意味着存在，不仅仅是快乐，甚至不仅仅是幸福；它很快就认识到黑暗之王与光明之王如影随形；意识到宇宙里不仅有行至善的上帝，还有行至恶的魔鬼。因青春的浮躁与冷漠，灵魂开始陷入悲伤与愤怒当中。诗人与歌者的心现在充满哀伤，他转身离开，抛弃了那些悲叹者、责备者和反叛者。约伯[2]接替了米里亚姆[3]，埃斯库罗斯[4]接替了荷马[5]，拉辛[6]和高乃依[7]取代了游吟诗人，拜伦取代了莎士比亚。这是一个充满徒劳无益的哀叹与反叛的阶段。
4.但灵魂不像冬眠的熊，不能长久地以自己的血肉供养自身。它很快就发现仅凭愤怒与反抗只会带来徒劳无益的焦虑而已。它明白了，要战胜疾病就必须果断前行，去战斗，去攻击敌人最脆弱的地方，而不是徒劳地指责敌人。文学随之变得咄咄逼人，充满了目的性，现在它开始抨击王位、教堂、法律、机构和个人。喜剧取代了悲剧，讽刺取代了感伤；阿里斯托芬取代了埃斯库罗斯，尤维纳利斯[8]和马提雅尔[9]取代了贺拉斯；伏尔泰接替了拉辛，狄更斯接替了拜伦。这是文学交战的阶段。
5.但是，灵魂也不能长期处于仇恨之中，因为仇恨是黑暗之子。灵魂的目的是爱，因为爱是光明之子。人类的灵魂很快发现，黑暗力量不能靠暴力征服，不能靠与被黑暗力量统治的人们进行战斗来征服，要战胜黑暗靠的是善终将胜利的信念，以及对命运的顺从，对一切际遇的忍耐，对上帝的虔敬，对众生的怜悯。灵魂就这样发现了它真正的避风港，它放下了利剑；它的声音不再是挑起争端，而是呼吁和平；它开始鼓舞人心，使人振奋，于是希腊文学终结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罗马文学终结于马可·奥勒利乌斯[10]和塞内加[11]，英国文学终结于卡莱尔[12]和拉斯金[13]，美国文学终结于爱默生[14]，德国文学终结于歌德。在英国、美国、德国文学的确在继续发展，但这个周期已经结束，文学已经超越了柏拉图、马可·奥勒利乌斯、歌德、爱默生、卡莱尔和拉斯金，灵魂无须再追求自我提升。后来所发生的一切都没再给生命带来任何新的东西，色调也许有变，但本质依然。
6.肉身之眼从未见过如此完美的圆。不论手画得多么精确，放大镜都能迅速地暴露出轮廓上的参差曲折。只有灵魂之眼才能看见事物的完美。不管有没有放大镜，灵魂都知道存在一个完美的圆。虽然历史表明，的确有许多规律中的不规则之处为灵魂的成长奠定了基础，但规律仍然完美地存在着，而且俄国文学为这条规律提供了最完美的证明。每一种文学都需要历经这四个阶段，但是这条规律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俄国这么鲜明。歌者普希金、抗议者果戈理、勇者屠格涅夫按照时间顺序相应而生。他们站在文学事业的大门前立下了自己的汉尼拔誓言[15]：农奴制和独裁统治不废除，决不罢休。最后我们迎来了传道者与鼓舞者托尔斯泰。
7.这条规律是怎样在俄国大地上和俄国人心中发挥作用的呢？这正是我这一系列讲座要谈的内容。尽管心灵的法则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是其表现出的特征却因时因地而变。正如大自然中的同一种力量在苍穹之中表现为星辰相吸的引力，在分子中表现为将原子与原子连在一起的吸引力，而在人类之中则表现为让人心心相印的爱情。因此，那些对一切文学来说都十分自然的现象我们也能在俄国文学中找到，但却因俄国人民的独特性格而有所改变。
8.俄国精神的首要特征是没有源初力（originating force）。在雅利安大家庭中，斯拉夫民族只是其中一员。迄今为止，每个家庭成员都在一个专门的领域内释放自己的源初力。德国人沉湎于对种族命运的思考，美国人通过发明创造使这个种族的人物质生活更加舒适，法国人使这一种族的人生活更加雅致，英国人则促进了雅利安人的贸易往来，但是俄国人却无任何独特天赋。迄今为止，斯拉夫民族所擅长的领域都是消极被动的，它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仅在于它成了一个筛子，欧洲思想的活泉穿过它倾注在亚洲沉睡的身躯上，又如一堵实墙，将洪水猛兽般的亚洲式野蛮阻挡在欧洲文明之外。斯拉夫民族的第一美德就是消极，就如一根管子的美德是光滑且中空，俄国人摆在首位的美德就是消极地接收。
9.因此，不要在俄国文学中寻找独创性。俄国土地上没有任何一种原生的文学形式，对哲学、艺术和文学的任何贡献，其形式都不能说是在俄国土地上诞生的。它的文学形式，如同其文明（或那些被认为是文明的东西），都是从西方借鉴来的。但是由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相等，俄国民族性格上的这种局限性反而成为其精神生活中许多美德的源泉，欧洲与美国应该学习吸取这些美德，尤其是在西方思想已成熟到几近衰亡的今天。
10.在此，你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些爱思考的心灵突然间强有力地抓住了俄国文学。就连那些所谓的万事通（wiseacre）都对这突然迸发的对俄国文学的热情感到惊叹，小声称为“时尚的狂热”，从此不再置评一语。但是，朋友们，千万不要相信这种狂热。狂热到来的时候就是它即将消失的时候，但是，此刻打动人们心灵的俄国文学的永恒力量，是无法被茶桌上的闲言碎语所磨灭的。时尚可以让人把一具尸体暂拥入怀，把那恐怖的苍白说成肤色娇美，把指尖冰冷的触感说成保守矜持，但时尚并不能将生命的气息吹入已经死亡的躯体。现在对文学的热情是清醒的，大可放心，不是因为时髦，与时髦毫无关系。狂热终会过去，但是俄国文学中那些让所有真诚的灵魂产生触动的因素却不会随之消失，因为这是一些不受时尚控制的永恒的东西。
11.俄国文学中的那些元素一直以来都在俄国人身上表现得十分引人注目，尤其是现在，当文学在其他各处都趋向荒废和毁灭的时候，这些特征就更加引人注目。若无这些元素，一切作品都将随着时间流逝变成一堆废纸，一切言语都只是空洞的声音；若无这些元素，所有作品都会被扔出去，而不是堆放在角落里。书堆可能像一个不倒翁玩具一样，虽然不停地摇摇晃晃，但总会找到让自己立住的平衡点；更有可能像一艘冲天火箭，伴随着飕飕的呼啸声发射到太空，时间一到就消失在爆炸和黑暗之中。
12.在这些元素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强烈”（intensity）。俄国人用力量来弥补他缺少的独创性；用深度来弥补他缺乏的广度。不强烈就不叫俄国人。爱恋时他一片赤诚，仰慕时他全心全意，服从时他千依百顺，反抗时他用尽全力。当彼得决定将西方文明引进他的帝国时，必须在一日之内让它遍及全国；如果人类的本性使百姓不能立刻屈服于上方的命令，士兵们就必须手持剪刀走上街头，剪掉被禁的胡须和长袍。当暴君保罗[16]死于刺客之手时，那因为获救而一片欢腾的场景只可能出现在俄国的街头：陌生人投入彼此的怀抱中，互相拥抱、亲吻，沉醉于解脱后的喜悦中。当俄国人驱赶外国侵略者时，他们不惜任何代价。甚至在放火烧毁他们的麦加圣地——深爱的母亲莫斯科时，他们也毫不退缩。当亚历山大二世开始解放俄国时，他立即开始全面改革——解放农奴，陪审团审判，地方政府自制，普及教育。当独裁势力反扑时，也如暴风雪般风驰电掣、铺天盖地。在卡拉科佐夫的枪杀事件[17]之后，俄国一夜之间从一个自由国家变成了一个专制国家。就好似有个叫赫尔曼的人把魔杖一挥，念了句咒语“普莱斯托，变！” 独裁政体就立刻起死回生了。当贵族青年最终被激发出帮助那些无知农民的高尚愿望时，故乡、家庭、身份、财富、事业统统被弃置不顾，他们住进农民家里，像农民一样生活，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农民。这种在俄国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强烈感也同样见之于文学；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全面渗透的强烈感是种弊端，可是在民族的理想生活，即文学领域中，这个特点却找到了最利于它成长的沃野。因此，俄国作家的确可能经常出错，甚至常常一错到底，但他绝不乏味无趣，因为他总是充满力量。
13.当软弱发展到一定程度，甚至可以生成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可以使声音变薄，耐力变弱，并且使文学也变得软弱无力；当智慧只能在勃朗宁的对弈游戏中找到足够的兴趣，幽默感只能在马克·吐温式的翻桌子（table-leaping）的滑稽动作中找到足够的给养，良知只有看到真正的饥荒，才会被激发起同情，这时候就要转向这些俄罗斯人，并学习他们具有压倒性力量的秘密之一，即他们的强烈感。
14.比如果戈理，他从不让你开怀大笑。这样的笑只流于表面。但他的每一页文字几乎都会令你感到一种遍及全身的欢乐，欢乐仿佛穿过四肢百骸，脊椎笑得程度和脸蛋不相上下。屠格涅夫也是如此，他从不让你哭泣，但他所感受到的悲伤都从他的文字中传递出来，并且进入了你的血液当中。你的确没有掉一滴眼泪，因为流泪的悲伤也大多流于表面，而你的胸膛里已然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还有托尔斯泰。他从不激励你向前一步，完成某件善行。他不会像席勒那样，推着你去拥抱友人。可当你把书放下时，就会对自己有诸多不满，一种对更高尚生活的渴望将完全占据你的灵魂。
15.这就是俄罗斯精神中那吸收一切、吞噬一切的民族强烈感所产生的结果。
16.这种强烈感使得俄罗斯精神在地平线上突然变得光芒四射，甚至几乎看不到任何连续的发展阶段。笼罩在普希金之前的俄国文学上空的黑暗并不是逐渐消散的，而是夜空突然被无数的光照亮。第一星等的亮星散布其中，这里出现一个，那里又出现一个，直到眼花缭乱的观星者看到的不再是闪烁的光点，而是一个闪亮的发光体。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俄国就诞生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就像帝国之手一挥，西欧的制度就变得俄罗斯化了一样，俄国文学仿佛魔杖一挥就变得现代化了。
17.这种民族性中的强烈感赋予俄罗斯文学十分炽热的一面。它的气味不仅芳香，而且香得令人窒息；正如内战后的美国将军和上校的数量多得让社会难以承担一样，在俄罗斯伟大作家也多得几近令人痛苦，学生们不是因为选择匮乏，而是因为选择过于丰富而感到为难。不仅文学的外观像个热腾腾的房子，而且其本身的性质也受到了影响。俄罗斯民族精神中的强烈感使它在某个时间只能做好一件事，它的所有力量在某个时间只能转变成一种文学形式。从1800年到1835年，俄国文学就像仲夏夜的田野，充满各种各样的乐声，任何能发出清晰声音的人都在歌唱。巴图什科夫在歌唱，普希金在歌唱，莱蒙托夫在歌唱，柯里佐夫在歌唱，屠格涅夫在写诗，而茹科夫斯基像我们的诗人一样，在韵律分明的诗节中技巧性地寻找平衡；在无法歌唱的地方，代之以尖叫，但是，你会发现他总是能够达到韵律上的平衡。随后是厚本期刊时代，在俄罗斯，无论具有何种天赋，在那个时期都只能通过它们发声；最后，现实主义以无可匹敌的强度扑面而来，每个人都用散文写作，而且只有一种散文形式，那就是小说。俄罗斯的土壤没有培育出一部戏剧，一部历史作品，一篇随笔或哲学论文；俄罗斯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小说中，而且俄罗斯不是善于创造之国，当它确实产生大师的时候，一个时期之内也只能产生一个。
18.但是，“强烈”的最大危险之处在于过剩，通晓人性的拿破仑曾经正确地指出，天才和疯子是一树双生，的确，很少有天才作家能够成功应对过剩之力。然而，俄国作家特别幸运的是，他们相对避免了这一风险，这一民族基本品格中的第二个伟大美德就是希腊人的节制，从这个民族身上我们还有很多东西亟待学习。
19.以节制和分寸感为根源的美德共有两种，第一是节制，第二是谦逊。对灵魂之外的事物保持节制，对灵魂之内的事物保持谦逊。我们应该读一读屠格涅夫在小说《处女地》中对涅日丹诺夫自杀的描写，或是他在《僻静的角落》中对玛利亚·巴甫洛芙娜溺水情形的描写，它们是节制的最佳例证。
……涅日丹诺夫马上从沙发上跳起来，他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两次，随后沉思着在屋子中间站了一会儿，接着突然激动起来，匆忙脱掉自己“化装舞会穿的”外套，一脚把它踢到角落里，拿起自己原来的衣服穿上。
然后，他走到小三脚桌旁边，从抽屉里拿出两封密封的信和一个小东西，把小东西放进口袋里，把信放在了桌子上。
然后，他蹲下来，打开炉门……炉子里有一堆灰。这是涅日丹诺夫所剩无几的文件和私藏笔记。夜里他把它们都烧了。但是在炉子里面，靠着一面炉壁还有一张马尔科洛夫送给他的玛丽安娜的肖像。显然，他还没有勇气烧掉它！涅日丹诺夫小心翼翼地把它取出来，放在桌子上密封信件的旁边。
随后，他毫不迟疑地拿起帽子，走向房门……但是又停下了脚步，他开始往回走，进了玛丽安娜的房间。
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四下看了看，走到她那张狭窄的小床边，躬下身去，他哽咽一声，将嘴唇贴了上去，不是吻在枕头上，而是吻在了床脚上……然后他站起身来，把帽子拉到额头上，冲了出去。
涅日丹诺夫在走廊上、楼梯上、楼下一个人都没遇见，他溜进了房前的小花园。天色灰蒙蒙的，天空低垂，潮湿的微风吹弯了草尖，轻轻摇动着树上的叶子。工厂里叮叮当当的噪声比平日里这个时候减少了一些，从它的院子里飘来煤炭、沥青和脂油的气味。
涅日丹诺夫警惕而怀疑地环顾四周，径直走到那棵在他到达当天、仅从小房间的窗口看了一眼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的老苹果树跟前。苹果树的树干上覆盖着一层已经干枯的苔藓。粗糙而光秃的树枝上挂着几片微微泛红的树叶，树枝弯曲着伸向空中，好像老年人弯起来祈求的手臂。涅日丹诺夫脚步坚定地踏上了苹果树树根周围的那片黑土，从口袋里掏出了他在桌子的抽屉里找到的那个小东西。接着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侧屋的窗口……
“如果这时候有人看见我，”他想，“那么也许我会推迟……”但是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一个人……似乎一切都已经死去，一切都已经背他而去，永远地消失了，只留下他一个人任凭命运的摆布。一家工厂发出沉闷的噪声，散发着臭气，冰冷的雨滴像细密的针尖一样从头顶落下来。
涅日丹诺夫站在树下，透过头顶上弯曲的树枝看了一眼那低垂的、灰蒙蒙的、对一切都视而不见、冷漠无情的、潮湿的天空，他打了个哈欠，耸了耸肩膀，想道：“什么都没有了，不能回彼得堡去蹲监狱。”他脱下帽子，他的四肢百骸预先感受到了某种甜美而强烈且令人疲倦的慵懒，他把左轮手枪抵在胸口，扣动了扳机……
他立刻感到被什么东西推了一下，不过力气并不大……但是他已经仰躺在地上了，他试图弄明白他究竟怎么了，为什么现在竟然看见了塔季亚娜？……他甚至想叫她，对她说：“啊，不需要！”但是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一股浑浊的绿色旋风在他的脸孔上方、眼睛里、额头上和脑子里旋转起来，一个重得可怕又十分扁平的东西将他永远压在了地上。
涅日丹诺夫看见塔季亚娜并不是幻觉，在他扣动扳机的时候，她恰好走到侧屋一个窗口，看见他在苹果树下。她还没来得及想“这个天气他为什么不戴帽子待在苹果树下？”他就像一捆稻草一样仰面倒了下去。她甚至没有听见枪声，声音太微弱了，但是她立刻感觉到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急忙跑下楼，冲进了花园里……她跑到涅日丹诺夫身边……“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您怎么了？”但是他已经陷入了黑暗之中。塔季亚娜弯下腰，看见了血……
“巴维尔！”她大声叫喊起来，声音都变了，“巴维尔！”
过了一会儿，玛丽安娜、索洛明、巴维尔和另外两个工厂里的工人已经在花园里了。他们立刻把涅日丹诺夫抬进侧屋，放在了那张他在上面过完最后一夜的沙发上。
他仰卧着，半闭着的眼睛一动不动，脸色铁青。他缓慢而费力地呼吸，时而抽泣一下，好像窒息了一样。生命还没有离他而去。
玛丽安娜和索洛明站在沙发的两边，脸色几乎和涅日丹诺夫一样苍白。两人都大惊失色，极为震动，几乎被击垮了，尤其是玛丽安娜，但是并不觉得惊讶。“我们怎么没有预料到这件事呢？”他们想。但是同时他们又觉得，是的，他们已经预料到了。当他对玛丽安娜说“我事先告诉你，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要感到惊讶”的时候，还有他说到在他身上有两个人无法和谐共处的时候，难道她没有产生一丝朦胧的预感吗？为什么她没有立刻静下来思索一下这些话和预感？为什么她现在不敢看索洛明，就好像他是她的同谋……似乎他也感受到了良心上的谴责？为什么涅日丹诺夫在引起她无尽而绝望的怜悯的同时，还让他感到恐惧、羞愧和不安呢？也许，她能救他？为什么他们二人不敢说一句话？甚至都不敢喘气，就这么干等着……等什么呢？我的天哪！
索洛明派人去请一个外科医生，当然，已经没有希望了；塔季亚娜把一块浸了冷水的海绵敷在那个发黑的、已经不再流血的小伤口上，用冷水和醋弄湿了他的头发；涅日丹诺夫突然停止了喘息，微微动了动。
“他要醒过来了，”索洛明低声说。
玛丽安娜跪在沙发旁边……涅日丹诺夫看着她……在此之前他的眼睛就像每个垂死之人一样一动不动。
“啊！我还……活着，”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我还是一事无成……我耽搁你们了。”
“阿廖沙，”玛丽安娜低声唤道。
“没什么……很快就死了……你还记得吗，玛丽安娜，在我的……诗里……‘用鲜花包围我’……花在哪儿呢？你却在这里……在那，我的信里……”突然，他浑身都哆嗦起来。
“啊，她来了……把你们的……手……交给对方……在我面前……快……给……”
索洛明举起玛丽安娜的手。她的头靠在沙发上，脸朝下，紧挨着他的伤口。至于索洛明，他僵硬地、笔直地站着，脸色像黑夜一样阴沉。
“这样，是的……就这样。”
涅日丹诺夫又开始喘息，但这一次是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他的胸膛鼓起，两侧塌陷下去……显然，他努力把他的手放在他们紧握的手上，但他的那只手已经死了。
“他要死了，”站在门口的塔季亚娜低声说，她开始在自己身上画十字。抽动的呼吸声越来越少，越来越短；他仍在用目光寻找玛丽安娜，但是一层可怕的乳白色已经从里面遮住了他的双眼。
“很好！……”这是他最后的遗言。
现在，他已经不在了，但索洛明和玛丽安娜的手仍然紧握在他的胸前。
20.从这种纯净的忧郁和有节制的悲伤出发，到狄更斯那里看看他关于小内尔[18]之死的描写，或者去看看乔治·艾略特对玛吉·塔利弗[19]之死的描写。我不揣冒昧地认为，不需要我来置喙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很遗憾，于英国的大师们并不有利。
21.俄国人的节制不仅在描写悲伤的时候令人震惊，在描写自然的时候亦是如此，无论是英国人，还是俄罗斯人，都喜欢在文学中描写这两个领域，两种文学为进行这一比较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我冒昧引用狄更斯的一段章节来说明俄罗斯人如何处理此类问题：
可敬的风偏要向落叶这种可怜的造物来复仇，这是一种无伤大雅的暴行；但是，风刚戏耍完那条受辱的巨龙，又冒出了一大堆树叶，它把它们吹得四下奔逃，有的吹到这儿，有的吹到那儿，相互倾轧着翻滚过去，纤细的边缘转来转去，疯狂地飞向空中，在极度的无助中表演着各种各样的把戏。这还不足以让它发泄怒火，因为它不满足于只把它们赶出去，它瞄准一小堆叶子发起攻击，把它们直吹到车匠的锯木坑里、院子里的木板和木头下面，把锯末吹得漫天飞舞，它在下面追逐着它们，要是找到任何一片，就看吧！它是怎样驱赶着它们，紧追不舍！
而这样做也只会让惊慌失措的树叶飞得更快而已，这是场令人头晕目眩的追逐，因为它们飞入了没有出路的绝境，而它们的追逐者就在那里逮住了它们，任意旋转它们来取乐，它们有的躲到了屋檐下，有的像蝙蝠一样紧贴着干草垛的边缘，有的猛冲进敞开的窗户里，有的蜷缩在篱笆旁，总之，为了活命，寻找一切安全之所。
（选自《马丁·朱述尔维特》）
22.这段文字最主要的缺陷在于它没有向你描述风，狄更斯真正看到的东西，而只是描述了狄更斯以为他看到的东西。他呈现给你的不是原汁原味的事实，而是演绎后的内容，而演绎后的内容正如你现在看到的，与事实相去甚远；他给你描述的不是场景，而是场景在他脑海中产生的效果；当狄更斯不再描写真实的画面，而是一种惊人的情感时，他笔下的场景就显得华而不实、戏剧化且虚假。请注意，这风是可敬的风，但它也遭到了小小的暴行，所以它来复仇，这股复仇之风并没有像你期待的那样漫天飞舞，而是非常悠闲，像是在饭后散步一样，变成了一股可敬的风，而复仇行为和它的可敬并不矛盾。这股可敬的风，没有任何动因突然就变成了一股恶风。你看，他不再是一股复仇的风，因为复仇意味着风遭受过某种恶行，这才驱使它来复仇，而恶意无须任何借口，因为恶行除了天性邪恶之外不需要任何理由，而复仇总是要事出有因。而这股正直的、悠闲的风时而复仇，时而恶毒，反复无常、莫名其妙地改变自己的挺拔的姿态，跪下来，把头伸到木头下面，风变成了——偷窥者！
23.这种描写也许很优美，很有诗意，甚至富于戏剧性，但这并不真实，因为狄更斯从未见过这样的风，否则他的比喻就不会那么含混不清。我们通过想象看到的东西的确如亲眼所见，但是由清晰的视觉印象生成的比喻才是最纯净的。因此，这种描述因失真而过剩；因为过剩、不节制而降低了品格。
现在我们看一下托尔斯泰对乘马车途中遭遇暴风雨的描述：
离最近的村子还有大约十俄里，但是天知道是从哪里飘来一大团紫黑色的乌云，一丝风都没有，云团却迅速地向我们袭来。太阳还没有被云层遮住，明亮地照耀着黑色的云团和从云团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处的丝丝缕缕的灰云。远处不时有闪电闪过，隐约传来低沉的轰鸣声，声音逐渐增大，越来越近，渐渐变为断断续续的雷声，响彻整个天空。瓦西里从赶车的座位上站起来，拉上车篷。车夫们穿上厚呢长外套，每打一个雷，他们就摘下帽子，在身上画十字。马儿竖起耳朵，鼓起鼻孔，仿佛在嗅逼近的雷雨云带来的新鲜空气，四轮马车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越跑越快。我非常害怕，感觉血液在我的血管里流得更快了。但是，乌云的先锋队已经开始遮住太阳；现在它只能最后再往云层外面看一眼，阳光照亮了地平线上可怕的暗影，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天地骤然变色，呈现出一片阴沉沉的景象。白杨树林开始颤动，树叶变成了灰白色，在紫色乌云的映衬下这种颜色显得格外突出。树叶沙沙作响，不停地旋转；高大的白桦树的树冠开始摇晃，一簇簇干草飞过马路。雨燕和白胸燕在四轮马车周围盘旋，从马匹下面飞过，似乎想要阻止我们；乌羽凌乱的寒鸦侧着身子逆风飞去：我们已经系好的皮挡布的边缘被掀起，潮湿的风灌了进来。皮帘子不停拍打着马车的车身。闪电似乎穿过了四轮马车，亮得令人目眩，一瞬间照亮了灰色的呢子、花边和蜷缩在角落里瓦洛佳的身影。与此同时，在我们头顶的正上方传来了响亮的轰隆声，那声音仿佛安上了螺旋桨，越升越高，越传越广，力量逐渐增强，直到变成震耳欲聋的霹雳，使人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屏住呼吸。老天爷发怒了！在老百姓的这种观念里有多少诗意啊！
车轮越转越快。从瓦西里和不安地挥动着缰绳的菲利普的背影，我看得出他们很害怕。四轮马车迅速冲下山坡，轰隆隆地驶上木板桥。我吓得一动也不敢动，以为我们随时有可能一起毁灭。
咔嚓一声，马车上的辊轴断了，尽管雷声震耳欲聋，我们还是不得不停在了桥上。
我把头靠向马车的一侧，心底一沉，屏住呼吸，灰心丧气地观望着菲利普那粗黑的手指头做出的各种动作，他先是慢悠悠地打了个结，然后一边拉紧缰绳，一边用手掌和鞭子抽打那匹拉边套的马。
随着暴风雨越来越猛烈，我心中悲伤和恐惧引起的不安在不断增加；但是在雷声响起之前的那个庄严沉寂的时刻，我的这种心情才会发展到极限，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一刻钟，我相信我一定会惊慌而死。这时候，桥下出现了一个人，穿着一件又脏又破的衬衫，脸庞浮肿，看上去有点蠢，他的头发剃得很短，摇摇晃晃的脑袋上没有任何遮挡，一双罗圈腿瘦骨嶙峋，一只手没了，只剩下一截又红又亮的残肢，他直接将残肢伸进了马车里。
“老——老——老爷！看在基督的面儿上，救救一个残废吧！”乞丐病恹恹地说道，每说一个字就画一个十字，并向我们深鞠一躬。
我无法形容当时占据我灵魂的那种胆战心惊的感觉。我汗毛倒竖，因恐惧而失神的双眼紧盯着那个乞丐。
一路上乐善好施的瓦西里正在指点菲利普如何固定好辊轴，等一切都弄好之后，菲利普收起缰绳，爬上车座，他这才开始从侧兜里掏东西。但是，我们刚一启程，一道耀眼的闪电就劈了下来，峡谷里瞬间充满了火焰般的光芒，马匹也停了下来，紧接着，没有任何间隔就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雷声，好像整个苍穹都在我们的头顶上方摇摇欲坠。风越来越大，马的鬃毛和尾巴，瓦西里的外套，皮挡布的边缘，在狂风中都朝着一个方向绝望地摆动着。一大滴雨水重重地落在了四轮马车的皮车顶上，接着是第二滴，第三滴，第四滴；突然，好像有人在我们头上敲鼓一样，到处都传来簌簌的节奏均匀的落雨声。从瓦西里胳膊肘的动作，我看得出他正在解钱袋；乞丐仍在不停地画十字，鞠躬。他紧贴着车轮跑着，近得似乎随时有可能被车轮碾碎。“看在上帝的份上！”最后，一个铜板从我们身边飞了过去，那可怜的家伙惊讶地停在路中间，他的破衣烂衫湿透了，紧贴在他瘦弱的身体上，他在风中摇晃着，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强风把雨丝吹得偏向一边，瓢泼大雨倾泻而下。小水流不停地从瓦西里的粗呢外套上汇集到皮挡布上已经形成的脏水洼里。起初，被雨滴击中的尘土变成了泥浆，车轮从上面碾过，颠簸减少了一些，车辙里流动着浑浊的泥水。闪电照亮的范围越来越宽，越来越亮，在节奏均匀的雨声里雷声显得不那么令人胆战心惊了。
现在雨变得不那么猛烈了；乌云开始散去，分解成一朵朵波浪起伏的云彩，太阳在本就属于它的位置上发出了亮光，透过乌云灰白色的边缘，隐约可以看到一小片湛蓝色的天空。又过了一会儿，一缕羞怯的阳光照进了路边的水洼里，照在了仿佛透过筛子落下来的又细又直的雨丝上，照在了路边刚被雨水洗过、闪闪发光的青草上。
黑色的雷雨云以同样骇人的方式遮住了天空的另一边，但我已经不再害怕了。我体验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的、对生活抱有希望的感觉，它很快取代了我心中沉重的恐惧感。我的灵魂像面貌一新、生机勃勃的大自然一样微笑着。[20]
24.关于“谦逊”这一特点，英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同样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比较。俄罗斯没有引人关注的自传作品。那里的人忙于艺术，没有多少时间思考自己。屠格涅夫写回忆录，只写有关他人的回忆，而不是关于自己的；只是偶尔带着少女般的羞涩寥寥数语谈到自己的过往。托尔斯泰确实写过一本自传，其自传之诚恳堪比卢梭，认真程度堪比密尔[21]，但这仅仅是因为他相信，他对其自身所经历的精神斗争的描述，会对那些不得不与生活中的困境作斗争的人们有所帮助。但关于他们的个人生活的历史，除了一点线索之外很少能找到更多的东西。再看看吉本、利·亨特、密尔的自传，卡莱尔的回忆录，以及拉斯金在他自传体速写中事无巨细的叙述。不是说英国人高估了他们的价值和重要性，而是俄罗斯人似乎对私人事务都有一种本能的分寸感。
25.这种品味上的纯净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在俄罗斯，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阶层的唯一爱好。俄国文学中几乎所有名声显赫的人物，像普希金、莱蒙托夫、赫尔岑、屠格涅夫、茹科夫斯基、格利鲍耶陀夫、卡拉姆津、托尔斯泰，全都是贵族，即使出身不是贵族，但至少成长的环境也是贵族式的。从人民中产生，受人民滋养，生活在人民之中的文人墨客，如彭斯[22]、贝朗瑞[23]、海涅[24]之类的作家在俄罗斯皆默默无闻。我已经说过，俄罗斯的土壤不能孕育出具有原创性的东西；俄罗斯文学本质上是一种被俄罗斯化了的模仿文学，因此，要得到模仿的力量必须有时间去找寻、甄别、复制，而为了实现这种休闲娱乐，财富是必不可少的。
26.这种独创性的缺失已经被证明对俄罗斯文学来说是一项福祉，几乎已经弥补了这一缺憾。因为这样，文学就落入了有闲阶级的股掌之中，他们不必为面包而斗争，文学在俄罗斯从来没有受到供需法则的制约，美元也从来没有像我们这里一样成为文学的，虽然只是暂时的，但却是不可违逆的仲裁者。因此，俄罗斯文学的纯粹性就来源于此。狄更斯需要金钱，因此他把他的讽刺作品拉伸到只有大码靴子才能跨越的长度，在冗长程度上只有萨克雷可以匹敌。然而，果戈理不仅压缩了他的章节，甚至因为作品没能最佳地体现他的艺术才华而将他的杰作《死魂灵》第二部全部烧掉。乔治·艾略特的写作标准是每部小说要写三卷本，她必须用各种各样言之无物的描写和空洞乏味的沉思来填充她的故事，而屠格涅夫则是对自己的作品打磨再打磨，直到他被指责省略太多而不是添加太多。美国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我说他是最伟大的，因为他精神最纯洁，心灵最温柔，思想最自由），仍然可以每年创作一部小说，年复一年，就像每天早餐时都吃下一块面包店的松饼一样规律。比较一下俄罗斯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因为品味过于挑剔而对自己的杰作《安娜·卡列尼娜》好几个月都弃置不顾！因此，最近让文学界愤怒的问题，“为什么阿斯特夫人从不邀请文学界人士到她家用餐”，在俄罗斯根本就不可能提出这种问题。只有在这样的国度，关于一本书出版商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它好不好，而是它值多少钱，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27.因此，在俄罗斯凡是稍有些名气的作品都是字斟句酌、精雕细刻的结果；作为艺术品，俄罗斯大师们的作品几乎都是货真价实的杰作。我非常有信心对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理和普希金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我认为俄罗斯文学中那些光芒稍弱的作家也堪当此言。俄罗斯文学中的真诚、忠贞以及真实性使文学本身成为一种美的东西，而不是完成某种善行。读完《汤姆叔叔的小屋》，你不禁会问：“这本书对美国的奴隶制有什么影响？”而读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虽然这本书为农奴做了同样多的事情，但你却不会问“这本书为农奴做了什么？”因为农奴已经不存在了，你就不会再想起他们。在你面前好像是一个万花筒，你思考的是从书页的字里行间传递出来的无数美好的东西。如果“成为什么”比“做了什么”更了不起的话，那么俄罗斯文学就是真正的原创，尽管它的形式是借来的；但是在借鉴来的形式中他们注入了不是表面上的，而是真正的原创性。
28.俄罗斯作家的真诚促成了俄罗斯文学的第三大美德，其他国家的文学只在很低的程度上拥有这一美德。俄国作家首先非常认真，他们没有时间去享受纯粹的娱乐和消遣。哥德史密斯[25]创作《蜜蜂》和《世界公民》，艾迪生[26]发行《旁观者》，以及其他写此类作品的作家们，虽然这些作品是带着高尚的情感完成的，但是他们写作此类作品除了让自己的早餐更美味可口之外并没有更高尚的目的，——而这些在俄罗斯是不存在的。在俄罗斯的确有像艾迪生的随笔那样供人消遣的美文，但写作此类作品并不单纯是为了娱乐，因为驱使作家写作的动力不是快乐。相反，他们是用心血在写作；对俄国人来说，“生活是真实的，生活是严肃的”[27]，而不仅仅是消遣。一位俄国画家曾经做过一次观察，这次观察众所周知但又奇异地被遗忘了。观察结果是基督从未笑过！
29.然而，在灵魂与生俱来的天赋，即精神资本作为文学命运的主要向导的同时，也有其他一些因素影响着文学的进程，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政府对人民的统治。在大多数国家，政府对文学的影响微乎其微。莎士比亚的戏剧，弥尔顿[28]的《失乐园》，都没有受到英国政治斗争的影响。弥尔顿唯一受英国政治影响的作品是他的一篇散文，这篇散文属于文学，只因为它给《失乐园》的作者带来了一些启示。但丁的《神曲》虽然充满了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斗争，但几乎没有受到政府的影响。在其他国家，政府对人民的统治也和它的文学一样，皆受到与生俱来的灵魂禀赋的影响；政府和文学是两股并排流动的、并行不悖的溪流，很少相互干扰。然而，在俄罗斯，政府对文学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其影响造成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大多数俄国作家都英年早逝。卡莱尔曾经歌唱文学家平静安宁的生活，称其为延年益寿的法门。然而，在俄罗斯，其政治统治者和精神统治者都有同样的宿命；正如大多数统治者都死于非命一样，大多数俄国作家也同样死于非命，或是以不正常的方式过完一生。马克·吐温说过一句妙言，他说床是最致命的地方，因为大多数人死在床上，这句话并不适用于俄国皇帝和俄国作家。他们中很少有人在床上安然离世。格利鲍耶陀夫被暗杀；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被谋杀；果戈理被发现死于身体上的饥饿，而别林斯基则是死于精神上的饥饿，巴图什科夫同样死于精神饥饿；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监狱里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屠格涅夫因流亡在外才得享天年，托尔斯泰通过耕田犁地才活到耄耋之年。政府对于俄罗斯文学界人士如此怪异的非正常生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专制政府，如果觉得自己有必要把文学紧裹在襁褓之中，并且建立一种审查制度，甚至不惜对艺术家的创作进行字斟句酌的修改来改变作品风格，那么它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缩短文学的生命而已。因为文学是一朵花，一旦被不洁的手触碰就会凋零枯萎，而审查官粗鲁的手与“圣洁”二字相去甚远。
30.因此，俄罗斯文学不仅现在只是有可能发展为一座大厦的一个碎片，一块砖头，而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也必将仅仅是个碎片而已。正如柏拉图身上有苏格拉底的影子，亚里士多德身上有柏拉图的影子，经院派学者身上有亚里士多德的影子，就像歌德身上有莱辛的影子，海涅身上有歌德的影子，而年轻一辈德国人身上有海涅的影子一样，伟大的文学之父的特征总是会在后辈身上重新出现。尽管复现的特征十分微弱，但是复制现象却一直存在。但是在俄国，在果戈理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继承了果戈理之后，应该继承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的那一辈人却被埋葬在要塞和监狱里。正如在美国，金钱吞噬了文学的抱负，使爱默生、霍桑、普雷斯科特和莫特雷在智慧上成为无后之人一样，在俄国也是如此，独裁统治吞噬了文学财产，这些文学大师也成了无后之人。
31.幸运的是，尽管俄罗斯文学的崇高精神被专制统治剥夺了在俄罗斯土地上传播的一切权利，但是却以一种、我只能称之为天意的力量在国外的土地上传播开来；如果西方文学现在正处于由怀疑主义、缺乏敬畏、金钱至上以及被误解为文化的冷酷的知识论共同形成的泥沼中停滞不前，亟须净化，那么这一净化必将肇始于俄罗斯吹来的富有生命力的气息。这就是当前俄罗斯作家广受追捧的真正意义。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力量，群众本能地认识到这种力量是神圣的；人们感受到了，并寻找这一力量，而魔鬼，像往常一样，总是为了自己的目的第一个跳出来遏制人们身上任何高尚的冲动，大众对神圣的追求遂演变成了一种虚假的、时髦的狂热之情。愤怒与繁荣皆来自于此。每一种高尚的追求都必将经历过这样一个虚假的谎言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理的阶段一定会到来，时机一到它就会不请自来。人们将来还会继续阅读俄罗斯作家们的作品，不再是因为这是一种时尚和狂热，而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中有来自天堂的信息要传递给那些双眼尚未失明、耳朵尚未失聪的人们，那是关于真诚、热忱、爱的信息。在这之后才会到达真理的阶段。
32.俄罗斯文学因为受到政府的种种制约反而让它的大师们培养出了一种优秀品质，这一品质与真诚、朴素或节制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三位一体”的最美好的优雅，我说的是他们的自由。你确实听说过，一些批评家们提着鸽子笼、带着码尺四处走动，测量每一个作家，给他贴上标签，并把他放进合适的鸽子窝里，从这样的批评家口中你会听到很多关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论述，以及在不同时代它们在俄罗斯文学中的流行程度。千万不要相信他们！一个值得归类的俄国作家不是任何一个学派的奴隶；他是自由的，因为他只崇尚真理，只有真理才能使人自由，他本人自成一派。果戈理是现实主义者吗？他的确描写了现实，但他给现实注入了只有理想主义者的眼睛才能看到的美。屠格涅夫是现实主义者吗？当他为天空无法形容的美丽而震动时，他的描写就是为你们将这理想中的天空记录下来。当托尔斯泰因一种道德情感而激动不已时，他就会对现实进行理想化的叙述。因此俄国人不能被归类。他们都只属于一类人，即那些不能被归类的人。
33.因此，俄罗斯文学一直赖以获得滋养的西方，如今已到了需要从前的孩子来反哺的垂暮之年。这个孩子将成为人类的父亲；俄罗斯文学从此将成为西方精神再生的源泉。因为未来为自由而战的勇士们将不得不在佩罗夫斯卡娅[29]、巴尔金娜[30]、扎苏利奇[31]这类人物以及西伯利亚雪原上无数无名的受害者们身上寻找英雄主义的楷模，因此，我以为，从今往后，作家们必须从俄罗斯人那里寻找艺术的典范：在果戈理那里找寻纯粹的幽默，在屠格涅夫那里感受对自然之美的崇拜，在托尔斯泰那里学习对道德之美的尊崇。
[1] 原书段落前有阿拉伯数字，现保留。本书页脚注释皆为译者所加。
[2] 约伯是《旧约·约伯记》的主人公，一个虔信上帝的人。
[3] 米里亚姆是犹太教经籍《塔纳赫》中记载的七个女预言师之一。
[4]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古希腊悲剧诗人。
[5] 荷马（约公元前九世纪至前八世纪），古希腊诗人，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
[6] 拉辛（约1639—1699），法国剧作家，古典悲剧大师。
[7] 高乃依（1606—1684），法国诗人和剧作家。
[8] 尤维纳利斯（约60—约127），罗马讽刺诗人。
[9] 马提雅尔（约38/41—约103），罗马讽刺诗人。
[10] 马可·奥勒利乌斯（121—180），罗马皇帝。
[11] 塞内加（公元前4—65），罗马斯多葛学派哲学家。
[12]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国作家。
[13] 约翰·拉斯金（1819—1900），英国作家，艺术评论家。
[14]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1882），美国文学家，思想家。
[15] 汉尼拔誓言：汉尼拔是古迦太基的统帅，在十岁时发誓永远与罗马为敌并终身恪守誓言。汉尼拔誓言指的是坚韧不拔、斗争到底的决心。
[16] 保罗一世（1754—1801），俄罗斯帝国第九位皇帝，死于暗杀。
[17] 德米特里·弗拉基米尔洛维奇·卡拉科佐夫（1840—1866），俄国恐怖主义革命者。1866年4月4日，卡拉科佐夫企图用手枪射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刺杀失败后卡拉科佐夫被捕，并于同年9月被处死。
[18] 《老古玩店》的小主人公。
[19]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女主人公。
[20] 选自托尔斯泰自传体小说《少年》。
[21] 密尔（J.S.Mill），即约翰·穆勒。
[22] 罗伯特·彭斯（1759—1796），苏格兰民族诗人，游吟诗人。
[23] 皮埃尔·让·德·贝朗瑞（1780—1857），法国诗人，民谣作家。
[24] 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散文家。
[25] 奥利弗·哥德史密斯（1728—1774），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诗人。
[26] 约瑟夫·艾迪生（1672—1719），英国散文家，剧作家，诗人，政治家。
[27] 选自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的《生命之歌》。朗费罗（1807—1882），美国诗人，教育家，翻译家。
[28] 约翰·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政治家。
[29] 索菲亚·利沃夫娜·佩罗夫斯卡娅（1853—1881），俄国民意党执行委员会成员，直接领导了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
[30] 索菲亚·伊拉里昂诺夫娜·巴尔金娜（1853—1883），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民粹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
[31] 薇拉·伊万诺夫娜·扎苏利奇（1849—1919），作家，俄国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