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纬书与汉代思想

纬常常与谶联在一起，称作“谶纬”。其实从时间和内容来看，二者都是不同的。从形成时间来看，谶在战国时已经出现，而纬则形成于西汉中后期。从内容来看，谶与纬也不相同。《说文·言部》曰：“谶，验也。”《释名·释典艺》曰：“谶，纤也。其义纤微而有效验也。”《说文·糸部》又曰：“经，织从丝也”,“纬，织衡丝也”。段玉裁注曰：“‘织衡丝’者，对上文‘织从丝’为言，故言丝以见缕。经在轴，纬在杼。《木部》曰：‘杼，机之持纬者也。’引申为凡交会之称。汉人左右六经之书谓之秘纬。”可见，谶是一种预测吉凶的、神秘应验性的预言，纬则是对经书的一种推演性的解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案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由于历史、政治以及材料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很难把纬书中的谶与纬区分开来，因此，除非特别说明，这里说的纬书是从广义意义来讲的。[26]纬书与汉代的社会、政治、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里仅讨论其与汉代思想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纬书的产生受到汉代思想的影响，如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祥瑞灾异等思想为纬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纬书产生以后又对汉代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的思想家，无论是今文学家，还是古文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纬书思想的影响。

阴阳五行思想兴盛于战国末年，其代表人物是邹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

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邹衍看到当时统治者骄奢淫侈，不能崇尚道德，所以根据阴阳五行思想作“怪迂之变”和“五德终始”思想，其目的是规劝统治者。这种思想在秦汉影响甚大，如《吕氏春秋》、《淮南子》、董仲舒等都受其影响。现存纬书亦有大量的阴阳五行思想，这说明纬书是在阴阳五行思想兴盛的情况下产生的。

天人感应思想是汉代思想的另一特色。当时多数思想家认为天与人之间存在相互感应的关系，如《淮南子》曰：“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故国危而天文变，世惑乱而虹蜺见，万物有以相连，精祲有以相荡也。”（《泰族训》）董仲舒曰：“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春秋繁露·同类相动》）这可能受到《中庸》“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思想的影响。纬书大谈天人感应，就是当时天人感应思想流行的结果。

灾异与祥瑞思想在汉代也很流行。祥瑞和灾异思想早已有之，殷商卜辞中就有上帝为了惩罚人类而降旱、降祸的记载。陈梦家说：“殷人的上帝或帝，是掌管自然天象的主宰。……上帝之令风雨、降祸福是以天象示其恩威。”[27]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灾异和祥瑞思想广泛流行，《左传》把大量的自然灾害如日食、水灾、旱灾、虫灾都记录下来。在《春秋公羊传》《穀梁传》看来这些都有“微言大义”，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警告或惩罚。到了汉代，《春秋》公羊学兴盛，对于灾异思想也很重视。如董仲舒说：“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汉书·董仲舒传》）《汉书》《后汉书》的《五行志》记载了大量灾异事例，也可说明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影响。祥瑞思想渊源也很早，如上面卜辞、董仲舒、《中庸》中的说法。到了汉代，祥瑞和灾异思想几乎成为思想界的共识。后来纬书记载的大量灾异、祥瑞，也应受到汉代灾异、祥瑞思想的影响。钱穆曾指出：“图谶之于后汉，抑犹阴阳灾异之于先汉也。”[28]需要说明的是，阴阳灾异与图谶不是毫无关系，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形成的。

汉代经学盛行，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西汉前中期，今文经学流行，这对后来谶纬的形成有很大影响。皮锡瑞说：“汉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伏传》五行，《齐诗》五际，《公羊春秋》多言灾异，皆齐学也。《易》有象数占验，《礼》有明堂阴阳，不尽齐学，而其旨略同。”[29]西汉今文经学盛行，多谈天人灾异、象数占验。《尚书》的五行思想、《齐诗》的四始五际思想、《春秋公羊传》的灾异思想、易学的象数思想以及《礼记》的明堂阴阳思想，后来大多都被纬书吸收。对于这些，谶纬有的直接抄录原文，有的则是略加解释，有的则对传文疏证阐发。[30]

自然科学、术数思想以及神仙方术在汉代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天文学在当时取得了巨大成就，如著名的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就盛行于汉代。医学在当时也很发达。马王堆出土的大量医书就说明了这一点。《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著名医书也在此时形成和流传。《黄帝内经》虽为医书，但其中有大量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想。术数文化在我国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夏、商的巫文化。到了战国秦汉时期，它仍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汉书·艺文志》和出土文献中得到证明。神仙养生思想在秦汉时期也比较兴盛，秦始皇、汉武帝等人对于这些都很迷信，他们曾笼络不少方士，想尽一切办法寻求长生。天文学、医学、术数、神仙等思想对于谶纬的形成都有着重要影响。

综上可知，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灾异等思想为特色的汉代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谶纬之所以能在当时兴起和兴盛，与这种思想基础是分不开的。

谶纬形成以后，又反过来对汉代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上至皇帝官吏、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王莽对于符命、图谶深信不疑。东汉光武帝也笃信图谶，其取得政权曾利用图谶，后来在同公孙述争论正统性时还利用图谶来论证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光武以下诸帝，如明帝、章帝皆于图谶信而不疑。《后汉书·张衡列传》曰：

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当时一切大事，如制礼作乐、封禅祭祀、判定经学优劣、官职任免等，皆取决于谶纬。中元元年（56），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这表明谶纬已经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东汉一代，谶纬又被称作“内学”“秘经”,“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自是习为内学（注曰：内学谓图谶之书也。其事秘密，故称内），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后汉书·方术列传上》）,“夫孔丘秘经（注曰：秘经，幽秘之经，即纬书也），为汉赤制。”（《后汉书·苏竟杨厚列传》）这说明纬书的地位当时已经居于经书之上。

皇帝对于图谶的推崇引起了官僚士大夫竞相学习图谶的风气，如：

苏竟，字伯况，扶风平凌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为博士讲书祭酒。善图纬，能通百家之言。（《后汉书·苏竟杨厚列传》）

杨厚，字仲桓，广汉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图谶学，为公孙述将。（《后汉书·苏竟杨厚列传》）

时博士渤海郭凤亦好图谶，善说灾异，吉凶占应。（《后汉书·方术列传上》）

李郃，字孟节，汉中南郑人也。父颉，以儒学称，官至博士。郃袭父业，游太学，通五经。善《河》《洛》风星。（《后汉书·方术列传上》）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舆人也。习韩《诗》、欧阳《尚书》，教授常数百人。……专精经典，尤明天文、谶纬、风角、推步之术。（《后汉书·方术列传上》）

樊英，字季齐，南阳鲁阳人也。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后汉书·方术列传上》）

韩说，字叔儒，会稽山阴人也。博通五经，尤善图纬之学。（《后汉书·方术列传下》）

《后汉书》中所记载“善图纬”之人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从上可知，一方面图谶之学与风角、推步等术数文化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这些“善图纬”之人大多通晓经学。这说明谶纬并非仅仅是一种民间文化，而且与士大夫的精英文化有着莫大关系。

谶纬在当时的影响还反映在汉碑中：

《杨震碑》：明《尚书》欧阳、河洛纬度。（《隶释》卷十二）

《袁良碑》：典郡职重，亲执经纬。（《隶释》卷十）

《周勰碑》：总六经之要，括河洛之机。（《金石古文》卷九）

《郭泰碑》：考览六经，探综图纬。（《金石萃编》卷十二）

杨震、袁良等人皆是当时名士，这说明图谶之学在东汉士大夫那里有着很大的势力。除了这些官僚，还有一些不见于《后汉书》的官僚“通纬”的记载：

《李翊碑》：通经综纬，兼究古雅。（《隶释》卷九）

《刘熊碑》：敦五经之玮图。（《隶释》卷五）

《曹全碑》：甄极毖纬，无文不综。（《金石萃编》卷十八）

《督邮班碑》：乐古耽道，思散纬经。（《隶释》卷十二）[31]

这些不见于史传的官僚亦好谶纬之学，说明谶纬在当时影响的普遍性和广泛性。正如有学者指出：“汉碑中出现的‘通纬’之人如此众多，而且由三公、二千石、令长、曹吏至地方豪族大姓、知名征士，几乎波及当时官僚士大夫的各个阶层。这正是谶纬神学在东汉正宗意识形态领域中所占据的统治地位的有力证据。”[32]

不但今文经学与谶纬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反对谶纬的古文学者亦不能完全摆脱谶纬的影响。谶纬在东汉虽然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但亦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如尹敏、桓谭、郑兴、张衡、贾逵等。尹敏、桓谭、郑兴虽不信谶，但亦因此而未受到重任。张衡、贾逵等虽反对谶纬，但亦援引谶纬之说，如张衡《东京赋》:“宓妃攸馆，神用挺纪。龙图授羲，龟书畀姒。”贾逵则认为，图谶所言汉帝为尧后，在五经中找不到证据，《左传》则有明文。古文学家虽然不太信天人灾异之类的东西，但他们在解释经书的时候，也广泛引证纬书，如马融、郑玄等人在注释经书的时候都引用了纬书，郑玄还对纬书作了注释。这些都说明了谶纬在思想界中的重大影响。

谶纬还对道教和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其产生原因虽然很多，但谶纬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已成为多数研究者的共识。日本学者安居香山说：“纬书和道教是不可分离的。在纬书的神秘思想盛极一时的东汉时代，道教形成了。换句话说，正是在以纬书为中心的神秘思想流行的时代，道教才得以形成的。两者是在同样的土壤中生成发育的。”[33]法国学者索安也指出：“道士在宗教授权仪式中所用的和与神灵世界进行交流的标志，即符、图、箓和契，这些并不是得自于信手涂鸦，也不是借用于早已存在的民间宗教传统和巫媒活动，而是从汉朝用来保证其天命的‘国宝’（按：指谶纬）思想中受到的启发。”[34]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抱朴子》等书都引用了谶纬文献。谶纬对道教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道教的九天说、五老五帝说、北斗崇拜说等都能在谶纬中找到根据。[35]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以后就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佛教之所以能传入中国并扎根发展，一方面固然有其思想本身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其积极主动地利用中国思想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佛教初入中国就曾经利用过纬书思想，《牟子理惑论》就引用了纬书思想。周一良指出，《理惑论》中的“七经”“七典”显然受到后汉谶纬之学盛行的影响。书中所引“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皋陶乌喙，文王四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偻，伏羲龙鼻……”也非源于先秦子书，而出自当时流行的纬书。[36]此外，在传播佛法的过程中，支谦、康僧会、佛图澄等也曾受到谶纬的影响。[37]

由上可知，谶纬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不但影响到官僚士大夫阶层，而且还促进了道教的产生和佛教的流传。日本学者安居香山曾说：“汉代思想是纬书”[38]，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夸大纬书思想的作用，但纬书对于当时社会、政治、思想产生的重要影响则不容否认。如果我们不了解纬书，那么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汉代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