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人口流动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农业社会历程非常漫长，这一时期的人口流动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土地不能移动，农民也像长在地里的庄稼一样，不能移动，少数迫不得已外出流动的农民也是憧憬着“落叶归根”而不是“落地生根”。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流动甚至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比如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事实上都是在或发生自然灾荒，或人地关系紧张等情况下发生的，如果土地数量够多质量够好，自然条件较好的情况下人也就不会去走西口、闯关东[61]。
一 国内主要人口流动简史
关于闯关东的学术研究显示，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因为华北地区生存环境的恶化引起的，但王杉从更全面的角度分析了闯关东的成因，认为华北人民自身的现代化演变及东北地区良好的社会环境，才是华北人民闯关东的更有说服力的原因。随着20世纪20年代欧美之风横扫中国大陆，华北的小农自然经济解体，工商业得以发展，华北农民逐渐放弃了“安土重迁”的传统；近代中国铁路网的形成，给人口向东北流动提供了交通条件；当时的民国各届政府都制订了向东北移民垦荒的计划；移民移出地政府鼓励境内人口向东北移民；东北地方政府，上至张作霖父子下至东三省各级地方政府对移民东北均持积极态度[62]。这一切因素都促使了20世纪20年代华北“闯关东”浪潮的形成。
雷承锋、刘建生认为清中叶以后形成山西人出杀虎口去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原因有三：第一，山西与内蒙古地区相邻，山西人口急增，人口密集，人口压力大，而土地稀少，人地矛盾激烈是造成“走西口”的根本原因；第二，自然灾害频发，加剧了人地矛盾，是造成“走西口”的自然条件诱因；第三，当时实施的私垦及放垦政策，引导“走西口”潮流，是造成“走西口”的社会诱因。[6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集中资源、人力、物力、财力以进行快速的现代化建设，这些制度包括户籍分类制、阶级分类制、人民公社制等具体的制度，但这些制度事实上限制了中国的人口流动，包括人口的地域、乡城、阶层的流动，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人口流动重新被开启，并且呈现出史无前例的独特特征。
二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人口流动的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现代化进程，事实上就是一部人口流动史。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渐离开其出生、成长的地方，去陌生的地方上学、工作、生活、终老，人口流动呈现出流动人口数量多，流动速度快，流动地域广的特征，有关人口流动的研究，成为学术界三十多年来长盛不衰的热点，国内人口流动的研究在实践研究和理论建构两个方面逐渐展开。
（一）“流动人口”与“人口流动”
关于人口流动的概念使用上，由于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人口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外一个地方，并不直接决定户籍和身份的变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尤其是从农村向外流动的人口很难将农村户籍改变为城市户籍（逐渐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将逐步改变了这一状况），国内学界通常将国内的人口迁移分为政府容许的、可以正式办理户籍登记地变更的人口迁移，称为“迁移人口”，将自行来到其他非正式居住户籍登记地点但没有办理户籍变更手续的人员称为“暂住人口”或“流动人口”，即只有身体流动而无户籍变更的空间移动或乡城移民即为“流动人口”或“劳动力流动”，而相关群体则通常统称为“农民工”或“外来打工者”[64]，以区别于国际上的“人口迁移”概念。
（二）农民工流动研究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对社会的影响最彻底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即农民工的流动，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总体来看，20世纪末及之前的关于农民工的研究，多为理解此迁移现象并试图分析其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21世纪以来的研究，更为关注迁移人口群体的阶层身份、认同及城市融入，尤其是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之后，学界的研究重点转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本书将从社会学研究最重要的农民工迁移原因、农民工社会网络、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三个方面进行文献综述。
1.农民工迁移原因
较早的农民工研究基本上认为农民进城务工是一种“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农民经过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生产，农村收入与城市收入比较之后的一种理性决策[65]。袁亚愚使用“推拉理论”研究中国农民向外流动的原因，认为农民向外流动是由外出就业预期和实际收入较高的拉力和村庄不充分就业且收入预期较低、收入不稳定等推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形成的[66]。王春光认为农村的普遍贫困和农民的生存理性是农民外出的主要原因[67]。洪小良分析了流动的个体和家庭因素，指出家庭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包括在迁入地和原籍的所有劳动年龄人口）、原籍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迁入地收入、给原籍家庭的汇款金额、迁入地亲戚人数等理性考虑，以及情感、社会心理、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各种非理性因素，总是在不同程度影响着人们的迁移行为[68]。但正如李强指出的一样，由于户籍制度的特殊性，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无法用推拉理论来加以解释[69]。李斌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与其他国家类似过程的最大不同点就在于：它是一个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过程[70]，这验证了李强之前的研究发现，李强试图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农民工流动的因素如城乡差距进行分析，但是发现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推和拉都发生了变形，产生了特殊的推拉模型，即农民年轻时因经济原因驱动前往城市挣钱，年纪大时因户籍原因选择返回乡村养老。段成荣等指出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地流入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那里集中了全国流动人口的一半以上[71]。因此，学者们注意到应该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蔡昉等认为把整个经济变化及制度环境作为迁移研究的背景是非常重要的[72]，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可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而长期就业不充分的农村居民则是这些劳动力的有效来源。李友梅等认为票证制度的取消、针对个人的身份证的发放等也是促进农民流动的重要制度安排[73]，王宁认为为了避免统治合法性的危机而进行的改革开放，使得物质生产进入前所未有的丰富状态，实行几十年的“苦行者社会”的制度安排逐渐解体，“消费者社会”逐渐来临，个体逐渐成为一个个追求物质消费的“消费者”，为了满足不断上涨的消费需求，人口不断加速流动到能够获得更好收入的地域，加速了人口流动[74]。黄平则利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解释农民外流不仅仅是制度安排的阻碍或推动，并非简单地只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选择，而是主体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75]。文军用理性选择理论来研究农民流动，认为农民流动经历了“从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再到社会理性”的过程，因人地关系紧张而形成的“生存压力”使农民面临向外流动的“生存理性选择”，但由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因素而造成的结构性压力的松弛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形成大规模人口外流现象的主因，对“8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社会理性选择则是向外流动的主要因素[76]。
2.农民工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作为农民工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农民工流动的一个重要维度。农民工社会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支持网方面。徐丙奎等认为进城务工农民的迁移方式是“链式”迁移，对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再构，人际传播的方式与内容的改变，城市的社会生活空间和秩序的重构都有重要意义[77]。移植、复制原有的乡土社会网络，原有的基于血缘、地缘、亲缘为纽带所移植的乡土社会网络，虽然规模小、同质性高，但对农民工初期寻找工作和感情支持发挥了不小作用。扩充再构的社会网络以业缘、趣缘、友缘为基础的再构社会网络范围大、异质性高，对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有重要意义。李树茁等认为社会网络结构变量对农民工初次流动的职业阶层有重要影响[78]。周霞认为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呈现为以义务信任为基础建立强关系，以契约信任为基础建立弱关系，而以交往信任为基础不仅建立中等关系，而且还可以将弱关系转为中等关系，把中等关系变为强关系差序格局特征[79]。单菁菁认为建立在职业分工基础上的社会互动使得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由传统社会封闭型地域网络向现代社会的开放型业缘网络转变[80]。刘华芹认为城市农民工网络广度比较低，网络密度比较高，组合比较单一，同质性较高[81]。石岩的研究显示，农民工的初级社会网络给予初出门务工农民工最初的经济和精神支持，为其寻找工作提供信息、节约成本，但同时这种关系网络也使得农民工的交往范围较小，呈现内倾化的交往模式，使得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本之和等于甚至小于整体社会资本[82]。男性农民工的情感和社交支持网络资源占有更加均衡，特别是在社会交往支持方面，而女性的实际支持网络资源占有更加均衡，白萌研究了不同性别农民工情感支持网络、社交支持网络和实际支持的区别，认为男性农民工的情感和社交支持网络资源占有更加均衡[83]，而女性的实际支持网络资源占有更加均衡，流动男性情感支持受到较大损失而女性的社交支持则受到较大损失。李树茁关注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整体结构，研究范围也扩展到社会讨论网。任义科等在婚姻、生育和养老话题讨论方面的子群数量较多[84]：情感支持网的子群数量都较少，而实际支持网和社交支持网的子群较多，表明农民工在日常帮助和社会交往方面较情感交流更容易形成子群。李树茁等人的研究显示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支持主要体现在日常帮助和社交面，很少进行情感交流[85]。王荣明研究了农民工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对务工收入的影响，认为农民工的教育水平对其工资收入有显著影响，因为农民工大多数从事重体力劳动，使得男性工资收入明显高于女性，农民工所具有的相对较强的弱关系（成为朋友）会帮助其提高收入[86]。
3.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农民工的工作、生活、自我及社会认同、城市融入（适应）、市民化等方面的研究是研究农民工问题的主要关注点。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性尤其是户籍制度的障碍的讨论是国内学者研究比较集中的部分。有对户籍制度的批评，也有将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城市问题群体提出，讨论农民工的教育、素质等影响市民化的进程以及对城市管理形成的挑战。秦阿琳揭示了农民工从流动人口转变为定居移民的必然趋势，她指出将农村进城人口界定为“流动人口”而非“移民”，具有政治上的工具意义，因为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两者承载着不同的身份、权利以及资源，体现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意涵，从而制度性地将流动人口阻挡在城市化之外[87]。王春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着三大难以化解的张力：政策的“碎步化”调整与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强烈的城市化渴望和要求之间的张力；他们对城市化的向往与他们实现城市化的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央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措施之间的张力。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也吸引了境外学者的兴趣，他们的研究更强调现代性和国家—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农民工的主体性建构[88]。苏黛瑞探究了在农民城市化道路上政府、市场和进城农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89]，潘毅考察了打工妹群体在全球资本主义、国家和父权制文化三方合力下抗争而形成阶级认同[90]，杰华从流动者经验和自身解释方式出发，探讨了全球化和现代性如何在个人层面得到体验，并形塑女性农民工的主体建构[91]。张鹂在一个市场化和人口空间流动不断增强的时期，通过观察流动人口社区在建立—拆除—重建过程中的政治博弈，试图探究空间、权力和身份变迁怎样相互交织，重塑国家—社会关系。[92]罗竖元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呈现出积极的状态，并采取行动逐步实现从“双重边缘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向城市市民身份认同的转变[93]。彭莹莹等的研究认为社会网络可以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机会能力[94]。汤兆云等的研究认为，虽然生活和社会环境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但新生代农民工传统乡土社会网络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其社会地位仍处于城市社会的社会排斥之外，由于其生活圈子、人际交往圈子以及语言等因素的制约，他们仍然没有能够融入城市社会[95]。
4.农民工社会流动
李强研究农民工持续的社会流动状况，他从职业流动的角度考察了农民工的初次与再次职业流动情况，农民工初次职业流动后职业地位普遍上升，但再次职业流动地位变化微小，关键是无法跨越城乡阶层分化。学界的研究共识是制度隔绝一直是乡城流动人口实现社会流动过程中一堵无法跨越的高墙[96]。张翼指出教育在社会流动中越来越显著的重要性，同时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制度壁垒限制着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和受教育水平，最终制度性阻碍了他们向上流动。农民工只能依赖非制度性途径获取地位的流动[97]。渠敬东、李汉林认为城市农民工是依赖社会关系展开自己的经济行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是围绕着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关系构成，并影响农民工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98]。赵延东等提出在农民工经济地位获得过程中，社会资本所扮演的角色是极其重要的，其作用可能比人力资本等因素更为显著，甚至连他们拥有的人力资本也可能要依靠其社会资本才能充分发挥作用[99]。渠敬东、李汉林分析了农民工群体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具有强关系的特点，指出同质群体成员是构成农民工之间强关系纽带的基础；信任，尤其是非制度化信任是构造纽带关系强度的重要前提条件。王春光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农民工得以流动的主要社会机制，强关系有助于农民工获得信息、经济和精神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却难以使他们实现更大的社会地位的“跃进”和提高，这也是农民工大多停留在水平流动上的一个主要原因[100]。李春玲指出中国社会三重制度分割——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将流动人口劳动力隔离在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空间之内，从而导致流动人口极其特殊的社会经济分层形态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模式，也迫使流动人口沿着特殊的流动路径并遵循着非正式的规则来实现上升社会流动，这些特殊的路径和非正式规则构成了一种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非制度模式，如社会网络、机遇、冒险等因素[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