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意义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古今中西大碰撞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战火频仍，灾难相继，诚乃多事之秋。而作为上承千年文明，下启新时代的晚清，其对于中国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止体现在历史、社会层面，还体现在文化、学术上。
在较长的一段时期，论者在谈及诗学时，都高赞唐、宋，持着“诗必唐宋”之观念，将清代诗学一贬再贬，使得对清代诗学的研究在很长时间内举步维艰，严迪昌在《清诗史》的序中曾感慨地说：“数以万计的诗人的行年、心迹，以至他们具体创作实践的氛围背景，由于陌生伴随缺略俱来，于是讹误和舛乱丛生。”但是，作为距今最近的王朝，清代留给我们的诗文材料、相关著述较前代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多。诚如张寅彭师所言：“清代的大家、名家之作不仅比此前之各朝为多，更有数倍于前朝的出自普通作者之手的著述，各以本人的诗生活及诗意识之记载，将当年诗坛活动全景中由大家位居之中心留出的空白缜密地填补起来，前所未有地织成了一副可谓巨细无遗的诗坛图卷。”[1]
近年来，经过诸多学人的努力，清诗之魅力渐为人所知，清诗研究渐成一个活跃的学术领域，吸引着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目前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阶段性成果。对张之洞诗歌成就的研究就是在这种氛围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张之洞（1837—1909）生于道光，卒于宣统，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的历史亲历者，又是历任同治、光绪、宣统三朝的元老重臣，见证了晚清王朝在历史舞台上最后的演出。作为晚清重臣，张之洞为维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而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他对晚清政治变革、思想嬗变、实业振兴、教育鼎革、文化承递、军队改制以及外交格局等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只被视为封建皇权的忠实捍卫者、“旧学的维护者”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而颇受非议，认为他处世圆滑，“既为封建皇帝所称道，亦为帝国主义分子所欣赏”（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此外，还需注意的一点是，或许是张之洞的政治身份过于耀眼，今人对其的研究，长久以来一直围绕在他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其实，张之洞不仅是晚清政坛中的名臣能吏，亦是诗坛领袖人物和晚清学术思想界的一面大旗。对其诗文，民国时期虽已有人论及，但一直未得深入，近年来才始有进展。殊不知张之洞本人极以诗自重，以为自己平生用功最深者，“仍是诗耳”[2]。而且，张之洞在近代诗坛上，是“以诗歌领袖群英，颉颃湖湘、江西两派之首领王壬秋、陈伯严，而别开雍容缓雅之格局”[3] 的人物，并被钱基博评为“晚清名臣能诗者”（《现代中国文学史》）。
《诗大序》云：“诗言志。”所以，要全面而深刻地了解张之洞，对其诗文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要勾画出较完整的晚清诗坛面貌，作为“河北派”领袖，乃至整个晚清诗坛领军人物之一的张之洞更是不可不谈的。
二 研究现状
从张之洞同治二年（1863）科举中探花至今的100多年间，众多研究者们将对张之洞的研究从点推广到面，从浅推入至深，从片面发展到较为全面，从由个人主观视角出发调整为更加科学客观的分析评述。或论说其功过是非，或多角度地剖析其思想、行为，或探讨其诗文创作，成果颇丰。综观当今的研究现状，对张之洞的学术、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张之洞学术思想的研究。
清末之时，中国传统的封闭式文化格局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强烈冲击下趋于解体，而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恪守中国传统思想的人在这一历史性的文化裂变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存在争论。汤志钧在论述近代经学的发展和消亡时指出，代表张之洞学术思想的《劝学篇》，诋击维新运动，和曾国藩一样汉宋兼容，利用经学锢蔽思想。而张之洞反对康有为今文经学，不是单纯的学术争论，更是一场政治斗争。[4] 麻天祥则提出另一种解说，认为在近代学术变迁过程中，张之洞的《劝学篇》立足于学术，倾吐了对社会无痕换骨的切盼。“中体西用”不仅表达了用西学“补阙”“起疾”的愿望，而且由“泰西各国学校之法，犹有三代之义”的认识，建立了中西互补的学术基础，而使之成为中国学术近代化的先声。[5]
张之洞自幼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于学业十分勤勉。虽走的是封疆大吏的从政之路，但其本人对学术、诗文用功颇深，他晚年曾语亲故曰：“吾生性疏旷，雅不称为外吏，自愿常为京朝官，读书著述以终其身。”[6] 何晓明对张之洞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剖析和肯定，以为张之洞痛恶今文公羊说，对《春秋公羊传》的批评，虽言辞尖刻，但从学术上来说，却不失缜密笃实。而对于张之洞汉学、宋学兼宗的态度，认为他是在西学东渐，政局动荡，“名教奇变”的背景下，为了维护“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不至消殒，故兼采汉宋，“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怯而公理出”（《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但一生治学不辍的张之洞之所以选择学兼汉宋，除去政治需要，更主要的是从学术本身所作的考虑。张之洞的学风特点，四字足以概括，即“经世致用”，他倡导“读书宜读有用之书”，并多次申言，“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张之洞虽一生仕宦，但对于文章学术，始终未曾懈怠，并“以其宗旨宏达、思想淹通、学风朴实”，而在晚清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7]
龚书铎、黄兴涛对张之洞与晚清儒学的关系进行了较为透彻的分析。他们认为，因应变、救时之需，张之洞主张儒学不仅是汉宋两家的调和，还是儒学各派的兼采会通，是儒学和其他学派的兼容并蓄。除了政治思想外，张之洞与康、梁的分歧还有学术思想方面的因素，他长期不满于疑经的今文经学即所谓“公羊学”的某些治学方法。戊戌后期，颇能体现张之洞沉重的儒学忧思的，尚在于他提出的儒学“守约”主张。在新的形势下，封建儒学如何适应现实统治的需要，在适应过程中如何维护儒学自身?这是个时代难题。在晚清，张之洞无疑是统治集团中对这一问题关注最为持久，处理较为灵活，意见甚为王朝重视，于儒学也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8]
其二，对张之洞诗学思想的研究。
作为诗人的张之洞，虽然没有专门的诗学理论著述面世，但是他的诗学观念和创作原则，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了他为学子编写的《輶轩语》中，另外在他的一些诗作中也有所表述。这看似不够正式、系统，却自有他作诗、论诗的宗旨和核心在其中。考察其作诗的原则和论诗的言论，以及时人对其诗作的评价，我们不难发现其诗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首先，是强烈的崇雅意识。从儒家正统思想出发，张之洞的诗学思想具有强烈的崇雅意识。其《哀六朝》诗乃“生平学术宗旨所在”[9]，有句云：“政无大小皆有雅，凡物不雅必为妖。”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对张之洞的评语正是“指挥若定，清真雅正”。并赋诗云：“抱冰堂上坐人豪，时复商量一字高。尽扫淫哇归雅正，不妨苏海得韩涛。”[10] 此外，还有一些论说均指出了这一点，如集益书局有一小引云：“南皮张文襄公，为清季风雅之宗，仰之者如泰山北斗。”[11] 又胡先骕评张诗：“宏肆宽博，汪洋如千倾波，典雅厚重，不以高古奇崛为尚，然复不落唐人肤浅平易之窠臼。”（《读张文襄公广雅堂诗》）对雅正之崇尚必致对轻浮之厌恶，张之洞“最恶六朝文字，谓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丧文敝之世，效之为何?”（《抱冰堂弟子记》），批“攘臂学六朝”为“白昼埋头趋鬼窟”（《哀六朝》）。香涛之室名曰“广雅堂”，诗集、散体文、骈体文皆以“广雅堂”为名，与此不无干系。袁祖光在《绿天香雪簃诗话》中便以为张之洞：“论诗以雅正为音，故初刻诗集以《广雅堂》名之。”[12]
其次，作诗主“清切”。汪辟疆曾论张之洞“以力辟险怪之故，颇不满意于同光派之诗。尝云：‘诗贵清切，若专事钩棘，则非余所知矣。'”（《近代诗派与地域》）郑孝胥亦云：“往有巨公与余谈诗，务以‘清切’为主”（《散原精舍诗序》）。这是与其崇雅尚正的诗学乃至文学主张相承袭，并与其“雍容雅缓”的审美理念相统一的。但郑孝胥对之洞所言之“清切”持有异论：“世事万变，纷扰于外；心绪百态，沸腾于内；宫商不调而不能已于声，吐属不巧而不能已于辞；若是者，吾固知其有乖于清也。思之来也无端，则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者，恶能使之尽合?兴之发也匪定，则倏忽无见，惝怳无闻者，恶能责以有说?若是者，吾固知其不期于切也。”[13] 张之洞以“巨公”的身份，蒿目时艰，隐忍自持，属意“清切”，力求让雅正之诗力挽乱世哀音之澜，故其主张也自不同于陈三立、郑孝胥等人。
复次，强调“宋意唐格”。张之洞诗学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即“宋意入唐格”。“宋意入唐格”语出其《赠蕲水范昌棣》，诗云：“平生诗才犹殊绝，能将宋意入唐格”[14]。本是褒美范生之诗，但后世论者多以为“宋意入唐格”乃张之洞“自道其所得”[15],“自道甘苦”[16]。钱仲联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卷》之《导言》中论及文襄诗时说：“张氏明确提出了‘宋意入唐格’的主张，所以具有唐人的藻采和宋人的骨力，又能言之有物，从其身世遭际抒写真性情。”受到为规避乾嘉诗坛末流貌为宗唐实多病于浮泛的现实而走向祧唐宗宋的晚清宋诗派的主张的濡染，故而张之洞既崇唐诗之体貌气格，又对宋诗意趣有自己的体认，遂在自己的诗学思想中将唐诗的格调与宋诗意趣糅合，提出“宋意入唐格”，以“宋意”救其时学唐而貌袭之弊。
今人对张之洞文学方面的研究素来不多，近几年方有所论及。其中要数庞坚在其点校的《张之洞诗文集》前言中所论最为具体、精到，有借鉴意义。庞文对张氏诗学思想的源流、特点做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并有较为中肯的评论。此外，胡迎建、张修龄、马卫中、祝伊湄、夏秀华等人也都对此进行了程度不等的整理和论说。[17]
其三，对张之洞诗歌创作的研究。
张之洞才大学富，清末民初的评论家大多对其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给予了肯定。民国刊行的《晚晴簃诗汇》和《近代诗钞》这两部具有总结性意义的诗歌总集，便收有不少张之洞的诗作，且评价颇高。诚如陈声聪所说：“清末所谓清流，其骨干分子张孝达、张幼樵、宝竹坡、陈弢庵等四人，皆清一代大诗人。”[18] 胡先骕更说张之洞是“独以国家之柱石而以诗领袖群英，颉颃湖湘、江西两派之首领王壬秋、陈伯严，而别开雍容雅缓之格局，此所以难能而足称也”，评价其诗是“宏肆宽博，汪洋如千顷波，典雅厚重，不以高古奇崛为尚，然复不落唐人肤泛平易之窠臼”。[19]
张之洞的诗歌创作始终遵循着他的诗学观，充分体现出其诗学思想。陈曾寿对张之洞的诗作，曾有极为精到的分析、品评：“文襄学瞻才富，侔于纪、阮，而其诗心长语重，绝无炫耀之习。盖其立身行己，自有坛宇，非经生博士、文人才子所可同年而语。其诗用字必质实，不纤巧；造语必浑重，不轻浮；写景不虚造，叙事无溢辞；用典必精切，不泛引，不斗凑；立意必独出己意，不随世转。虽以风致见胜处，亦隐含严重之神，不剽滑。”[20] 此外，不少时人也都给出了自己对张之洞诗歌的评价，如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谓张诗“皆黄钟大吕之音，无一生涩纤浓、枯瘦寒俭之气。”陈衍《近代诗钞》称赏张诗“古体才力雄富，今体士马精研，以发挥其名论特识。”并指出张诗“用事精切”,“可以方驾坡公、亭林。”袁祖光《绿天香雪簃诗话》推张诗为“淹博沉丽，平易近人，具休休有容气象。”林庚白《丽白楼诗话》言张诗“能自道艰苦与怀抱”,“负盛名，领重镇，出将入相，而不作一衿夸语”。
论者在分析张之洞诗歌内容时，主要将其分作三大类，即感时咏怀诗、写景记游诗、题咏诗。其中写景记游类诗作中最多佳构，如《重九日作》《登眉州三苏祠云屿楼》《江行望庐山》《四月下旬过崇效寺访牡丹花已残损》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篇，以《春秋》笔法行之，有老辈风骨。题咏诗中的咏物诗正面写最难，但是张之洞的《咏蜀葵花》《济南行宫海棠》等诗，“皆从正面写，切当不移，似易实难”[21]。今人对张氏具体诗篇进行评论者尚不多见，只有庞坚等个别研究者为之。这是一个亟待开发的领域，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系统性上都亟待增强[22]，现在尚属起步阶段。而华东师范大学祝伊湄的博士学位论文《张之洞诗学及其诗歌创作研究》（2010），对张之洞的诗学及诗歌创作进行了较为详细、深入的研究和论述，颇有借鉴意义。此处还要提到的一点是当今对张之洞作品的收集整理成果，现有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张之洞全集》（1998）、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张之洞诗文集》 （2008）、武汉出版社的《张之洞全集》 （2009）等。而值得关注的是，现在终于有笺注张之洞诗歌的成果于2018年问世，分别是赵寿强的《张之洞诗稿详注》（河北人民出版社）和蔡永贵的《张之洞诗笺注》（中华古籍出版社），为张之洞诗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助力。
此外，还有一些张之洞的传记，除了旧有的《清史稿·张之洞传》《清史列传·张之洞传》《大清畿辅先哲传·张之洞传》《清诰授光禄大夫体仁阁大学士赠太保张文襄公墓志铭》等外，当代还有马东玉的《张之洞大传》、冯天瑜的《张之洞评传》、谢放的《张之洞传》、孙广权的《南皮香帅》、胡晓曼的《张之洞传》等，甚至还有关于张之洞的历史演义作品，如李建良的《张之洞》、唐浩明的《张之洞》等。另外，在张之洞门人许同莘、胡钧先后编撰的《张文襄公年谱》外，今人吴剑杰于2009年出版了更为详细的《张之洞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这些基本都属于文献整理范畴。
张之洞凭借其诗作，在晚清诗坛占据重要一席。民国印行的具有总结性意义的诗歌总集，如徐世昌的《晚晴簃诗汇》和陈衍的《近代诗钞》不仅收录了较多张之洞的诗，同时还给予了较高评价。而汪国垣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将张之洞点为天威星双鞭呼延灼，位列马军五虎将的重要地位。钱仲联则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把张之洞点为天竞星船火儿张横。[23] 可见，无论是时人，还是后学，都对张之洞的诗歌成就予以了肯定。
[1]张寅彭：《清代诗学考述》,《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陈曾寿：《读广雅堂诗随笔》，陈曾寿著，张寅彭、王培军点校《苍虬阁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11页。
[3]胡先骕：《读张文襄广雅堂诗》，转引自庞坚点校《张之洞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05页。
[4]汤志钧：《近代经学的发展和消亡》,《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5]麻天祥：《变徵协奏曲——中国近代学术统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2期。在晚清新旧学更替的历史进程中，张之洞是一位关键性人物。彭国栋充分肯定张之洞作为清季学术领军人物的历史地位。参见彭氏《重修清史艺文志》，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版，第1、2 页。人们通常认为张之洞的学术立场是“先新后旧”，王先明通过深入剖析张氏由旧趋新的学术思想历程及其学术思想的内在联系，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参见王先明《张之洞与晚清“新学”》,《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4期。
[6]张之洞：《抱冰堂弟子记》，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32页。以下所引《张之洞全集》皆此版本，故再不列出作者、出版社及出版时间。
[7]何晓明：《张之洞学术思想论》,《学术研究》1993年第4期。
[8]龚书铎：《晚清的儒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龚书铎、黄兴涛：《“儒臣”的应变与儒学的困境——张之洞与晚清儒学》,《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
[9]陈曾寿：《读广雅堂诗随笔》，陈曾寿著，张寅彭、王培军点校《苍虬阁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18页。
[10]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第五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页。
[11]《张文襄公诗集小引》，庞坚《张之洞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30页。
[12]另参《清诗记事》同治朝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51页。
[13]郑孝胥：《散原精舍诗序》，陈三立著，李开军校点《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6页。
[14]《四生哀》之四。
[15]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原句为：文襄诗不苟作，自订集仅二百余首，瑰章大句，魄力浑厚，与玉局为近。晚喜香山，有句“能将宋意入唐格”，盖自道其所得也。
[16]王瀣《冬饮庐藏书题记》原句：公诗余事耳，然不翅专意者之工。其雄杰处，皆百年来所未有。集中《曾蕲水范昌棣》句云：“平生诗才尤殊绝，能将宋意入唐格。”可谓自道其甘苦矣。
[17]张修龄、马卫中：《新旧交替社会中的复古诗家——评晚清诗人张之洞》,《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夏秀华：《张之洞其人其诗》，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7年；胡迎建：《论张之洞的诗学主张及其诗作》,《学术研究》2008年第9期；祝伊湄：《张之洞诗学及其诗歌创作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
[18]陈声聪：《兼于阁诗话》，庞坚《张之洞诗文集》，第518页。
[19]胡先骕：《读张文襄广雅堂诗》，庞坚《张之洞诗文集》，第495页。
[20]陈曾寿：《读广雅堂诗随笔》，陈曾寿著，张寅彭、王培军点校《苍虬阁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11页。
[21]陈曾寿：《读广雅堂诗随笔》，陈曾寿著，张寅彭、王培军点校《苍虬阁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21页。
[22]今人相关论述，主要有张修龄、马卫中：《新旧交替社会中的复古诗家——评晚清诗人张之洞》,《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唐浩明：《从诗歌看张之洞的真性情》,《历史月刊》1997年第5期；夏秀华：《张之洞其人其诗》，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7年；胡迎建：《论张之洞的诗学主张及其诗作》,《学术研究》2008年第9期；刘倩：《张之洞叙事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沈阳师范大学，2013年；谢斐：《广雅书院文人群体诗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3年，等等。
[23]庞坚对此认为：“钱录四寨水军头领皆点‘于近时诗学有存旧之格’的人物，阮氏三雄点湖湘派三杰王闿运、邓辅纶、高心夔，浪里白条张顺点张佩纶，故以张横点张之洞而不以马步军大头领点之，并非存有贬意。”参《张之洞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