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研究政治思想史？

约翰·邓恩

究竟为何研究政治思想史？这是李汉松此书提出的最大一问。

任何一个人类社会要想在一段时间持续存在，则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安全并融洽地集体生存？直到今天，无人发明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能让社会全体成员得到同等的保护和满足。除非，或直到这种神奇的公式发明出来，任意规模的人类社会便必须生活在困境和困惑之中。社会的成员也会继续各持己见，剑拔弩张，苦苦辩论应该如何组织、制约彼此的生活。人类的集体生活是一个宏大的、时而令人焦恼的问题。今天，这一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依旧公然无解——当然这与自人类诞生以来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别无二致。数千年来，绝大多数人类对这一问题的反思都已无可挽回地流失了。鉴于这一问题仍然刺眼如旧，不少人依据一些基于现实的理由判定：费力复原这些过去的思考再无意义。这道判决到底有多令人气沮？这取决于一个社会平衡各股势力的方式。这一点在新冠病毒无情地扫荡全球后更加明显。当我们试图评价为何此次各地的经历如此不同，并且鸣响警钟时，我们或有意或无意，但不可避免地依赖着政治思想史馈赠予我们的直觉，尤其是地方性和暂时性思考的习惯。这一深层次的强迫性可能无法改变，只有蠢人才会认定它能帮助我们以史为鉴。

这部《对话录》形象地展现出了政治思想史学者们的不同见地。他们的争论在于：原则上来讲，我们能从思想史中学到多少？但更深刻的是：我们该如何从中学习？即便是良知上最谦逊甚至局促不安的那些人也曾暗暗认为，从中是能学到些有价值的事情的。

或许，政治思想史终究没有任何可学之处。更可能的是，经过漫长的岁月，学到的还是微不足道。如果真的无足可取，那么这将是一个苍凉的教训。但如果是后者，那必将令人惊诧万分：不论人类天才般的技艺和成就多么惊人，我们都没有能力系统性地、累积性地向自己学习如何与他人共处。现在也许已经晚了——但我们依旧盼望，一切尚且为时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