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学的神性

趁河边的树叶还没有闪亮

洪水还没有袭击我阿斯加的村庄

宣读你内心那最后一页

失败者举起酒杯，和胜利的喜悦一样

——东荡子《宣读你内心那最后一页》

什么？神性？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或问号会立刻笼罩着读者的神经，不是神经了吧？经历了充分的唯物主义教育的中国人还理解神性？或者说还会相信诗人或文学家神神道道地宣称某种文学的特质？文学还有必要存在吗？诗歌不是早该淘汰了吗？读读唐诗宋词还可怡情养性，当代文学或当代诗歌就算了吧，还谈什么神性？在当下，文学不是早就成为人们的一种消费品？诗歌不就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看看微信时的消遣？那些属于中世纪或神话时代的东西，又如何来忽悠现代人？这难道不是一个祛魅的时代？宗教岂不是沉浸在苦海里的人们的麻醉剂和鸦片？你谈文学的神性，难道不是将文学宗教化的另一种图谋？文学或诗歌现在只要写得足够好看，那就够了，为何还要重提那老掉牙的神性？

一连串的疑问在打击着那种对诗之本质或文学之为文学的坚持。然而，当你读到东荡子、海上的诗篇和文章时，一种源于最内在的发问却向你席卷而来。这种感觉是我这段时间读到这两位中国诗人时所引发的强烈感慨。当东荡子吟唱：“土地丰厚，自有它的主宰”，“一片树叶离去，也会带走一个囚徒”（《一片树叶离去》），“对于诗歌，这是一个流氓的时代/对于心灵，这是一个流氓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一秒钟的爱把硬币打开”（《硬币》）。当海上提示我们：“当我们说‘永恒、苍茫、沧桑、精神、亘古’等这些词藻时，我们真的没有觉得这些文字的象性本质就是通神和巫灵？”（《侘寂的魂影》）我认为我捕捉到了两位当代中国诗人的最敏感的神性之思。

这种“神性”之思或曰“神性”写作，就是真正的诗人的真正的坚持。这让我想起了在资本主义席卷世界的浪潮中，在现代性的破碎中，西方诗哲荷尔德林的追问和坚持：“如果生活纯属劳累，/人还能举目仰望说：/我也甘于存在吗？”“是的/只要善良，这种纯真，/尚与人心同在/人就不无欢喜/以神性来度量自身。”荷尔德林敏锐地洞见到，唯物主义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功利主义的代名词，是资本时代拜物教的必然结果，是人群扰攘忙碌而卑微的可耻象征。荷尔德林坚信在城市的资本欲望之恶的席卷中，人仍当保持那最纯洁的神性仰望。这也正是海德格尔在以荷尔德林为典范的神性诗人的发现中，所提出的诗人的使命：“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海德格尔《诗人何为》）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文学的虚无化和边缘化实际是神性丧失之结果。这种神性丧失，又是文学市场化的必然产物，网络刷票、大众评选、体制裁定，完全取代了文学经典化所需要的漫长岁月和历史沧桑的考验，文学似乎被打了激素，在快速地催生出飞速成名的作家们。当诗人和作家成长得太快，成名得太快，他们就迅速被牵到了市场叫卖和被宰杀，大众和书商都在拿着钞票来购买。在这样一个拜物教泛滥的时代，作为华夏民族之诗人，植根于华夏民族历史渊源深处的神圣信仰，去为世人发现神圣的踪迹，或许就是东荡子、海上等诗人的使命和职志。这个时代不再是去遗忘神性，而是重行唤起神性。

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文学并不完全是某种利益化的商品和专家裁定的被动物。文学和诗歌的神性是要穿越历史的，历史的伟大，就在于会让庸俗死亡，而让神性与经典凸显。在未经过历史沉淀的当下，声色和表象掩盖着文学的纯洁。权力、金钱、人情、浮华都构成掩盖在文学纯洁性之上的粉尘，只有大浪淘沙才能让文学最内在的纯粹显现。这是文学的最高贵和最原始的品性，是属于文学而又超越于文学的神性追寻。这种神性的追寻，我们在当代诗人东荡子和海上的作品中看到了。东荡子告诉我们，“大地将把一切呼唤回来/尘土和光荣都会回到自己的位置”（东荡子《树叶曾经在高处》），而海上则“在太阳神的位置”带领我们“追根溯源地找到几万年前，祖先与神祇对话的山头。”（海上《朝觐太阳神》）

因此，在我看来，这神性就既是文学性的，又是非文学性的，是远在文学生成之前，就已植根于人类灵魂的深处。在那久远的时代，神性的祷辞、巫歌构成了其始源性的土壤，而神性就是先于今日所谓文学而存在，文学就是从非文学的神圣渊源流出的圣洁的泉水。只是文学生成时，神性遂贯注于文学，而成为文学最内在的品质，也从而将成为文学之永生的前提和基石。在更远的未来，我也相信，歌赞神圣，吟唱神性，始终是文学超越性的梦想。文学有触碰神灵的冲动，神性始终是文学不可企及的异质性因素和他者之维，是文学超越自我的内在追求，而这种他者性也终于内化为文学的灵魂，并成为文学之纯粹的根据。

当然，文学的神性，确实是一个太大的话题。然而，这种神性追寻已经成为21世纪的当代诗人们的一种普遍性渴望。当我们阅读东荡子的《杜若之歌》、海上的《侘寂的魂影》等作品时，我们便强烈地感觉到一个时代重新泛起了寻找民族古老根基的内在冲动和渴望。他们拒绝被权力体制收编，拒绝被资本市场买断，拒绝通过某种历史资料的叙述或汇编来做一种空洞无益的考据化的死学问，拒绝向市场进行廉价的跳楼大甩卖。当文学和诗歌在很多人那里变成歌女式的卖笑时，他们坚持了文学最本质的内在性根基。

同时，我们还当将这种神性放在世界范围来考察。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有过物性、神性、人性的混融，都有过物、神、人的纠缠。这种纠缠有时被视为原始混沌和未开化，并共同成为文学的初期形态。从中西方比较来看，东方的神性、人性和物性的分裂，是温和的、渐进的。华夏的文学始终借助属天的神性，以让人抽离属地的物性，从而确立天地之间的人性。天地人三才的气脉贯通和心意相连就构成了华夏民族文学之神性保存的肥沃土壤。西方的神性、物性和人性的分裂是剧变式的，是短暂而非连续性的。文学借助属天的神性，彻底割断属地的物性，遂造成某种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孤独感和放逐感。人性的焦虑遂从神性剥离物性肇始，这也是西方文学的人性或理性快速突进的秘密所在。

文学从三性（物性、神性、人性）交融走向一性（或神性或人性）独白，是某种世界性的潮流。文学“性别”不分的神话状态在西方启蒙到来的时代遭到彻底贬逐。文学单维化，成为人性向着物性献媚的娼妓。斯芬克斯之死就是同一性对混沌性的驱逐，就是纯粹理性对于某种神性和物性的驱逐。伊甸园的惩罚，则是神性驱逐物性而压制人之大地本性的新的推进。资本主义时代的物性演绎则达到了淋漓尽致。在中国文学中，则始终有一种独特的力量，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侵袭中国之前，文学以神话式的混沌逆转理性的清晰性过程始终是一种强大的力量。然而，近代化以来，我们在向西方借鉴工具理性和功利理性的同时，却过早地、过快地丢失了自己的神性。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的浪潮中，西方的波德莱尔、荷尔德林在反抗着文学庸俗化浪潮，那么，中国文学在20世纪却是过早地沦陷了。在21世纪，这种重返文学神性的书写将可能被视作真正的文艺复兴和文化归根。

在东荡子的诗歌，或海上的作品中，重新生长着某种从一性独白到三性混融的回归。文学的跨界性生存和返本归源再次得到一种内在化地书写，他们总是看到大树向着穹苍生长的同时还有向着大地的叶落归根。某种真正的张力和弹性，就是中国古老的天、地、人三才合而同归以引入苍茫宇宙的生命力量，就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充分显现。摒弃理性主义或工具主义时代到来以后的本质主义偏颇和疆域化固执，成为他们的文学书写的最内在的坚持。海上在他的《侘寂的魂影》中提出：“（神—人—自然）三维生命的相融交会，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向更高层次的贯通和发现，同时也包含着对世界诸般微妙事物的深刻洞察。”海上总是在他的作品中展现着神性（灵性、巫性）、物性（自然性）、人性（社会性）的纠缠，他超越了语言学家一般性的文字考证与训释，而注重去追寻每一个汉字的古老的神性、物性和人性交缠的渊源。他会在一个妓女身上也寻找到非物质性的灵性闪光与人性缠杂。他的爱因为具有了三性混融而变得异常博大。

东荡子说：“诗歌不会困扰一个真正的诗人，诗歌只会和诗人一起蓝色地燃烧；诗歌困扰了诗人，世间就不会有诗歌和诗人。”物—神—人，就是诗歌永恒的主题，而以神性作为其最高渴望。文学的跨界性生存，必将在当代世界重回大人文学的土壤。这种人文学，就是从文学显现即遮蔽的历史中来重现文学的神性和人性的互动，物性和我性的往还。文学作者的圆通之道，文学读者的圆融之德，文学作品、作者、读者的圆成之数，都将在破疆解域的跨界中实现一种真正的缘域敞显。文学的耕作、休耕、变耕，都将如归藏、连山、周易的三易之运作。文学的内在气脉的起承转合，文学的精神品格的多方涵养，都需要当代诗人和哲人去培植。物一无文，和实生物，文学的物性—人性—神性的三性圆融必将得到更充分地展开。

“麻姑一去海生桑”，是文学的物性彰显；“碧海青天夜夜心”，是文学的神性发扬；“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是文学化解天地阻隔的人性因缘。文学的神性追寻，并不是请出偶像或造神，不是要故作奇谈怪论，不是增加些神话题材或宗教性佐料，文学的神性是不在之在，是不是之是，是文学内在于“自我”的“祂者”，是从主体中心走出的“吾丧我”的天籁和鸣与大道回归，只有在有我而非我，有我而化我的缘起照应中，文学才会获得那种虚灵的脚踩大地而又仰望穹苍的敬畏和虔诚。“诗歌只会和诗人一起蓝色地燃烧”（东荡子），这燃烧大约就是诗之神性光芒的照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