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习惯上称1840—1911年间的70余年历史为晚清史。晚清史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外国势力在华的存在。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赋予外国列强各种权益和特权，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长达一百余年的中外不平等关系。其影响所及，不光是外交，还牵涉中国的内政和各个领域。

法国是西方列强中与晚清中国发生关系的重要国家之一。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1年清朝覆灭，正是世界历史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法国与其他西方列强一起纷纷向远东扩张，使用武力敲开中国的大门，逼签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掠夺路矿利权，抢占势力范围。在晚清列强发动的五次对华战争中，法国单独发动的有一次，与他国联合发动的计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法国虽未参加，但在外交上均扮演了重要角色。法国公使与英国公使最早入驻北京，法国也是中国最早派驻使节的国家之一。法国是继英美之后最早在中国辟有专管租界（上海法租界）的国家，到19世纪末又拥有广州湾租借地，并以中国西南三省为其势力范围。法国还攫取了中国邮政管理权。在长江流域及中国其他地方，法国有可观的工商业利益，在东南沿海则有福州船政局。在对华企业投资和政府借款方面，法国直接和间接投资总数约占外国在华投资总数的1/5。除了政治、经济利益外，法国在中国还享有保教权，在这一领域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总之，法国在晚清中国对外关系中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鉴于法国在晚清中外关系中的地位，晚清中法关系史的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1935年出版的邵循正先生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利用大量中外文资料，特别是法国档案文献，从国际形势和中法两国政局的变化对中法战争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迄今仍是中法战争研究的一部经典之作。此前，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8年“新时代史地丛书”中也出版过一本束世澂的《中法外交史》小册子。另外，1950年史哲研究社曾出版过张雁深的《中法外交关系史考》一书。然而，由于受语言和资料条件的限制，国内学术界有关晚清中法关系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中法战争和法国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关系这两个专题上。在中法战争方面较新的研究成果有黄振南的《中法战争诸役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中法战争管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廖宗麟的《中法战争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在法国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关系问题上，代表性的论文有张振鹍的《辛亥革命期间的孙中山与法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辛亥革命期间的孙中山与法国》（续篇）（《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吴乾兑的《1911年至1913年的法国外交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

在中法关系综合研究方面，国内学术界虽有两本著作问世：杨元华的《中法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和鲜于浩、田永秀的《近代中法关系史稿》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但杨书系在作者的《从黄埔条约到巴拉迪尔访华》（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上改编而成，重点在当代中法关系，晚清中法关系仅占52页的篇幅，参考中文研究成果和文献写成，为普及性读物。鲜书虽然有些内容涉及晚清中法政治关系，但全书偏重中法经济和文化关系，并且该书有关晚清部分内容也基本利用相关的中文资料和研究成果，未能利用法文档案和文献。

就法国学界来说，受法国汉学研究传统的影响，很少有学者专门从事有关晚清中法关系史的研究，只有个别学者做过一些专题研究。如梅朋、傅立德著《上海法租界史》（倪静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为一部研究上海法租界史的专著。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黄庆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为一部研究1842—1856年间法国对华传教政策的专著。另外，受中国学界的影响，一些学者就法国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发表过一些专题论文，如巴斯蒂的《法国外交与中国辛亥革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4辑）、《法国的影响及各国共和主义者团结一致：论孙中山与法国政界的关系》；白吉尔的《二十世纪初法国对孙中山的政策——布加卑事件（1905—1906）》（后两篇均载《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要之，既往中外学界的研究成果，与晚清中法关系的重要性相比，是不相称的，亟待加强。

本书较为广泛地挖掘和利用中法文外交档案和文献资料，就1840—1911年70年间中法关系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以期为推进晚清中法关系史研究尽绵薄之力。需要说明的是，鉴于中法战争史既往学界已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出版了许多论著，目前本人在这一研究领域并未有新的突破，而本书又非一部中法关系通史著作，故本书未将中法战争专列一章加以论述。

全书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鸦片战争前后中法不平等关系的确立，内容涉及法国国王特使真盛意、海军部“埃里戈纳”号舰长士思利和新任法国驻广州领事拉第蒙冬等人的“冒牌”外交，以及拉萼尼使团来华谈判和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并对早期中法关系做了扼要追溯，指出士思利、真盛意和拉第蒙冬的在华活动，虽然彼此不和，各行其是，并都超出了法国政府授权的范围，但他们所提的一些对华政策和主张后来却为法国政府所采纳，他们的活动还使当时的清朝官员对中法之间签订条约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从而为不久中法较为顺利地签订《黄埔条约》奠定了基础。拉萼尼使团的来华和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以及有关教务的谈判，则标志着法国的对华政策实现了从窥视到加入侵华行列的转变，它不但为法国在中国获得了与英、美等国相同的特权，而且获得了在中国的保教权，从而确立了法国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对后来的法国对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打开了近代中法不平等关系之门。

第二章对于法国为何与英国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法国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和法国与英国的关系等做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指出马神甫事件只是法国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种借口，法国参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既有政治动机，也有经济考虑，以及外交政策自身的延续性。在1856—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中， 1857—1858年第一阶段法国参战兵力有限，1860年第二阶段实际参战兵力则几乎与英国相当。但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法军都是卖力的，给予英军有力的配合。在外交上，法国则与英国在合作的同时展开激烈竞争，以弥补军事上与英国相比所处的劣势。法国与英国竞争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拉拢俄、美等国，以牵制英国。法国与英国虽然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但是联合侵华仍是这一时期法国对华政策的基调。而法国的参与，也使清政府“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难以实现。这次英法联军之役，为日后列强公开联合武装侵华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第三章对法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态度和反应做了深入的考察，并分析其动机，指出法国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后一再宣称在朝鲜问题上没有直接利益，表面上持观望态度，实则法国一开始就将中日战争视为巩固法俄同盟和进一步侵略中国西南边疆的天赐良机，乐见中日开战，并始终与俄国保持一致立场，抵制英国在调停中扮演主导角色。在战争胜败趋于明朗和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暴露之后，法国从观望走向干涉，积极参加俄、英、法和俄、法、德三国干涉行动，以维护欧洲整体利益和巩固法俄同盟，防止日本取代欧洲主宰中国，劝说俄国和欧洲相关国家警惕日本占领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严重后果，同时从中国索取回报。在三国联合干涉还辽过程中，法国捐弃与宿敌德国的矛盾，尽力调解德、俄分歧，维持三国的共同行动，积极争取英国、西班牙等国的支持，并主张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满足日、俄两方的要求，以促使辽东问题尽快解决。

第四章就中日甲午战争后法国的对华政策演变做了细致考察和深入剖析，指出19世纪末的门户开放政策，长期以来被学术界视为英、美特别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其实，“门户开放”与“势力范围”一样，很大程度上是当时列强面对的一个共同政策选项。尽管法国内部围绕这两个政策曾出现三种不同意见，但它们彼此并不完全对立和矛盾。法国政府对美国三次门户开放照会的反应和积极态度，表明它最终采取了在维持自己势力范围的前提下支持和拥护门户开放政策。法国拥护门户开放政策的动机，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在列强瓜分中国势力范围的竞争中未能取得优势地位，不满足于既得权益，期待借助门户开放政策扩大法国在华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促成列强共同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同时防止其他列强乘机获取中国领土。“势力范围”和“门户开放”对法国政府来说，只是两种不同的侵华方式，彼此并不矛盾，各有其目的和用途。

第五章从近代中外关系史角度，就上海第二次四明公所案发生的背景与经过、中法之间的交涉、英法之间的矛盾与妥协、上海法租界的扩界等问题做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指出第二次四明公所案并非近代化市政建设与落后的国民意识和风俗习惯之间的矛盾，而是当时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势力范围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交涉过程中，清政府利用“地方外交”和“以夷制夷”策略，虽然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为中央政府减压的目的，抵制了法方的一些侵略要求，使得法国政府最终放弃浦东和南向的扩界图谋，但“地方外交”和“以夷制夷”策略的作用是有限的，不但无法实现清政府的愿望，反而使清政府的外交显得进退失据，最后落得被夷协谋、得不偿失的结局。英、法等列强在瓜分中国势力范围过程中虽然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但他们最终都会以牺牲中国的利益达成妥协。

第六章对义和团运动时期法国的对华政策以及它在军事、外交上所扮演的角色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指出法国作为在中国传教势力最大的国家，它在最初促成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过程中，扮演了元凶的角色。在1900年6—8月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和北京的联合军事行动中，法国在军事上与其他列强保持一致，派兵参加了联军的每一次军事行动，在镇压义和团和武装侵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外交方面，法国所起的作用更加突出。在各列强之间，法国极力协调各方立场，不时为侵华行动献计献策。法国最先建议列强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以便从根本上削弱清政府的抵抗力量。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法国虽然与俄国存在同盟关系，并在一些问题上与俄国保持一致，但其对华政策并不完全被法俄同盟所左右，而是把维护列强的联合置于对华外交的最优先地位。

第七章对义和团运动时期列强在上海的驻军，特别是撤军问题，做了深入考察，并对列强在长江流域的激烈竞争及其对他们在华政策和彼此关系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做了剖析，指出义和团运动时期，列强围绕上海驻军和撤军问题展开的交涉，一方面反映了上海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具体揭示了列强之间的矛盾，是19世纪末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一个延续。英国最早提出上海驻军问题，显然将自己视为上海和长江流域的主人，而德、法、日等国的驻军要求和提出的撤军条件及其他列强的反应，无疑否定了英国在上海和长江流域的特殊地位，一定程度确定了上海是列强的共同“乐园”这一事实。因此，上海驻军和撤军问题是义和团运动时期英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失败之举，表明随着德、法、日、俄、美等列强在华势力的扩大，大英帝国的优势地位正在逐渐丧失，英国并不是上海和长江流域的惟一主人。

第八章对清末最后10年间法国对中国政局的反应做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和分析，指出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活动地区正是法国的势力范围及法属殖民地越南，这就使得法国政府较早与革命党人发生较多接触和联系。法国政府最终选择与清政府合作取缔革命党人在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从事革命活动，主要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同时害怕革命者的活动影响越南人民起来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从而引火烧身。法国驻华外交官和法国政府虽然看到中国社会危机四伏，但站在法国的立场上，他们对中国国内掀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民众的起义充满敌意，没有意识到同时也不愿看到清朝政府在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中覆灭。因此，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法国虽然在革命军与清军交战中持中立政策，但并不愿意看到革命党人夺取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家，其立场明显站在旧势力和旧政权一边，支持袁世凯北洋政府。

总之，作为欧洲大国，法国在晚清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也体现出自己的特点。作为“教会的长女”，法国在侵华过程中特别重视谋取和维护天主教在华利益和特权，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通过中法《黄埔条约》和《天津条约》获得在中国的保教权。其次，将对华政策与法国印度支那殖民扩张战略紧密结合。为配合和实现其印度支那大战略，法国不但单独冒险发动中法战争，且在后来中日甲午战争、瓜分势力范围及对清末政局的反应中，都将其作为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考量。最后，法国在对华政策上坚定奉行欧洲中心主义。在侵华过程中，法国与其他列强虽然也存在利益冲突和矛盾，但始终将维护列强的一致、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利益与团结置于优先地位，以牺牲中国利益来最大限度地贯彻其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这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都有明显表现。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历史具有巨大惯性，在今日中欧和中西关系上，我们仍不时看到19世纪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继续影响和干扰中法和中欧关系的良性互动和发展，这是很值得所有相关国家加以警惕和反省的。揭示历史伤疤，不只是为历史而历史，更不是制造历史仇恨，而是为了汲取历史教训和智慧，增进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改进人类社会的相处之道。这也是我撰写本书的初衷之一。希望世界能更友爱、更美好。

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作为晚清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法国政府形成和保存了大量相关的档案文献。但受语言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既往国内学界利用不多，以致中法关系史在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成为一个“冷门”、薄弱的领域。本书的研究得以完成，在晚清中法关系史领域有所推进，主要就得益于数次赴法访学，搜集了大量一手的法文档案资料，其中有不少系首次挖掘和利用。但受时间和精力所限，还有些专题资料未及搜集或消化，期待有兴趣的学者继续这一研究工作，共同推进国内的中法关系史研究。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清中法政治关系研究（1840—1911）》（批准号08BZS038）的最终成果。在此，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本项目研究与拙著的出版提供经费资助与学术支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领导、同事在本项目研究过程中给予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欧洲处和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为本人赴法查阅资料提供交流机会与资助；感谢法国汉学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教授、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院士和法国外交部档案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兰西学院、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工作人员的热情帮助；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的宝贵支持；感谢黄春生先生审读拙稿并提出宝贵建议；感谢责任编辑吴丽平女士认真细致的工作和在配图方面提供的热情帮助；感谢各位亲友的支持、帮助与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