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书面文学的基本轮廓
一 书面文学的发生与来源
达斡尔族以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扎恩达勒”“乌春”等特有的口传文学形式，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达斡尔族文学的口传这一样态，在晚清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文人书面文学创作的出现打破了达斡尔族口传文学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使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得以发生，揭开了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的新篇章，完成了达斡尔族文学由口传到书面即文字记载的转型历程。
达斡尔族文人书面文学创作出现于晚清并非偶然。学界认为，经济的繁荣与昌盛、文化教育的兴起是达斡尔族文人书面创作得以孕育和产生的本源。“当时的达斡尔族，已经是从事多种经济的定居民族，创造了发展程度相当可观的经济事业。”[1]经济的加速发展为达斡尔人的文化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学校教育的兴起，为达斡尔族文人书面文学创作开创了必要的条件。当时达斡尔族聚居区教育的兴起，与清代达斡尔族和满族的历史接触、文化交往是密不可分的。文化语言学家丁石庆对此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清代的“达斡尔族与满族贵族统治阶级之间的接触和交往过程大致上可分为几个阶段，即冲突阶段、缓和阶段以及影响阶段”[2]。在与满族统治阶级经历了文化冲突、彼此关系得以缓解而进入相互影响的阶段之后，达斡尔人开始慢慢接受满族文化的影响和渗透。自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始，“达斡尔族地区满文学堂以及满文私塾的出现拉开了达斡尔族的启蒙教育与满达双语教育的帷幕”[3]，使达斡尔族子弟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亦为满文、满语的普及提供了相应的前提。据目前研究资料与成果证实，清政府先是在墨日根（今嫩江县）设义学堂，以便八旗子弟学习满文，之后，办学规模逐渐扩大，到乾隆年间（1744）又在齐齐哈尔、瑷珲等地设官学，教授满文和满语。“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在当时的将军衙门所在地墨日根设立八旗学堂，八旗每佐送一名学员学习满文。乾隆九年（1744），在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今瑷珲镇）各设官学一所，八旗每佐送学员一名学习满文。”[4]在此背景下，在清嘉庆和道光年间，达斡尔族群中出现了一批通晓满文、满语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他们陆续在民间办起满文私塾，使满文、满语在达斡尔人中逐步得到普及。“今齐齐哈尔郊区哈拉屯，在清末约有七十户，办私塾一所，学生三十余人。爱辉县坤河屯在清末不足十户，也办起一所私塾。布特哈、海拉尔等地达斡尔人普遍建立了满文私塾。”[5]而且，当时清王朝实施国语教育即满文、满语教育，使用的教材多是以满文校译的《三字经》《千字文》《诗经》《列国志》《名贤集》等汉文历史与文学典籍。伴随着满文、满语的广泛传布，汉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今古奇观》《水浒传》等也以满文为媒介陆续传入达斡尔族区，对达斡尔族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方面，敖拉·昌兴的诗歌可为之佐证。之后，随着清王朝的衰亡，满文国语的地位逐渐开始衰退，尤其是汉语学校的兴办，使兼通满文、满语的达斡尔文人开始减少。但满文学堂和满文私塾这一教育形式在达斡尔地区一直存续到20世纪30年代初，个别地方甚至晚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值得肯定的是，从17世纪达斡尔人开始学习、使用满文和满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历时三个世纪之久。其间，一大批达斡尔子弟得到满、达双语的教育和培养，“最终成长为达斡尔族文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6]，他们在达斡尔族文化、教育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这一群体之中有一部分精通满文的达斡尔族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一方面以满文或借用满文字母拼写记录达斡尔族口传文学作品，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又借用满文字母拼写记录达斡尔语并进行文学创作活动，写出大量的散文、诗歌作品，谱写了达斡尔族文学的瑰丽篇章。达斡尔族语言学家恩和巴图认为，“用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起初可能是由于文学创作活动的需要被提出来的。那些已经具有很高文字水平的达斡尔文人们，是不会满足于满文、汉文进行文学创作活动的，他们必然产生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创作的欲望。于是，他们就使用满文字母拼写起达斡尔语来了，写起达斡尔语的诗歌、歌词和散文来了”[7]。恩和巴图还强调，在以达斡尔语满文字母拼写系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敖拉·昌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运用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的方法并以此进行创作的举措，在达斡尔族文人中得到了广泛认可。随后，又陆续出现了玛孟奇、钦同普、金荣久、孟希舜等以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进行创作的文人，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就此生成。换言之，达斡尔族口传文学到达斡尔族书面文学这一样态的转变，是由晚清达斡尔族文人书面文学创作得以完成的。遗憾的是，达斡尔族文人创作的大量书面文学作品，受限于客观因素，其留存形态主要是以手抄本形式或传唱方式在达斡尔民间流传，因而，耗损甚至流失便不可避免。据目前研究资料证实，流传至今的达斡尔族文人书面作品，除少量散文之外，现存诗歌不足百首。
达斡尔族文人书面创作以诗歌成就最为突出，它在达斡尔族群内被称为文人“乌春”，因为达斡尔族文人的诗歌不仅可以读，还可以唱诵。达斡尔族文人书面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其卓越功勋不仅在于使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得以生成和振起，借助诗句表达了他们浓厚的达斡尔民族情怀，展现了坎坷不屈的达斡尔民族的历史与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达斡尔族文人崇高的社会理想和高洁的人格，崇尚自然与隐遁静谧的修为，勇于以诗美化解生存困境的豪迈不羁的人生追求，以及奔涌驰骋的想象力，卓然傲世的个性，普济天下的胸怀，乐观通达的情志，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和释放。而且，达斡尔族文人高尚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诗歌精神，又以别样的方式丰富了达斡尔民族文学的精神宝库。在文人书面文学创作中，达斡尔文学宗师敖拉·昌兴的诗歌成就尤为显著。
敖拉·昌兴（1809—1885），又名阿拉布登，字治田（亦作芝田），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敖拉·昌兴[8]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蒙古、满、汉、藏等多种语言文字，是晚清时期著名的达斡尔族文人。1824年，敖拉·昌兴随升任佐领的父亲赴京觐见皇帝，将一路所见所闻以满文写出散文游记《京路记》而初露才华。遗憾的是，《京路记》及简略行程图现已散失。敖拉·昌兴当过兵丁，后被提任为骁骑校和佐领。他才学渊博，贤明达理，年仅23岁就在族内长辈们的推举下，当选为嘎辛达（乡长）。任职期间，敖拉·昌兴尊君爱国，忠于职守，和睦邻里，得到族亲与邻里的拥戴。道光二十九年（1849），黑龙江将军英隆到呼伦贝尔巡查额尔古纳中俄边境12个卡伦（哨所），敖拉·昌兴有幸参加了这次巡查活动，并写出《驻守边卡》《思乡曲》等诗歌。咸丰元年（1851），时任呼伦贝尔佐领的敖拉·昌兴深受黑龙江将军英隆的赏识，被委以巡查黑龙江与俄罗斯边界的领队，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巡边历程。是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敖拉·昌兴辞别老母妻儿，从家乡启程。巡查中，敖拉·昌兴一行历尽艰辛困苦，历时98天，行程近万里，于九月七日圆满完成任务，返回家乡。敖拉·昌兴将一路巡边所见所感记录下来，写出长达340行的诗歌《巡查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流域》，再现了清代巡边官兵为国尽忠的英雄事迹，深情赞颂了锦绣般的达斡尔故乡，描绘了沿途壮丽如画的大美自然，并且不失时机地“炫耀自己为君为国尽职立下的功绩”[9]。敖拉·昌兴还以散文写出《官便漫游记》，较详尽地记录了此行。其间，敖拉·昌兴一路歌吟，与瑷珲佐领好友治安（又名富明阿）赋诗对歌，洋溢着友情带来的温暖和喜悦。不难看出，这两次深入祖国东北边陲的巡边，是敖拉·昌兴一生中可歌可颂的壮举，也是他生命中最为重要和辉煌的时期。约在1878年，敖拉·昌兴被革职并入狱，现有研究资料对其缘由未有明确的考证，但我们从敖拉·昌兴流传下来的诗歌和有关他的一些零星资料分析、推断，可能是因为他秉公直言而触犯了权贵。敖拉·昌兴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走向没落和衰败的年代，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和昏聩无能的同辈官僚，敖拉·昌兴刚直的个性和文化教养，使他很难谀世媚俗，显然是“不见容于人群”的。被黜入狱对敖拉·昌兴来说，不能不谓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在《狱中哀》中以“在狱中忍饥挨饿/添几多烦恼寂寞/既详思往昔/又细想今朝/唉！我何其孤独潦倒”“无论白昼与夜宵/痛苦中慢慢煎熬”述说了自己的苦难遭际，反映了诗人深重的灾难和冤屈。在《空虚歌》中甚至表露出相当绝望的心境，“走南闯北/光阴流逝/回顾一生/着实空虚”。因而，走出牢狱后，敖拉·昌兴毅然选择了“弹拨琴瑟/聆听鸟雀歌声”“月光下赋诗/安度暮年时光”（《述志》）的生活，归隐于今海拉尔河畔的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巴嘎绰格的密林深处，与自然为友，并将自己的理想和情感倾注于诗歌创作，写出了《万事空》《六合诗》《晚年抒怀》《双重的八大快乐》等传世之作。躬耕与读书，成为敖拉·昌兴晚年最大的生活志趣和精神寄托。光绪十一年（1885），敖拉·昌兴病逝。
据相关研究资料和成果证实，敖拉·昌兴现存诗歌有近70篇，另有散文和碑文数种[10]。大体来说，敖拉·昌兴的诗歌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反映戍边将士生活，抒发爱国情怀；二是歌唱爱情、亲情和友情的真挚与美好；三是讴歌自然山川，揄扬达斡尔民族的风土人情；四是展露内心情愫，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悟；五是取材于《西厢记》《三国演义》《今古奇观》等汉文学经典，创作有《莺莺传》《唱三国》《百年长恨》《赵云赞》《关公赞》《孔明赞》[11]等叙事诗。敖拉·昌兴的这部分叙事诗反映了诗人创作的丰富性，体现了敖拉·昌兴作为“达斡尔文学宗师”[12]的开阔胸怀与创新精神，显现了诗人极深的文学造诣和修养，以及善于吸收异族文化的精粹，并将其融入自身诗歌创作的才智。
描写边防将士的戍守生活，抒发爱国主义情怀的巡边诗，是敖拉·昌兴诗歌的主要内容。为便于解读敖拉·昌兴巡边诗歌的价值意义，对当时清政府建立的巡边制度做一简要说明。1685—1686年，中俄雅克萨战争爆发，在沙俄侵蚀我国东北疆土的过程中，达斡尔族与鄂温克、鄂伦春族胞协同清军将士英勇抗击侵略者，取得了最后胜利，并于1689年中俄两国共同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格尔必齐河为中俄两国界河，将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川流及土地暂定为“待议地区”。是年，清政府在格尔必齐河河口立下界碑，决计定期派员巡边。清政府的巡边制度分为每一年巡逻和每三年巡逻两种。每一年的巡逻在“五六月间，派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协领各一员，佐领、骁骑校各两员，共兵二百四十名，分三路到格尔必齐、额尔古纳、墨里勒克等河巡视”。三路巡视出发地分别为瑷珲、齐齐哈尔和墨尔根。每三年的巡视则是在河水冰解后，派总管、佐领和骁骑校，由水路至河源兴堪山（外兴安岭）巡查一次。清政府的这一巡边制度一直延续到1861年，共172年之久。敖拉·昌兴第一次巡边活动的时间是1849年，跟从黑龙江将军英隆到呼伦贝尔巡查了额尔古纳中俄边境的12个哨所。第二次是在1851年。这一年，清廷为确保东北边境的安全，要求英隆选拔贤能数名，巡查东北边境地区。敖拉·昌兴因精明干练、忠于清王朝而深为英隆将军所赏识，委以巡查黑龙江与俄罗斯边界领队，巡查额尔古纳河、乌第河流域的边境地区。这两次的巡边经历，让敖拉·昌兴陆续写出《思乡曲》《驻守边卡》《巡边即兴》和《巡查额尔古纳何、格尔毕齐河流域》等著名诗篇。其中，《巡查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流域》[13]是诗人以自己的理想热情、人生历程乃至整个生命铸就的宏大篇章。这首诗作是敖拉·昌兴现存诗歌中篇幅最长、内涵最为丰富的诗作，是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史上璀璨耀眼的一颗明珠。
敖拉·昌兴的《巡查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流域》（简称《巡边诗》）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诗作完整地呈现了敖拉·昌兴率兵巡查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黑龙江、乌第河流域的行进历程，查明了《尼布楚条约》未能议定的乌第河区域的方位和地情[14]，真实地反映了清代巡边官兵不畏艰辛困苦，为国尽职尽忠，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不朽功绩。作品以丰赡的艺术容量，厚重豪迈的情感表现，反映了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为后世了解清代巡边制度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诗人还在巡边过程的地理转换、沿途景致的精细描写中，融注了丰富的内心情感、满怀热切的抱负和拳拳爱国之心，反映了诗人与巡边官兵“犹如狂啸猛虎/跃过兴安三座峰/酷似离群之仙鹤/翱翔万里山河中”勇猛、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1851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敖拉·昌兴一行“遵从皇帝诏令/赴额尔古纳/格尔毕齐巡边”。他辞别家乡父老，由海拉尔“启程登鞍”，在库克多博卡伦、珠尔特卡伦与齐齐哈尔巡边队、墨尔根巡边队会合并结伴同行。他们先“乘一船舶启航”，后“坐上了桦皮舟/漂泊天下明川”，又“换乘木制方桴/横渡无数江湾”。接着，敖拉·昌兴一行顺“额尔古纳河下航”，“露宿起卧赶路/终于驶进河口江边”，与瑷珲巡边队集结并向东挺进，“巡视滔滔的黑龙江”，经过“八天艰险路”抵达“环山枕水的瑷珲城/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之后，从瑷珲南下至“墨尔根城里歇脚”的敖拉·昌兴，在此时接到英隆将军的急函，“说与俄罗斯国的接壤处/有条河流叫乌第/务必设法勘察清/火速向上禀报明”。“因为事关重要/不得延误拖延”。于是，敖拉·昌兴又从距离墨尔根城东南4万米处的板桥村“重踏原路折返”瑷珲城，筹备粮秣车马，从黑龙江乘船，顺精奇里江（今俄罗斯结雅河）一路北行，“跨过繁花似锦的伊丽嘎山/接近兴安主山岭”直奔音肯河（亦写作英克河，今俄罗斯谢里特堪河）而去。中途又因“古林浓郁苍茫/只得下马来蹒跚”，将“一兵营人马/留守音肯河畔/遴选十七名精兵”，“由们河和音肯河之间，改泊就陆，疾步行军”[15]。他们沿崎岖山路“爬越险峻外兴安岭”，日夜兼程，最终抵达目的地乌第河，并在此“立敖包为标防外患”。胜利完成任务的勇士们“归返音肯河边/官兵重新相聚”。翌日清晨，敖拉·昌兴与巡边士兵，由原路“拔营登程”并“顺利抵达齐齐哈尔城垣”。在这里，诗人还描写了豪情满怀的“九十六名英勇志士”在凯旋途中，高唱“扎恩达勒和乌钦”的激昂歌声“响彻河谷和山涧”，他们欢呼雀跃，欣喜振奋之情溢于言表。回到省城齐齐哈尔，敖拉·昌兴“谒见将军都统/禀报巡边实情”，得到将军的犒赏，称许他“为国尽劳”并将诗人功绩“载于案卷”，另以厚礼嘉奖。最后，敖拉·昌兴“返回久别的家园”，与亲人乡邻团聚。至此，敖拉·昌兴圆满地完成了为期98天的巡边任务。从诗人不无骄傲的“行万水奔黑龙江/先祖中曾有谁敢冒此险”“跨越千山万水赴乌第河/亘古谁人曾闯此关”的自我赞许中，可以看出，敖拉·昌兴不仅是达斡尔族第一位巡查黑龙江流域的勇士，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巡查外兴安岭乌第河的清朝官员。他完成了前人未竟的事业，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不受侵犯立下了卓越功勋。末了，诗人还特别申明这首诗歌的创作目的是“以诗为记永流传”。诗人“永流传”的期望既是出于保存巡边历史的需要，是对国家、对所肩负使命的看重，亦源于对所经历的重大历史、政治事件和个人功绩的纪念。
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巡查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流域》这部长诗的本质与内核。诗人笔下的爱国主义情怀，是通过描写一位赤胆忠心、满怀抱负的佐领在领受、执行巡边任务的情感状态和心理过程而予以真切展示的。从接到圣诏时“诚惶诚恐”，长途离家的不舍，再到行程的无法预测，诗人以“回首张望心茫然”细腻地表现出当时的复杂心绪，而这种茫然和不舍，恰恰真实地呈现了一个巡边者微妙的内心波澜。面对未知又莫测的未来，勇敢的诗人还是关山飞渡，“继续挺进不知乏”，“飞越江湾小河流”，“未敢下马歇鞍鞯”。唯其如此，诗人的这份爱国情感才真挚而动人，厚重而深沉。诗人还非常细密地描述了巡边所见的壮美山水，包括额尔古纳河水的“狂涛汹涌”和“静似明镜”，即便如此，诗人仍然“心急如火不敢怠/夙兴夜寐不下船”，“夜以继日为国事/焉能偷闲不惜时/起早贪黑快赶路/人困马乏喜滋滋”。其间也不乏小波折，英隆将军派出特使，令其一行仔细巡查乌第河流域。面对这样一个“审时度势”的要求，诗人没有因连日劳顿而退缩，而是显示出相当的智慧和担当，将“车马辎重暂存寄”，以便轻装赶路。敖拉·昌兴又从大队人马中精选出17名精兵一路向北攀越。尽管他们“豪气满胸间”，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崎岖艰险不能急行进”，“七荆八杈的松树枝/比箭镞扎枪锋尖”，“形状似人的黑熊足迹/整日屡见不鲜/声音似琴的鸟隼鸣啭/几乎未曾听见”，足见其险峻恐怖，连鸟儿都望而生畏。诗人的踌躇满志不断接受着恶劣环境的考验，莽莽森林中的前行只能“披荆斩棘向前挪”，有时感觉自己踏上了“平坦阳光道”，但很快发现“又遇险境觅无路/临深履薄心烦焦”。这一心理变化过程的描写让读者切实体会到巡边不仅意味着信任和重托，更意味着千辛万苦和艰难险阻。但是，心怀志向的诗人始终以“为国家安宁边境平静”为己任，毫不畏惧面前“昼如夜幕封盖昏暗暗/沙似的胶泥欲沉陷”和“染霜浮雪”的乌第河，终于在“人马不息两整天”后重进瑷珲，其间的辛劳自不必赘述。诗人的爱国情怀既在于他对国家意志的深刻理解，也在于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使他在困难面前始终保持着积极和热情。特别是“巡察天朝好山河”后，更是“眉飞色舞喜欣然”，表现了诗人欢欣、乐观的意绪。诗人的爱国情怀不仅体现于披荆斩棘、奋力拼搏的英雄气概以及战胜困难的乐观主义情怀，还体现于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眷恋，对达斡尔民族的深挚热爱。诗人在与山水自然的亲近中，感受到祖国自然风光的“美无限”，“沿途景色足销魂”。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两岸冈峦峰连峰/悬崖绝壁依天立/乔灌树木萧森森/浓荫蔽天少空隙”，“水清浪静似明镜”，神秘之景毕现，而“察哈颜谷阳坡美/彩石璀璨荧晶晶”则呈现出大自然令人神往的鬼斧神工。巡查至黑龙江北岸，诗人面对先祖遗地更是百感交集，深情地描绘了达斡尔民族敖拉氏、乌力斯氏、鄂嫩氏族先民的生活遗迹，“扬名于世的雅克萨城/敖拉·哈拉在这里发端”，“天然要隘乌鲁苏穆丹湾/乌力斯·哈拉从这里发展”。诗人对扬名后世的雅克萨城尤为崇敬，“巍巍名峤伦图尔哈达上/猛轰罗刹的重炮傲立峭坂”，因为曾在这座英雄的城堡，达斡尔先民不畏强暴，同沙俄“罗刹”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抗争，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搏战诗篇。这让诗作在表现巡边任务的艰巨、沿途风景的壮丽之外，洋溢出因达斡尔民族情怀而生发的别样色调。对民俗风情的精细描写，是这首诗歌的又一亮点。诗人在瑷珲一处遇到了“和尚”在“观音阁内乐陶陶”，可以一窥当时佛教在该地区的发展情况。各地丰饶异常的风物也为诗人津津乐道，“毕拉日湖芍药开/狩猎貂皮收获好/苏楚纳河萱草多/卡伦站内看珠宝”。更为有趣的是，诗人对俄国人生活习俗的描写使诗作平添一份异域风情。俄国村庄留给诗人的印象是人口稀少、房屋欠整饬，尤其是醉汉横行、拦路索酒等行为，让知书达理的诗人颇感不悦，尤其是“男女授受不亲”下对男女关系的预设，让敖拉·昌兴惊诧又不无鄙夷地感叹，“男女不知避嫌疑/朝夕暮旦混一堆”，“主奴胡缠无伦理/人生道德从何提？”在艺术表现方面，这首诗作少见夸张和激越的语词，多种感情交织于诗歌的描述中，尤其是以爱国情思作为全诗的主线，贯穿全诗并将各个部分有机地融合为一体，构织出颇具英雄主义的豪放气度。
歌唱爱情、亲情和友情的真挚与美好，也是敖拉·昌兴诗歌的重要构成。敖拉·昌兴虽身处爱情不自由的晚清时期，但诗人的诗思并没有因此而被禁锢，以《五色花》向世人展示出自己的女性审美理想。“她”不仅要有姣好的容颜，优美、得体、端庄的仪态，诗人更看重的是她的内在美，心仪于“她”的纯洁、善良、温柔、灵巧和聪慧。诗人甚至不顾世俗之见，大胆夸赞在京城里“幸遇”的美人高二娘，“美丽姿色何娇艳/犹如仲春嫩桃样”，“微微启合小嘴唇/红过熟透山丁子/褐色玛瑙做头饰/秀发云堆露皓齿”（《北京城见高二娘》）。诗人还不惧常规，深情地表达自己的相思、相恋之苦，“千姿百态的花朵啊/不只外表娇艳华丽/我苦恋相思的心情/不知怎样才能停息”（《相思苦》）。敖拉·昌兴的诗歌还表达出对专一爱情的推崇和向往，以纯洁忠直的白鹤“始终留恋出生之地”自拟，称扬了“思念恋人始终如一”的忠贞与美好。深情绵递的“假如你没一丝异心/就让我俩结成连理/假如你也同样爱我/就让我俩双飞比翼”，成为达斡尔族胞传诵至今的诗句。享誉达斡尔族文坛的爱情诗《蝴蝶荷包》，是诗人假托女性口吻写给离人的诗作。它通过一个多情的达斡尔女子绣荷包时的深情诉说，表现了她对丈夫的真挚爱情和不尽的相思。诗作最先写出连夜赶绣荷包的缘由以及荷包各色图案的寓意。绣荷包是为赠予离家进京的远行人，而宝葫芦的绣样是盼望丈夫不管身在何处都带着它，以提醒离人时刻莫要忘怀家中贤妻，绣上莲花则是希望丈夫在约定的归期早日回家。更触人情肠的是，诗歌还细腻地写出离人背后是家中妻子牵挂的目光，在丈夫走出自己的视线后，还想象着他的行程以及自己相应的动作和心理，“当你走上南山坡呦/我在门前把你望/气闷胸疼实难耐/挪步转身回院来/当你走进山谷里哟/站上烟囱望着/两眼酸疼秋水穿/回过头来把身转”，描绘了一个痴心女子望眼欲穿的真实状态和相思之切的细腻心理，用笔大胆而直接。之外，诗作还写出女子对离人的谆谆告诫，无论到了什么地方，无论行程有多么不定，无论多么需要温暖，“莫忘你我情切切”，“途经哈尔哈蒙古/热情款待莫逗留/切记早日返家府”。这显然是一个女子理性的肺腑之言，同时这些语重心长的谆谆之言也引发了诗风的某种微妙转折，由之前的清寂转向现实的严肃。诗作最为精美之处在于，女子用情深切是通过她对离人路途的揣测、重逢的憧憬得以揭示的，“蓝天彤云密布时/天将欲雨防路湿/待你平安归故乡/慢言细语述相思/长天万里白云浮/雪花飘舞愁路阻/胸中情思万万千/待到重聚耳边诉”。全诗不见大起大落，而是呈现出“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风度”[16]。
敖拉·昌兴赞颂亲情的诗作，亦写得情真意切。《父母的恩情》从怀胎坠地、辛勤哺育、蹒跚学步、识字读书、祛病撵魔、品行处事、长大成人、儿女远行、“伫门凝望不挪身”及“嫁女娶媳疲奔命”十个方面，描绘了父母为养育儿女“省吃俭用缩穿戴/艰难备尝多苦辛”的舐犊之情，情感绵远、婉转又有潜细入深的力量。敖拉·昌兴的另一诗作《哀双亲》所流露的对父母无尽的挚爱和思念，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诗人对友情亦格外珍视，《巡边即兴》《祝愿友情深似海》《钟灵毓秀聚一堂》《无题》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其中，尤以与友人治安[17]唱颂友情的《巡边即兴》写得相当真挚、感人。诗人早在齐齐哈尔城期间就曾与治安相识，1853年治安被调往南方，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因功受赏，加任副都统衔。后相继升任汉军旗正红旗都统、江宁（今南京市）、吉林将军。1870年，治安因病返乡，1882年卒于瑷珲。敖拉·昌兴后因公务在奉天（今沈阳）与治安邂逅，共同的文学爱好使二人意气相投，引为知己。1851年，奉命巡边的诗人在额尔古纳河口与阔别10年之久的治安再次相遇，喜出望外的诗人赋诗感慨，“天涯荒野见知己/千载一逢慰我情”，“情投意合苦日短/不觉长天落白日/人生难得情性洽/拊掌大笑不自持”。二人同乘一舟，亲临浩浩江水，眼见奇石秀峰，敖拉·昌兴喜不自胜，即景赋诗“定睛饱览山锦绣/转瞬已过几道湾/独处激流空余叹/汝方来见倏流散”。诗句寓情于景，缓缓而动的黑龙江水犹如友人的情谊连绵而不绝。即便是“一江春水急又急”，“舟楫沉浮似鹅羽”，敖拉·昌兴依然能够“饱览山川不计时”。诗人之所以能置悲凉、危险于不顾，是因为有心意相契的友人相伴，为险峻的巡边行程平添了许多欢愉。尤其是二人临别之际的问答，“问君归期何太急？”“光阴如梭会期近/初秋到达乌拉城/骑留故人留不得/身不由己泪潸然”。有相聚的欢悦，有辞行的不舍，也有离别的伤感，情深而意笃。
讴歌大美自然，揄扬达斡尔民族的风土人情，在敖拉·昌兴诗歌中也占有相当的篇幅。达斡尔民族对大自然怀有天然而浓烈的爱意，在其他文人书面文学作品中虽不乏对自然景致的描画，但对田园和大美自然集中笔力进行整体的描写，是敖拉·昌兴诗歌的一大特点。敖拉·昌兴幼时生长在乡间，达斡尔田园生活的美好既为他所熟悉，也在其一生中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记。他善于用美的眼光发现它们，善于用多彩的语言描绘它们。敖拉·昌兴笔下的《仲春》写出了时节的秀丽和美妙，诗人与流凌相竞走，跟候鸟相结伴，和青草竞争先，充分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由衷热爱和“回归田园”的欣喜之情。《百花颂》更是别具一格，诗人将吟咏的梅花、芍药花、石榴花、杜鹃花、丁香花、海棠花、牡丹花等64种花卉，与孟浩然、唐伯虎、秦少游、李太白、范仲淹等16位中国古代圣贤的志趣、爱好相切合，歌唱了他们方正而高洁的“内香外朴君子风”。在敖拉·昌兴的同类诗作中，最出色的莫过于《四季歌》，它呈现了敖拉·昌兴诗歌创作中鲜有的明丽和欢快。诗作以四季流转的自然顺序展开铺叙，数次出现了“处处香”与“满塘香”，传递出喜悦的信息，而仲夏炎热、骄阳高照，在诗人眼中却是“露珠闪烁张笑脸”，即便是冰封千里的严冬，在诗人看来也不过是“大地从容换银装”，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且在表述这种种美好时，诗人较少夸饰，用语多自然明洁，素朴真切，如写牡丹“红白相间变金黄”是直笔写来，反而表现出牡丹天然的富贵大气，“风轻云淡满塘香”更是毫无矫饰，韵味独具。诗作的特别之处还在于，诗人吟唱的不仅仅是达斡尔地区的四季更迭，同时也描绘了南北方四季的变化，显示出诗笔及思路的纵横无碍。因为牡丹、莲花、菊花和梅花在当时的北方很少见到，尤其是在达斡尔族聚居地极为罕见。但这些物象的出现，既把读者带到南国风光之中，也是敖拉·昌兴博览群书、知识渊博的映现，显现出诗人善于吸收异族文化的审美风范。另外，诗人将南北方的景物并置描写时，也就形成了天然的对比，北方四季景物的壮美浓郁与南国四时风光的柔丽轻盈，共同指向“四季歌”的题旨，并共同构成不同季节的旖旎风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使读者领受到不同的景致和诗美。
诗人对达斡尔民情风俗的展示，主要是借助于日常与节庆生活的描绘。诗人在《赞年画》《春节》《正月》《饮酒即兴》《十二月》《祝婚歌》等作品中，通过达斡尔族“老少共欢乐/嬉笑无羁绊/四世同堂庆/煮酒熬年夜”（《春节》），“男女老少会聚起/唱歌跳舞道吉祥/一年劳瘁全忘掉/谈天说地乐洋洋”（《正月》），“趁度新春好时节/拜年喜回姥姥家/舅舅屋里墙壁上/八幅年画实堪夸/花鸟工笔如此美/天香国色牡丹贵/水中游鱼乐天涯/栩栩如生令人醉”（《赞年画》），“喜庆之夜亲家聚/促膝谈心更亲近”（《祝婚歌》）等日常生活与民俗风情的精细显现，歌颂了达斡尔人族亲和睦、喜庆祥和的景象。在《十二月》中，敖拉·昌兴还以“阿涅（春节）佳节来到/村里兄弟贺新禧”起笔，抓住北国季节的特点，描述了达斡尔民族从新春伊始到“寒冬腊月北风紧/新春佳节将来临”，“过完腊八农活始/杂事纷繁乱如云”的劳动生产与生活习俗，将延续了世世代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田园生活写得韵味浓郁，生动而美妙。敖拉·昌兴的同类诗歌中，令人记忆深刻的还有《姐妹情》《宴歌》《祭祀歌》等。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达斡尔族社会组织及族群的习俗惯制。《姐妹情》中的兄长以男性家长身份告诫、饬令即将嫁为人妇的姊妹，“惜别眷恋/无须论厚薄”，“出嫁的地方相处和睦/注重贤淑端庄”。在《宴歌》中，诗人先是赞美家乡山河，再以“亲戚套亲戚/不能离散/今日喜宴之后/割断那些谰言”调解、说和、规劝“彼此索居两离分”的两个达斡尔莫昆（部落），切勿因谗言和误解而疏远。之后便有了两个部落解除误会，团结一心，共商族亲大事以及“为了平享富庶/祷告苍天大地”（《祭祀歌》）而共同祭祀天地、叩拜先祖的和睦景象。
自然山水、民情乡俗之外，展露内心情愫，表达人生感悟，也是敖拉·昌兴的诗歌内容之一。敖拉·昌兴的这类诗歌大多写在出狱归隐于山林之际。被黜入狱成为诗人一生中两个不同阶段的分界线。之前，诗人满怀抱负，信心满满；之后，归隐山林，但心情仍不平静，无力改变社会黑暗和凶险官场，诗人只能以诗歌《六合诗》《欢乐诗》《人生之道》《善恶篇》《双重的八大快乐》《悔人诗》《晚年抒怀》《耕读赞》《述志》抒发心志。敖拉·昌兴在《悔人诗》中，从吕布性格桀骜、貂蝉美貌出众、扁鹊医术高超而惨遭不幸，感叹名利地位皆为身外之物，官衔和权力皆为生命的羁绊，“名利场上多争夺/是非黑白难辨析”（《述志》），“权力本是杀人刀/地位过高空煎熬”（《万事空》）。于是，诗人劝诫世间男女“世态炎凉务查明”，只有“躬耕读书”和“山水之间欢乐多”（《晚年抒怀》）。诗人还悟出茫茫六合[18]间，“祸福相和”“贫富交替/悲欢相邻/名利之事/仿佛游云”，人生一世不可永生，“明达的五行”也不可能均衡公道，只有“青山绿水/待人不会两样”（《六合诗》）。因而诗人寄情于自然，在山水、耕读之间排遣释怀，“月下花间茶一杯/高谈阔论喜悠悠/清闲生涯漫度过/粪土名利欲何求”（《陋室颂》）。其中，《双重的八大快乐》最能反映出敖拉·昌兴鄙薄权贵、不与世俗合流的高洁情怀。这是诗人回视自己与官场名利纠葛的一生，悟出“宦海茫茫如罗网”，在回归自然后感到无比愉悦以及看破红尘后发出的“浩歌”，也是敖拉·昌兴识破仕途、回归自然的宣言，“如能峰林相遇/玉石绸缎何用？”，他认为自己应如闲士般清静安逸，逍遥自在，“躬耕自营”。诗中提及的门旁苍翠的青松，潺潺而流的小溪，精巧的小拱桥，茂密的柳树林，就是诗人的隐居之地。敖拉·昌兴在这“万紫千红百花香”的美景之间洞透人生，认识到世间的快乐因志趣相异而有很大不同，并列举出“无权无势少财人/高官厚禄是欢乐”“无所事事闲荡人/吃喝玩耍是欢乐”“贪杯恋盏嗜饮人/酒酣耳热是欢乐”等人生八重欢乐，比照出诗人于田园、花卉、山河、琴瑟为乐的超凡与不合流俗。敖拉·昌兴这类诗作的显著特点是善于择取并借高洁、傲岸的历史名人贤达如文天祥、扁鹊、陶渊明、司马迁、李白、杜甫的事迹，抒情言志，寄寓自己的人格理想，且不存祈誉之心，多是有感而发，纯是自然流露。
继敖拉·昌兴之后，另有一位文人玛孟奇的出现，使达斡尔族文人诗歌艺术的脉络得以重新续接，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玛孟奇诗歌的一大开创和特点，就是扩大了达斡尔族文人诗歌的抒写范围和表现手法，突破了达斡尔族诗歌的原有题材，将之前许多表现家国情怀、戍边战事主题的诗歌内容，“拓展到对达斡尔经济生活和世俗生活的观照中”[19]，将达斡尔人的劳动生产与日常生活诗意化，在日常与凡俗生活中发现久而弥醇的韵味。
玛孟奇（1840—？），亦写作玛莫格奇、玛玛格奇。玛孟奇出生地与卒年不详。我们从玛孟奇的诗歌推测，他可能出任过较低级别的官职。玛孟奇是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史上，继敖拉·昌兴后出现的另一位重要的诗人。玛孟奇现存诗歌两篇，一篇是写于同治十三年（1874）的叙事诗《在齐齐哈尔城看戏》，另一篇是写于光绪六年（1880）的《赴甘珠尔庙会》[20]。玛孟奇诗歌“扩大了原有布特哈达斡尔族诗歌的题材内容”[21]，将之前的如《在兵营》《湖北行》和《送夫从军》等许多表现国事与重大题材的诗歌内容，拓展到达斡尔人的劳动生产与日常生活之中。玛孟奇的诗歌使达斡尔族文人诗歌有了新的表现视域，同时，也标志着达斡尔族文人诗歌的“话语与内容的转换”。在艺术表现方面，自玛孟奇始，达斡尔族文人诗歌奔放、浓烈的慷慨豪情有所消退，代之以“趁闲暇无事/心中有感而作”的写实性因素的增强。玛孟奇诗歌的意义还在于，他的叙事诗较少情节的曲折，多以精细的描写且多以达斡尔民族生产与生活的可见之物、普通之事，发现他人未能体悟的生活旨趣。
反映达斡尔族众的劳动生产与日常生活，揭露权贵者的骄奢和社会现实的不合理，表达对达斡尔底层民众的同情，是玛孟奇《在齐齐哈尔城看戏》的思想核心。解读其寓意，须要对当时的达斡尔族被编为布特哈八旗打牲部这一史实有所了解。17世纪中叶，达斡尔族从黑龙江北岸南迁到嫩江流域，被编为布特哈八旗打牲部，这种集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种职能于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也从某一方面规约了达斡尔人的劳动生产与生活方式，那就是在非“战时”进山打猎，向朝廷和皇室进贡貂皮和珍禽。这是打牲部官兵最重要的生活内容。这里所指的“官兵”来自清朝的一个特殊制度，即清代八旗中凡达斡尔男子，满15岁开始被征兵，他们在平时主要从事耕作、狩猎等劳动生产活动，在战争期间他们会随时被抽调荷戈从征。加之整个八旗包括打牲部施行的是“兵民合一”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制度，军械粮草自备，所以耕田种地、狩猎贡貂和打仗这三项差役，构成了当时达斡尔人基本的生产生活内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贡纳貂皮又是他们身上最为沉重的负担。“贡貂”作为赋税，以表臣服之义，使狩猎劳动除经济职能之外，又具有了政治意义。而达斡尔人向清廷“贡貂”的途径和方式，就是官衙所“特定的定制”的一年一次的楚尔罕集会[22]。
玛孟奇的诗歌《在齐齐哈尔城看戏》反映的就是当时达斡尔人生活中的这一重要事件。诗作先是详尽地描绘出齐齐哈尔楚尔罕集会的喧闹景象，“齐齐哈尔城的繁华/确是无止境”，“挤满草原的商贩/争先恐后地喊叫”，“做生意的买卖人/吆喝声此起彼应”。之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挑着各色货物的小商贩，“挑着豆腐担子的小贩/摇晃得失去常态/担着黄酱担子的行贩/不停地转悠着叫卖”。集会的热闹非凡还表现在不息的人潮和丰裕的商品，“各种各样的买卖/难用语言来表述/不尽的人流熙熙攘攘/摆满的货品琳琅满目”。另有一个景致就是前呼后拥、迈着方步的官员们相继出现。这一细节的勾勒，既显示出诗人对生活观察之精微，也夹杂着对权贵的反感与不满。但诗人并未沉浸于集会的郁勃，而是坦率地吐露此行的目的以及为送贡貂而被调派公差的苦衷，“人之一生/岂得百年寿/最难应付的/莫过公差令人难受”。因为楚尔罕集会的重心是缴纳貂皮贡赋，自然离不开公差们的参与，但诗歌的叙述者对这份差事显然有些排斥。诗作在比照中反映出这份差事令人苦闷和为难的根由。下层的当差者夜以继日、千辛万苦赶到集市，可等待他们的却是“办理选贡之貂皮/不知哪一天才接受”，“选貂之日无消息/无聊的闷坐令人烦”。清廷规定，楚尔罕集市上，所贡貂皮先由官衙挑选，待缴纳完毕后，对个人剩余皮张加盖图章后才能交易。如果因选貂官吏挑剔而不能完成贡貂任务，只能从他人手中购买上好貂皮补交赋税。所以，当差者的郁闷和不悦，从一个层面折射出达斡尔人“贡貂”的艰辛和痛苦。诗人还以“富裕的人们/尽情地购买/拮据的人们/无可奈何闲摇摆”进一步写出当时达斡尔人的窘促。集会的重要功能是商品的交流与交换，但对于大多数穷困的达斡尔人来讲，他们只能选择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之间“闲摇摆”。诗作的可贵之处还在于，诗人既注重叙述“贡貂”事件的经过，又着力于细部的描写，而且这些细部描写，或人或心情，精心刻画，于细微处见其真。
集会是商品的交流会，亦包含着娱乐活动，因而“看戏”就成为描写的重中之重。因“选貂之日无消息”，炎炎的夏日又“令人疲惫消磨难”，诗歌的叙述者只得扬鞭催马“进城去看戏”。诗作对戏文和表演本身触及不是很多，仅以“听出正唱着古代之事”，“唱得曲调优美动听/念作之功也很精专”一带而过，玛孟奇将关注焦点和大量笔墨放在了同是观众的一个“绝代美娇娥”身上。诗人以无限艳羡的心情，精细地描写了她的服饰、相貌和体态风姿，“冷若冰霜傲然端坐/星眼灿灿辉映满堂”，“梧桐似的纤腰/如弱柳临风飘袅”，“天生丽质美娇容/装扮鲜艳百媚兼”，接着诗人又以烘托的手法突出了这位女子的非凡美貌，“她那绝世之风姿/凝住了万双眼的睛光//各种面目之人/从两侧观看/各种身份之人/从不同的角度观看”，他们甚至为“争看绝代美佳人/停立多时不觉累”。女子的风华甚至跨越了民族，“不论满族或汉人/都在凝眸观望/鄂温克和达斡尔人/也频频回首张望”，以至戏台上的戏早已唱完，大家都还未觉。我们依凭这些诗句，完全可以想象出女子仪态万方的风度与美好。当人们“忘情凝视之时/天色已近傍晚/目不转睛地观看时/戏也已经唱完”，芳名翠花的女子款款离去，而所有观望着的人却“静寂寂地被留了下来”。可以说，女子之美犹如绕梁三日的乐音，而此处，诗歌也营造出“曲终人不见”的意境。之后，诗作内容和情感出现了某种转折。当包括作者在内的许多人都顺理成章地追问什么样的人才能配得上这样一个绝代女子时，诗人使用对比的手法揭示出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女子的配偶连常人都不如，是一个“容貌平庸、仪表粗俗/放浪形骸品行不端之徒”，举世无双的美人“犹如陷进泥土里/花一样的容貌/犹如被乌云遮起”。女子的离去和“凄婉”命运给所有人带来的惆怅之感，至此变为人们的喟然和叹惋。除反映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之外，诗人对这个娇美女子青春与命运遭际的感慨，成为这首诗作的一大亮点，使诗作富于深度的同时，又增添了人性的内涵，而且诗作所呈现的人生思考以及题材表现出的延展性，也使玛孟奇的作品在达斡尔族文人诗歌创作中放射出独特的光芒。
展现达斡尔民族的风俗人情和世俗生活，是玛孟奇诗歌的另一内容。叙事长诗《赴甘珠尔庙会》详细地描写了布特哈[23]地区达斡尔人赶着大车，翻山越岭，千里迢迢把自制的大轱辘车运送到呼伦贝尔新巴尔虎草原甘珠尔庙会集市进行交易的场景、经历和感受。甘珠尔庙即寿宁寺，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境内，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以乾隆皇帝所题“寿宁寺”之匾额得名，因寺内藏有佛教重要典籍《甘珠尔经》而俗称甘珠尔庙。这座寺庙是呼伦贝尔地区建寺最早、规模最大的寺庙。因其地理位置优越便利，处在各旗的中间地带，所以自清代建寺以后，多伦、张家口地区的旅蒙商人多来甘珠尔庙附近进行商品交易活动，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甘珠尔庙会集市正式形成。届时，燕、晋、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俄罗斯商人、交易者纷纷云集至此，进行商贸和宗教活动。另外，呼伦贝尔地区各旗也参加互市，使得每年一次的甘珠尔庙会活动繁多，规模颇为浩大。布特哈达斡尔人的勒勒车（亦称大轱辘车）是集市上的重要交易品，如玛孟奇所述，参加集市的达斡尔人每人赶着装载着整车的两三辆车，结伴越过大兴安岭，赶到庙会上出售大轱辘车，换取所需的生产生活物资，往返耗时数月之久。据相关研究资料记载，甘珠尔庙会集市交易的大轱辘车最多时达到2000多辆，而且布特哈达斡尔人赶车赴甘珠尔庙集市做大轱辘车的贸易曾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制造大轱辘车是达斡尔人传统制作技艺，以车轮庞大、品质优异而著称，另有轻便、耐用、快捷、易修、多用等特点。由于车轮大，车轴的高度与牛马的腹部相契合，既能保持车辕平衡，亦可减轻牛马的耗力，加上车毂大，承重力强，重载或在颠簸不平的山间行路甚至蹚水过河也颇为妥帖安全。因此，大轱辘车不仅深得达斡尔人的喜爱，也深得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草原和喀尔喀（外蒙古）蒙古人的钟情，被誉为“草上飞”。因而，即便是远在大兴安岭东麓的达斡尔人，也会不远千里及时赶到庙会出售大轱辘车，换回牲畜等生产生活必需品。可以说，赴甘珠尔庙会是当时布特哈达斡尔人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大事项。
玛孟奇的这首诗就是达斡尔人赶赴甘珠尔庙会集市的真实呈现。诗作完整地再现了达斡尔人“赴甘珠尔庙会”的行程准备、征途艰辛、庙宇观感、暴雪返程的全部过程。诗作先是以“江山稳而固/岁月却飞逝”感叹时光流逝生命之短暂，再以“赋诗解愁思”引发人们关注现实人生的疾苦。艰难的生活处境同样也煎熬着诗人，“公务得闲暇/生机却无着/贫穷难度日/心中倍煎熬”，因为“光绪第六年/遭逢大旱情/天将不测祸/人力难抗衡”。但开朗、达观的达斡尔人并没有气馁，他们在庄稼无收的困境中，另谋生计，重操祖传技艺，齐心协力赶制出深受人们喜爱的大轱辘车，奔赴甘珠尔庙会集市交易，以换取生活所需。诗人形容当时的气氛是“人喧马嘶声/响彻近山河”，“父老与妇孺/皆来送行人”，可见达斡尔人对庙会集市的珍视程度。诗人还以“浩荡车马队/宛若一长龙”描写出赶赴甘珠尔庙会队伍的庞大阵容，又不惜笔墨，详尽地描绘了一路上的险峻难行。诗人特别择取车队应对悬崖、峭壁、飞流、泥石、意外、暴雪等自然或人为的许多不同的考验，让读者非常具体地感受到路途的种种艰难。他们先是走马兴安岭温布奇，后改道平原，原因是“岗周旱无水/人马遭干渴”。但平原似乎也不平坦，一路嶙峋的石块致使“车身乱摇颤/车轮似被削”。走过石头阵，又遇矗天而立的山崖阻挡了前路。面对陡峭绝壁，诗人不禁感叹“何世之父辈/竟踏此路程”，坚强不屈的达斡尔人为了生计，依然是“后世随先人/相携来奔赴”。众人踏着前人留下的足迹，“费劲平生力/登过三陡阶”。当他们登至崖顶，回首来路时“不禁长吁叹”，路途太过险峻。所以，当他们遇到“行路先辈”堆立的敖包[24]时，纷纷斟酒跪拜，以求敖包保佑一行人平安顺利，“众人陆续拜/虔诚把头叩/默念祷告词/不知神可知”，反映出诗人渴望有超自然力量护佑的内心需求，也折射出路途的艰辛莫测。其间，亦不乏“意外”频出，诗人还特别写出征途中的逼真细节。长龙般的车队一路攀山无数、涉水无间，“行人皆叫苦”，又因车辆超重，有人还是颠坏了马车。险途遇到车祸，焦躁又无奈，只见他“立于马前啼泣/焦躁地捶打马脊”。这不禁让诗人暗暗感激那些“免我遭此苦”的造车工匠，使自己有幸顺利走过险途。当然，众人见同行者有难，定是热心相助，很快整修好车辆，一行人再登山岭。攀上山顶的人们，在“岭下飘白云/岭上雾弥漫”的山间遇到了四周红围墙的关帝庙，庙宇的轩昂祥瑞以及山泉的甘甜鼓舞了行人，诗作紧张的节奏也有了一个舒缓。但“扶车向下行/走下峭壁岩”时又遇到了漫野的红泥浆，车轴陷入烂泥中，人与马同挣扎，齐心协力将车抬起，在“额汗滴如雨/帽湿如水洗”，“筋骨痛彻身/脏腑似寸断”的境地中，诗人不由得感叹，“家中之妻儿/可知行人苦”。幸好经过日夜兼程，到了塔文浅[25]地区，距离甘珠尔庙已经不远。众人安营扎寨，扫尽一路愁苦。在这里，诗人对辽阔草原的描写亦让诗歌另辟一个宽阔的表意空间，氏族长带来的肥羊让诗人在他乡感到了温暖和关怀。尽管静静的伊敏河水、无际的草原、多汁而稠密的牧草让诗人沉醉，然而“漫漫路未尽/不敢多迟延/重新踏上路/复向群山峦”。漫长的跋涉，终于在“马疲而瘦削”时，到达了目的地甘珠尔庙会。
作为达斡尔民族生活的生动摹本，诗作还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诗人在甘珠尔庙会的所见所闻。除了庙会上必然出现“商人如云集/游人如川流”的熙熙攘攘，引起诗人关注的还有庙会上的各色人等，诗人先是以一个达斡尔人的眼光比较“当地蒙古人”和“库伦蒙古人”[26]之异同，发现两者在脸型上略有不同，但举止待人都非常淳朴。与之形成鲜明比照、让人反感的是那些“头戴貂皮帽/马上显威风”的富豪，诗人讥讽他们的炫富“所用非其时/不知有何图”，揭示出富贵者的芜俚和鄙俗。除各色人外，甘珠尔庙宇的雍容华贵也令人惊叹，“彩绘和佛像/辉煌欲夺目”，“庙宇如宫殿/壮丽令人异”。而寺庙内的喇嘛们则仪容祥和、端庄如神佛，“根刚”的诵经声、海螺声、击鼓声、琴瑟声“和谐而清越”，而奔走穿梭的小喇嘛则悄无声息，提壶、斟茶“丝毫无失闪”。信众的“施礼”也异常虔诚，即使孕妇进庙烧香，也是一步一叩首，而那些求寿之人拜佛则是“用金杯点灯/俯首叩不迭”。诗人感慨寺庙“神佛千万种”，其奇观和异事“也难得尽言”。诗人还以一个“他者”的眼光，认为人们对佛祖的顶礼膜拜大都源自对佛祖有所求，抑或是弥补自身缺失，从而引发了“容貌之美丑/岂能随愿得”的思考。
诗人对归程仅以“事毕归期至/众人露笑脸”表达出欣喜之情，而返乡归途中遇到的诸多事件，仅选取初秋的茫茫大雪使“山野失轮廓”，表现众人顶风冒雪行进的顽强。暴风雪一方面揭示出作者离家多日，另一方面表明归途也是同等的艰难。即使风雪肆虐，“冰雪冷刺骨/腿脚筋抽缩”，也难夺其志，他们勇敢地顶着迎面而来的暴雪，奋力前行，“旅途之艰难/迫使人无所惧”。在对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抗衡，主动性和积极性得以激发的感叹中，诗人和他的族亲们终于回到了家乡。
不难看出，诗歌在对“赴甘珠尔庙会”全过程的描写中，深刻地揭示出达斡尔民族坚忍务实、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和气质。在天降不测之时，他们不是怨天尤人，而是积极思考、另谋出路，依靠祖传的打车技艺渡过难关。在奔赴甘珠尔庙会集市的路途中遭遇多重艰险，不尽辛劳，但诗人始终向我们展示的是达斡尔人的顽强和不屈。而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奋力对抗的过程中，难夺的志气、面对困难险阻不退却的大无畏气概，既是这首诗作着力表达的思想核心，是达斡尔民族在天地之间安身立命的生存观，也是达斡尔民族千百年来能在凶险的生存环境中得以繁衍生息、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赴甘珠尔庙会》在艺术表现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描写详略有致，剪裁得当而张弛有度。其详处运墨如泼，略处则惜字如金。前面说到，达斡尔人往返甘珠尔庙会耗时数月之久，从地域来讲，路途漫漫，从故乡到甘珠尔庙会，空间十分广阔。如此丰厚的表现内容，诗人有意择取并浓墨重彩地描摹了征途的艰辛与庙会观感，而行前准备、返程回乡则数语带过，从而造就出全诗收放自如、疏密相间的艺术效果。
继敖拉·昌兴、玛孟奇之后，钦同普是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史上又一位影响重大的文人。但由于生活环境和个性气质的差异，在诗歌内容和艺术风格方面，他们有着较大的不同。如果说敖拉·昌兴的诗歌特别是他的巡边诗，慷慨为国，激情奔涌，以大量的事实“补史之不尽”，玛孟奇的诗歌则转向世俗生活天地，颂扬了达斡尔民族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与之相比照，清贫自守的钦同普对社会下层百姓和劳动者有着更广泛的接触和深刻的感受，因而，钦同普的诗歌在题材取向上更具现实感，贴近于诗人自身的生活，所描写的对象基本是达斡尔人最平常、最易见的劳动生产与生活如耕耘庄稼、砍伐木材、捕捞鱼虾等，且极善于在此间寻找和发现生活乐趣。这是钦同普为达斡尔族文人书面创作所增添的新主题。可以说，在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史上，以自身生活为创作题材并真切写出农耕、伐木等劳动者艰辛与困苦的，钦同普是第一人。
钦同普（1880—1938），又名乌尔恭博，汉名庆元，字同普，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钦同普家境贫寒，未能上学读书[27]，自学成才，通晓汉文、俄文和满文，曾任骁骑校、佐领总管署笔帖式。钦同普是一位极有抱负的才士，虽出身寒微，却不甘位卑，曾尝试在仕途中有所成就，却终不为当朝所用。可幸的是，他的不幸身世和坎坷遭际，却促成了钦同普的文学成就。学界认为，钦同普创作的“达斡尔乌钦很多”[28]，但目前被认定的诗歌作品有《捕鱼歌》《伐木歌》《耕田赋》《读书篇》《酒戒》《色戒》《财戒》《气戒》[29]八篇。钦同普另著有汉文史著《达斡尔民族志稿》[30]一册，该书展示了达斡尔民族的历史和独特的风俗人情。
反映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叙说达斡尔人民“无边无际”的苦难与艰辛，表达对劳动者的深切同情，是钦同普诗歌的重要内容。诗人在《耕田赋》中，以“生活多磨难/衣食住行俱费神”真切地呈现了农家人的生存状态。而到了春耕时节，为了多打粮有个好收成，不仅耕种者，就连耕牛也是“汗淋淋”，最使人难熬的是炎炎烈日下的“汗珠滴滴湿禾苗”“蚊虫叮咬如锥”的夏锄。经过“清晨露水湿透衣/污泥雨水溅满脸”，耕种者终于迎来了“一片金闪闪”的丰收季节，然而“血汗浇灌的果实/换来的钱却很少”，因为耕种者的收获“都被官老爷拉走”，苛捐杂税也逼上门，末了还要遭受奸商的压价与诓骗。农家人受的苦真是说也说不完，而那些“白音”（富人）和有权有势者却不劳而获，过着浮华、奢侈的生活。不仅如此，弯腰曲背、饥饿劳累的农家人还要忍受精神摧残和欺凌，“说我们无知又无才/遭受‘庸碌之辈’的谩骂”，只因他们是流血流汗的劳动者。诗人对耕种者遭受的“万般血和泪”表现出极大的轸恤之情，“五谷与杂粮/轮番播田里”，“从春到冬苦奔忙/手脚磨破皮肉伤”，实景实情生动逼真，诗人呼吁并渴求世人给予“劳苦又功高”的劳动者理应的同情与理解。这是诗人“将农夫的苦编乌春”的预期，也是诗人的真切感受。钦同普的另一首诗作《伐木歌》也同样传导出对“卖苦力谋生”的伐木者的极大同情。诗人以伐木为生者“迈开大步向前走/隐入密密深树林”开笔，写出了伐木者“潜入阴森森丛林”劳作的种种艰辛，走入森林的最初就要提防和躲闪令人心惊的飞禽猛兽，接下来就是左劈右砍向前移，“漫山遍野竭力砍”，直到饥肠辘辘、腰酸背痛“疲如驽”，才得以“密林叶簇阴影下”，放开歌喉“唱支山歌暂欢娱”。诗人还以“唱我伐木辛劳情/抒我疲乏苦衷肠”等质朴自然的诗句，将伐木劳动者欢乐表层掩抑下的悲哀表现得相当真切。诗人在农耕、伐木生活的描写背后，既有劳动者与为官者两种生活的对比，亦蕴含有诗人对理想人生的执着追求。
达斡尔族是一个农牧并举、渔猎与伐木、采集经济兼容的民族。其中，渔猎是达斡尔族最古老和主要的生产活动，在达斡尔族的传统经济结构中始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积累了异常丰厚的渔猎经验，掌握了多种捕鱼的方法和技巧，如冬天的凿冰捞鱼、非冻期的铁叉戳鱼、箅网罩鱼等。这在钦同普的《捕鱼歌》中有相当逼真的描写，可谓是达斡尔人捕鱼知识和经验的集大成者。这首《捕鱼歌》，较之《耕田赋》《伐木歌》的不平之气和难以抑制的怨愤有较大不同，在艺术风格上，《捕鱼歌》清新、恬美，充溢着乐观向上的意趣，为达斡尔族文人创作建立起一种新的审美范式。诗人先是以细腻的笔触描写达斡尔人捕鱼的方法和技能，为我们提供了达斡尔人生动、有趣的捕鱼画面。春天降临“河冰化开雪消融”时，达斡尔人便开始备齐工具到“河滨之上”去捕鱼。诗人还对捕鱼者的各种情态予以传神的刻画：用鱼竿捕鱼者“安心静坐江岸边/专等沿江上溯鱼”；手持鱼叉捕鱼者“酷似鱼鹰立船上”，待到鱼儿游来便手疾眼快将“鱼叉飞去”；而身背鱼罩者“常在浅水河滩行”，瞄准觅食的鱼儿“急扣鱼罩准能赢”；还有那些手提鱼兜、拿甩网、身背拖网的捕鱼者，各有技巧而且“方法妙”。除了使用不同的工具，要想捕获不同的鱼类，渔猎者还要具备相当的智慧，好在先辈留下了丰富的经验，“要捕鲤鱼和鳜鱼/需到江里河中心”，“要捕赤梢、细鳞鱼/可在河边慢慢寻”。诗人的经验是，水草茂盛的沼泽中常常是鲫鱼生活的地方，而“深渊漩涡”才能捕得鲮鱼或狗鱼。河湾之处则需要捕鱼者慢慢搜罗，鳟鱼、淮鱼和鲶鱼都有可能在此收入囊中。诗人认为“捕鱼虽然很辛苦”，但其间的乐趣也是无穷而“难尽说”的。因而达斡尔人捕鱼“一年四季无停歇”。于是，诗人笔下就有了严酷冬季“邀集亲朋好兄弟”撒网捕鱼和互助协作。因为是冰封期，所以集体的力量显得尤为重要，“你拉我牵相跟随/哪顾寒风刺骨髓”，冰面上默契的集体拖网劳作甚至让人们“你吆我唱兴致浓/忘却干渴与冻馁”。捕鱼者的千姿百态，使读者如亲临捕鱼之乐之中。这种温情和谐的欢乐景象，也让这首叙事诗在没有主线索和重大事件的串联下依然生动引人。诗人无论是对捕鱼技能、鱼儿种类的如数家珍，还是对捕鱼动作的熟稔于心，显然都是基于对所属民族劳动生产生活的亲历。除了体现达斡尔人聪明才智的捕鱼技能外，诗人还对劳动之乐和先人智慧表现出由衷的赞赏和感恩之情。在诗人笔下，捕鱼即劳动之乐也是异常动人的，它没有劳作之苦，反而像是一出充满乐趣的游戏，对捕鱼之乐的抒发也是诗人的创作目的之一。诗人在开篇就以“从未捕过鱼的人/哪知其中的奥妙”，揭示出捕鱼在达斡尔人的生活中可谓最大乐事。诗人饶有兴味地描述捕鱼的工具、方法和窍门，不过是在具体而形象地展示出捕鱼之美、捕鱼之乐。乐观向上的达斡尔人，即便是冰冻三尺依然“身背渔网不畏难”，甚至快乐地忘记了饥渴和疲劳。诗人还不失时机地表达对先人的感恩之情。诗人在完成鱼叉、鱼兜、鱼罩以及甩网、拖网等捕鱼用具的真切描写后，很自然地想到先人的赐予，“祖先发明的捕鱼方/样式齐全办法妙/祖先传下的打鱼计/机灵巧妙且周全”。接着诗作的情脉又由感恩流淌至先人恩泽对当下达斡尔人生存的巨大意义，“现今江边打鱼人/仍循古人捕鱼经”。诗人对先辈的感念之情，真实、朴素且直抵人心。
劳动生产生活之外，钦同普对文化知识和教育即达斡尔人的精神生活，也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叙事诗《读书篇》细腻地描述了一个达斡尔少年的求学经历。它的意义在于，诗人对求知求学问题的思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达斡尔民族对文化教育的推崇。诗人首先强调求知在人一生中的意义，并详细描写出“我”渴望上学读书、对读书者心生羡慕，是因为看到学生们受到知识的熏陶后气质非凡、意气风发，“衣着清洁又整齐/进出有序纪律好/尊敬师长讲礼貌/令我钦佩又羡慕”。朗朗不绝的读书声更是打动了“我”的心，于是向父母双亲表达一心向学的请求。诗人的父亲显然也是崇尚知识的长者，对文化知识的重要价值也有清晰认识，“学到知识和本领/人生一世有收益”，“学问若能求精深/好似灯盏放光明/人生倘若没文化/好比一个睁眼瞎”。接着父亲又教诲去学堂的仪礼，从师长同学的相处之道，进而具体到进学，父亲更有详细布置，“扬长避短人为镜/弃恶从善是非明”，“胆怯懒惰无为性/狠心改掉修良习”。这些教诲无论是对知识力量的宏观把握，还是对求学准则的金玉良言，其实都显现着达斡尔民族对文化知识以及家庭教育的重视。诗人还以相当篇幅的心理描写，展现了一个农家子弟颇为真实、生动的内心波澜。“我”因为对知识的重要性有了明确的认识而诚惶诚恐地上学堂，认真读书，反复吟诵。但对于一个刚刚进入校园的孩子而言，接受教育的过程还是充满着艰难，“计数运算最费脑”，“每当学习不如人/心焦难熬急如焚”。与学习的艰难相比，让“我”难以接受的还有同学的讥讽，当“我”克制着自己的情感波动而努力忍让时，却又被顽皮淘气的同学认为是软弱愚拙。在这种不为身边人所理解的情况下，同学们高谈阔论时，“我”只能“低首静坐我寂寂”，“同学起哄逞凶猛/背转头脸速躲避”。这些心理与情感是符合一个孩子的实际的，尤其符合一个新入学又求学经历坎坷、自我期许极高的孩子的内心状态。另外，这首诗作的价值还体现在诗人对道德修养、文化知识的重要性、读书启蒙及读书心得的书写。诗人在入情入理地指出“勤读多研习”史书典籍的重要性的同时，还指出如何根据自身优长走入历史典籍，获得真知、完善人格，“若想懂得更多礼”和端正自己的行为，“五经需读滚瓜熟”，诗人关注的是通过“读书”修养正身。诗人对修身与获取知识的关系也有准确把握，修身要通过博览群书和精读圣书才能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之上，诗人又以孔夫子的弟子及贤达人士曾子、孟子为实例，标示出效仿的楷模。而拓展知识面、潜心练笔墨，最终还是为了解决“精通世事理”。于是，诗人开始从生存层面探求知识的意义和作用，“人生在世路途遥/福祸相依寻常事”，尤其是“你追我逐名利场/常使人们把苦尝”，古往今来的贤士为此而“浮沉”，但用功读书掌握了知识，便有所不同，因为学古通今让人们可获得“皆可预料未来事”的智慧，而且还能“学会选择奋进之方”。诗人从最初对人生有涯而读书无涯的困惑，自然过渡到对有涯人生的思考，不经意间又转向对深层问题的哲思，从而极大地深化了诗作主题意蕴的表达。
之外，钦同普还写有《酒戒》《色戒》《财戒》《气戒》等以劝善戒恶为内容、以道德教育为目的的劝诫诗。出身于社会底层的钦同普，切身感受到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但没有力量去改变它，找不到正确的途径挽救它，只好求救于“读书学习”，求救于自身道德的完善。这是钦同普诗歌的又一贡献。在钦同普看来，“酗酒气盛贪财色/乃是人生四大忌/人在世上活一生/处处都会碰上它”，所以诗人“良言善语来规劝”，“若能如此勤思考/修德之本可抓牢”。在诗人看来，酒不过是穿肠的毒药（《酒戒》），而美色既是刀枪又是剑，“常在笑语之中砍伤你”（《色戒》），贪图钱财危害则更大，它会让人失去“忠爱仁义心”。但诗人并不认为“多挣钱”是坏事，“生活当皆需用钱/谁曾说过一个不”，只是“倘若贪财过了头/名誉就会丢一边”，所以钦同普规劝人们“钱财来路要清白/非分所得不可要”，每一个铜板都应当是劳动流汗之酬报，“幸福只能苦中得”（《财戒》）。诗人还将人性易犯的四种错误即酒、色、财、气进行比照，得出如下结论，“酒色财气四大害/如若对比来观察/对人危害都一样/气之危害为最大”（《气戒》）。就此，诗人又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气之危害最大的原因就是“人的气血若过盛/理智难以驭感情”，“肝旺气盛易怒人/失败跌跤何其多”。有史为证，“周瑜才高气量小/功业未就寿命夭/过分傲慢好自夸/因仗势欺人身先倒”。可见仅凭意气行事且不能谨言慎行，结果只会使人常失误，导致局面难以收拾。诗人还以“野火”“洪水”作比，重申了任性使气难于预防并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暴躁脾气不收敛/事后将似野火烧/发火之时不控制/犹如洪水实可怕”。整个分析有理有据，层层深入，鞭辟入里。诗人还进一步指出根治此症的关键在于自身，“预清四害之方法/应从自己身上找”，认为接受文化知识的熏陶，“遵守仁义与理义”则自然可以管束自己，平息心头气焰、不会逾越限度，也可以培养温顺和气的性格。表面看来，钦同普的这些诗歌所表述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琐屑之事，但深入思索便能体会其中蕴含的深刻道理。钦同普写作诗歌的目的也是相当明确的，预计到它们会在达斡尔族群内传唱和流传，“编首乌春供诵吟/词句虽粗欠精巧/请君切勿欲跟随/敬请指正唱高明”。如此预设显现出诗人的良苦用心，也让人推想出钦同普对达斡尔族众克服凡俗人生中的诸多“癖病”，培养正直、高洁的品性，谨守礼仪以及文雅大量、明晓事理的期许与憧憬。
在达斡尔族文人书面文学创作中，孟希舜、金荣久的诗歌也值得我们关注。孟希舜（1901—1968）早年创作的诗歌《养马篇》[31]反映的是与达斡尔族劳动与生产生活发生着密切联系的“养马”问题，表达了诗人对达斡尔民族生活的真切关怀。诗歌之外，孟希舜的贡献还在于，他曾利用公余时间深入民间，搜集了许多文献资料，并于1953年整理、编印有《达斡尔族乌春辑录》一册。这部诗集共收有敖拉·昌兴、玛孟奇、布库高勒、孟庆元（钦同普）以及佚名作者的诗歌42首。其中，收录以满文创作的诗歌7首，以满文字母记录达斡尔语的诗歌35首，另收录有孟希舜的诗歌新作2首。孟希舜编撰的这部诗歌集，对学界研究达斡尔族书面文学有着重要的参鉴意义。
不同于其他达斡尔族文人，金荣久（？—？）诗歌创作的特出之处在于，他是在生产劳动之余写作。金荣久现存诗歌有《狩猎诗》《观黑龙江额尔古纳河流域》《即兴诗》等，他还用满文字母记录了《思念远戍伊犁之亲人》（佚名）[32]这首创作于18世纪的叙事诗作。这首诗歌描写了一位达斡尔族母亲思念远赴新疆伊犁驻守边防的儿子的心情，它首次以一个母亲的视角，反映了清乾隆年间长达半个世纪的远征新疆的战争带给达斡尔族众的深重灾难。
总括而言，达斡尔族文人书面文学的重大价值在于，它筑起了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的基石，丰富了达斡尔族文学的宝库，而且对达斡尔族后世的影响也是深广的。首先是文人诗歌中所表现、推崇的高洁的人格力量。敖拉·昌兴“犹如狂啸猛虎”般的自信，“蝴蝶颜色百般丽/天涯无处不可栖”的潇洒风采，“今日能享山水乐/世人议论奈我何”的孤高狷洁，玛孟奇展示给我们的顽强不屈、勤勉发奋的生存精神，钦同普锐意进取的志向，孟希舜关爱劳动者的抱负，金荣久朴素感人的普世情怀，至今为达斡尔民族所尊崇。其次，达斡尔族文人书面文学更为久远的影响是在思想情操方面。他们系念国家安危和领土完整，同情达斡尔族众与劳动者的疾苦，勇于抨击社会黑暗与不公，求救于知识并以此完善自身道德修养的教育理念，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在形塑达斡尔民族性格、情感和道德取向方面，都有着相当重要的价值意义。
[1] 莫力达瓦旗概况编写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概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2] 丁石庆：《清代达斡尔族与满族民族关系述略》，《满族研究》1992年第1期。
[3] 丁石庆：《清代达斡尔族与满族民族关系述略》，《满族研究》1992年第1期。
[4] 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页。
[5] 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8页。
[6] 丁石庆：《论清代“达呼尔文”的历史文化价值》，《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年第3期。
[7] 恩和巴图：《19世纪达斡尔人使用的文字》，《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8] 敖拉·昌兴的名字，在相关文献资料中有多种写法，具体有：敖昌兴、昌兴、常兴、芝田、治田、昌芝田、阿拉布坦、拉布坦等。现当代民族学家及相关专家、学者普遍以“敖拉·昌兴”这一姓名相称。
[9] 奥登挂：《达斡尔族的书面文学——“乌钦”》，载敖·毕力格主编《达斡尔族文学宗师敖拉·昌兴资料专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815页。
[10] 敖·毕力格主编：《达斡尔族文学宗师敖拉·昌兴资料专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668页。
[11] 吴刚主编：《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译注（达斡尔族、锡伯族、满族卷）》，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
[12] 郭道甫：《呼伦贝尔问题》，载达斡尔资料集编委会、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编《达斡尔资料集（第一卷）》，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306页。
[13] 相关研究资料与成果证实，敖拉·昌兴以两种文学形式展现了他的两次巡边活动，一是用散文写出《官便漫游记》即《呼伦贝尔地方佐领昌兴巡查额尔古纳河及黑龙江边境见闻录》。除该文的后半部分未找到外，其余部分已保存下来并汉译出版，详见敖·毕力格主编《达斡尔族文学宗师敖拉·昌兴资料专辑》。二是用“乌春”记写了巡边历程及所见所闻，即《巡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流域》。
[14] 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两国订立《尼布楚条约》，“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此处成为“待议地区”。咸丰八年（1858）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乘英法联军侵略中国之机，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割去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大片领土，乌第河地区遂成为俄国属地。
[15] 吴文衔、李士良：《清代官员巡查东北边境的记录》，载敖·毕力格主编《达斡尔族文学宗师敖拉·昌兴资料专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793页。
[16] 崔荣、包薇：《达斡尔族诗歌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17] 治安（1805—1882），亦写作志安，又名富明阿，袁姓，瑷珲汉军正白旗人。1827年随清军征讨新疆喀什噶尔，升任佐领。
[18] 六合：指上下、东南、西北，泛指天下和宇宙。
[19] 崔荣、包薇：《达斡尔族诗歌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
[20] 奥登挂、呼思乐译：《达斡尔族传统诗歌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
[21] 奥登挂、呼思乐译：《达斡尔族传统诗歌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22] 楚尔罕：满语音译，集市之意。清朝廷规定，布特哈八旗每年每一壮丁须向清廷缴纳一张上好的貂皮。为选貂皮，每年农历五月举行集市。楚尔罕指定地点设在齐齐哈尔城西北音钦屯，后改在城北关。
[23] 布特哈：满语音译，意为狩猎、打牲部。它是清朝政府对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进行统辖的机构名称，也是这些民族当时所居住地区的名称。这一地区包括东起今天黑龙江省德都县，西至大兴安岭东麓，南由齐齐哈尔市至黑龙江北外兴安岭的广大地区。后机构无存，地域设置名称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而原来所说的“布特哈”只指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一带的达斡尔族。“布特哈”的发音，在达斡尔族群内也逐渐有了变化，转音为“巴特根”（batgan），亦写作巴特罕。
[24] 敖包：蒙古语音译，意为堆子，也写作“鄂博”“脑包”等。达斡尔族现以“斡包”相称，即由人工堆砌而成的“石头堆”或“木枝堆”。旧时遍布北方草原作为道路或境界的标志，后逐渐演变为祭天神、山神、路神以及祈祷丰收和平安幸福的象征。
[25] 塔文浅：地名，现属黑龙江省讷河市龙河镇。“浅”是达斡尔语音译，指众多的人或群体。“塔文浅”即指塔文地区的达斡尔人，是达斡尔族内部的他称。
[26] 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市的旧称。
[27] 有学者认为，从钦同普诗歌《读书篇》推断，他极有可能受过初级程度的教育。
[28] 奥登挂：《达斡尔族的书面文学——“乌钦”》，载敖·毕力格主编《达斡尔族文学宗师敖拉·昌兴资料专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815页。
[29] 奥登挂、呼思乐译：《达斡尔族传统诗歌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286页；塔娜、陈羽云译：《达斡尔舞春（钦同普诗选）》，载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达斡尔族自治旗文史》1993年第4期，第14—68页。
[30] 钦同普：《达斡尔民族志稿》，约成书于1938年，由东布特哈八旗筹办处出资铅印。
[31] 奥登挂、呼思乐译：《达斡尔族传统诗歌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
[32] 奥登挂、呼思乐译：《达斡尔族传统诗歌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