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读词与学词

——金针度人的分春馆词学

主讲嘉宾：陈永正 徐晋如

时间：2019年3月23日 19∶00—21∶00

陈永正 字止水，号沚斋。著名诗人、学者、书法家。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广东书法家协会主席。第二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得主。著有《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诗注要义》《沚斋丛稿》等。

徐晋如 诗人、词人、古文家，深圳市儒家文化研究会会长，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2016《南方人物周刊》青年领袖得主。著有《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海枯石烂古今情：唐宋词人十五讲》《诗词入门》《大学诗词写作教程》等。

主持人：各位读者，大家晚上好！今天是“南书房夜话”第七季“诗词鉴赏与写作研修班”第二期开班的日子，本期以学词、填词为主题，由陈永正、张海鸥、徐晋如等诗词名家学者领衔授课，全年共20期，将免费开放给广大市民。学员将在老师的带领下系统学习鉴赏，探析填词写作技巧，并传授词的吟诵、古乐演唱等，相信通过一年的学习、社课的练习和老师的悉心指导，大家在词的创作水平上一定会有很大的进步和提高。

本期研修班招生信息发布后，近200名诗词爱好者踊跃报名，其中还有广东省外的诗词爱好者。经作品初选、面试考核，本期正式学员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上一期课程出勤率和社课完成情况良好的正式学员和旁听学员共26名，二是通过本次初试、面试筛选和补招的新学员24名，一共50名正式学员。在此恭喜各位，同时，研修班将继续延续公开课的教学形式，也欢迎各位读者前来旁听。

下面有请深圳图书馆王冰副馆长为大家做开班典礼的致辞，大家掌声欢迎。

王冰：谢谢各位。首先欢迎陈永正老师从广州赶过来。刚刚过完春分，虽然下着小雨，但是南书房又洋溢着温润的声音。南书房是深圳图书馆的一个阅读经典、品味经典的品牌阅读空间，深圳图书馆在2014年年底开启了“南书房夜话”这个品牌，到现在已经是第6个年头了，今天是91期，这要感谢各界厚爱支持和深圳图书馆的团队一直以来的不懈努力，非常不容易。“夜话”每个月有2期，周六的晚上7—9点，在这个小小的南书房，发出深圳学术文化和大众交流的声音，同时也通过深圳图书馆的多媒体平台和《深圳商报》等媒介，把南书房的声音向外传播。围绕传统文化的话题，“南书房夜话”第一至第五季分别以“儒学的返本开新”“儒家经典与现代阅读”“国学与诸子百家”“中国古典小说的世界”“中国古代文学的魅力”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沙龙，通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结集出版5本南书房夜话的专著。至第六季，呼应广大读者要求，尝试创新形式，“南书房夜话”全新改版，以“诗词鉴赏与写作研修班”的课堂形式开展活动，聚焦古典诗词赏析与创作，收获了大批读者的好评与喜爱。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利用深圳图书馆的空间和资源，与大家一起把中国的经典传统文化，与这座城市做一个美好的交融。去年很荣幸请到沈金浩、徐晋如老师开启了诗词的鉴赏和写作，今年是第七季“词的写作”，我想在座的各位学员同样要感谢陈老师和徐老师。同时，我们也要感谢在座的每一位学员，我们为自己也鼓一下掌，大家加油！今年，我们将一起把南书房夜话“词的写作”研修班继续完成下去，预祝研修班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有请徐老师为深圳图书馆捐书并发言。

徐晋如：非常感恩深圳图书馆能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一般大家都觉得高雅文化要普及，我们就要更加通俗地去讲，但实际上，这是热闹和浮华，热闹和浮华退去以后，剩下的只是泡沫。一切学问，只有进入实践、体悟的层面，才能真正领会到它的精髓所在。所以我想在座的所有能成为正式学员的，和决心作为旁听学员一路听下去的，你们都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真正是在通向传统文化的殿堂的道路之上。我们今年讲的内容主要是以朱庸斋先生的《分春馆词话》为骨干，朱庸斋先生当年怎么样教陈老师、教我的大师伯吕君忾先生，教他们怎么样去学词，我们今天就把这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再来传授给大家。所以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两本书捐赠给深圳图书馆，以表示对深圳图书馆的感谢。一部是朱庸斋先生的《分春馆词话·分春馆词》，这是宣纸线装，印刷得非常精美的可供收藏的一部书；另一部是2015年由陈老师和我主编的《百年文言》。下面请陈老师把这两本书赠送给深圳图书馆。

陈永正：非常感谢各位，下雨天，大家都来到了这里，听一个老人家在这里啰唆。前两个星期，晋如博士打电话给我，说要请我讲个课，我一口就推掉了，我说年纪大了，不讲了。他说是讲分春馆的传承问题，我就不好推了。“分春馆”是我的老师朱庸斋先生的室名。我这一辈子，对我影响大的人好多，其中最重要的几位，有我的父亲，我的启蒙老师、私塾老师，还有研究生导师容庚先生。但是在诗词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位，一位是诗人佟绍弼先生，一位是词人朱庸斋先生。这两位先生我感激一辈子。正是由于有了他们，我的诗词创作才真正踏上了正确的道路。跟朱先生学词之前，我写了好多诗词，当时最为得意的一两百首，都是念中学、大学时，跟朋友、同学的唱和之作。我第一次到分春馆的时候，拿着20首我最得意的词给他老人家看。他看完以后，说：“从头学起！”从那天开始，我就从头学起。所以今天的讲座我就没办法推。

关于朱先生的词学传承，先讲一些题外话。这150年，在中国是不平常的时代。150年来，仁人志士看到了：“老大帝国”在列强面前不堪一击，于是救亡图存，出了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最后革命了。很多人把中国的问题都归咎于我们中国的文化，所以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革命运动，从那时开始，白话文正式地掌握了话语权。在小学、中学里面使用白话交流，作文也大多用白话。新文化运动也培养了一大批新文学家，他们把白话文推向了高峰，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文体，这是他们的功劳。很多人认为，最近一百年来是白话文的世界，传统文化、文言文化已经萎缩了，其实这是误会。这一百年来，尽管文言文、诗词似乎退出了历史舞台，文学史不再记载它们了，但它们这一百年来形成了一股潜流，两千年来的文脉是没有断的。好几年前，我跟晋如博士一起编了《百年文言》，收集了好多资料。我们很惊讶地发现，这一百年来文言文的水平绝不低于唐代、宋代、清代，很多文言文是写得非常好的。另外，这一百年的诗词，无论在思想水平方面，还是艺术水平方面，也绝不低于唐代、宋代、清代。这一百年来，传统文化、文言文化尽管表面上是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还是没有灭绝。

在20世纪40年代，广州有一份报纸《广东日报》，里面有一个副刊《岭雅》,《岭雅》总共出了70多期。我在六十年代得到《岭雅》的剪报，里面的古文、诗词都非常令我震惊。这些诗人是从清末到民初出生的诗人，那时候才三四十岁，诗写得非常好。其中有一位词人就是朱庸斋先生。十年前在晋如的帮助下，我们把它整理出书了，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本非常好的书，是民国文言诗文的一个大结穴。到1949年前，《岭雅》这本书可以做文言诗词、文言文章的总结。你们如果能看看这本书，也可以知道从清末到民国这五十年间文言文、文言诗词是怎样发展的。

朱先生没有念过一天大学，没有念过一天中学，也没有念过一天小学，甚至连私塾也没有念过。他完全没有学历，是由他父亲指导读书。他天赋很高，过目不忘，从小就在父亲的指导下熟读了《十三经》，而且到十来岁的时候，已经能把《宋六十名家词》背诵过半。这种天赋是我们没法企及的。我父亲跟朱先生是好朋友，我第一次见他前，我父亲说，你跟朱先生学，他天赋你是不能学的，但其他东西可以学。这句话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现在经常跟学生说，天赋是没法学的，但是我们一般人都能学得比较好，那是通过另一个途径。这途径在中山大学每一个我上课的班级都说过。我说，有两篇文章影响我一辈子，第一篇就是王国维先生的《古雅之在美术上之位置》。这篇文章主要是讲一切的文学都是天才之作，先点出“天才”，但我们普通人怎么办？那就是要通过古雅的道路，学古——模仿、练习，不断地学古，这样我们创作出来的作品，尽管不能跟天才之作相比，但还是可以达到一流。这是第一篇。

第二篇文章就是朱东润先生的《述方回诗评》，这篇文章介绍了宋末元初的方回编的《瀛奎律髓》这本书。方回是一个诗人，有人批评得很厉害，说他很差劲，但这本书还是很了不起。尤其是朱东润先生说里面有一编很重要，是“变体类”。我一看“变体”就马上被吸引住了。第一，有了正路之后，就要学变体，要学拗体，这样诗才有新意；第二，知道要新变，有新变，诗和文章才更有生命力。因为受这两篇文章影响，像我这样天赋不算很高的人，在这古雅的道路也可以写出比较好的古文、比较好的诗词。

在朱先生那里，我就完全体会到这两篇文章的精义。“分春馆”是朱先生的书斋名。1949年后，这帮清末出生的老文人、民国初年出生的老文人，基本上就被边缘化了。很多以前在大学工作的，后来也失去了位置，就在家里待着。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时候，除了正式的学校之外，还有一些补习学校，还允许一些私塾存在。1957年之前补习学校、私塾还是占了很大的比重。像我念的私塾是在江边，很多水上人家就把家里的小孩送来，念三年、五年书，能认得字，写简单的文章，有一点点文化就够了，不念了。那时私塾非常流行，还有就是补习学校，有时候挂个牌出来教学生，还有的在家里开班教学生。这些补习学校包括了一些诗词、书法、绘画的学习班。那时候你交几块钱，就可以听一个月的课，去参加补习学校的学员，都非常自觉地交了钱听课。朱先生1961年在分春馆就开了一个班，叫一些学生来听课，这些学生基本上都是亲友介绍过来的，真的对诗词、书法、绘画感兴趣。一个星期开两三节课，可以念两年、三年。我念两年，有的同学念了两届，这两年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进了分春馆，朱先生首先就问：“你们来学诗词，是对诗词感兴趣吗？”我们都说“是”。朱先生第一课就教我们要从诗外求诗，词外求词，不要光为写诗词而写诗词，要懂得从诗词外去求诗词。就是说，还要注意很多诗外功、词外功。我在大学多年，有很多学生，但我们跟朱先生的关系不是师生，而是门人，门人在我们心中跟学生是不完全相同的概念。所谓“门人”是在家里面，一个老师，三五个学生，讲课、聊天。比如今天上午上课，先到朱先生家里，老师整个上午在家里，有的同学八点钟到，有的九点钟到，有的十点钟到，都无所谓，老师就先泡茶、喝茶，聊天，东拉西扯，讲故事。讲到朋友，讲到历史，讲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就问东问西，问历史、问故事。我故意每一次都最早去，老师讲课一个多钟头，我在那里待了三个钟头，其中有一个半钟头老师是对我们一两个人说的，我就赚到了。这就是诗外功。老师会说绘画、插花、摄影、书法。他的桌子上有个小小的花瓶，他每天都换花，有时候插一枝花，有时候插两枝花，有时候插三枝花，有时候又在花瓶旁边摆个石头，有时候在花瓶后面的墙壁上挂一幅画、挂一幅书法，是经常在变的。这些当时我们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现在才发现这就是诗外功、词外功、书外功。老师还经常跟我们说，你们写词，光是学词、读词是不够的，要学古文，要学诗，诗人一定要精通古文，古文不好，你的诗绝对写不好；要写词的人一定要学诗，如果你没有诗的功底，你的词也往往不很好。

他说学诗，唐人学汉魏，宋人学唐，清人则是学唐、学宋、学汉魏，都要学。唐诗可以学高古一点点，学汉魏；词可以学诗，曲可以学词，但千万不能调过头学。这是什么意思？写词有曲的意，用曲来写词，这是不行的。曾经有一次我拿一首长篇的七古给老师看，那时候我很喜欢李白的七古，老师看了就说：“你这是《长恨歌》体，风格不高，不要学了，七言不是这样写的。”所以好多年之后我都不敢写七言。我第一次拿着诗词给老师看的时候，还有两句词我记得很清楚，我最为得意，这两句是《虞美人》:“雨儿洒过两三声，只剩海棠开着太凄零。”老师说，这是最低等的词，为什么呢？有曲的意，风格不高。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什么叫作格高——格调高。

朱先生教我们是这样的：他上课一首首词、一个个词人逐次讲，每一首词都讲它的作法，讲完一课之后，他就布置作业。每讲一首词，就让我们按照这首词的词牌重新填一首。可以和它，也可以不和，初学时最好是和古人。那时候朱先生就对我们批判，常有人说写诗词和韵不好，这是错误的。朱先生说，和韵是最好的学习方法，你是去模仿名篇。任何的艺术，没有通过模仿的道路，那你永远是门外汉！写诗是这样，写书法是这样，绘画也是这样，不临帖、不临古画、不模仿古人，你一辈子都不能真正进门。

五四运动以来，尤其是新文学家，他们是从什么“破天荒”、从“我”开始。这谈何容易？从“我”开始有人可以做到，那是天才，我们一般人都在模仿。古雅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模仿。朱先生的门人大约有四十位，都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跟他学诗词的。这些人有些天赋比较高，有些天赋不大高，但每个人经过一两年的学习，都能写出像样的及格的或者比较好的诗词。20年前，我编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分春馆门人集》，收了二十多位门人的作品，其他的门人找不到了。这二十多位门人都能写诗，拿出来每一首都像样。我经常跟我的学生开玩笑：我的好朋友华南师范学院的张桂光教授，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也是我的同学，他13岁时拿着他自己的一本诗词集拜见老师。那时候他能写诗了，但都是老干体，其中一首这样写：“群众无穷力量，汇成一股洪流。”这是13岁小孩写出来的！老师就跟他说，这些不是诗词，你白写了。张桂光先生非常聪明，天赋很高，但他完全不是诗人，他是古文字学家，头脑里面一点诗意都没有。不喜欢花，不喜欢月光，不喜欢游山玩水。我跟他说，你这人是机器人、机器头脑。但是他经过朱先生两年的训导，他出了一本诗集，大家可以拿来看看，线装本，每一首都像样，只是找不出很好的。我说每一首都给他70分，70分在我心目中不简单了！

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在分春馆我学到了：我们每个人，只要你方法对、途径对，就可以写出好的或者比较好的诗词。其实，中国千年来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个道理。无论唐代还是宋代，尤其是明清，每个考科举的人，每个读书人，都写古文，都写诗，他们中很多不是诗人，一点诗意、一点激情都没有，但都能写出标准的诗。所以我建议大家按照古雅的道路认认真真地学古、模古，像朱先生教育我们的那样，学一首，模一首，经过一两百首的训练。

当时老师对我们的诗词习作，写得好的会加上长长的批语，写得不好的，就跟你说说这句不行，或整首不行，然后回去再写。老师这样的指导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很遗憾，很多同学很愿意学，但要找好的老师指导非常困难。能批改、指正学生哪句有问题、哪个字有问题的，不多了。那时我们广州有一大批老者，我认识的有十来位，都能做这工作，你拿诗词给他看，都能指出你的毛病，告诉你要怎么改。这是第一点，关于怎么模仿的问题。

朱先生在《分春馆词话》里还说了很多，我建议大家要认认真真读这部词话。我记得在念高中的时候，我最入迷的词话就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我把它当作一部经典来读，觉得很好。后来朱先生跟我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作为理论看看可以，千万不能用来指导实践，但朱先生的《分春馆词话》是真正可以指导我们实践的。词话的内容很丰富，这里简单谈几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第一点，体格。一首词首先最基本的要求是浑成、完整。老师给我们改词，写得好不好无所谓，但无论好跟不好，一首词要完整，要浑成。“浑成”这两个字非常重要，写书法、画画也是这要求。比如评价一张书法，要看整张书法的一个整体，如果其中有一个字、两个字写得不好，那整张书法就完了。诗词就是这样，中等的诗词整篇都要中等，可以有两句特别好，但绝对不能有两句特别差，否则就不够浑成了。好的诗词是基本上要整个结构完整，没有大毛病，这是基本的要求。“浑成”里面的很多含义在《分春馆词话》里面有论述。

第二，除了模仿之外，风格也很重要。模仿是拿什么作为标准？像我学词，最早的模仿对象是纳兰，到现在还是非常喜欢纳兰。我每念到纳兰词，我的心就颤动：“一生一代一双人……天为谁春。”这是天然的好句。朱先生说，纳兰是天才，绝对不能模仿！李后主也是天才，绝对不能模仿！指导你什么路？学宋。但是从宋人入手，往往不得要领，所以朱先生说学诗词要从近代的名家学起。这句话对我也产生了一辈子的影响。不光是朱先生，佟绍弼先生也是这样说。我向佟绍弼学诗，那时候我学杜甫、李商隐。佟先生说，你退而求其次，杜甫太高了，李商隐太高了，你学那些学杜、李成功的人，看看他们是怎样成功的。他说，清代就有很多诗人学杜、学李成功的，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学李商隐的，有陈曾寿、梁鼎芬、曾习经；学杜甫的，有陈散原、郑海藏。清末民初有一大批诗人、词人，他们学古有得，时代跟我们相近，因为他们写的民国的事情、清代的事情离我们近，诗的感情容易感受到，我们对“安史之乱”可能感受不太深刻，但对抗日战争我们就深刻了。所以你学他，你感觉到不一样。朱先生他也是这样，他提出，学“清四家”，后又增加了两家。“清四家”大家也熟了：朱祖谋、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还加上两家，文廷式、陈述叔，他说你都可以学。我看了这六家，六家的词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挑了一家，看了不止一遍，学他，模仿他，这一家就是况周颐（蕙风），我觉得况蕙风性情跟我近。学词，他是学北宋，尽管朱先生老是强调学南宋，学梦窗，但很难。我看了郑文焯、朱彊村他们学梦窗都很好，我能学到他们这样都不容易，我也学梦窗，但没有他的天赋。学梦窗不是不能学，但要天赋很高的人，我缺乏这样的天赋，所以我学况周颐。学况周颐之后，再学北宋。我的路子是这样。有些人看我的诗词，以为我的词里面很多是纳兰的句子，格调相近，因为我学过他的。这是学古，学近代人。

朱先生经常说，我们学近代人，尤其是在词法方面要专力学。因为古人、宋人写词的时候往往纯粹是凭着天赋，尤其是北宋，它不很讲究所谓法度。但是后来，尤其是到了清末，词人越来越意识到写词还是有方法的，每一首词有独特的方法。老师在《分春馆词话》里举出好多例子。比如他举几个例，要转折，上篇跟下篇是怎么安排，在北宋人往往不很讲究，好的结构往往是碰出来的，在清代，很多词人不是这样来的，他们不光是天赋，还懂得怎么样古雅，怎么样学古，他们掌握到一套很完整的作法。

所以在分春馆里面，我们学的就是词的作法，怎么作，每一首词有什么特色。《虞美人》有《虞美人》的作法，老师就会跟你分析《虞美人》应该怎么写。《临江仙》就有《临江仙》的作法，比如朱先生说，《临江仙》的上阕跟下阕，最后两句有些是两句对偶；有的诗人、有些词人上边不对，下边是对的；有些上边对，下边不对，还有一种两边都不对的，三种写法。老师给我们分析其中的好处和弊病。比如《临江仙》换头第一句应该怎么写？换头第一句很难写，但有窍门，要抛空来写。一抛空，下面就有很多内容可以写了。如果你换头时写得很实在，后面就很难写下去。我用这个方法写过一首《临江仙》，有两句“任是无情应解意，年年伴我消沉”，老师说“你这个换头虚，把它抛开来，你下面就好了”。这就是作法。

谈作法的内容在《分春馆词话》里还有不少。最可惜的是，由于《分春馆词话》是由我们师兄弟几个共同整理的，我负责整理清代部分，而负责整理宋代部分的是我一个师兄，而关于这些作法方面的，朱先生往往是举宋代的部分为主，所以很多作法在书里没有涉及。朱先生还谈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作法，比如吃紧处。词有吃紧处，就如诗有“诗眼”。我说过对我影响最大的两篇文章，一篇《述方回诗评》，讲《瀛奎律髓》的，里面最好的地方，是讲诗的作法。今天人写诗，不能光凭天赋，一定要有方法，有了方法，才能让像我这样天赋不是十分高的人写出比较好的诗词。《瀛奎律髓》里面最常用的作法就是“诗眼”，每一首诗里面哪个是“诗眼”，是关键的地方——两句里面有两个眼，那两句就活了；一句里面有一个眼，那一句就活了，所以“诗眼”很重要。我建议大家也把这本书认真看看，认识“诗眼”。

光凭天赋流出来的诗很少，而作出来的诗很多。我写的一千多首诗词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真的从心里面流出来的，大多数是有点作意。有一点欣赏，有一点感情，就抓住来扩展成一篇完整的诗。往往是先有两句或一句，然后整理成篇。其实，我估计能在两分钟内把一首诗完整写出来的诗人也是不多的，大多数还是要通过反复锤炼。我在中大讲课，举过几个诗流出来的例子：到罗浮山，早上一推开窗，“罗山青一窗”，流出来了。罗浮山由两个山组成，一个罗山，一个浮山。“罗”字还有一个含义，包罗的“罗”。流出以后怎么对它呢？那就作出来。上句“石气白千壑”，从石头上面冒出来云气，令千山万壑都白了。这两句放在一起你看不出来，“石气白千壑，罗山青一窗”似乎很工，却不知道下句是真的流出来，上一句是作出来的，是靠方法写出来的。

又比如，我在日本，晚上看富士山，云从山脚上去，然后再下来，（比手势）上面白茫茫、灰茫茫的一片。我得到两句，“浓云流上山，复向山下泻”，下面写不来了，坐在那里看了很久，差不多半个钟头，后面两句才出来，“须臾满平川，便是茫茫夜”。这两句我没有马上想出来，这就说明流出来的记得住，想出来的很容易忘记。

又比如在万绿湖，真的是两秒钟流出来：“万山成一绿，万绿成一湖。”下面两句是作出来的（尽管是马上作出来）:“一湖静万籁，天地闻噏呼。”天地听见我的呼吸声了。表面上看后两句也不错，但它不是流出来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听太多当代的文艺理论家说什么“写诗纯粹写感情” “写诗不能被韵脚、被格律束缚住了”之类的话。

我记得有一次活动跟一位写新诗的诗人一起参加，他是比我低几届的中大的同学，很有名的批评家。他跟我说，韵脚没意义，格律完全没意义。我就说，我也写了好多年新诗，也花了很多的心思，我都不能摆脱格律。没有格律，没有韵脚，那就不是叫诗了，就是散文了。

朱先生在写作技巧方面写得很多，有时讲词的领头，怎样一领四，怎样三领四，等等。还有对偶句是怎么对的，很琐细的细节。比如说他讲平仄，1962年我们到罗岗探梅，先生让每人写一首词。我的词前两句是回来的路上写的，很快写完拿给老师看：“碧漾江波，寒香时向斜桥动。”老师说：“看起来符合格律，但第二句第一个字最好是用仄声，你回去看看《历代诗余》。”我回家马上找出《历代诗余》一看，果然是这样，这些很微小的地方老师注意到了。

顺便也说说《历代诗余》。这本书非常好，尽管是皇帝命令编的，但很多学者花了很多很多心思，做了很多的工作，把同一个调子的词编在了一起。那本《历代诗余》被我翻烂了，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写诗词的天赋不算是绝高，尤其是在长调方面。我往往是这样：比如写一首《满江红》，我先看看几十首《满江红》，古人是怎么写的，看完了，写起来就有底气了。我说了这话可能很多人对我也看不起了：原来老师也是要借助工具的。其实很多写诗人都有秘诀，比如吴三立先生他的秘诀是用一个本子抄，看到好句子就抄下来，抄了满满一本子。所以你们写词也要这样，写一首词之前先把同一词牌的看几十首，把喜欢的择出来十首八首，认真去看、去模仿。我建议所有的年轻人都这样做。因为只有这样做，基础才打得稳，才能使每一首诗词都写得像样。

我记得十多年前有个出版社出了一套书，就是这样编的，《临江仙》一本，《蝶恋花》一本……我还买了两三本送给学生。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你把书里所有的《临江仙》都看熟了，你就会写《临江仙》。这也是老师教我们的方法，学会模仿。

朱先生谈到风格，多次强调“重、拙、大、深”，这四个字了不起。当然这四个字不是朱先生发明的，早就有人说了。但是朱先生在学生面前经常提这四个字，也用这四个字要求学生。我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二十岁以前，我也写书法，我二十一二岁时写的书法很秀丽，娟娟如好女。朱先生说词也是这样，二十岁之前的词都是这样的。所以后来，这类书法能烧的都被我烧了，二十岁以前作的词也都烧了。

“重、拙、大、深”，希望大家看看《分春馆词话》，详细地去了解。

这十多年来，很多学生到我家里跟我谈两样东西：书法和诗词。写书法的青年不看古书，也不看诗词，他们的书法是抄古文诗词。写诗的人，又不学书法。而朱先生分春馆教我们掌握的是全方位的整个文化系统。他说你要掌握好，否则有时候会闹笑话。很多唯物主义者觉得佛经是迷信，朱先生也不信佛，但他读佛经。他说读古书，不懂佛经是读不下去的，因为唐人、宋人的古文、诗词里有大量的佛教典故。朱先生经常说，《维摩诘经》读不读？《金刚经》读不读？古人都读，看看苏东坡、黄庭坚就知道了。我注黄庭坚诗的时候就翻了好多佛经。所以尽管我们不是佛教徒也不信佛，但佛经也不能不读。

历史也要读。那时我念两本书，一本《纲鉴易知录》，除了前四史之外，这本书是我二十岁之前认真读过的。后来这本书我送给我的老朋友刘斯奋带去海南岛，他看了十年，后来还写了《白门柳》，据说也得益于《纲鉴易知录》。另一本是《资治通鉴》。我从二十岁开始看《资治通鉴》，看到1966年7月，《资治通鉴》没了，只看到唐德宗时候。尽管我记忆力不太好，但唐德宗时的相关历史，我心中仍有印象，所以我读起唐诗来知道“永贞革新”“甘露之变”是怎么回事，我注李商隐的诗就有底气。这也是朱先生教我们的。还有目录学，是另外一个中学老师叫我看的。《四库全书总目》这本书很重要，我们一辈子不能看这么多书，可以看这本书的提要。提要我也没有全部看，但“集部提要”我看得差不多了。《四库全书总目》是一帮大学者毕生心血所在，虽然里面的评论只有简简单单三五十个字。我在跟朱先生学习之前已经看了提要了，朱先生也看这本书。他给我们的评语，很多也是这本提要里的成语。我的新作《诗注要义》有一段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看目录学也有一些好处。

写诗的人不懂书法，写书法的人不会写诗，这是不行的。所以我要表扬一下我的学生晋如博士，他年轻的时候不写书法，后来我说写诗词不写书法不行，他才开始临帖。临了几个月，拿给我看，字就完全变样了，“非复吴下之阿蒙”。书法是每个读书人都应该学的必修课，不要把书法视为书法工作者的专利。画画，尽管我们不是画家，如果能像朱庸斋先生那样，学着画也很好。朱先生说：“我不是画家，我的画只是文人画。只学一家为主，李流芳。李流芳的山水淡著、清雅，我没有野心当画家，我是用李流芳这种山水的形式，来表现出自己的心胸、雅致。”

我年轻时也喜欢画画，后来放弃了。我绝对没有学画的天赋。但是要懂得欣赏画，画真的很迷人。诗书画三者之间，诗是最高的，一定要学，且一定要学得好；书法是骨干，如果一个诗人不懂得用书法、用毛笔来写出自己的诗，一定是遗憾的。我开玩笑说，我在中大时总夸耀自己是最早用电脑的人，1990年就用电脑了，很得意。但用了两三年我放弃了，我说我不能跟打字小妹抢饭碗。况且我用两个手指按很慢，而且丧失了一种手写的乐趣，于是不用电脑打字了，恢复手写。我的《诗注要义》, 40万字，稿子很厚，有人开玩笑说，“你这手稿比你的稿费要贵得多”。所以我希望你们写诗的时候不要用手机来写诗，要用笔，用毛笔。

朱先生每一首词都用毛笔在毛边纸上或者在宣纸上面写，也在上面修改，感情是不一样的。读书也是这样。我第一年带研究生就硬性规定，不准学生念简体字的横排本，要念没有标点的竖排线装书。比如讲《诗经》，我这里有好几种版本的《诗经》，三个学生一人一本，可以在上面加标点。最初他们咬牙切齿地说老师不近人情，但现在他们当了教授、副教授都来感谢我了，“这两年训练不得了”。后来因为太复古了就不这样做了。

你们学写诗词很好，但像朱先生对文人的要求，不光要学诗词，也要学书法。他介绍张桂光先生去跟李曲斋先生，也介绍我去跟李天马先生学习。书法不好诗词写出来是不好的。所以今天晚上以后，你们明天到书店里挑一本自己最喜欢的字帖，临摹一年、两年，一定有效果。千万不要学习那些所谓书法家，不用临摹的！我一个朋友的学生，也收了一个学生，这学生是个二十来岁青年，学两个月书法就投稿参加全国的展览，入选并获奖了。这学生的老师和师公都很奇怪：我们的书法都没能入选国展，你怎么做到的？他说我的经验有三个，第一不临帖，第二用左手写，第三写的时候闭着眼睛。这就是现代书法，获奖了。现代学人的很多现代诗也差不多是这样，我们不要自欺，也不要欺人，踏踏实实地学，这也是朱先生对我们的启发。

讲了差不多一个半钟头，听说还要有一些时间要让大家提问，我最后还讲两三句话。我当容希白先生研究生时，老是问他这怎么样，那怎么样。容老说，我老了，我要说的话都在我写的书上了，你不要再问我了，看我的书去吧！现在，你们可以发发问，但主要还是看看朱先生的《分春馆词》和《分春馆词话》。《分春馆词》是一个天赋很高、学养很深的，没有念过一天学校的词人写出来的，他的词每一首都是从心里流出来，但也有作法在里面，所以学习《分春馆词》就可以学到很多词法、作法。我年轻时也学过《分春馆词》，但后来我把学《分春馆词》的全部删掉，因为再写也好不过老师，等于没写。但作为练习来说，这个阶段不可或缺。

相比于《分春馆词话》最早的版本，线装《分春馆词话》新的版本还增加了一部分，是晋如博士建议我去做的。我同以前的老同学，看看手边有什么手稿、老师的批语，拿出来；有人有记忆的，把它记下来，就编成了《分春馆词话》的最后一卷：《分春馆词话补遗》。这卷补遗很重要，里面有批改吕无斋先生的两首词，还批改一位姓冯的同学的词，非常详细。通过这些批改，就知道词人的匠心、老师的匠心所在。

大概是这样，有一些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问。

听众A：请老师帮我这本书签名。

陈永正：这本《朱庸斋集》是文史馆编的，它有它的好处，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属于我所批评的，不让读的书。它是横排简化字。这本书你们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读，但建议还是念竖排线装书更好。我现在还每天晚上看两个钟头书。我看诗词，要看清代的线装刻本，拿这个版本来看，感情就不一样了。你们看手机，尽管内容是一样的，但你们体会不到晚上灯光不太明亮时拿线装书看的感情。尤其我们年轻时一星期有三个晚上停电，在烛光下看线装书，那种感情跟古人更加贴近了。

听众B：老师好，很高兴又见到陈老师，我书法是学苏东坡的书法，很喜欢他的《寒食帖》。在诗的方面，我想也像学书法那样学苏东坡的诗，但是很多人说苏东坡天才很高，不适合入门，请老师指正。

陈永正：你这个问题我回答是最好的。我念中学就是苏东坡迷。我跟李天马先生学书法之前，我是学苏体，苏东坡体，学了好多年，结果李天马先生说了一句话，也跟朱庸斋先生一模一样：“从头学起！”苏东坡是天赋极高的人，他的书法是创新，很有个性，很有特点。顺便说一句，无论是苏东坡也好，其他人也好，凡是特点越明显的，就越不要学他。入门的时候一定要学一些特点不大明显的东西。包括写诗词也是这样。如果你学诗的时候，比如写李贺体，特点很明显，写苏东坡也是这样，写黄庭坚也是这样，写张瑞图也是这样，很快就像，一像就死。苏东坡诗也是这样，我早年也是学东坡诗，而且研究苏东坡是改变我命运的第一步。我念大学时，我的论文就论东坡的诗集，给老师看，老师觉得好，就把我送到华南师范大学去培训，让我留下来当助教。但后来我知道苏东坡的诗词也绝不能学，一学就坏了。你要是学书法，我建议楷书规规矩矩学唐人，唐代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这些大家都可以学，最好是特点不太强烈的。苏东坡这些的还是不学为好。行书王羲之最好，因为王羲之的书法特点不是很明显，入了门以后可以学好多。

听众C：老师好，我一直有一个比较幼稚一点的问题，从不同的时代到不同的地域，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它比较特色的语言，每个人可能在读书或者是读诗的时候，也会在他自己心里用自己的方言去默念一下这些语句。比如我自己，会在心里面用我自己家乡的语言念这首诗。我想问一下，您用自己的家乡语言，或是不同的语言读诗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

陈永正：这个问题非常好，本来今天我是准备讲一讲这个问题的，后来知道我的师兄吕君忾先生准备在这里也开一个讲座，那么这个问题让吕先生来回答会更加好。但简单说，写诗词，长江以南的先生，你们学诗词最好是用母语，用你的家乡话，因为长江以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海南，这些地方的语言声调丰富，尤其是广州话有九个声（有的人说是十个声），特别是有入声，广州话入声就有三种。所以我们广州人，特别是广州女孩子讲话，就像唱歌一样，声调是很丰富的。普通话呢，就是四个声，没有入声了。在北方——听说山西，由于它比较边远、比较保守，还保留着一些入声，其他北方地区基本上没有入声了。所以北方的同学们要学诗词，就要克服困难，学习入声。朱先生教我们学诗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吟诵。分春馆的吟诵是当代诗词界的一大亮点，我们的吟诵流传有序。朱先生的父亲是康门弟子，朱先生的祖父是康有为的同学，所以朱先生的吟诵腔调，我们的吟诵腔调，就是当年康有为、梁启超吟诵的腔调。你们下个星期来这里听讲座，可以听听吕君忾先生是怎么用真正的分春馆的腔调来吟诵，康有为康门的腔调来吟诵。

听众D：老师，您刚才提到格调，说要从近代学，提到学杜、学李的时候，又说应该跟明清学那些学成功的人去学，我想问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我们看明清这些学杜、学李的人，是看他们的学习思路，还是也可以模仿他们？如果模仿他们，会不会格调就没有那么高？

陈永正：这个问题是要用两个钟头来讲的。其实，词有很多内容，老师讲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概括的方面。我做研究生时，容老总告诉我说，大家只能教人以规矩，基本的规矩，但不能教人以巧。学古人的时候，尽管每个人都学唐人、学民国、学当代，都是这样学的，但每个个体，每个人的天赋，每个人的素质，每个人平常修养都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只是按照自己能够接受的多少，能够做到多少，就够了。因为读诗、写诗是一辈子的事。我也说了，我35岁诗就写完了、词就写完了，35岁之后改革开放，来到大学，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不满、那么多彷徨，生活平顺了，诗就没有了。但到现在我还可以写，偶尔还会写两三首好的诗，说明学习是一辈子的，写诗也是一辈子的。写一首好诗不是通过几堂课就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