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缘起及意义
天宝十四载（755）爆发的安史之乱，给唐王朝一记重创，不仅使得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由盛转衰，更引发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社会变革。而懿宗朝的庞勋之乱，僖宗朝的黄巢、王仙芝之乱，更是为这个勉力支撑的王朝敲响了丧钟。大唐权威在战乱动荡中丧失殆尽，本来还在中央控制下的藩镇，也相继为李克用、朱全忠、李茂贞、杨行密、钱镠等人所侵夺，全国陷入四分五裂之中。天祐四年（907），哀帝禅位于魏王朱全忠，朱建号大梁，定都开封，正式宣告了唐帝国的覆灭。
然而旧时代的逝去，并不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相反，关于帝位的争夺却愈演愈烈。河东李存勖与后梁交战不休，终于在923年攻入开封，灭亡了后梁。李存勖以唐室中兴者自居，依旧沿用唐之国号。然后世史家对此似乎并不认可，依旧称其为后唐。李存勖建国不过四年，其义兄李嗣源发动政变，推翻其统治，登基为帝，是为明宗。唐明宗执政十余年后去世，其子李从厚即位，是为闵帝。明宗养子李从珂不服，起兵造反，又诛杀了从厚，占据帝位，是为末帝。之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向契丹割地称儿，借助其力量与唐末帝对抗取得胜利，建立了后晋。石敬瑭死后，其子石重贵与契丹交恶，为其所灭，后晋至此而亡，契丹辽太宗也班师回朝。敬瑭部将刘知远乘势而起，占据中原，建立后汉。刘知远建国不到一年便因病去世，其子承佑即位，是为隐帝。隐帝年幼，与朝中权臣斗争激烈，最终被郭威发动政变，兵败生死。郭威也因此建立了后周，三传至恭帝宗训，为大将赵匡胤所篡，后周至此而亡。赵匡胤建立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长期稳定之帝国，这种帝位递嬗频繁的局面才为之一变。史家将此前北方中原地区建立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政权，统称为“五代”，又将南方建立的杨吴、南唐、吴越、前蜀、后蜀、王闽、马楚、荆南、南汉以及后周时割据河东的北汉等较小政权称之为“十国”。五代自天祐四年朱全忠建国，至显德七年（960）赵匡胤政变篡位，不过五十余年，却有五朝十三帝，十国帝位异动也毫不逊色。这一时期政权更迭之频繁，可谓史上罕见。这种“黑暗”的乱世，受到宋人广泛批判。欧阳修在其《新五代史》中多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本纪最后一篇史论中，他称：“呜呼，五代本纪备矣！君臣之际，可胜道哉。梁之友珪反，唐戕克宁而杀存乂、从璨，则父子骨肉之恩几何其不绝矣。太妃薨而辍朝，立刘氏、冯氏为皇后，则夫妇之义几何其不乖而不至于禽兽矣。寒食野祭而焚纸钱，居丧改元而用乐，杀马延及任圜，则礼乐刑政几何其不坏矣。至于赛雷山、传箭而扑马，则中国几何其不夷狄矣。可谓乱世也欤！”[1]司马光也称：“肃、代以降，方镇跋扈，号令不从，朝贡不至，名为君臣，实为讐敌。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纲颓绝，五常殄灭；怀玺未煖，处宫未安，朝成夕败，有如逆旅；祸乱相寻，战争不息，血流成川泽，聚骸成邱陵，生民之类，其不尽者无几矣。”[2]类似批评尚有不少，兹不一一列举。可见在宋人看来，五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乱世”。
正因此，五代自然也就受到当时士大夫的轻视。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司天考》中直称：“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3]南宋太常博士倪思提及当时论史风气，也称：“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为非盛世而耻谈之。”[4]这种风气甚至影响到了今天。从已发表成果来看，五代史的研究不仅远较汉唐史为少，就连宋人所“耻谈之”的三国、六朝史的研究，也比五代史多得多，宋元明清等朝就更不用说了。
然而今日的历史研究，自然不能如宋人一样囿于“盛世”“乱世”之别。无论治乱，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有必要加深对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认识。前人积累相对薄弱，这为今天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许多问题还需要重新进行细致梳理，才能揭示出历史的脉络与内涵。同时也说明这一时期还存在不少研究空间，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若能将其他时段惯用的视野、思路、方法运用到五代史研究之中，或许会收获不少新知。如有关历史书写的讨论，是当下中古史研究的热点话题，然而以往五代史研究较少运用这种视角。陆扬先生近年发表《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一文，其中多次强调传统史料背后的政治背景及文化竞争，导致冯道形象的改变，从而揭示出冯道并非当时士大夫的特例，而是其共性的体现。[5]这正是将历史书写这一视角运用到五代史研究中的典范。此例或可说明，即使如“冯道”这样一个五代史研究的老问题，若换一种视角、思路和方法进行思考，也能获得不少新知。五代史中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不少，都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如上所言，五代国祚短促，政权更迭频繁，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正因如此，五代诸帝相比汉唐承平天子而言，反而对自身正统性有更为迫切的诉求。汉唐乃至宋元明清诸朝，在天下大抵安定之时，多数情况下还是能保持皇位父子相传，交接之时较为平稳，也就无须过于强调自己法统的正当性。五代诸帝则有两个特点，一是即位者往往并非先皇所生，而是养子身份，如唐明宗、唐末帝、晋少帝、周世宗是也。二是皇位往往通过武力政变获得，交接相对较为和平的只有晋少帝、汉隐帝、周世宗三人。尽管安重荣喊出了“天子，兵彊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6]的口号；尽管五代诸帝也在很大程度上践行这句口号，但登上帝位者绝不能公开宣扬此点。他们更愿意强调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或来源于前朝先帝，或得之于天命，绝非依靠自身武力所侵夺。于是，有关政权正统性的诉求就凸显出来，成为这个时代需要时刻渲染的问题。这也是本书选取这样一个主题，从而展开对整个五代政治史考察的原因。
另一个需要强调的问题是，五代夹在唐宋两座历史高峰之中，很容易让人视为过渡阶段，甚至连禅位给宋朝的后周，也被宋人视为“无统”之朝。欧阳修在其《正统论》中称：“五代之得国者，皆贼乱之君也。……夫梁固不得为正统，而唐、晋、汉、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7]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凡例》中称：“无统，谓周秦之间、秦汉之间、汉晋之间、晋隋之间、隋唐之间、五代。”[8]近代学者也视其为唐宋变革的过渡期。[9]这种观点是对中国中世、近世进行长时段观察而得出的，极富学术价值。然而，如果我们将历史镜头拉近至五代各个帝王之上，则会发现他们之中绝无一人是抱着“过渡者”的心态来开展政治活动的。他们和历史上其他的帝王一样，都希望王朝长治久安，皇位江山永固。“五代”一词，虽是对该时段的精确总结，但当时帝王却并不希望自身王朝沦为五代之一。故而，将其从唐宋附庸中抽离出来，加强对五代自身具体政治问题的考察，就显得十分必要。
总而言之，五代在时段上处于唐宋之交的变革期，在具体政局上又有许多自身的特点，以往研究又相对薄弱。从正统性出发思考，将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这不仅能使我们更为清晰地观察到五代本身的政治生态，而且对加深中国历史由中古而近古演进历程的理解与认识也不乏助益。
二 国内外研究回顾
虽然上文提到五代史研究相对薄弱，但那是与唐宋研究相较而言，其本身绝对数量依旧可谓蔚然大观。本文不可能尽数介绍，下面主要分五代以前正统性研究、五代基础性研究以及与本文密切相关的学术史三部分作扼要回顾，以彰前辈学人之功绩。
（一）历代正统性研究
研究五代正统性，则需对之前历朝正统性问题有一个通盘之把握。对这一问题做出全盘细致考察的，当推饶宗颐先生的名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10]饶先生在对中国历代正统性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史学上的正统说，其理论依据具体有二：一为采用邹衍之五德运转说，计其年次，以定正闰……另一为依据《公羊传》加以推衍……由是统之意义，由时间转向空间，渐离公羊之本旨。然对后来影响至大。”[11]其所揭示的中国史学正统论由“时间转向空间”之变化，对本文写作极具启发意义。该书另一特点就是前为通论，后为资料，将史论研究与史料汇编结合起来，为我们搜罗相关材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具体到某一朝代正统性的研究还有很多，如汉代正统性研究，即有田延峰《汉王朝的正统地位与炎帝传说》[12]、李培健《西汉五德实行论考》[13]、陈坤《论 〈汉书·刑法志〉 所见之正统史观》[14]等。这些研究主要涉及五德始终说在汉代正统性问题上的体现。此外值得重视的，还有田余庆先生的名篇《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讨论》。[15]文章虽并不直接涉及正统性问题，却谈到了刘邦、项羽都继承张楚而来。相较于义帝，汉初更注重张楚的法统。这种将正统性与其他的政治、军事史结合起来思考的方法，正是本文所努力效仿运用的。
三国是秦汉帝国建立之后的第一个分裂时期。魏蜀吴三方都对正统性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其相关研究主要有：范家伟《受禅与中兴：魏蜀正统之争与天象事验》[16]、邓锐《魏明帝诏书中的正统观念初探》[17]、魏斌《孙吴年号与符瑞问题》[18]、王瑰《“中原正统”与“刘氏正统”——蜀汉为正统进行的北伐和北伐对正统观的影响》[19]等。
两晋南北朝由于北族入侵，民族矛盾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占据文化正统的南朝与占据中原的北朝，都在强调自身是汉魏政权的继承者。谁能继承汉魏法统成为天下之主，成为争论的主题。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即认为北魏之“魏”实际上就是曹魏之“魏”，国号由大代改为大魏，其实质就是北魏对曹魏以及汉家制度的继承。[20]又何氏《北魏末帝位异动与东西魏的政治走向》一文，则认为无论是北魏末的政局动荡还是东西魏的分裂，当权者都会打出孝文帝的旗号，主张自己是孝文帝的继承者，体现了其对法统的争夺。[21]川本芳昭《关于五胡十六国北朝时代的“正统”王朝》，讨论了所谓“五胡”的诸政权是如何在历史线索中寻求自身正统性的。[22]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一文，则认为北魏最初是以十六国的继承者身份而出现在德运次序中的。孝文帝改革，超越十六国，直接把北魏的历史与西晋接续起来，总结和结束了十六国历史，使北朝历史呈现出继承华夏正统的强劲态势。[23]王铭《“正统”与“政统”：拓跋魏“庙号”改易及其历史书写》认为北魏庙制改易的背后是政治权力的运作，作为王朝开国之君象征的“太祖”庙号的追尊，体现了北魏的中原正统心态以及对拓跋王朝政统谱系的建构努力。[24]
隋唐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年的分裂，使天下重归一统。然而南北长期分裂的矛盾不可能迅速消弭，统治者仍需对自身政权合法性做出解释。如王文学《“唐承汉统”说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强调“唐承汉统”说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理论意义在于，它为唐朝政权提供了超越合法性；其实践意义在于，它为唐代盛行的唐人慕学汉人风范的文化心态提供了理论依据。[25]吕博《唐代德运之争与正统问题——以“二王三恪”为线索》即从唐代二王三恪人选的争论入手，认为有关“二王三恪”的改设，以及关于李唐历运及正统问题的讨论，实际与各种政治集团势力消长密切相关。关陇集团式微的过程，也是朝野内外不断提出改辙唐代历运与“二王三恪”，并转而承袭周、汉与南朝不同主张的过程。[26]李丹婕《继承还是革命——唐朝政权建立及其历史叙事》通过相关史料的排比与释读，试图呈现高祖、太宗两代帝王在位三十余年间历史发展中具体而微的政治情境转折，及其引发的官方舆论策略、历史叙事风格的调整与变化，即由强调天命与出身，到颂扬革命与勋功，再到编织祥瑞与正统的三个阶段。[27]
安史之乱的爆发极大地冲击了唐王朝的统治，学术界也从各个角度讨论其缘起、过程及影响，其中不乏有关正统性的研究。如冻国栋《墓志所见唐安史乱间的“伪号”行用及吏民心态——附说“伪号”的模仿问题》，在分析了多方带有安史“伪号”的墓志后，指出之后的割据政权多有沿袭、模仿安史“伪号”的情况，其目的就是用“天”的观念来标示其政权的合法性，期盼其政权能在“天”的庇护下获得延续。[28]孙英刚《无年号与改正朔：安史之乱中肃宗重塑正统的努力——兼论历法与中古政治之关系》，认为唐肃宗使用高宗时使用过的“上元”年号，是在现实政治下的选择，有着驱除玄宗势力的意味，而其无年号纪年，则体现了其宗周的复古思想。这些举动都是为其自身政权的合法性而服务。[29]
刘浦江先生对于正统性问题关注颇多，撰写了多篇相关论文，如《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30]、《“五德始终”说之终结——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之嬗变》[31]、《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32]等。这些文章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从魏晋南北朝到宋长时段的对正统观念转变的考察。无论是南北正闰之争，还是五德始终说的兴盛与衰弱，其背后都充斥政治势力之消长与思想风潮之变换，人们已经习惯借助这些正统性的争论来表达某种价值主张和文化立场了。
（二）五代基础性研究
除上述正统性问题的研究成果之外，关于五代政治、制度、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基础性研究，亦是我们了解五代历史的基石。唯有弄清当时整个中国的基本情况，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故而对其进行简要回顾是十分必要的。
此类研究中，最早较为系统介绍五代权力结构的，当属王赓武发表于1963年的《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33]该书主要讨论了唐末五代中央和地方藩镇的关系，向我们展示了五代诸帝是如何逐步瓦解藩镇权力，重新构建起中央权威和文官官僚体系的。这也就解释了五代是如何从分裂迈向统一，从战乱趋于稳定的。
日本学者的研究起步较早，相关成果也较丰厚，而用力最多的则属日野开三郎。其主要成果包括1980年出版的《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34]、《五代史の基调》[35]、1982年出版的《唐·五代の货币と金融》[36]、1996年出版的《唐末混乱史考》[37]四本专著。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五代史の基调》。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五代史概说，除对五代列国兴亡做基本介绍之外，更多的是对五代各项制度和武人政治的深入剖析。他指出：“为了使天子王朝的地位趋于安定，就必须从这个军阀实体上脱离出来、回归到本来天子的位置不可。但这并不是仅靠把与他们对立的军阀镇压下去、强化中央武装就能做到的事。每一个五代天子都想要使帝位、王朝稳定下来，却无一成功，一大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把努力的焦点集中于强化自身武装、抑制军阀之上，被当面之急缚住手脚，而无法致力于确立并执行将自身从军阀实体上脱离开来这一根本方针的缘故。”[38]这一判断对本选题的研究极具启发性，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正统性（天子的角色）对当时帝王的重要性。然而诸帝“无法致力于确立并执行将自身从军阀实体上脱离开来”，也并非是他们认识不到天子角色的重要性，更多的还是实力使然。尽管其努力或许未能成功，但亦不断冲击着军阀势大的政治格局，为宋初“杯酒释兵权”积蓄力量。第二部分则探讨五代的权力构造，详细考察了五代厅直军和镇将两大军事问题，揭示出藩镇是如何控制地方的，为我们展示了五代从中央到藩镇再到地方的权力构造。
此外日本学者的相关重要研究成果，还有砺波护《唐末五代の変革と官僚制》[39]、栗原益男《五代宋初藩镇年表》[40]、堀敏一《唐末五代变革期の政治と经济》[41]、山崎觉士《中国五代国家论》[42]等。
国内学者对五代史研究起步较晚。较早系统研究五代史的专著，当属郑学檬先生的《五代十国史研究》[43]，该书分为五代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四章。第一章为五代十国的背景资料，第四章只谈了文化意识和思想风潮，第二、三章才是该书的重点讨论内容。五代的制度、经济在唐宋变革的大背景下呈现出何种形态，又如何转变？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是如何由中古迈向近古的。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44]，从贡举、选官、考课、职官、殿阁、起居、史馆、俸禄、军事、司法、助礼钱等角度探讨了五代制度的特点和转变，而且该书并非泛泛而论，而是对每个问题的研究都能做到穷究渊源，考订翔实，在许多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较前人有所突破，使得我们能对五代十国制度有一较为清晰的了解。任爽先生所编《五代典制考》，则从礼仪、法律、中央官学、科举、宰相、兵制、赋役、货币等八个方面，对五代典制进行了全面而具体的考察。[45]此外，五代毕竟还是一个乱世，军事力量在政治演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禁军则是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代表，张其凡先生的《五代禁军初探》，虽不是对五代历史整体性的考察，但其对禁军的论述和认识，对我们研究五代历史亦有重要作用。[46]
（三）与本书相关的具体问题研究回顾
本书旨在以正统性为主轴来窥视五代政治史的若干侧面，故而在正统性之外，还对许多具体的政治史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现将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简要介绍如下：
1.关于五代国号研究
国号作为国家的名字，是帝国权威的一种象征。那么选择一个合适的国号，对国家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这也使得国号问题成为学界研究中的重要一环。对中国历代国号进行专题探讨的主要有胡阿祥先生和徐俊先生。[47]而在中古政治史研究中，又尤以北魏最为引人关注。如北魏国号即有代、魏之别，以此展开讨论的除上揭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之外，还有楼劲先生《谶纬与北魏建国》一文，则从谶纬的角度讨论北魏的国号制定过程。[48]又如契丹与辽，刘浦江先生在仔细梳理两个国号的使用过程与范围的基础上，认为这是辽朝二元政治体制的一种反映。[49]姜维公、姜维东先生则认为辽朝国号屡次更易，最终定为大辽，反映了辽朝的文化自信，表示自身已能与宋分庭抗礼。[50]陈晓伟先生则继承了刘浦江先生的看法，认为改易国号是辽朝根据不同族群和不同地域的社会政治文化传统而采取的治国策略，算作北族王朝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正是二元政治的具体实践。[51]
然以五代而论，学界关注则较少。就笔者目力所及，仅靳润成《五代十国国号与地域的关系》一文讨论了这一问题。[52]其实五代制定国号时既要考虑如何承接前朝，以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又要顾及现实的政治博弈，需以国号来加强集团内部的凝聚力。特别是对后唐、晋、汉三朝而言，在“胡汉语境消解”的背景下，攀附汉氏高门，成为制定国号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这种行为又促进了以沙陀为首的各民族与汉人相融合。故而这一问题还有较大的讨论空间。
2.关于五代史书编撰、司空图研究
研究五代史，最重要的史料，当属新、旧《五代史》。故而在对五代问题研究时，有必要对此二书的编撰、体例、立场等问题作一考察。日本学者对《新五代史》的研究较多，成果有丰田穣的《〈新五代史〉 の文章》[53]；石田肇的《〈新五代史〉 の体例について》[54]、《〈新五代史〉 撰述の经纬》[55]；东英寿的《欧阳修 〈五代史记〉 の徐无党注について》[56]、《欧阳修散文の特色—— 『五代史记』 と 『旧五代史』 の文章表现の比较を通して》[57]、 《虚词の使用から见た欧阳修 『五代史记』 の文体的特色》[58]；后藤基史的《欧阳修史学再考：『新五代史』 本纪を中心にして》[59]等，但对《旧五代史》的研究则较少。而国内学者则因为《旧五代史》为清人辑本的原因，将不少精力投入到了辑补该书的工作之中，亦有丰硕的成果。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垣出版了《〈旧五代史〉 辑本发覆》一书，对如何重新整理《旧五代史》制定了许多科学可行的计划和条例，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60]2006年，陈尚君完成了《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这一著作，虽然在具体条目上还存在一些争议，但不可否认，这是目前最为完备的《旧五代史》辑本。[61]2021年，陈智超先生撰述的《辑补旧五代史》正式出版，则是此类研究的最新成果。[62]此外还有冯家昇[63]、张凡[64]、郭武雄[65]等先生分别撰文，希望能尽量辑补《旧五代史》。其中又以陈智超先生呼吁最为强烈，他连续四年（2011—2014）在《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上发表论文，讨论如何重新辑补的问题，[66]并对增辑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尤其是提出了判断某人在《旧五代史》是否有传的四组密码，值得重视。[67]陈先生以此判断唐末著名文人司空图在《旧五代史》中有传。此说是否成立，构成了第二章思路的起点。虽然笔者最终认为陈说不能成立，但其启示之功，不容忽视。
司空图作为唐末著名文人，其相关研究亦有不少。如日本学者多田晋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出版了《司空图》的专著。[68]这当是笔者所见最早关于司空图的系统研究。此后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则有吕兴昌《司空图诗论研究》[69]、王润华《司空图新论》[70]、陶礼天《司空图年表汇考》[71]、王步高《司空图评传》[72]等。这些专著主要考订了司空图的生平事迹、诗歌风格以及思想取向，但对《司空图传》的编撰过程、书写形象以及其背后表达的政治立场则关注较少。而这恰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它展示了后梁、后晋和北宋等朝对正统性的争夺。
3.关于张全义家族研究
五代诸政权大都国祚短促，这使得朝中名臣大都有着历事多朝的经历。张全义及其家族便是其中的代表，从唐末到北宋，缨冕不绝，是五代史上的重要家族。那么他们是如何面对更迭频繁的政权，在动荡时代中又做出了何种策略以保全家族，便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由于张氏一族在五代中期逐渐衰弱，子孙中除张继祚在《旧五代史》中有简要传记外，其余人都近乎湮没无闻。前人研究也就大多围绕张全义而展开，但多集中在张全义的施政方略上，然略显粗疏，[73]在其个人命运及其反映的时代背景问题上仍有探讨的空间。如其屡次改名一事，虽有人撰有《张全义：三改其名的乱世名臣》一文，[74]但对改名时间的考订、改名的范围乃至改名的意义都未能详细述及，对张全义本人的评价则多是轻率批判，少了一份对历史人物的“同情之理解”，也就很难从中窥见唐—后梁—后唐间易代的复杂性。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北京大学闫建飞在其博士论文《唐末五代宋初北方藩镇州郡化研究（874—997）》第四章第一节专门讨论了张全义及其家族对洛阳的治理以及其关系网络的构建，也主要是利用墓志材料对张氏家族进行了考察。[75]在家世考证梳理上，与本章自然难免有所重叠，但其文主旨在于讨论藩镇的州郡化的问题，主要讨论了张全义对洛阳的控制与治理，与我所探讨的其家族随政治局势变化而发生的动荡则有较大区别。故而本章依旧具有较大的研究意义。
4.关于后唐的义儿与同姓集团
五代时期一大突出的社会现象，便是收养义儿风气的盛行，此点在后唐表现得尤为明显，号为“唐一号而三姓”[76]。故而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后唐后妃宗室分为三传，意在“别其家者，昭穆亲疏之不可乱也。号可同，家不可以不别，所以别嫌而明微也。”[77]如此重大问题自然早已引起学界关注，日本学者的主要成果，有谷川道雄《北朝末～五代の义兄弟结合について》[78]、栗原益男《唐五代の仮父子的结合の性格——主として藩帅的支配権力との関连において》[79]、《唐末五代の仮父子的结合における姓名と年龄》[80]。栗原氏将义子以人数多少，分为以一个集团与义父构成父子关系的集团型义子，和一对一与义父建立父子关系的个人型义子，并对义儿的姓名、年龄等做了详细的考察，最终得出结论：“义父子的结合是与国家支配权力微弱化时期出现的地方支配权力的主体密切相关的。……唐末由于中央支配力下降、贵族官僚制没落等原因，加之黄巢之乱波及全国。地方上的权力支配主体如藩帅、宦官等，不能再依靠旧有的支配体制，而通过义父子结合的方式形成了恩宠·专制/报恩·隶属这种极限的合作形态。这样不仅保持了权力支配的范围，还扩大了支配主体的核心层。”[81]正是由于父子关系结成的目的在于扩大支配范围，故而出现了很多年龄相近的义父子。
中国学界对此问题亦是颇为关注。[82]不少文章系对义儿问题的概说，其主要焦点集中于对义儿制度的历史渊源的考察。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义儿制度来源于胡族风尚，但杜文玉先生则认为这种行为中国早已有之，是“上古社会现象的延续，与胡人风俗根本无涉”[83]。有些文章则从兵制的角度探讨了义儿与晚唐五代藩镇、牙兵的关系，[84]如谷霁光先生《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兵、义儿》即指出：“亲军和牙兵、义儿和义儿军，这是唐末五代时期，在私兵募佣制的基础上孳生出来的两种特异的军事组织形式。其时皇帝自有其亲军，其他割据势力自有其牙军，这是他们在各自军队中选拔出来组成的，是作为他们各自的心腹劲旅，是私兵中的私兵。……这时象南北朝时那样的宗族乡里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在军队中，特别是在军将与部属的关系中，大为削弱。军阀势力企图利用义儿制来弥补这种不足，但由于这种义父、义子的关系是建立在 ‘以利合而相资’的 ‘不义’的基础上的，所以，不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使离心离德的义子更加容易利用这种身份扩大势力，成为实现 ‘帅强则叛上，兵强则逐帅’的资本。”[85]这启发我们不仅要看到义父子结合对支配体制的正面作用，还需考虑其负面影响。此外还有一些个案的考订，比如田玉英对前蜀义儿的探讨即较为细致。[86]又如王凤翔、李翔分别考察了李茂贞和李克用的义子情况。[87]以上研究为我们勾勒出了唐末五代义儿的基本面貌。
然而以上文章较少的将义儿与河东后唐的政局结合起来分析。樊文礼先生《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一书虽对此问题略有提及，[88]但缺乏更为深入的分析。其实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些义儿的双重性，一方面他们具有义儿的身份（主要是李克用的义儿），另一方面他们也都是河东后唐集团的重臣宿将，在整个集团发展轨迹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将此二者结合起来考察，或许会得出一些新认识。
此外，后唐还存在一批与义儿身份类似的被赐姓的将领，暂可称为“同姓集团”。日本学者宇野春夫在《後唐の同姓集団》一文中对其有较为详尽的讨论。[89]然该文对唐庄宗赐姓以及明宗回改姓名的讨论不够充分，加之一些观点亦不无可商之处。故对此群体的研究尚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5.关于后晋与契丹关系研究
晋高祖石敬瑭为了获取契丹的支持，不惜割让燕云十六州，输岁币，并认比自己小十岁的耶律德光为父，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儿皇帝”。其后后晋又为契丹所灭，两国关系的研究便成为该时段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如邢义田《契丹与五代政权更迭之关系》[90]、王吉林《辽太宗之中原经略与石晋兴亡》[91]、许学义：《浅析后晋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对双方的影响》[92]、魏良弢：《义儿·儿皇帝》[93]、张国庆《辽代契丹皇帝与五代北宋诸帝的结义》[94]、蒋武雄《辽太祖与五代前期政权转移的关系》[95]、《辽与后晋兴亡关系始末》[96]、《辽与后晋外交几个问题的探讨》[97]、洪铭聪《后晋的外交关系网络初探》[98]、曹流《契丹与五代十国政治关系诸问题》[99]等。
以上研究主要关心两个问题：其一是如何评价石敬瑭的历史地位。石敬瑭在传统史家眼中是以“无耻”“卖国贼”的形象出现的，但今人已能更加平和细致分析其功过，肯定了其在内政上宽仁的一面。其二是具体探讨丢失燕云十六州对中原帝国的影响。许学义认为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不仅在现实上导致了双方实力出现明显的消长，更促进了契丹进入封建社会。而郑学檬、张建宇认为，北方藩篱之失并非始于石敬瑭，而宋人的历史书写也夸大了燕云地区的屏障作用。[100]
值得注意的是，郑学檬、范恩实都认为晋高祖石敬瑭“父事契丹”，受到北方胡族氏族社会的遗习影响。[101]然而并没有太多的史料证明这一观点。其实晋高祖父事契丹，可与辽太宗和唐明宗的关系结合起来思考，其目的是确认自己拥有唐明宗继承人身份，该行为对后晋政权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占据中原的天朝上国向其称臣，对辽太宗树立自身威望、推动改革亦有重大意义。而这些内容，学界较少留意。
6.关于后周建国的研究
以往史家皆视五代为征战连绵的乱世，却较少认识到其争夺帝位的战斗烈度其实在逐渐缓和。郭威起兵篡权，汉隐帝率禁军迎击，仅损失百余人便无力抵抗，最终兵败被杀。郭威看似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政权，但这背后却蕴含着复杂的政治背景。然学界对后周研究较少，又主要集中在郭威、柴荣的改革之上。在二帝之中，又更多地强调周世宗柴荣的作用，仅专著即有韩国磐《柴荣》[102]、栗原益男《乱世の皇帝——后周の世宗とその时代》[103]、李小树与黄崇岳《周世宗柴荣》[104]、文晓璋《乱世明君周世宗》[105]等四部评传。此外成果还有日本学者菊池英夫《五代后周に于ける禁军改革の背景——世宗军制改革前史》[106]、牧田谛亮《后周世宗的佛教政策》[107]、久保田量远《后周世宗の废佛事件に就いて》[108]等。
聚焦郭威的论文则有唐启淮《郭威建周刍议》[109]、《郭威改革简论》[110]、刘永平《郭威改革述论》[111]、王永平《后周政治改革述论》[112]、曾育荣《后周太祖郭威内政改革琐论》[113]等。这些研究主要探讨了郭威的种种改革措施，如整顿吏治、将兖州降为防御州、制造器甲权力收归中央、频繁更易节帅等，对改革效果有时估计得过高，未能充分体会郭威在压力之下往往只能采取妥协、折中之法，改革并不彻底，而这又与其权威密切相关。纵观郭威一生，便是其不断树立权威，以求从低位迈向高位的奋斗过程。这期间似乎未见正统性对郭威的影响，但他所不断追求的威望，其实就是令众人共同认可、信服、尊崇的价值体系。而这恰与正统性在本质上是殊途同归的。学界对此所做的探讨，还颇为不足。
总的来说，关于五代史的研究，成果还是不少，但问题多集中在几个热点问题之上，如后唐义儿、晋契丹关系、郭威改革等，与本书关注的某些问题高度重合，是我们进一步前进的基础。然而还有不少问题学界关注较少，如司空图传的成立过程、义儿政治背后的权力演进、石敬瑭父事契丹的正统性因素、郭威家庭背景与起家经历等，都还存在不小的探讨空间，本书正是基于此而作。
三 研究思路与旨趣
本书所探讨的主题是五代的正统性问题。此问题贯穿于五代始终，五代诸帝无论贤愚，都或多或少参与过正统性的争夺与巩固。该问题本身就极具历史研究价值，惜乎学界以往对此重视不够，这也是撰写本书的意义所在。然而正统性问题并非一个孤立存在的话题，而与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等紧密结合，不容简单分离。我们也不必将眼光仅仅聚焦在正统性这一个词汇上，而应当以其为纲，将其他诸问题串联起来。既要发掘五代诸多事件、政策背后所蕴含对正统性的争夺，从而揭示出正统性的重要意义；又要以正统性为主线，去分析当时所遇到的诸问题，从而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加深我们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的理解。两种思路相辅相成，力争做到既不枝蔓杂芜，又不片面狭隘。
顺此思路，本书的总体研究设计如下：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号无论是对国家、政治集团、个人而言都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一个政权甫一创立，以何为国号就成了首要考虑的问题。这也是正统性在政治生活中最为直接的反映。因而本书第一章《建国创号：五代国号诸问题研究》即围绕五代国号进行讨论，仔细分析了五代各政权在制定国号时所面临的复杂局面，认为其制定过程牵扯了政治、历史、文化等众多因素。国号所表现出的意义，不仅在空间上表示一个正确的地理起源，更可在时间上与此前王朝建立联系。有时可上应天命传统，有时则可下合群臣期待，甚至是政策风向之标志。后梁为了避免引发魏博罗绍威等人猜忌，抛弃了“魏”而选择以“梁”为国号。后唐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一直以大唐复兴者自居，希望能继承大唐的统治，但并不能将后梁存在的历史从人们脑中抹去。明宗初年爆发改易国号的讨论，以及多方带有“后唐”字样的墓志，都反映出已有不少人认识到后唐与大唐并非一体，而是两个不同的政权。石敬瑭以晋为国号，除族姓渊源以及结好契丹之外，更重要的是团结河东旧部，加强内部凝聚力。后汉因契丹灭晋，趁势而起。其时民族矛盾甚为尖锐，以汉为国号更能争取中原士人之心。故而后汉高祖突破传统庙制，将西汉高祖、光武帝纳入亲庙之中，以此来加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周太祖郭威认为自己出自虢氏，是姬周之苗裔，故定周为国号。为凸显此点，他选择对天文异象进行诠释。一方面用星象证明自己“符于文武”；另一方面则又曲解后汉高祖、汉隐帝的行为，为“当有王者兴于周”这一过时星占赋予新的活力，以此证明自己有着“天人之契”。
通过对历史进行刻画书写，达到某种意识形态的再造与共识，从而巩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是正统性与政治权力相结合的又一侧面。在五代史料极为稀少的情况下，厘清各个史料的具体来源，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意图，对五代史的研究是颇具意义的。本书第二章《五代正统性与司空图形象的重塑—— 〈旧五代史〉 原文有无 〈司空图传〉 问题再探讨》即从《旧五代史》有无《司空图传》这一问题入手，通过仔细论证说明《司空图传》只存在于两《唐书》和后梁实录之中，而与《旧五代史》无涉。在此基础上围绕后梁实录和两《唐书》记载，勾勒出两个迥异的司空图形象，并藉此揭示出五代、宋史官对正统性的不同诉求。而这种形象的塑造与维持又依赖于政治军事实力的延续。由于河东集团取得了最终胜利，后梁的话语权几乎消失，呈现给后世的司空图形象也就主要是两《唐书》所描绘的样子了。
政权交替频繁是五代时期的一大特征。看似此起彼落的丛林竞争下，其实也孕育着中央权威不断加强的历史脉络。朝廷重臣们如何在朝代更迭中努力维持家门权力不坠，中央政府如何处理掌握权力的降将们，则是这一时期政治矛盾的一个突出议题。本书第三章《五代张全义家族与政权更替——以张氏家族墓志为中心的考察》利用近年洛阳出土的多方张全义家族墓志，结合传统史籍，对张氏家族的籍贯、谱系做出了梳理。在此基础上，详细地讨论了张氏家族的兴衰成败与当时政治环境变动之间的关系。张全义能从一介农夫，成长为洛阳、河阳黄河两岸的控制者，得益于唐末动荡分裂的大环境。而当军阀兼并逐渐完成之时，张全义闪转腾挪的余地也就愈发狭小。他一生的经历背后反映的是藩镇不断衰弱，权力由分散转为集中的历史重大转折。张全义子孙的仕途命运则更易受到政局变动的影响。每一次政权更迭，往往都对张氏家族产生了重大打击。这其中既有命运不幸的偶然成分，也是晚唐藩镇军阀逐渐退场的必然趋势。在乱世以军功、门荫走入仕途的张氏家族，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成为兄弟父子相继进士及第的诗书之家。这也是五代到宋初由战乱走向稳定的历史发展脉络。
义儿问题是后唐政治史研究中最令人关注的问题，相关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许多细节还有待进一步的厘清。尤其是将其与代北内部之间、代北集团与后梁降将之间、李克用、李存勖、李嗣源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结合起来思考，则更能体现政治权力演进的动态过程。本书在第四章、第五章对此进行了细致考察。第四章《旧部与新臣：五代河东政权的权力演进——以义儿为中心的考察》首先对李克用的义儿进行了考订，认为李嗣昭、李存矩是李克用的亲子，而王建及则是李罕之的养子。在此基础上，梳理了李克用诸义儿在不同时代的际遇，从而反映出李克用、李存勖时代政治权力演进的轨迹。“义儿政治”的产生与消解以及义儿本身的沉浮升降，其实是后唐集团一步步扩张的结果。然而这种短期内的急速扩张，不可避免带来旧部与新臣的激烈碰撞。新臣在战胜旧部之后，发现又有新的新臣不期而至，自己已然完成了由新到旧的角色转换。这种更迭随着后唐疆域的固化而渐趋稳定，统治者的身份在由节帅变为皇帝后，也更倾向于以君臣大义而非父子关系来控制部下了。
第五章《姓甚名谁：后唐“同姓集团”考论》对后唐的“同姓集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其大致分为三类：有宗属身份的义儿、以降将为主的武将、异族外藩的首领。其中第二类人掌握了相当数量的藩镇和军队，成为庄宗时代的核心力量。这样一个团体的兴起与活跃，其背后展现的是唐庄宗扩大亲军，排挤李克用时代元从旧部的意图。这也是李嗣源发动政变的直接原因。唐明宗即位之后，对诸将姓名进行了改动。调整范围不仅包括庄宗时代的降将，就连李克用的义儿义孙们也改回了原本姓名。这宣告着他们丧失了对帝位法统的继承权。而对于尚有半独立性质的李茂贞诸子，唐明宗将其姓名中象征庄宗的“继”改为象征自己的“从”字。名字的改动宣告着他们效忠对象的变更。李嗣源之子李从珂更进一步，在其篡夺义兄李从厚的皇位之后，以避讳的名义下诏人臣诸王需要去除名字中的“从”字，暗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继承明宗的法统。姓名的变动并非简单的赏赐或惩罚，其背后体现着新旧势力的不断博弈的过程。
以往通常认为后晋的建立完全依靠契丹的扶持，对石敬瑭认辽太宗为父也多持批判态度，而对后晋与后唐之间承接的关系则未能充分重视，而这其实是石敬瑭能坐稳帝位的重要原因。本书第六章《以谁为父：后晋与契丹关系新探》通过仔细分析辽太宗册立石敬瑭为帝的册文，认为石敬瑭父事契丹，实际上是在强调自己“实系本枝”的身份，对唐明宗遗留下来的帝国具有继承的权力。而唐末帝李从珂是养子身份，反而“本非公族”，没有资格坐上帝位。石敬瑭对自身正统性的渲染，不仅是停留在册文这种政治宣传之中，而是渗入帝国日常行政之中。他多次颁布诏令要求恢复明宗旧制，其实是在强调自己继承明宗法统的同时，也从制度上抹杀唐末帝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原大国的称臣，也极大提升了辽太宗的政治威望，使得其政治改革得以顺利推行。
后周的建立虽然承续后唐、后晋、后汉一脉而来，但无论是郭威的族属、起家经过乃至权力基本盘都与沙陀三王朝有所区别。在此背景下，郭威对正统的确立格外留心，采取了多种手段来树立自身权威。本书第七章《威望的力量：后周建国史探微》即通过对郭威家世、起家至建国艰辛历程的分析，发现当时中枢政局十分复杂，中书门下与枢密院的机构博弈、文臣与武将的彼此敌视、皇帝与重臣的权力争夺，各种矛盾交织其间。郭威取得最终胜利，从一介军士变为开国皇帝，威望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纵观郭威一生发展历程，往往是在低位受到轻视，通过种种手段树立威望，迈向更高层次，发现自身威望依旧不足，继续努力奋进，到达下一高层。如此循环反复，才使得其完成了由士卒到皇帝的跨越。这期间似乎未见正统性对郭威的影响，但他所不断追求的威望，其实就是令众人共同认可、信服、尊崇的价值体系。而这恰与正统性在本质上是殊途同归的。
最后本书附录部分收录了一篇讨论十国中前蜀王建建国与“枯树再生”这一异象之间关系的论文，旨在展现政治家通过异象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而不惜扭曲经典中关于异象意义的阐释。只是此文以王建之事件为引，主要还是探讨一个较长时段内（中古时期）,“枯树复生”这一异象内涵的转变过程，而非专门针对五代十国某一政权的具体政治事件，故仅列在附录之中，以供师友批评探讨。
本书探讨五代正统性的问题，主要还是属于传统的政治史研究的范畴。故爬梳史料，考订史实，坚持实证史学依旧是我们开展研究工作的基础。然在恪守此原则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从不同视角看待历史，在正统性这一主线串联之下，力争看到更多的历史侧面。研究时所采用的材料除传统的正史之外，还要广泛搜罗诸如典制文献、类书、笔记小说，以期能充分了解当时社会背景，使得研究更为深入。同时亦重视地下材料，采取二重证据法，将传世文献与出土墓志相互结合，尽可能使相关论证更为全面扎实。
[1] 《新五代史》卷12《周恭帝纪》史论，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25页。
[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4，宋仁宗嘉祐六年八月条，中华书局1995年标点本，第4703页。
[3] 《新五代史》卷58《司天考一》，第669页。
[4] 《宋史》卷156《选举志二》，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3633页。
[5] 陆扬：《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唐研究》第1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7—330页。
[6] 《旧五代史》卷98《安重荣传》，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302页。
[7] （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16《正统论下》，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73页。
[8] （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资治通鉴纲目》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2002年版，第11册，第3476—3477页。《通鉴纲目》成书于朱子门人赵师渊，而《凡例》则出自朱子之手。参刘浦江《“五德始终”说之终结——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之嬗变》，收入陈苏镇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页。
[9] 夏应元先生在《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的《编者前言》中总结内藤湖南的观点，即将唐末五代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过渡期。[日] 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夏应元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10]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11]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74—75页。
[12] 田延峰：《汉王朝的正统地位与炎帝传说》,《宝鸡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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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陈坤：《论 〈汉书·刑法志〉 所见之正统史观》,《宁夏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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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范家伟：《受禅与中兴：魏蜀正统之争与天象事验》,《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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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魏斌：《孙吴年号与符瑞问题》,《汉学研究》2009年第27卷第1期。
[19] 王瑰：《“中原正统”与“刘氏正统”——蜀汉为正统进行的北伐和北伐对正统观的影响》,《史学月刊》201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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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李丹婕：《继承还是革命——唐朝政权建立及其历史叙事》,《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3期。
[28] 冻国栋：《墓志所见唐安史乱间的“伪号”行用及吏民心态——附说“伪号”的模仿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0辑，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2003年。后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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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1] 刘浦江：《“五德始终”说之终结——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之嬗变》，收入陈苏镇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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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日] 日野开三郎：《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1卷，三一书房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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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日] 日野开三郎：《唐·五代の货币と金融》,《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5卷，三一书房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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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靳润成：《五代十国国号与地域的关系》,《历史教学》1988年第5期。
[53] [日] 丰田穣：《〈新五代史〉 の文章》,《史学杂志》第54编第9号，1943年9月。
[54] [日] 石田肇：《〈新五代史〉 の体例について》,《东方学》第54辑，1977年7月。
[55] [日] 石田肇：《〈新五代史〉 撰述の经纬》,《东洋文化》复刊第41·42号，1977年。
[56] [日] 东英寿：《欧阳修 〈五代史记〉 の徐无党注について》,《文学研究》第87号， 1990年3月。
[57] [日] 东英寿：《欧阳修散文の特色—— 『五代史记』 と 『旧五代史』 の文章表现の比较を通して》,《鹿大史学》第48号，2000年。
[58] [日] 东英寿：《虚词の使用から见た欧阳修 『五代史记』 の文体的特色》,《中国文学论集》第36号，2007年12月。
[59] [日] 后藤基史：《欧阳修史学再考：『新五代史』 本纪を中心にして》,《纪尾井史学》第24辑，2004年12月。
[60] 陈垣：《〈旧五代史〉 辑本发覆》,《陈垣史学论文集》第2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此外陈垣先生还有《旧五代史引书卷数多误例》《以 〈册府〉 校薛史计划》等文，亦收入该书。
[61] 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此外陈尚君先生还有《〈旧五代史〉 补传十六篇》（《文献》1995年第3期）、《清辑 〈旧五代史〉 评议》（《学术月刊》1999年第9期）等多篇论文讨论该问题。
[62] 陈智超撰述：《辑补旧五代史》，巴蜀书社2021年版。
[63] 冯家昇：《〈辽史〉 与 〈金史〉、新旧 〈五代史〉 互证举例》,《冯家昇论著辑萃》，中华书局1987年版。
[64] 张凡：《〈旧五代史〉 辑补——辑自 〈永乐大典〉》,《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65] 郭武雄：《五代史辑本证补》，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66] 陈智超：《辑补 〈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 导言》,《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辑补 〈旧五代史〉 列传导言（上）》,《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辑补 〈旧五代史〉 列传导言（中）》,《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辑补 〈旧五代史〉 列传导言（下）》,《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67] 四组“密码”即：1.如果《通鉴》中称“某某，某地人也”，则其在《旧五代史》中有传；2.如果《通鉴》中称“某地某人”，则其有传；3.如果《通鉴》指出某人家世，如“某某，某某子也”，则其有传；4.如果今辑本《旧五代史》本纪中记载了某人的卒时及死因，则其有传。
[68] [日] 多田晋：《司空图》，弘文堂1948年版。
[69] 吕兴昌：《司空图诗论研究》，学生书局1989年版。
[70] 王润华：《司空图新论》，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
[71] 陶礼天：《司空图年表汇考》，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72] 王步高：《司空图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3] 如诸葛计：《张全义略论》,《史学月刊》1983年第6期，第39—43页；刘连香：《张全义与五代洛阳城》,《洛阳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9—12页；胡安徽：《张全义农业思想初探》,《农业考古》2013年第1期，第113—115页。[日] 山根植生：《五代洛阳の张全义について:“沙陀系王朝”论への応答として》，中国文史哲研究会：《集刊东洋学》第114期，2016年，第48—66页。
[74] 沈淦：《张全义：三改其名的乱世名臣》,《文史天地》2013年第7期，第46—49页。
[75] 闫建飞：《唐末五代宋初北方藩镇州郡化研究（874—997）》，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7年。
[76] 《新五代史》卷16《唐废帝家人传》，第173页。
[77] 《新五代史》卷16《唐废帝家人传》，第173页。
[78] [日] 谷川道雄：《北朝末～五代の义兄弟结合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第39卷第2号，1980年9月。
[79] [日] 栗原益男：《唐五代の仮父子的结合の性格——主として藩帅的支配権力との関连において》,《史学雑志》第62卷第6号，1953年。
[80] [日] 栗原益男：《唐末五代の仮父子的结合における姓名と年龄》,《东洋学报》第38卷第4号，1956年3月。
[81] [日] 栗原益男：《唐末五代の仮父子的结合における姓名と年龄》,《东洋学报》第38卷第4号，1956年3月。
[82] 戴显群：《唐五代假子制度的历史渊源》,《人文杂志》1989年第6期。魏良弢：《义儿·儿皇帝》,《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戴显群：《唐五代假子制度的类型及其相关的问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赵荣织：《五代义儿与社会政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83] 杜文玉、马维斌：《论五代十国收养假子风气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根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84] 毛阳光：《唐代藩镇养子述论》,《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穆静：《论五代军阀的养子之风——从军政与时局角度谈起》,《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4期。
[85] 谷霁光：《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兵、义儿》,《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86] 田玉英：《论王建的假子在前蜀建立中的军事作用》,《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田玉英：《再论王建假子在前蜀政权（907—925）中的作用》,《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田玉英：《关于王建假子的情况及王建与假子的关系蠡测——兼论前蜀宦官干政的缘起》,《学术探索》2009年第5期。
[87] 王凤翔：《晚唐五代李茂贞假子考论》,《唐史论丛》第11辑，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李翔：《李克用义子问题考述》,《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88] 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89] [日] 宇野春夫：《後唐の同姓集団》,《藤女子大学文学部紀要》第3號，1964年。
[90] 邢义田：《契丹与五代政权更迭之关系》,《食货月刊》1971年第1卷。
[91] 王吉林：《辽太宗之中原经略与石晋兴亡》,《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6辑，1974年。
[92] 许学义：《浅析后晋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对双方的影响》,《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
[93] 魏良弢：《义儿·儿皇帝》,《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94] 张国庆：《辽代契丹皇帝与五代北宋诸帝的结义》,《史学月刊》1992年第6期。
[95] 蒋武雄：《辽太祖与五代前期政权转移的关系》,《东吴历史学报》1995年第1期。
[96] 蒋武雄：《辽与后晋兴亡关系始末》,《东吴历史学报》1998年第4期。
[97] 蒋武雄：《辽与后晋外交几个问题的探讨》,《人文学报》2000年第9期。
[98] 洪铭聪：《后晋的外交关系网络初探》,《中华人文社会学报》2009年第10期。
[99] 曹流：《契丹与五代十国政治关系诸问题》，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0年。
[100] 郑学檬：《关于石敬瑭评价的几个问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张建宇：《石敬瑭刍议》,《北方文物》2010年第4期。
[101] 郑学檬：《关于石敬瑭评价的几个问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范恩实：《石敬瑭割让燕云的历史背景》，收入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323页。
[102] 韩国磐：《柴荣》，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103] [日] 栗原益男：《乱世の皇帝——后周の世宗とその时代》，桃源社1979年版。
[104] 李小树、黄崇岳：《周世宗柴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5] 文晓璋：《乱世明君周世宗》，巴蜀书社2006年版。
[106] [日] 菊池英夫：《五代后周に于ける禁军改革の背景——世宗军制改革前史》,《东方学》第16辑，1958年6月。
[107] [日] 牧田谛亮著，如真译：《后周世宗的佛教政策》，收入张曼涛编《中国佛教史论集·隋唐五代篇》，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版。
[108] [日] 久保田量远：《后周世宗の废佛事件に就いて》，收入氏著《中国儒佛道三教史论》，国书刊行会1986年版。
[109] 唐启淮：《郭威建周刍议》,《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2期。
[110] 唐启淮：《郭威改革简论》,《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111] 刘永平：《郭威改革述论》,《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112] 王永平：《后周政治改革述论》,《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113] 曾育荣：《后周太祖郭威内政改革琐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