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创理念意识形态建设

文化是文创理念形成之根本，文化的聚集与形成又与文化基因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联系，由此判断文化是人与人之间在某些方面的一种共识，这种认同和共识有民族历史和传统认知为基础，尽管文化在现实社会“日用而不知”，但却在人们文化意识的形成以及文化观念的选择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蕴藏着文化创新创造所需的深层营养和能量。

一 文创理念与文化自信

当代文化发展背景下，作为一种“新”观念，文创理念的提出催生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发展体系，使得中国成为世界文化发展和人类文明建设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文创理念十分注重对文化主体意识的培育，在对文化创新和创造过程中，离不开当代文化、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等独特文化元素的继承和弘扬，而基于文化自觉的文化自信是文创理念的内在逻辑和重要意义，要实现国家在文化领域的自强与自信，需大力倡导开展以自主创新为引领的文化创造活动。经过百年奋力拼搏和不懈努力，我国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新时代，开启了一段全新的强国征程，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并逐渐开始向世界舞台中心靠拢，中国与世界发展界限的日益模糊，但这种“无界限”仅限于文化领域，政治和经济领域仍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在参与全球学术领域交流和考察访问时，部分国家大学内设有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文化机构和文学团体，如，日本、韩国等，但与中国相关的文化俱乐部相对较少。过去，我国诸多企业频繁参与非洲、东南亚、欧洲等地区相关项目的投资与建设，例如，中国企业在孟加拉国承包了7座大桥的建设；为哈萨克斯坦修建公路；在马来西亚建设污水处理系统，等等，极大地改善了当地交通和生活条件，但在双方交流合作的背后由于文化上的差异，部分国家的民众难以在心理上认同，许多中国企业在披荆斩棘、屡败屡战之后仍无法抹去当地民众“有色”眼睛，这种美誉度和贡献度、软实力和硬实力的严重不匹配，警示我们当下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作为一个大国必须增强自身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目前，文化不自信是阻碍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生命力和创造力提升的一大重要因素，国内许多人在文化立场上开始偏向于西方外来文化，并且产生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自卑情结，故意“矮化”自己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形象，过度“美化”西方文化。例如，2017年美国马里兰大学毕业典礼上中国留学生杨舒平发言称：“美国的空气都比中国甜”，自此杨舒平被国内网络民众成为“空气女”，这种大肆抹黑自己祖国的行径背后反映的是其对西方文化的极度追捧和鼓吹，甚至不惜牺牲祖国国际形象。因此，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把中国文化纳入与其他国家文化交往、经济贸易协作、大国外交等领域，以各种国际活动为载体推动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已成为讲好中国故事，重塑国际形象，解决国际争端的当务之急。

楼宇烈先生在回答《读书周刊》记者关于“如何缩短与弥合对自己本国文化有认识的鸿沟”这一问题时，指出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是什么样的？就是要理解、认同、尊重传统，为自己国家的文化感到自豪并充满自信心，这样才能站在世界舞台与其他文化公平合作、平等对话，透过文化多面“镜子”深刻认识到自身文化发展与建设过程中的优势或短处，自觉汲取文化的营养并将这种包含的养分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在当下对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的时代，强化国人文化主体意识显得尤为重要，当人们具备能力、行为、方向上的多重主体意识时，才能确保在文化建设过程中自主选择权的有效发挥。

在我国现当代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创理念凭借在价值、维度、思想上的“新”成为当下主流观念，该观念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报告内容相契合。但从本质上来看，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需要通过一定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够重现本身色彩，才能让国人走出国门后对自己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有十足的底气。无论是在国家优秀传统文化中，还是当代融合多种文化后的现代文化中，文创理念的创新培育和应用均可让中华文化焕发出新时代绚丽风采和生命活力。

二 文创理念与新轴心时代

人类进入近代以来先后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世界工业化程度和水平越来越高，西方国家在科技化和工业化发展背景下依托技术、科技、宗教等迅速崛起于世界之林，特别是欧洲具有强烈的中心主义色彩，“文明”一词是欧洲中心论中最为典型的理念，而且西方国家在经历过世界第二次大战后，各殖民体系走向土崩瓦解，各民族重新获得独立，在国际上有了新身份。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汤一介教授认为，独立的民族文化是印刻在国家身上的身份标签，并提出“21世纪将形成一个文化上的新的轴心时代”[5]。

“新轴心时代”是一种基于时代发展和科学进步富有战略性、全局性、多元性色彩的超前判断。“新轴心时代”的形成与否，关键在于文化是否能够完成对自己的“追本溯源”，并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不断开发自主性和功能性。通过对“新轴心时代”的“拆分”与“解体”后发现，该时代并非由独立性文化强体所组成，而是囊括了多重文化的统一体如公元前500年所形成的各类文化圈，如，伊斯兰文化、南亚文化、拉美文化、欧美文化、非洲文化以及东亚文化等，各文化共同而自主的发展才能展现出共同繁荣、永久流传、异彩纷呈的灿烂文明。

并且他还进一步强调，在“新轴心时代”，世界上各类文化与人类文明关系及其人类社会发展和文化形成的贡献，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自身文化更新以及文化汲取能力。而基于此观点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民族文化，其中所蕴藏的优势显而易见，不同于世界其他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表达和呈现上具有明显的内敛特性，在吸收和融入中具有显著的包容特点，回顾民族文化，尽管外部文化很少与中国国内文化相融合，但中华文化对外族文化始终具有吸收性与包容性，始终以开放姿态拥抱不同文明结晶。对于处于21世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仍然需要坚持一颗真诚的心，以博大、平和的态度深度窥探本国文化，观察和欣赏他国文化，并且最大限度地调动在文化创新和文化创造领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俗话说“什么样的地，种什么样的庄稼”，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成长的土壤，创意就像在广袤土地上播撒的种子，不同创意能够孕育不同文化。而从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来看，前者就像土壤孕育万物一样，而后者就像一颗种子，在受到本土营养的灌溉和栽培后，外来种子才能凝聚本土力量，扎根本土文化。

从近一百年尤其是当代世界的发展看，评价人类文化价值的尺度不能仅是“真的尺度”，还有“善的尺度”和“美的尺度”，后两者都对中华文化提出了更高期待。

在这个被认为是一种全新的“轴心时代”，还应善于凝聚东方文化，从中国经典文化中获取丰富的文化资源。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是英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和历史学家，他曾在1920年到苏联进行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考察，在看到苏联这个新兴大国流浪人遍布街道时，对苏联的印象直线下滑。同年罗素回到英国，不久便接到了来自北京大学的邀请电报，读过《庄子》和《老子》的罗素欣然接受了邀请，中国当时学术领域的“大咖”热情迎接了他。在中国考察期间罗素发表了多次讲演活动，对中国文化学界、社会学界、历史学界留下了深刻影响，回到英国后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书中提到“中国的不幸在于，中国文化缺失科学这一面。在艺术文学、礼仪风俗方面，中国至少可以同欧洲等量齐观……是科学显现出西方人的知识观念与中国知识分子有别。[6]”

建设新轴心时代，中国目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发展的过程中既要融入多样性的文化，又要发展具有自身独特性的文化，使得文化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并且在此基础上掌握民族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强大人文能量。对中华文化建设来说，要坚持主体性与开放性并重、传统性与时代性并重、科学性与人文性并重的原则。尤为重要的是，改变追赶者的被动文化心态，既要打破自身束缚接受先进者，又要从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中找寻营养，认识到传统是原创的土壤，以民族的眼光才能真正看到世界的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