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张之洞在晚清，自然是第一等的人物。他事功卓著，任朝官敢直谏，有清誉；任地方大员，在四川创设尊经书院、在广东复开广雅书院，培育学风；在湖北、广东办洋务，振兴军工，皆卓有实效。晚年为宣统帝的顾命大臣，惜未及施展而遽逝，所谓“朝年恢大略，末命瘁孤臣”（陈曾寿《张文襄公挽诗》），否则清廷或能在他手上开成一改革新局，亦未可知。这除了政事干练，还有他倡言“中体西用”的《劝学篇》为证。文襄晚年与袁世凯共事，读这一段史事，每令人感觉气短。但如果拉长历史来看，项城不过是一过客而已，南皮则不愧为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兼思想家，甚至还称得上是一位现代最早的改革设计师。所以当年陈寅恪先生即云他与湘乡、南皮的思想最为接近。以陈先生的识见，此言自有深意焉。

我于张香涛，虽喜读他的《劝学篇》《輏轩语》《书目答问》等书，然以术业故，用力稍勤的主要还是他的诗与诗学。昔陈曾寿曾记下一幅画面：“樊樊山尝从容侍坐，问老师之学包罗万象，然平生以为用功最深者究何事?公默然久之，曰：‘仍是诗耳。'”（《读广雅堂诗随笔》）犹忆当年读后的第一反应是震动，复又感动，这一画面遂挥之不去了。盖文襄一生仕途隆顺有成，不像李慈铭、王闿运乃至陈宝琛、陈三立等人，有长期赋闲的条件和以诗遣兴的需要，而他竟最用功于诗！态度虽不必然决定成败，但却是一块“息壤”，况且他还是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中的“天威星呼延灼”呢。

文襄公的诗，晚清以来极受关注，得到较为充分的评论，似可以陈衍“古体诗才力雄富，近体诗士马精妍”一语尽之。这个“雄”字颇不易得。昔日香涛与李慈铭书信往还，曾以“明秀”一词评赞越缦堂的诗，然李大为不满，必改为“雄秀”方才罢休（《越缦堂日记》同治十一年四月初六、十九日），便可见当时诗坛风气之一斑，诗风（尤其是古体）不达“雄”字是不能称为大家的。不过比较来看，香涛的近体成就实较古体为高，其用事之精切可方驾东坡。这一特点，当年陈衍、陈曾寿、汪辟疆等都曾指出过，极表赞叹。

文襄论诗主张“唐意宋格”，自是全面。但这一主张具体到“清切”一说，不免有贫弱之嫌，郑孝胥即曾批评过（《散原精舍诗集序》）。如果我们结合上述他评价李慈铭诗的“明秀”一词综合观之，毋庸讳言，文襄的诗学，总的来说在晚清还是落于第二义的。

以上摭拾旧评，大抵即是对于张文襄的诗及其诗学的主要评价，也并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多年前米玉婷同学来求学，曾付以此题，嘱其作一次全面深入的疏理。她勉为其难，写成博士论文，上述各个问题大抵都有所论述，而如张之洞幕府与曾国藩幕府的合论等章，则又有新拓展。张幕多诗人，曾幕多文家，诚亦一有趣之现象也。当年所论有稍薄弱处，现在则予以补强，即将正式出版。我欣慰之余，略撰数语，对文襄既表敬意，对玉婷亦期以更上层楼。是为序。

张寅彭

己亥初夏识于上海大学清民诗文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