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先秦以降，伴随书法空间的嬗变，书法作品的意义结构发生着持续的变化。北宋书法的独特性在于，在一种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氛围中，重建“斯文”成为朝野认同的文化目标，从而也对士大夫的书法传统视野与书法观念产生了直接影响。苏轼，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化领袖，引领了书法复兴的潮流。尽管从全部书法史来看，宋代也许不是中国书法最辉煌的时代，但在11世纪，书法尤其是苏轼书法，却无疑具有充沛的思想活力，这在书法史上并不多见。

苏轼一生的宦游呈现为一个宏大的文化地理结构，相关的书法作品是这一地理结构的表征。“苏氏题刻几遍天下”，苏轼具有高度自发性的众多题名、题字及诗文题刻，是北宋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天下”意识——乐观的文化态度与远大的文化抱负的镜像式呈现。以山水赏会为基本主题的题刻是苏轼将外部自然人文化的重要方式，这与其时作为探索外部世界成果的绘画再现高峰的出现，具有互文性。

在北宋，书法向物质性空间大规模扩张。由于士大夫纷纷追求和显扬入世价值，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士大夫私人建筑物是这个时代重要的人文景观。而无论这些建筑物是具有公共性还是具有显著的私人性，都因书法作品的存在而文本化了。

苏轼卓越的文学与书法成就，使他的书法文本成为一种强势文本，从而赋予了由他所开辟或定义的建筑物空间以独特的人文意义。作为士人纪念碑的建筑物与相关书法作品，表征了一种政治—文化上的“全景视觉”，这种“全景视觉”，正是无所不在的书法活动所持有的价值主张。

礼乐教化意义上的开疆扩土也是北宋重要的文化成就。书法艺术自古就具有教化功能，苏轼特殊的人生经历，即他的长期迁谪使其书法成为一种教化实践。苏轼对此有着充分的自觉。就内容与形式而言，苏轼在岭南的书法活动是以审美教化和传播士人价值为显著特征的，所谓“沧海何曾断地脉”，岭南时期的苏轼书法，有力地推动了在地山川风物的人文化。而广阔的空间感知与超迈的精神境界也是苏轼书法取得高度成就的原因，时人“挟大海风涛之气”的评论，揭示了苏轼书法的这一精神图像。

苏轼书法作品的广泛传播，离不开特定的物质条件。这首先是一个媒介问题。在石刻发达的宋代，书法通过石刻媒介进入了多维的书法空间。而纸质媒介亦具有同等的空间意义，不同内容和形式的书法作品，如唱和诗、尺牍、题跋等，在时空建构上呈现为一种“唱和诗文本”。大规模的唱和活动既是北宋广阔文化空间及“济济多士”的象征，也是发达的书法交游网络的镜像。

就书法的终极价值而言，苏轼以及宋代士大夫对“书写不朽”有明确的意识，这种意识尽管有着久远的渊源，但仍带有北宋思想世界的某些烙印。在一个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苏轼的书写有着强烈的言志意味，以及传达独特审美经验的意识。这是一种关于“斯文”不坠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