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有厚度的瞬间——以“非理性的”生活世界为例

一切瞬间，都是有厚度的瞬间，就像同时性其实是不同时的。这种不同时性，就是同时性的厚度。就像彼此共同的存在，其实是有差异的存在。就像历经人生沧桑的老年人对阅历尚浅的年轻人说，人心深不可测。年轻人听后频频点头，但这个年轻人此刻的理解，决没有老年人经历的厚度。不仅是理解的厚度，而是经历的厚度。无数瞬间叠加在一起，酸甜苦辣说不出的滋味儿。但这绝非意味着时间能磨灭个人精神中的敏感性与天真性。思想可以非常复杂同时又非常天真，这是思想的厚度。康德所谓“综合”不过就是精神的折叠，也就是精神有厚度。精神住在“厚度”里，这是精神活动的空间。

“有厚度的瞬间”解释了事物是如何出场的。想要回答一切有关起源或事物如何发生的问题、一切关于所谓“原初”的提问，只要去详细描述“有厚度的瞬间”，就迎刃而解了。换句话说，起源、原初、初始都是关于“瞬间”的变形说法。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把某瞬间的情形作为事物发生的根本原因，“起源”之类就确定下来，并被后来如此重复的解释永恒化了。但这种简单的瞬间与瞬间所发生的真实情形相去甚远，真实发生的，是有厚度的瞬间，也就是同时性的不同时性，或者勒维那斯一本书的名字更贴近此情此景：有异于“存在”的“是”（或者说“不同于存在”的情形）。[9]当我们说“是”存在的时候，其实更真实的情形，“是”还不存在（因为没有存在的“是”等于虚无），这就是“有厚度的瞬间”。

瞬间总是静悄悄地从我们身边划过而我们却浑然不知，但是，当我们注意研究“瞬间”时，瞬间同样是不存在的，因为此刻我们是把“瞬间”当成一个研究对象（也就是概念）了。“瞬间”的神秘性，在于它与我们内在的感受密切相关，就像意志一样，是一种隐而不见的爆发。“瞬间”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转折点意义上的切换点。所谓“瞬间的厚度”，在于瞬间是变形的，就像话本来在心里想好了，但是到了嘴边就突然改口了——这里的“突然”就发生在瞬间。瞬间与瞬间的地位是相等的，是说每个瞬间都有可能不再甘于自身所处的“庸俗瞬间”之寂寞而变异为“重大时刻”、人生的“转折点”，这是勇敢与智慧的时刻，它从庸俗之中脱颖而出。当智慧配上勇敢时，智慧就成为勇敢的行为。行为是外露的时间，是时间的面孔，它创造属于个人和社会的历史事件。“瞬间”在语言上的表现，就是格言式的语言。语言的瞬间在格言中表现为短暂，瞬间的厚度表现为格言中的精练与意味深长是同时存在的。格言与格言之间的关系，是力量角度的转换关系。这就是时间绵延过程中所发生的真实情形。就像大海的浪涛一样，后浪推前浪、一浪高过一浪——时间或瞬间永远回来，并且似乎永远以当下在场的情形存在，但拥抱我们内心的，是全然不同的“对象”感染给我们的力量，它们有热度。正是温度高低、气候与气氛的多变，使世界对我显得不同寻常，使我所遭遇的平凡事情，魔幻般地生成奇迹。

意志是一种力量，由于有温度或者热情，这种力量内在而具体，这使意志与概念区分开来。热情来自运动，物质的物理结构中，原本并没有热的原子，热是由于摩擦而诞生的。所谓摩擦，就是由于运动中的撞击而产生的分子凌乱或任意的活动。力量与力量或意志与意志呈现持续状态时，就是力量或意志在摩擦自身。这种摩擦使得力量或意志有了热情或者温度。温度不以恒温示人，就像人有喜怒哀乐——就是力量或者意志自身在差异中区别自身，显示出力量或意志自身的节奏曲线。出生、事件何时发生？文章或讲演中第一句话应该怎么说？“开头”是最难的，它是一个偶然事件。既然如此，任意的瞬间即随便想到的一句话，都可以作为开场白，随手一抓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接下来的话，也要采取随手一抓的方式。很多时候，你抓不住任何刺激性的因素，那姑且就采取闲聊的方式与人周旋。灵感或强烈的刺激就要到来，就像要极其善于抓住书中敏感的句子，然后你就可以滔滔不绝，将其发挥到极致。

对于意志而言，所谓“强力”的意思，最好不要与统治挂钩，而要说渴望、自信、骄傲、得意、求胜心切，如此等等。意志是高扬的生命与乐观的情绪。换句话说，要永远保持欲望或期待的状态与实现欲望或期待的能力，这样，当我们上了年纪，也许实现欲望的能力已经丧失了，但欲望或乐观的情绪却仍旧习惯性地保持着，以至于生命不息，渴望不止——我用这个意思，理解尼采的“永远回来”。对于意志而言，一切生成，都是内在的生成，也叫亲自生成。在此，“亲自”的意思是不可被替换，否则亲自就不存在了。意志是独立自主的、不可以用非意志代替，意志只能以亲自的身份发挥作用。意志是赋予意义以热情的最重要推动力，冷冰冰的绝对意义根本不存在。意义是人赋予的并只能在人的参与下才能存在。有了如此意义，世界才对我显得非同寻常。我所遭遇的平凡事情，才具有不平凡的刺激。人可能自己“无缘无故地”激动起来，如果这个人对事物中隐藏很深的意义异常敏感的话，他就会有超人的预见力。

意义是事物的价值而不仅仅是事物的意思，这把尼采和胡塞尔区别开来。单纯事物的意思是冰冷无趣的，意义或者价值是事物意思的一种夸张状态或精神延伸状态，这使一个简简单单过日子的人超越了自身的意思而成为有社会价值的人、一个超人。这个强人之强，并非在于他有随意支配他人的能力，而在于他有战胜自己的能力，他超越了自身的单纯而走向复杂；他克服了自身的懒惰而具有坚强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本身，就具有超越他自身的价值。

我与每个瞬间所遭遇的事情或人，都只有临时性的关系。这些偶遇随时而永远地在消失或死掉，留给我的只是纯粹的内心生活。我现在不是在世俗层面上表明这种可能性或不可能性，而在想为什么加缪能凭借在《局外人》中描写“非主流价值观”的感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的答案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给《局外人》中的“我”贴上标签，将其划分到“不孝顺”的概念中。问题的关键在于，局外人描写了每个人的内心都可能有（我是说可能有，但不一定有）或瞬间划过的一种真实感受，而这种感受非常细腻，不是每个作家都有能力去感受。加缪的才华在于他抓住了这个瞬间并以激进的心情使这个瞬间延长了。才华并不在于修辞而在于感受的能力，《局外人》的语言朴素到了极点，句式非常短，震撼力极强，这就是我说的“电闪雷鸣体”，也叫“格言体”。“局外人”的冷漠只是表面上的，不得已的，但越是这样的人，他的内心世界越是翻江倒海。孤独与忧郁的人，都是内心世界丰富的人，他与自己结婚了，他同时是男性与女性、他是他自己的陌生人、他不需要异性就能繁衍自己的精神后代、他的感受与别人没有直接关系。在他那里，某个具体的感受顷刻之间就上升为抽象的感受，他的眼神仿佛处于一种极其专注的走神状态，他的眼神是清澈的却一眼望不到底。关于这种情形，德勒兹写道：“就像尼采经常说的，是另类的感受性、另一种方式的感受，我们还没有能力回答这种感受，甚至没有能力直面这种感受。”[10]这另类的感受，就是寻求独一无二的感受，而对重复与虚假的语言或行为，表示厌倦。

但是，厌倦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冷淡的感情，厌倦与深度无聊感一样，是抽象而热烈的感情。厌倦中隐含着无动因冲动。也就是说，内心会瞬间闪过某种难以名状的感受，它没有名字，难以描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硬去说它，就会留下一堆晦涩的语言，不知道自己描述的对象是什么。这种精神状态同时是艺术的和哲学的。它是艺术的，因为它有匪夷所思的任意热情或冲动；它是哲学的，因为它的热情或者冲动是抽象的，并不针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总起来说，这是艺术哲学感，我所谓“电闪雷鸣体”，最适于表达这种具有诗意的思想。

这样的感受，自然而然连接到“秘密”，法国人皮特斯写的《德里达传》[11]题词页上引用了德里达的一句话，很像格言：“永远不会有人知晓我的写作源于怎样的秘密，即使我说出来也改变不了什么。”为什么呢？不仅因为语言没有能力准确地传达心思，而且更可能是因为德里达本人也不清楚自己的写作动机到底是什么，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和将要写出什么样的句子。写作永远是以“现在进行时”的方式出现的。但是，所谓“知道”，却是一个“现在完成时”。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写而写出好句子来，这叫才华；而下笔时还不知道要怎么写却写出只有魔鬼才能想到的句子，这叫天才。瞬间的厚度把瞬间延长了，被延长了的瞬间还是“瞬间”。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始终处于走神状态，从日常生活的时间链条中脱离出来，好像享有了另类时间。就是说，时间似乎在这个厚度之中停滞了，精神处于沉醉状态。有秘密的思想才是真正的思想。思想的秘密在于思想镜头的转换，所谓思想，是在“换句话说”的过程中渐渐形成的，我在文章中经常以“就像”来过渡思想，也就是“换句话说”。在这里，暗中已经发生了思想镜头的转变。这个转换是不对称的，很多时候“换句话说”显得与前一句话之间是脱节的，这就是感受方式的变化，也是思考的艺术。

词义的转换也是注意力和意志的悄然改变，它形成了精神力度的曲线，有高潮也有低谷，有才华也有平庸，有天真也有狡猾。所有这些，都可能发生在同一个作者身上。但是，永远不变的，可能是作者的精神个性或写作风格，这是可以辨别的，就像对某个熟悉口音的记忆一样。你能瞬间识别出说话人是谁，但你无法准确告诉别人你是如何识别出来的。这叫作“语音的厚度”，这绝不仅仅指方言，而是说某个人特定的口音风格。这种风格具有说话的含义之外的精神意义。这种精神含义不是观念上的而是物质性的、生理上的。但本质上，吸引我们的并非物质性的口音本身，而是口音所裹含着的精神。这是一种十分微妙的精神，我把它理解为“在说话中说”，或者叫“话里有话”，而不是具体指“被说的事情本身”。

“微妙精神”指微妙的差异性或灵活性，鲜活的精神或不死板不学究的精神，它区别于“几何学精神”。粗糙一点儿说，“微妙精神”的精髓恰恰在于以艺术创造的精神说话，而不是有根据地说话。“根据”或者“原因”是在说话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外在的目标或者标准预先树立在终点等待我到达那里。几何学精神与柏拉图的理念精神是一致的，它的标志性思考方式，就是问“这是什么”，也就是本体论的提问方式（如什么是美？什么是正义？如此等等）。本体论暗中排斥方法论，因为本体论的提问没有告诉我们它只是很多提问方式中的一种。它给我们一种假象，似乎如果不问或不回答事物是什么或事物的性质问题，就无法进行思想，而为了回答事物是什么，就必须给事物下定义。或者说，用一个概念给事物命名。这就是古典哲学思考的精髓。如果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可以追溯到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之间的冲突：巴门尼德把变化归结为不变，把差异归结为同一；赫拉克利特把巴门尼德不变的“存在”归结为“生成”，从同一中看出差异。从“存在”到“生成”的过渡，用我的话说，是从永恒到瞬间的过渡，从没有时间到有时间的过渡。这种过渡，用以上的说法，相当于“换句话说”，这种转换是途径、方式的转换、价值观念和意义的转换，它相当于从不同角度拍摄同一样东西。在效果上，我们就会看到同样的事物是以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出场的。当代欧洲大陆哲学倾向于不再问“这是什么”，而是问事物怎样或通过什么途径为我们所注意？是这样还是那样？这相当于把大字眼变成了小字眼，把肉眼变成了显微镜。于是，瞬间、当下、场合、差异之类的问题，尖锐地摆在哲学家面前。事物的根据、源泉、出发点并不是“永恒”在那里，而非常可能“瞬间”在那里。但是，瞬间与瞬间之间，并不像钟表指针那样、并不像数字“1”那样可以相互代替。同样的物理时间在我们的感受中有时显得非常漫长难熬，有时显得非常快，这是由于我们把自己的心情或者感受带了进去，也就是把方式或“如此这般”带进时间之中，比如无聊或者沉醉。但无聊与沉醉感不是概念，它们是事物出场的方式，而不是事物的标签或名字。

精神贵族的气质与想做主子的念头无关——这个意思德勒兹是这样说的：“并不是说强力意志是想获得权力的意志，强力意志不是拟人的，它的起因、意义、本质，都不在人那里（所以尼采提出 ‘超人’或 ‘非人’的概念——引注）。强力意志应该从别处获得解释：强力就是要在意志里，强力就是在意志之中的普遍而又相互有差异的因素，因此强力意志在本质上就是去创造的意志，强力决不能根据表象而定。”[12]在这里，意志之所以不能从人那里获得理解，是因为在尼采看来人都是一些庸人，而超人或新人还没有出现。至于意志与意志之间的差异，就是精神风格之间的差异。价值或者意义，就在精神风格之中。强力意志的本质是去创造，这就决定了这种意志没有预先的参照、没有对称性，或者说，它是一种不图回报的纯粹给予，而这种纯粹给予自身，就形成一种独特的精神力量。强力意志与目标无关，与对象性思维无关，在这个意义上强力意志脱离了世俗的欲望。“强力是意志中某种难以表达的因素。”[13]因此，强力意志又与“知识”或“知道”无关。强力意志之所以是“多”而不是“一”，是由于强力意志不属于“存在”而属于“生成”。德勒兹根据精神贵族的气质来理解康德，他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表现出的天才，在于康德是从理性内部对理性进行革新或者批判，这种批判与感情、经验、来自外部世界的例子等都没有关系。以往理性的错误，并不在于理性经不起经验的检验或受到身体的诱惑，不是的，理性的错误在于从理性自身出发会陷入一种“先验的幻象”。换句话说，可能不仅理性会导致幻象，而且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幻象。所以，“康德得出结论说，批判应该是根据理性本身对理性进行批判。康德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他让理性同时成为审判的法庭与被告”[14]。去判断的和被判断的，是“同一样东西”——这来自内部的批判是最有颠覆性的，我确实一心想跟你走，但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但这并不怨我，因为是你领着我走的。也许理性自身就是由悖谬组成的，或者说理性的真理在非理性那里。

非理性不是反理性，恰恰相反，非理性可能是理性更真实的面貌。德勒兹认为，康德并没有走这么远，康德没有彻底完成从理性内部批判理性的初衷，因为康德所谓“先验的原则”作为一个条件已经是理性之外的东西了。按照我的理解，康德的失误可能恰恰在于他忽视了时间问题，也就是理性到底是如何发生、如何登场的，不要为这个“发生”或者“登场”设置任何先决条件。进一步说，要从内部理解“理解”是如何发生的，“概念”是如何发生的。德里达的“解构”，就是从时间问题或“最开始”事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问题入手的，他撰写的硕士论文《胡塞尔哲学中关于“发生”的问题》（这是一部有将近300页的书稿）详尽探讨了这个问题。德里达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著作，是他为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一文所撰写的长篇导论。尼采通过叔本华接近康德：尼采想寻找发生“理解”或“理性”的源泉，这个源泉就是自由意志或强力意志——只有这样的意志，才是真正的内在发生。意志并非是躲在事物背后的东西，意志，用叔本华的话说，就是自在之物本身。尼采的所谓“系谱学” （généalogie）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应该将它译为“发生学”，这样更能清楚显示时间问题在尼采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尼采用自己关于“发生”的思想取代了康德的“先验哲学”，这就使哲学的生存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康德所谓“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到了尼采这里才算完成，因为尼采的思想站在了古典与现代哲学之间。现代哲学的思想发动机，就在尼采那里。

哲学家自己就是立法者。换句话，哲学家无所依靠、无所参照。哲学家的使命，是创造价值，而不是去宣传和应用由别人已经规定好了的价值观念。哲学家是一个当下的和面向未来的思想创造者，新价值在哲学家的语言中被创造出来。哲学家的座右铭是“不相信”，甚至蓄意不相信。“不相信”的精神地位，比“相信”更高，它甚至是最高的人性，也就是信仰。哲学家的提问方式是质疑事物的根据，也就是没完没了地追问为什么，询问“理解”是如何发生的，这就把注意力引向时间——这个时间指的是此时此刻，或那时那刻，但不是永恒。“永恒”是与教条连接在一起的。就时间而言，永恒指的是一个永不变化的“已经”。人自己是自己的立法者，人是自己意志的立法者。作为哲学家，他要征服的既不是自然界也不是生活世界、更不是别人，他要征服的对象，只是他自己。他要把自己从任何精神约束中解救出来，使自己的精神从平庸上升为高贵。所谓“理性”，不是一个现成躺在那里等待我们捡起它作为推论工具的概念，我们的思想不再以“什么是理性”这种方式提问。换句话说，我们不再从理性之外给“什么是理性”设置前提条件。这时，我们却已经身处理性之中了：我们沉浸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之方式，就是理性现身的方式，这些方式多种多样。我们不再把自己一分为二，就像当康德得出结论说，批判应该是根据理性本身对理性进行批判，康德让理性同时成为审判的法庭与被告；就像不再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与自在之物的世界；人如其人、文如其人、风格如其人，我自己的意志本身就是我的自在之物，而我的言行就是我的意志之直接显现，如此一来，真和假的概念就自动消失了。

要从人性或生命的角度，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角度，理解“精神”这个概念，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有关立场或规范的精神，是一种把精神圈起来的精神，这就像把野生动物关进动物园里，动物就会失去野性。精神也是这样，如果你先挖好道路，告诉人们这是唯一正确的，只要照着这个方向走别想别的——精神就会失去野性、失去生命、人性就会“不人”、精神就会麻木、平庸。一个愚者，长期被关在精神牢笼里，终于有一天牢笼的大门被打开，但他已经习惯于这个笼子了，已经丧失了走出这个笼子的精神能力。他从一个原本精神活力四射的人，变成了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这样的一生是悲惨的。倘若给人树立一个榜样或如何做人的唯一标准模式，就等于把活人变成了雕塑。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模式”式的意识形态是可恶的。从哲学角度理解，生命就是精神在活跃，或者说，自由意志处于活跃状态之中。人的身体的真理在精神生命之中，而精神生命的真理在自由意志之中。精神只有在自由意志的召唤下，才能使生命具有创造力。

在尼采那里，能刺激起我们意志自由的任何事情，在性质上都是艺术的。激动本身，就已经处于艺术状态。当我们处于纯粹旁观者的态度时，艺术状态就远离我们。当我们处于参与者状态时，才会进入艺术状态。所谓进入角色，所谓沉醉、陶醉、沉迷，所谓美，必须使我们激动起来，而不是不动心的精神状态，激动本身就是在参与。艺术与真假无关，但是与诱惑有关。没有什么正确与错误的诱惑，只是诱惑。就是说，不再去区分事物的现象与本质，这就像人的行为和人的语言风格，就是这个人本来的样子。如果人的言行自相矛盾，那就说明人的真实样子，就是言行不一或自相矛盾的。在以上的意义上，有力量的思想、能瞬间击中我们灵魂的思想，在性质上也是艺术的。价值或者意义与艺术密切相关，艺术所扮演的，不一定曾经真实发生过。“真善美的统一”——这个传统说法值得怀疑，美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但却有价值。思想也是这样。从此以后，我们可能不再按照对错去划分思想，也不会被某种现成的思想所支配，而是按照思想是否有力度、是否有艺术价值、是否能激动我们、是否能激发我们的创造力等，来划分思想，这样可以把思想划分为精神贵族与精神的平庸。

我们继续尼采的思路，使这个思路达到激进的状态：那么，愚蠢本身，就成为一个极其严肃的哲学话题。俗语说的“老好人”，没有棱角的人、没有精神个性的人、绝对顺从长官意志的人、整天浑浑噩噩混日子的人，这本身就是恶，或者用阿伦特的话说，是“平庸之恶”。这种“平庸之恶”并不一定指“二战”期间那些绝对服从希特勒的纳粹官兵或信奉纳粹思想的普通德国百姓，它在和平时期也大量存在，甚至就是你、我、他。愚蠢是思想结构自身中的一部分。要把愚蠢与错误或者犯罪区分开来，愚蠢本身既不是在犯错误，也不是在犯罪。愚蠢的本质在于，愚蠢是在毁灭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它使我们活得不像是个人而像没有脑子的动物。在这个意义上，愚蠢是精神卑贱到极点的表现形式。奴性精神，是愚蠢的同义词。那么信仰呢？在我看来，信仰的真谛，恰恰不在于盲从，而在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彻底怀疑态度。也就是说，去相信“不相信”，这是自由意志的胜利、精神贵族的胜利，而不是统治思想的胜利。愚蠢，可以愚蠢到显得非常深刻；智慧，可以智慧到显得非常天真。愚蠢的神经，处于麻木状态；智慧的神经，处于惊醒状态、警醒状态，对新鲜事物、对新鲜而细微的精神刺激，极度敏感。智慧状态，不一定是精神舒服快乐状态。这就像有创造性的思想，往往是能刺痛我们的思想。如果说哲学家有敌人的话，那么这个敌人就是愚蠢。

我们换个角度说愚蠢，尼采的思想在他所处的时代“不合时宜”。德勒兹说：“当海德格尔说 ‘我们还没有思想’时，这个说法其实是来自尼采那里。”[15]为什么说我们还没有思想？也许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力去思想，或者我们现有的思想还不是真正的思想、还处于思想之外、还是平庸的思想。思想还处于安静状态，要去刺激思想，就像彗星划破夜空，思想需要遭遇暴力。创造性的思想不是自主发生的，与良好的愿望无关。因此，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当我真正在思想时，我并没有自主地意识到我在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自我意识反倒妨碍了我在思想。当我不在思想的时候，我却拥有了思想。这种情形，就像普鲁斯特说他重新发现了时间。这个被重新发现了的时间，是谁都没有留意的时间，也就是他所谓“非自主回忆”，下意识不知不觉地在脑海中划过的流动着的记忆。这些记忆中的事情，不曾在现实世界中真实发生过，他只把那些记忆深刻的事情夸大了，联想的方式是把发生在不同时刻的事件连接在一起。这当然不真实，这是创造。这当然不是曾经发生过的物理事件的真实顺序，这是被重新连接起来的时间。用德里达的话说，这是痕迹。真实的“是”是被抹去后重新显示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相信的“真实”。所谓创造，也就是从无中生出一个“有”。站在“已经有的事物”角度上说，这是背叛、不忠实。但真实的事物就是以这种方式出场的。“再一次”，是以差异或创造性的方式登场的。重复就是变更，这个扭转的瞬间，就是事件发生的时刻，兴奋与激动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