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地理界线与人文空间
论汉藏民族居住区域的地理分界线[1]
——以河洮岷地区为中心的分析
一 引言
分界线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种自然、人文现象，其根本的作用在于区分、辨别界线两侧事物的差异性与相似性。一般而言，除非人为地按政区、国界、军事分界线等呈现较为清晰的线状特征外，大部分分界线都是指或宽或窄的过渡带或交接带，尤其是民族、文化、经济等的分界线就更是如此。如司马迁所规划的龙门—碣石农牧分界线看似线状，事实上表达的却是一个农牧过渡带的概念；长城历来被看作民族、农牧分界线，但长城两侧依然存在宽广的民族文化混合分布带。作为汉藏民族居住区域的地理分界线，其显然表达的是民族、文化过渡特征，或称之为交接带亦未尝不可。之所以采用“分界线”概念，只是出于容易判别或辨别界线两侧汉藏民族文化的相对特征以及论述的方便，此外并无其他含义。
汉藏民族人口居住的地理分界线是汉藏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环境选择、适应、利用的一种空间表现。作为同根同源的兄弟民族，虽然早在新石器时代，汉藏先民即已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但由于生存环境的巨大差异，使汉藏民族各自走过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尤其是藏民族生息的青藏高原，不但对藏民族的形成、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也从根本上影响了汉藏民族的空间分布、交往。众所周知，青藏高原素有“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之称，原体高大，空气稀薄，气候干燥寒冷，生态系统发育原始。青藏高原这种独特的生态环境，“不但使周邻低海拔地区的民族向青藏高原的发展和渗透较为困难，同时也使藏族向周边非高原地区的发展存在自身适应问题，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地形及高原生态环境的限制”[2]。考察历史时期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史可以发现，汉藏民族之间的相互迁移、交流频度要远远低于其他民族。很显然，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条件成为汉藏民族交往的巨大地理障碍。对于藏民族而言，自古生息于青藏高原，形成了耐寒、耐旱，适应低压低氧的人类体质结构：“皮肤厚且致密，毛孔稀少，皮下脂肪发达，是以能耐寒耐燥，而不宜于炎热溽湿地方”[3]。藏民族的这种高原体质，决定了藏民族要走下高原，必然要面临高原下低海拔、炎热、溽湿的自然条件的潜在威胁。而对于习于农耕、适应低海拔地区的汉民族而言，要步上青藏高原，不可避免地要克服和解决高原反应以及高寒气候对农业生产活动的限制。尤其是高山（原）反应，对于缺乏“氧气”“气压”知识的古人而言，是不可能正确认识由低压、低氧引起的病态（如晕眩、气喘、恶心、疲乏等）和疾病（如心脏病、肺水肿、昏迷等）的[4]。虽然早在汉代，中国古人对高原反应的现象已经有所描述，如《汉书》卷96《西域上·罽宾》中记载的“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即是典型的高山病病症的地理描述。后世虽然对高山病也进行了多种多样的解释，如中毒说、鬼怪作祟说、瘴气说等，但都流于表象而缺乏实质性认识，因此也没有找到治疗或对付高原反应的有效方法。高原反应因而成为历史时期汉藏民族交往难以跨越的生态屏障。自秦汉至明清，除唐蕃双方出于政治或军事目的而进行的民族往来外，历史上很少有藏、汉民族之间进行主动的交往。正是由于汉藏民族囿于各自“熟悉”的地域环境，形成了基于地理的、生态的、文化的、民族人口的汉藏民族居住区域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大致沿中国地形地貌上的一级台地与二级台地之间的缝合线展布。其具体走向从北往南可以依阿尔金山，向东南沿着祁连山一直南下，到积石山，再沿甘青省界山、川青省界到川西高原、横断山脉，并最终到达云南梅里雪山一线。这条界线无论从历史或现实的角度来看，都与中国北方农牧分界线有着紧密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汉藏民族居住区域的地理分界线是司马迁规划的中国北方农牧分界线向西、向南方向的延伸，它与中国北方农牧分界线联袂构成中国域内重要的人文地理分界线，有人将沿甘青界山至祁连山的农牧分界线称之为中国北方高寒农牧分界线[5]。当然，汉藏民族居住区域的地理分界线在历史时期亦曾发生程度不同的东西摆动，但都距此线不远。尤其是在横断山脉、川西高原、祁连山以至北昆仑山一线，基本没有变化。而变化较大且具有指示意义的就是今甘青交界一线，这一地区即是史书所称的河洮岷地区。以藏民族向外扩展的鼎盛时期的吐蕃王朝为例，林冠群先生说：“吐蕃的对外发展，仍有其限制。由于其高原人体质的关系，不适于低湿闷热气候的环境。因此向四川的发展，以四川盆地的西缘为极限；向东南则以云南西北部的丽江县为极限；向东北即向川甘边区、河西走廊、黄河中上游等地，则为其发展的重心所在。”[6]吐蕃最盛时曾将其势力范围推进到六盘山、陇山一线，且持续长达近百年。当吐蕃王朝崩溃、消解之后，历经宋元明清，汉藏民族居住区域的地理分界线渐次西移，并最终稳定在河、洮、岷一线。汉藏民族居住区域的地理分界线何以会稳定在河、洮、岷一线？依托于军事对峙的唐蕃分界线的东移以及失去军事支撑的汉藏民族居住区域的地理分界线的西移，其内在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汉藏民族居住区域的地理分界线两侧的环境对汉藏民族究竟有何意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对于汉藏民族交往史、发展史上的许多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而且对于今天汉藏民族的“和同一家”、“和而不同”、共同发展亦有现实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论述的时间上限原则上以藏民族地域共同体形成的吐蕃王朝为起始点，必要时可作适当的上溯，地域上以河洮岷地区为中心。不当之处，尚祈当世方家指正。
二 河洮岷地区在历史时期汉藏民族交往中的地位与作用
文献中习称的河洮岷地区，大致上相当于今天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定西市的岷县、陇南市的宕昌县的全部，以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一部分。该区域西倚积石山与青藏高原相连接，南部隔西顷山、岷山与松潘高原相邻，东为西秦岭山地，北为黄土高原，是我国黄土高原、西秦岭山地、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区域内自然空间复杂多样，为不同民族、文化的进入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自然环境。而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由长江、黄河的各级支流如洮河、大夏河、岷江、白龙江、黑河等形成的河流谷地，成为我国西部东西南北不同地域的民族相互交往的天然通道，也是民族学上所称的“藏彝走廊”的北延部分[7]，有人也将之称为中国西部的“民族十字走廊”。河洮岷地区的这种历史地理区位，不但塑造了独具特色的区域发展道路，而且对汉藏民族的空间交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河洮岷地区处于我国地形地貌上的一级台地向二级台地的过渡地带，这种地势条件为青藏高原上的民族和高原下的民族进入对方腹地提供了适应空间。按照现代医学研究，无论是藏民族还是汉民族，面对急剧降低或升高的海拔高程，人类体质都会难以适应或产生病变，前者称之为醉氧，后者称之为高山（原）反应。以唐蕃交战为例，在安史之乱前，处于对峙状态的唐蕃双方不断地发生交互战争，但凡在青藏高原交战的，吐蕃胜多负少[8]，而在低海拔地区交战的则是唐胜多负少。虽然战争的胜负最终取决因素是交战双方的政治军事实力，但自然环境条件对唐蕃战争的影响却不容忽视。从唐蕃北起昆仑山南至云南高原的全面接触锋线来看，横断山地、四川盆地高温、闷热的气候条件是吐蕃人无法逾越的生态障碍，而在北昆仑山地一线进入西域则明显是受到由昆仑山到塔里木盆地平均3000—5000米海拔落差所带来的人类体质的不适应，唐人李泌所谓的吐蕃“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9]，只是自然现象的人文表达。而反观以河、洮、岷一线为中心的青藏高原东北缘，其地势呈现由西南向东北缓慢倾斜，即由青藏高原的海拔平均4000米，下降到甘南高原的3000米，再到临夏平原的2000米，这种逐级降低的海拔高程，为汉藏民族相互走入对方腹地提供了“适应”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河洮岷地区的地形、地势等自然环境条件是吐蕃人东向扩展战略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也是以往研究者所忽视的。
第二，河洮岷地区处于我国西部不同地域民族或政权的结合部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河洮岷以北地区，是蒙古高原民族、西域民族活动的范围，其西、南是藏民族世代生息的广袤的青藏高原，其东面即为汉民族的传统地区——中原农耕区。处于三大地域民族、经济、文化交汇地带的河洮岷地区，对于任一地域民族政权的生存发展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占据或控制该地域即意味着在与其他民族的争战、对峙中取得主动权。据有河洮岷地区，既可以东出西进，也可以南下北上。河洮岷地区因而也成为历史时期中原政权、北方草原民族政权与青藏高原民族政权反复争夺、角力的区域。唐蕃的洮河大战，北宋的熙河开边之役，蒙元“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的战略实施，都是围绕河洮岷地区而展开的。以唐蕃对峙为例，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就认为，对于吐蕃来说“只要控制了河陇，既可切断唐与西域的联系，又可成为进攻唐朝心脏地区的跳板。因此，吐蕃的攻唐战略就是先蚕食边境军事据点，然后重点突破陇右，遮断河西，孤立西域，进而兵锋直指唐朝政治中心长安”。[10]唐开元年间从河西节度使中分出的陇右节度使即是专门为防御吐蕃的侵扰而设[11]。在此后的唐蕃拉锯战中，看似唐蕃战线南起南诏，北抵西域，但河洮岷地区始终是唐蕃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其他区域的战争大多具有策应、“过境”甚至是“被卷入”的特征。如唐蕃在剑南西川的战争就具有如此性质[12]。再者，从唐蕃历次会盟、划界的议题来看，其争夺的重心依然在河洮岷地区，而唐朝的西域羁縻府州和南诏等地与吐蕃的分界问题并没有在双方协议之列，这也充分说明了河洮岷所在的青藏高原东北缘对吐蕃人外向扩展的战略意义。到了元明清时期，随着青藏高原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区域以后，河洮岷地区则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番的中心和基地。元朝尚未立国，即于宪宗三年（南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设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于河州，《明史·西番诸卫》载：“元于河州设吐蕃宣慰司，以洮、岷、黎、雅诸州隶之，统治番众。”承元而起的明王朝当然清楚河洮岷地区对于经营西番的意义。从明洪武四年（1371）开始，相继设立了河州卫、西宁卫、岷州卫、洮州卫等，构筑了防御西番的第二道防御体系，即习称的“西番诸卫”。明永乐时解缙亦说河州“国初置陕西行都司于河州，控西夷数万里，跨昆仑，通天竺，西南距川，入于南海”。[13]明王朝“以茶御番”“朝贡贸易”等政策措施的实行亦无不是以河洮岷地区为核心的。因此，不管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河洮岷地区的战略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史书所称的“西番门户”“中国藩篱”即指此。晚至民国年间，河洮岷地区也早已成为内地，但时人依然认为今甘南地区“实可为青海文明之原始而西藏开化之先导也”。[14]即使在今天，河洮岷地区仍然是内地与青藏高原相互往来的重要通道，费孝通就认为，甘南具有建设西藏经济现代化突破口和发动机的战略地位。
第三，处于中国西部民族走廊的地理区位，使河洮岷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相间分布之地。历史时期河洮岷地区曾孕育了羌、氐、叟、党项、吐蕃等众多的高原民族，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容纳了汉、月氏、鲜卑、蒙古、回鹘、回回等许多民族。多民族文化的共存共处，使河洮岷地区的文化形态一直处于动态的多元化状态。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形态为不同民族、文化的进入提供了具有亲和力的人文环境。另外，河洮岷地区自然空间的多样性，使不同民族文化在进行碰撞、交流、融合的同时，又在地域上保持了相对的区别与分离，形成形形色色的民族、文化分界线。历史时期河洮岷地区分布最多、空间隔离最常见的形式是关隘、堡寨，文献中所记载的关、戍、砦以及边防要路等都含有此方面的信息[15]。康熙《岷州志》卷3、卷10分别记录了明末清初土司番兵和官兵所把守的关、隘、堡寨之方位、里程及守兵数目等信息。并在后文解释说“（隘口）是不过番与番、汉与番接壤出入之道路沟堡，即名之曰边隘。其实非经制也”。很显然，隘口是划分番与番、汉与番的界线，“其实非经制也”，是地方制度，反映的是在特定人文环境条件下，人类利用环境的天然分界作用，将不同民族、文化加以划分和隔离。而较为稳定，也具有指示意义的是依附于山脉河流如白石山、白龙江、洮河等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分界线。东西流向的白龙江在明清时期一直是汉番的天然分界线，“番汉相距，止隔一河，备御实难”[16]。乾隆《直隶阶州志》亦指出了白龙江南北的差异，“武都属西南陲密迩土番，仅恃白龙江一带水限焉”[17]。再如洮河，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洮河的民族文化分界作用就较为明显，“诸县皆在洮东，洮西悉羌人所居也”[18]。北宋时期这种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19]。明代则是“水分羌部落，山绝汉封疆”[20]。光绪《洮州厅志》卷16《番族》所记载的隘口
门也大部分分布在白龙江、洮河以南。一直到民国年间洮河的这种分界作用还依然存在[21]。再如白石山[22]，其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分界作用历史时期一直存在。明清时期变得更为突出，乾隆《狄道州志》就言：“南隔露骨一山，即生番族帐”[23]。乾隆二十七年（1762）以后设循化厅，即以白石山脉为界，分为口外与口内。即使到了民国年间，依然是“自临夏平原入石门峡，即属藏民之游牧带，毳帐酪饮，风尚顿异”。[24]地理学家张其昀就认为，“在民族上观之，白石山亦极重要，此为汉藏民族之界线，白石山上之草原，至今仍为藏民区域，地形影响人文，其著例也。”[25]
第四，历史时期河洮岷地区一直是农牧过渡区域。考古资料表明，在距今8000年至4000年，生活在陇右地区的先民即以农牧兼营为其经济活动方式。此后，虽然随着地域主体民族的变动，其代表性的经济生产方式也曾发生过变化，但农牧兼营、农牧地域混合分布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河洮岷地区这种农牧混合分布格局，因区域自然生境的多样性以及民族文化的多元化，而具有特别的含义：一是农牧业在空间上呈现出互补性，即由低海拔地区到高海拔地区，从河谷平原到山地，依次分布有农业、农牧混合业、牧业等；二是在地域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和梯度性，其表现是：由内地到边地、由城镇到乡村、由农区到牧区，呈现出由农业到农牧混合业再到牧业的逐级过渡特征，姑且称之为地域民族文化的梯度性和差异性。文献中所见的“生户”“熟户”“生番”“熟番”“藏农”“藏牧”以及土司属民与郡县之民的有别，都指示了河洮岷地区农牧业文化的相间分布及其梯度差异。但不管是哪种类型，其无疑还是遵循了自然的规定性。例如，从西顷山原区，往东北到白石山、岷山之间的甘南高原，再到临夏盆地，依次分布有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在小区域上仍然可以看到自然规律的影响，如岷州，“其地天生寨以东宕昌以南，颇饶谷产果蔬，以西地寒，略种燕麦、青稞，再深入则并此亦无之”[26]。再如洮河南北环境的不同[27]，大夏河上、中、下游地形地貌的差异等[28]，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内部农牧业分布的差异。民国年间曾长期在甘南从事基督教宣道会工作的美国人埃克瓦尔为我们更细致、更科学地描述了洮岷地区（沿洮河自下而上）汉文化—汉藏混合文化—藏文化的空间变化序列[29]。而岷州、洮州旧城、拉扑楞因处于游牧区域和农业区域过渡带上而被称为“接触都市”或“过渡都市”[30]。时至今日，岷县、临潭、夏河区域仍然具有浓郁的农牧过渡特征。
三 汉藏民族居住地理分界线的摆动与稳定
在唐蕃两个强大的民族政权崛起之前，中原人对活动于西藏高原的民族或部落几乎不了解，《旧唐书·吐蕃传》就说吐蕃“历周及隋，犹隔诸羌，未通于中国”。即使是在唐蕃争战、交往极为频繁的时期，中原人依然视青藏高原为“绝域”。以致当雄才大略的松赞干布向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请婚的时候，遭到了盛唐王朝的拒绝。于是年轻气盛的松赞干布领兵20万，屯于松潘西境，云迎公主。唐王朝则针锋相对，派侯君集领兵5万，分四道迎击吐蕃，双方大战松潘城下。这就是著名的唐蕃松藩大战。这是一次唐蕃双方谁对谁都不了解的情况下的试探性接触。耐人寻味的是，史书记载此战唐胜蕃败，战胜的唐朝却不得不许婚，下嫁文成公主，因而林冠群先生颇怀疑史书记载的真实性[31]。
唐代武功可谓中国历史上之“空前盛业”[32]，北面击败东突厥，东面攻灭高丽、百济，西上青藏高原。唐贞观年间，收服党项诸羌，以其地置松州都督府，将黄河源头乃至积石山党项旧地均纳入唐王朝松州版图。《唐会要》卷98记载：“贞观五年，诏开其（党项）河曲地为六十州（应为十六州之讹）……自是，从河首大积石山以东，并为中国之境。”[33]然而就是在此情况下，崛起的吐蕃王朝却对唐王朝的西部疆域构成巨大的威胁，至迟在唐贞观末年，唐朝原在党项居地设置的羁縻都督府州由于受到吐蕃的侵逼而相继内迁。仅以松州府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具有明确设置时间后内迁羁縻府州的高达27个[34]。与此同时，唐朝还不断在正州之内设置羁縻府州以安插内附的党项部众，如高宗上元三年（676）于洮州设密恭县，开元十七年（729）于秦、成二州山谷间设置马邑州[35]，等等。大约在高宗永隆元年（680），“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松、凉、茂、嶲等州相接”[36]。也就在唐高宗年间，吐蕃在青海亦与唐朝展开了争夺。先是，龙朔、鳞德中，吐蕃攻灭处于唐蕃中间地带的吐谷浑，直接与唐对峙，唐朝这才意识到面临的严峻局势，于是派遣薛仁贵率十余万众出兵青海，意图帮助吐谷浑复国，结果却在大非川遭到吐蕃军队的毁灭性打击。此战之后，吐蕃不断进扰唐朝的鄯、廓、河、芳、扶、松等州，迫不得已，唐朝于仪凤三年（678）派遣18万大军反击吐蕃，结果在青海承风岭又被击败。有研究者指出，这两次唐败蕃胜高山（原）反应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37]。而吐蕃攻灭唐属国吐谷浑成为唐蕃交往的重要分水岭，由此展开了唐蕃南起南诏（今云南）经川西高原、河源、日月山至北昆仑山一线的全面接触与对抗，虽然不时有战事发生，但在安史之乱以前，唐蕃分布、对抗的这种格局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这期间，唐蕃双方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在赤岭会盟立碑，划定唐蕃疆界。汉文碑文云：“赤岭之外，其所定边界，一依旧定”，所谓旧定大概指的是神龙二年（705）盟誓上所定的边界，也是此前唐蕃事实上和观念上雪山（祁连山）—黄河分界线，这就是唐肃州刺史（756—762）刘臣壁给吐蕃大臣的信中所说的：“且吐蕃东有青海之隅，西接黄河之险，南有铁岭之固，北有雪山（祁连山）之牢”。
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彻底打破了唐蕃的军事平衡，唐西北边兵大量内调参与平叛，陇右空虚，吐蕃趁机大举东进，侵占、蚕食唐西北边疆。《资治通鉴》卷223：“及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唐边塞诗亦有“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38]。此时的唐王朝面临腹背受敌的困境，一方面是咄咄逼人的吐蕃军队，另一方面是反叛的藩镇。急于腾出手来对付骄悍藩镇的唐王朝自然希望与吐蕃息兵言和。而吐蕃亦同样面临“土宇日广，守兵劳疲（弊）”的困境，因而急需通过会盟迫使唐王朝承认其对陇山以西唐朝土地占据的事实。于是，唐蕃于建中四年（783）在清水举行会盟，并划定了唐蕃界线。依盟文，大体上黄河以南，自北往南一线，从今六盘山中段开始到陇山南端，中间穿过泾水源头、渭水中游，然后穿西汉水、白龙江，循岷江上游到大渡河，再循河南下。在此线以东归唐管辖，以西归吐蕃管辖。然而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唐内部发生泾原兵变，吐蕃逾界助唐，界碑仆倒，吐蕃又乘机攻陷盐、夏二州。此后，唐蕃互有攻伐，尤其是在宪宗时期，唐一度将原州城、灵州、夏州等重要据点收复。然而，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唐蕃双方都认识到谁也不能战胜谁，加之唐蕃双方社会矛盾日渐加深，于是息战言和就又提上议事日程，唐蕃遂于长庆元年（821）举行了著名的唐蕃长庆会盟。从长庆盟文来看，基本上是对清水会盟所划定的分界线进行重新审定和确认，即唐蕃分界线依然维持在六盘山至陇山一线。
大约在9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叶，唐蕃两个民族政权相继解体，[39]原有的唐蕃分界线此时因民族政权的消失而不复存在。无所归依的陇山以西吐蕃则是“族种分散，不相统一”，“大者数千家，小者数百家”[40]。虽然此后不久，北宋重新统一了中原地区。在面临北方辽、金、夏军事压力下，北宋王朝对陇山以西处于“各自为王”的吐蕃居住区无能为力，甚至以“化外”视之[41]。虽然宋神宗以后相继有王韶、王瞻、王厚的武力开边熙河湟鄯，移民屯垦，但收效甚微，所谓“功虽讫成，边患不息”[42]即是指此。甚而面对蕃族的“叛离”和反抗，北宋“朝廷议弃熙河，帝为之旰食”[43]。尽管北宋王朝一度将屯田区域推进到河州、兰州等地[44]，但这种屯田区域的推进呈现的是点状或线状。即是如此，其维持的时间也并不长。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宋在熙、河、湟、廓等地的屯田，由于战争的纷扰、吐蕃人民的反抗而以失败告终[45]。这正如顾祖禹所说：“宋承五季之辙，王官所涖，不越秦、成。”[46]可以说，终宋之际，汉藏民族居住区域的地理分界线依然停留在今天水与成县连线附近。这一点，直到元代都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从《元史·地理志》记载的吐蕃等处宣慰司所领的路、府、州和元帅府、万户府等机构辖区来看，元代的汉藏民族居住区域的地理分界线大致与宋代相当，即在今天水、成县、文县连线附近。这种状况也得到了明初该地区民族分布情况的佐证。明初的岷州是“地连生番”[47]，因而不堪为州，乃移内地民一里作为“样民”[48]。河州的情况与岷州相似，明初“河州所属地方多是土鞑番人”[49]。处于分界线附近的成县，则是“远在天末，虽隶于腹，实系边方，逼近阶文，番族时时蠢动”。[50]
以大汉族自居的明王朝，对西北边防却采取了比较拘谨的守势，其在西北地区建立了两条用以限隔、区分西番、蒙古的军事防御工程，即所谓的明代河州24关和洮州边墙。河州24关，亦称河州边墙。其北起积石关，南至俺陇关，中沿小积石山、太子山、白石山依次布设。乾隆《循化厅志稿》卷2：“明设二十四关，皆因此山崖谷为之，关内河州境，关外番界。”与河州24关相连接的洮州边墙，历来被作为汉藏或农牧的地理分界标，“边墙自旧洮堡南峪古石崖起，至答家
门三十里，答家至甘卜他
门三十里，甘卜他至官洛
门十五里，官洛至恶藏
门十五里，恶藏至土桥
门六十里，土桥至边古壕七十余里，边古壕至上八角山顶石墩河州交界三十里”[51]。边墙内侧的河州、岷州、洮州在明人眼里都是边关，如“河州极临边境，胡马举足即至”[52]，明代学者解缙谪居河州时曾有诗云“几年不见南来燕，真个河州天尽头”。而岷州，“岷西临极边，番汉杂居”[53]。洮州亦是，“洮边郡也，戎羌迫近，兵旅屯集，且多内附之虏，外寄之氓”[54]。明代形成的这种以河州、洮州、岷州为节点，依托山脉河流构筑的河州24关和洮州边墙，无疑以人为界线强化了自然分界的意义和作用。是故，明以后历清至民国，河州24关和洮州边墙的人文分界意义一直存在。现存临夏市博物馆的清光绪年间河州知府所绘的河州24关地图，即表明在清代人们依然视河州边墙是汉藏地理分界线。号称五大关的积石、老鸦、槐树、沙麻、土门，“尤为入腹之门户”[55]。民国年间时人还说：“土门关在地理上有特殊的意义，从民族上说，它是汉回和藏族分界的地方……藏民称土门关外曰差娜，称关内曰瓦娜，凡是关内的人，无论汉回，他们都称为中原人。”[56]土门关也是历史上依次分为“关内”“关外”“汉地”“番地”“内地”“草地”的关界之一。其他如石嘴关、槐树关历史时期都曾立有“汉番交界处”碑石。而洮州边墙，光绪《洮州厅志》卷2《舆地·关隘》：“按各关门逼近旧洮，一墙之外，皆为荒野平川”。20世纪30年代末期，著名学者顾颉刚在对“洮州边墙”考察后写道：“边墙较人家墙垣为高大而低于城墙，中延谷间，至山顶而止，用以别华夷，盖小规模之长城也。”并说“过
门后入纯番境，汉语不复通行”[57]。尽管今天明代边墙的军事防御意义已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人们在边墙线上感受最多的是汉族的藏化和藏族的汉化，但边墙的分界意义依然存在，今边墙以外仍然为牧业区域，边墙以内为农业区域。
至此，我们可以将明清以来的汉藏空间分布界线复原如下：沿河州西北的小积石山南行，中经河州24关，与洮州边墙连接，又东至岷州，再折而南，沿岷江河谷下行至白龙江趋于东南止于川甘交界。在此线以南，基本上为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藏族人民分布地，而此线以北几乎全为农耕民族。与今天甘肃、青海分省政区1∶10万地图对应，可以发现，今天甘肃南部、青海东南部的藏族自治州、县、乡全部位于此线以西、以南，这不是巧合，而是汉藏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环境选择、适应的结果。
四 分界线对汉藏民族的意义
分界线的划分是人们为了区别界线两侧事物的差别与联系，其指示意义可能已远远大于界线本身，亦不取决于界线的清晰与模糊。历史时期在青藏高原东北缘曾存在过三条较为清晰的汉藏民族居住区域的地理分界线，一是开元二十二年（734）唐蕃赤岭会盟所划定的雪山（祁连山）—黄河分界线，二是唐建中四年（783）清水会盟所划定的，后经长庆会盟重新审定和确认的六盘山—陇山唐蕃分界线，三是明清以来以河洮岷地区为中心的汉藏人文地理分界线。三条界线形成的机理并不一致，其对汉藏民族的环境意义因而有别。
唐蕃赤岭划界，是唐蕃经过一系列的政治、军事较量之后，依据地理条件最有利原则所进行的势力范围划分。在划界之前，唐王朝在经历大非川、承凤岭之战败北之后，即已经意识到“（吐蕃）又止（宋本《册府元龟》作‘土’）有瘴气，不宜士马，官军远入，利钝难知”[58]。薛仁贵就曾说过乌海地区“彼多瘴气，无宜久留”[59]。而吐蕃大相论钦陵就更直白地指出，汉人军队无法克服青藏高原上的“疫疠”，因此无力越过乌海、河源威胁吐蕃腹地：“今吐蕃块然独在者，非汉不贪其土地，不爱其臣仆，实陵兄弟小心谨密，得保守之耳……且乌海黄河，关源阻深，风土疫疠，纵有谋夫猛将，亦不能为蕃患矣。”[60]高山（原）反应成为唐军进入青藏高原难以逾越的生态屏障，关于这一点学者已论述至明，此不赘[61]。而对于吐蕃来说，在经历了开元十六年（728）秋之渴波谷、祁连城战役，开元十七年（729）之石堡城战役等的相继败北，尤其是唐蕃洮河大战的惨败，使吐蕃认识到，失去高原环境的有利条件，吐蕃对唐王朝并不占据优势。正是在唐蕃谁也吃不掉谁的情况下，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之间的地理边界才真正成为汉藏民族分布的边界。从赤岭本身来看，赤岭（日月山）平均海拔4000米，赤岭以东即为河湟谷地，其平均海拔只有2000米左右（最低处今民和县下川口甚至只有1650米），这一高程与临近的河州、河西走廊地区差别不大。其气候也比高原上其他地方温暖，因此，河湟谷地就成为整个青藏高原北部适于农耕的区域，也是自汉代以来传统的汉族农耕区。而赤岭（日月山）以西则是适合于吐蕃人的畜牧业区，“（日月山是）青海省内、外流域水系分水岭和农、牧区天然分界线，历来被称为‘草原门户’和‘西海屏风’……自古山东为耕稼社会，山西为游牧部落，气候地势划然为二”[62]。因此，无论是从界线本身还是界线两侧的环境来看，赤岭划界是唐蕃双方在自然环境最有利原则下的一种势力范围划分。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唐蕃清水会盟所划定的六盘山—陇山分界线，以往学界普遍认为唐蕃以六盘山—陇山连线为界，是唐蕃军事平衡的结果。然而研究者却忽略了这样的历史事实：自从吐蕃占据了陇山以西的黄土高原地区后，京师长安便日夜惊恐，仅代宗时期便八度告急，甚至一度有移都洛阳的打算。郭子仪在大历九年（774）一次上书中所说：“今吐蕃充斥，势强十倍，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每岁来窥近郊。”[63]处于军事优势的吐蕃仅仅因为“土宇日广，守兵劳疲（弊）”而止步于六盘山—陇山一线，似乎有点勉强。事实上，吐蕃不止一次越过该线。也就在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十月吐蕃调集20万军队长驱直入关中，进据长安。吐蕃占据长安后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拥立金城公主之弟（也有说为其侄）广武王李承宏为帝，改元大赦，置百官；二是洗劫长安[64]。从前者看吐蕃似乎做了长期的打算。但令人疑惑的是，仅仅15天之后，吐蕃人就匆忙退出长安撤回陇山以西。对此事件，汉地文献记载是郭子仪等在广大军民支持下，设伏于城周，吐蕃退走[65]。但从当时唐王朝的窘态来看，此类说法明显存在问题，所以葛剑雄先生颇怀疑是吐蕃人在进入关中平原低海拔地区后所产生的醉氧反应，使吐蕃军力严重下降所致[66]。关中平原平均海拔仅为500米，相对于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而言，其下降剧烈程度可想而知。尤其是行军作战的快速转移，使吐蕃人失去了适应低海拔地区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导致习惯于低压低氧环境的吐蕃人发生醉氧反应。这种状况类似前述唐军快速进入高原所产生的高原反应，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但结果是一样的。不仅如此，在六盘山—陇山以东，吐蕃人还必须面临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即高温气候因素的影响。关中平原一带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普遍在24℃以上，极端最高气温可达45.2℃。即便是陕北黄土高原地区，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也在22℃—24℃，这对习惯于干燥寒冷气候条件的吐蕃人而言无疑是难以适应的。如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四月吐蕃应唐之邀进入关中平叛，取得了武功武亭川斩首万余级的胜利，但由于时值初夏，关中盆地气温上升，吐蕃军队中瘟疫蔓延，没到京师便撤军而回，并由此引发了唐朝毁约的事件[67]。吐蕃以此为借口，于贞元二年（786）冬攻占盐夏二州。但是到了暮春则开始暴发瘟疫，唐军来攻，吐蕃不得不约和[68]。因此，与其说是唐蕃在六盘山—陇山一线形成军事平衡，还不如说吐蕃人无法适应六盘山—陇山以东低海拔和高温气候条件，而不得不止步于六盘山—陇山一线。
与赤岭划界和清水划界相比，以河洮岷地区为中心的汉藏民族居住区域的地理分界线是在失去政治、军事对峙的条件下，汉藏民族经过长期的历史变迁、环境选择而形成的人文地理分界线。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汉藏民族对不同环境条件的评价、利用方式亦即环境经济的理性行为成为汉藏民族空间分布、变迁的内在决定因素。六盘山—陇山以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可农可牧地区，这为具有不同生产方式的民族、人口的进入提供了环境可能性。但同时亦应看到，在可农可牧地区，无论是对于农业还是牧业，其生产条件相对于纯粹的农区或纯粹的牧区而言，都没有优势可言。以靠近内地的渭源县为例，或许能说明问题。渭源县，由于水性寒凉，农产物仅小麦、大麦、豌豆、大豆、稷、黍、高粱、荞麦、菜籽、洋芋、青稞等，且产量极低；而其畜牧业则是“本邑位于山麓，地气极寒，水草含养分最薄，颇不宜于畜牧，故人民对于畜养骆驼马牛一道并不注意”[69]。渭源县靠近内地，其情况尚且如此，位于其西部的河洮岷地区情况当有过之而无不及。类似渭源县这种土地“多宜性”与限制性并存的现象不限于陇山以西地区，在中国北方以及广大的西域地区普遍存在，即所谓的农牧交错带。而土地利用形态的或农或牧，表面上看是农牧业民族政权扩张的结果，但其实质则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土地的可获得性，二是土地利用的效率。唐安史之乱后，吐蕃之所以大量进入陇右地区，正如唐人所说“河陇之陷也，岂吐蕃力取之，皆因将帅贪暴，种落携贰，人不得耕稼，辗转东徙，自弃之耶”[70]。因此在军事扩张的前提下，吐蕃人几乎不花什么代价就可以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即将农地变为牧地。这也符合“成本—效益”最大化的经济学规律。但牧业本身的粗放型，使其在可农可牧地区的土地利用效率并不高，文献中所见吐蕃居地存在大量的“闲田”“荒地”“隐田”“弃地”即是明证。而这也正是北宋时期农业文化缓慢向陇山以西地区渗透的地域条件。先是，北宋政府在以军事为后盾，对吐蕃居地所存在的“隐田”“闲田”“荒地”进行带有强制性的“根扩”。但由于常常与蕃人发生冲突，而北宋政府又无力以军事手段加以解决，迫不得已转而利用政治、经济等手段来获得蕃部土地。文献中所见“献田”“购买田”即是指此。例如治平三年（1066），郭逵经营渭州时，因捺吴川、青鸡川“二川形胜相恃，新附降羌万余帐，地数百里”，因而先“置酒召诸酋犒燕”，酒酣语之曰：“诸羌利牧养而拙耕稼，故二川沃壤鞠为荒莱，汝等可近山畜牧，以闲田献。”于是“得良田千余顷”[71]。到了北宋后期，通过经济手段获得蕃部土地成为主要方式。《宋史》卷190《兵志四》：“熙、河、鄯、湟自开拓以来，疆土虽广而利悉归羌，官兵吏禄仰给县官，不可为后计。仰本路帅臣相度，以钱粮茶彩或以羌人所嗜之物，与之贸易田土”。熙宁五年（1072）十月，宋政府令秦凤路沿边安抚使“支官钱收买镇洮军蕃部田土”[72]。仅熙宁六年（1073）十月，宋王朝即命令三司：“出绸绢二十万，付王韶买熙河路蕃部余田。”[73]以军事开边著称的王韶，也不得不采用经济手段获得蕃占土地，表明即使是在军事短暂征服之后，原有的土地利用形态并不会因军事原因而改变。事实上“蕃汉”土地贸易成为唐蕃以后汉人进入或获得番地的重要途径，直到民国年间汉人通过吃番民兵马田而进入卓尼番区已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74]。
接下来的问题是，汉藏民族居住区域的地理分界线何以会稳定在河洮岷地区？除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因素外，必然有其基本的、规定性的影响因素。诉诸历史事实，我们认为，地理环境的限制以及人类对环境的选择性利用，是河洮岷地区成为汉藏居住区域地理分界线的根本原因。而地理环境中对人类活动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气候，气候通过植物的再生产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河洮岷地区平均海拔都在2000—3000米，以山地、高原地貌形态为主，山多田少，且气候严寒，对农业生产产生严重限制。即使有农业生产，也仅局限于一些海拔较低、温度较高的河谷地带，且一年一季，产量极低。如靠近内地的岷州，“惟是岷土虽广而多高山巨谷，成熟之地不及中土之小邑”[75]，有“耕田多向碧山头”之说[76]。光绪《岷州续志采访录·实业》指出了岷州农事之艰涩，“即如农业，以谷为本，而所产惟大小麦、大小豆、荞麦、燕麦、青稞而已。其东北山地，并小麦亦不成熟。地既高寒，岁只一收；亩下籽七升，所获仅二三斗，非广耕不足以自给，故力倍而利半”。而其西部的洮州气候更为寒冷，有“六月炎暑尚著棉，终年多半是寒天”之说[77]。高寒的气候条件严重制约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洮地高寒，稻粱不生，布帛丝麻之类，皆来自他邦”[78]。而具有高原气候特点的夏河县，其农业生产较之于洮岷二地则又等而下之。《拉扑楞设治记》之《舆地记·水利》：“其气候高寒多风多雨，傍河向阳之地，只能耕种青稞。虽有良好水流，无所用其灌溉，不产粮米。”河州虽然海拔相对较低，但三面环山，气候以温凉为主，适于农业生产的土地仅占全州总面积的10%，其余皆为不易耕种的山地和丘陵，这虽然是现今的调查数据，历史时期情况当与此相仿佛。宜农地的有限以及农业生产条件的限制，使该地域农业发展异常艰难。清康熙年间任河州知州的王全臣曾感叹道：“畜牧代耕织，地瘠苦民贫，气寒艰稼穑。”[79]因而志书有“边民常言‘下籽重，打籽轻’”[80]之说。河洮岷地区这种严酷的农业生产条件，使该区域即使有农业生产亦是入不敷出，晚至民国年间，“本区（岷县、临潭、夏河、卓尼）粮食不能自给，依照各县之个别供需情形而论，其粮食不敷程度，以临潭、卓尼为最大，其次为夏河县，岷县更次之”[81]。粮食不敷程度虽然与当地农业生产水平、人口总量、可耕地面积有关，但该区域整体上粮食不能自给则是不能忽略的事实，而“考其原因，不外二端：（一）限于自然条件作物之生产价值太低；（二）副业之收益太少”[82]。其中第二个原因，是古代农业中国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限于自然条件作物之生产价值太低”才是本区农事艰涩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在岷县、临潭、夏河等地，农、牧业生产的边际效率已接近极限。由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论：自然环境条件对农牧业生产的选择与限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唐蕃以后汉藏民族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动。换句话说，唐蕃以后，汉藏民族居住区域地理分界线的缓慢西移并最终稳定在河洮岷地区，环境经济这只“隐形”的手是其重要的内在决定因素。
五 余论
汉藏民族居住区域的地理分界线，是两个在人类体质、文化、生产生活习俗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人类群体，在生态环境所提供的“可能”与“限制”条件下的一种空间选择与利用。历史时期汉藏民族居住区域地理分界线的摆动与稳定，影响因素固然很多，但以下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第一，地理环境在汉藏民族交往中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唐蕃赤岭（日月山）划界，是唐蕃双方经过一系列军事较量后的一种地理平衡。其意义在于，对于任何一方越过该线都会使优势变为劣势。但这种情况也仅仅是在唐蕃双方旗鼓相当时地理环境的优势与劣势才会发生表现和转化。同样是高原环境，面对实力强大的唐王朝，吐谷浑人只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以“远遁”来回避唐王朝的军事打击。而当唐王朝西北边军奔赴内地“勤王”，吐蕃军队亦能轻而易举地进入河陇地区，说明赤岭划界对双方并没有决定意义。而清水会盟所划定的唐蕃分界线，是地理环境决定下的唐蕃分界线。换句话说，六盘山—陇山一线以东的低海拔与高温气候条件，决定了依靠军事力量吐蕃人所能到达的极限位置。尽管吐蕃军队曾数次越过该线，但都因环境的“不适”而不得不退回到此线以西。而以河洮岷地区为中心所形成的汉藏居住区域的地理分界线，是在失去军事对峙条件下，汉藏民族依照“环境经济”最有利原则所形成的各自最大分布地域。这条界线的环境意义在于，越过该线，对汉藏民族而言即意味着：要么改变生产方式甚至民族风俗习惯，要么退出该地，迁到“适合”自己原有生产方式的地域去。文献中所见明代秦州、渭州都有不少的番族，但到清代这些番族不再见于记载。其消失不外乎上述两种途径。同理，对于汉族而言，其面临的情况一如游牧民族进入农区一样。如卓尼杨土司所辖南山番族，“分卓挂、铁布二类，桌挂者，其真种也，铁布者，非真种，汉民逃入番地者也”[83]。位于夏河县之北的保安（今青海同仁县）“有吴屯者，其先盖江南人，余并有河州人，历年既久，言语衣服，渐染夷风，其人自认为土人，而官亦目之为番民”[84]。即使近内地的岷州早在宋代就有汉户成为番族的[85]。到了清代依然是，“又有一种奸民，当兵燹之时，民差繁重，因而投入番部巧为规避，驯至今日其子孙竟沦为异类”[86]。
第二，汉藏民族居住区域地理分界线的摆动与稳定，其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政治、军事，还是汉藏民族的环境经济理性行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依托于军事对峙所形成的汉藏民族居住区域地理分界线，二是失去军事依托的汉藏民族居住区域地理分界线的形成。上文所述的宋代的“根扩田”“献田”“购买田”以及民国年间汉人通过吃兵马田进入卓尼番地，都表明了环境经济的理性行为成为唐蕃以后汉藏民族空间分布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唐蕃对峙时期，情况就有点复杂，需要稍加引申。从唐蕃会盟划界来看，表面上是政治、军事因素起决定性作用，但每一次界线的划分又都无不遵循自然环境最有利原则。唐蕃赤岭划界，表明了河湟谷地以及赤岭以西的自然条件对唐蕃具有不同的环境经济意义。但唐蕃清水划界却值得玩味，安史之乱后，吐蕃曾数次越过六盘山—陇山一线进入关中平原，但都遭遇了种种不利因素而不得不退兵。值得思考的是，吐蕃于763年第一次进入长安，如前文所说是由于低海拔所产生的醉氧反应导致吐蕃撤回陇山以西，那么784年吐蕃又如何会应唐王朝之邀而进入关中平原助唐平叛？虽然此次吐蕃撤军是由于遭遇关中盆地高温气候导致瘟疫暴发而不得已为之，但此事件至少表明，763年的醉氧反应对吐蕃人而言并不严重，否则吐蕃人断不会再冒险进入关中平原。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高山（原）反应一般在经过7—10天后，人体会产生自适应。很可能是在陇右地区的长期生活，使吐蕃逐渐适应了低海拔地区的富氧环境。786年9月吐蕃军队又深入盐、夏二州，虽然最后撤军的理由依然是高温天气导致的疾疫暴发。但令人疑惑的是，吐蕃明知道六盘山—陇山一线以东的高温气候条件对自己构成威胁，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冒险越过该线，其原因何在？或许763年吐蕃占据长安后，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能透露一些信息。一方面是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文化、财富的自然吸引力，但环境对他们又极为不利，这种状况一如中原王朝占据非农区实行羁縻统治一样。另一方面在吐蕃助唐平叛的酬谢条件中，也从未将陇山以东的地域作为条件提出，吐蕃也仅是要求对西域的控制权。凡此均表明，在吐蕃看来，传统的汉族农耕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对以畜牧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吐蕃人而言，并不是最有利的。其中的利害既有人类体质的原因，也有经济理性的因素。一个极端的案例是，9世纪中叶，吐蕃河陇镇尚思罗、论恐热、尚婢婢相互之间混战20余年，以致“河、渭二州，土旷人稀，因以饥疫，唐人多内徙三川，吐蕃皆远遁于叠、宕之西，二千里间，寂无人烟”[87]。虽然这是战争环境下的人类空间选择，但从“唐人”和“吐蕃”迁移的区域来看，其无疑是迁向自己最“熟悉”和“有利”的环境中去，这与其说是来自民族记忆，还不如说是源于经济理性。
第三，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曾指出，在中国的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政权能长时间地拥有农业和牧业两种生产方式，“当草原酋长要治理一个混合社会时，他感到无法调和其原有政权与新增的职权。这种困难在汉族势力深入草原时，中国边疆的统治者也会遇到。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边疆地区的汉人，在混合社会的情况下，其利益基于粗放经济的人就会与利益基于精耕经济的人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最终将破坏这个混合的社会，在它崩溃时还要出现很大的混乱。当然，混乱可以重返平静，那就是农夫和牧人分别退回到永远对他们各自有利的地理环境中去”[88]。情况果真如拉氏所说，在农牧混合社会“冲突、混乱”不断，以致要归于平静“农夫和牧人分别退回到永远对他们有利的地理环境中去”吗？这里，拉氏立论的重要依据是农牧冲突，确实，有大量的事例表明，在农牧混合地区，这种冲突是经常发生的。河洮岷地区亦不例外，如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三月，岷州卫“累被番贼入境，杀伤军民，抢掠孳畜，其官吏视为泛常”[89]；洮州亦是，正统年间，番贼劫掠，“都督佥事李达，都指挥佥事李信，职守边陲乃坐视不理”[90]。很显然，这种冲突只是局部的、小规模的，并没有影响到岷州、洮州地域社会的稳定，否则作为坐镇一方的朝廷命官绝不敢“视为泛常”“坐视不理”。事实上，从明清以来，中原王朝不断加强对河洮岷地区的行政建置，如实行土流参设的卫所制、土司制、改卫所为州县[91]以及实行部落制与里甲制的混合编制[92]等，这种通过国家力量将农区与牧区、农业与牧业进行的地域整合，在加速民族文化融合的同时，也使农牧对峙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源于处于“中间地带”的熟户、熟番、土人的存在，使农牧对峙变为农业—农牧混合业—牧业之间的对峙。而熟户、熟番、土人是融合了农耕与游牧两大民族文化而形成的新的经济文化共同体，文献中“所称土户不尽其部落也”[93]即是指此。这种摆脱了民族局限与地域局限的新的民族复合体，对农牧业民族都具有黏合力——原有的农牧对峙此时就不仅仅是番与汉的对峙，更包含有汉与汉的对峙、番与番的对峙[94]。但不管是哪一种对峙，都从地域层面缓和或消解了农牧直接的对峙与冲突。如“渭源县有赵土司，世居官堡镇桧柏新庄，管番民、土民，土民计分桧柏新庄等十六族，习尚与内地风俗无殊。西南部全属番民，又分为上中下咂，习俗则自成风气矣。土番民划境而居，视同秦越”[95]。这种对峙与融合并立的状况，使河洮岷地区正好成为农牧冲突、对峙的缓冲区域，其对农区与牧区的稳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此处无意否定拉铁摩尔基于宏观上对中国历史时期边疆社会的思考，而在于指出，拉氏的判断是基于纯粹的农牧业对峙，而纯粹的农牧业对峙本身是不可持续的。仅以唐蕃对峙为例，在长达200年的唐蕃对峙中，双方比较重要的会盟至少有8次，但往往是言犹在耳，而边衅已起。具有指示意义的赤岭、清水会盟划界，也是墨迹未干，界碑即倒。而可持续的农牧对峙是，纯粹的农业与农牧混合的对峙，纯粹的牧业与农牧混合之间的对峙，用图示即为：农业↔农牧混合业↔牧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元化的政治制度安排，多民族、多种经济类型以及多种发展方式的区域并存，恰恰成为明清以来河洮岷地域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本文以河洮岷地区为中心，着重分析了历史时期汉藏民族空间分布的变动及其成因，其目的在于，对于在人类体质、文化、经济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的民族之间交往关系进行考察时，既要考虑地理环境对人类本身的影响，同时亦应将人类的环境经济理性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量。
（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2期）
[1]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10YJA779911），陕西师范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西北地区人文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资助成果。
[2] 石硕：《论藏族历史发展的开放特征》，《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3] 转引自林冠群《论唐代吐蕃之对外扩张》，《唐代吐蕃史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注释88：257。
[4] 高原病（high altitude disease），又可以称为“低压—低氧习服不良症”，也有叫作高山（原）适应不全症的。其种类繁多，主要有心脏病、肺水肿、昏迷、红细胞增多症、血压异常症、病窦综合症、神经与精神异常、缺氧性颅内高压综合症、指甲凹陷症等。参见张彦博主编《高原疾病》，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谢成范系列讲座《高山病（高山适应不全症）》，连载于《西藏医药》1975年第1期，1976年第1期，1977年第1、2期。
[5] 王爱民、刘加林等：《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及毗邻地区自然环境与人地系统响应》，《山地学报》2000年第2期。
[6] 林冠群：《由地理环境论析唐代吐蕃向外发展与对外关系》，《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
[7] 参见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孙宏开《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429页。
[8] 《旧唐书》卷190中记载，吐蕃在青海与唐作战则是“大战则大胜，小战则小胜”。
[9] 《册府元龟》卷446，“将帅部生事”条。
[10]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5页。
[11] 《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元年正月”。
[12] 参见王海兵《唐蕃西川战争及相关路线考辨》，《江汉论坛》2008年第1期。之所以仅以唐蕃西川战争为讨论对象，是因为南诏和西域的唐蕃战争大致相同。
[13] 《明经世文编》卷11，《解学士文集·送习贤良赴河州序》。
[14] 张丁阳：《拉扑楞设治记·自序》，《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99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15] 参见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卷9《关梁》。
[16] （万历）《丈地均粮碑》，碑阴文，该碑现存舟曲县文化馆院内。
[17] 乾隆《直隶阶州志》卷下《艺文志·重建武阶南浮桥碑记》。
[18] 光绪《洮州厅志》卷首《洮水图说》。
[19]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熙宁元年、四年、五年条记载，洮水之东多有羌人“熟户”和“生户”散居，而洮西地方则多居住羌人“生户”。
[20] 乾隆《狄道州志》卷13《艺文中》。
[21] 王志文：《甘肃省西南部边区考察记·自序》，《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35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22] 白石山，一名大再加山，一名露骨山、太子山，随地易名，海拔3600公尺。
[23] 乾隆《狄道州志》卷1《站所·旧府治碑记》。
[24] 张其昀：《拉扑楞号序》，《方志》第9卷第3、4期，民国25年7月。
[25] 民国《夏河县志稿》卷1《地形》。
[26] 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卷42《兵防志·番部》。
[27] 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二十五《卓尼》（5月18日至20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07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28] 林英文：《甘肃拉扑楞附近之地文》，《方志》第九卷第3、4期，民国25年7月。
[29] 陈声柏、王志庆：《一位外国传教士眼中的甘南族群关系》，《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30] （民国）《甘肃省乡土志稿》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城市概述；俞湘文：《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自序》，《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38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岷县虽然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但从经济方式、结构、类型来看，其依然具有“过渡都市”的特征。
[31] 林冠群：《唐代吐蕃的氏族》，《中国藏学》2010年第2期。
[32]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
[33] 相同的记载见于《新唐书·地理志七（下）》；《册府元龟》卷996。
[34] 据周伟州《早期党项史研究》第三章《唐代党项的内徙与分布》统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5] 《新唐书》卷43《地理七上》。
[36] 《旧唐书》卷196《吐蕃传》。
[37] 于庚哲：《疾病与唐蕃战争》，《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38] 《全唐诗》卷427，中华书局1960年版。
[39] 关于吐蕃王朝分裂时间，学界有多种说法，参见林冠群《吐蕃王朝的分裂与灭亡》，《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40] 《宋史》卷492《吐蕃传》。
[41] 《宋史》卷492《吐蕃传》。
[42]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41《熙河之役》。
[43]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41《熙河之役》。
[44] 程龙：《北宋西北沿边屯田的空间分布与发展差异》，《中国农史》2007年第3期。
[45] 杨作山：《试论北宋在西番地区的屯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46]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0《陕西九·临洮府》。
[47] 《明宣宗实录》卷57，“宣德八年四月癸未”。
[48] 康熙《岷州志》卷2《舆地上》。
[49] 《明宣宗实录》卷37，“宣德三年二月辛末”。
[50] 崇祯《成县新志一卷·总纪》。
[51] 康熙《岷州志》卷3《舆地下》。
[52] 《明孝宗实录》卷327，“天顺五年四月壬辰”。
[53] 《明世宗实录》卷497，“嘉靖四十年闰五月乙巳”。
[54] （明）胡缵宗：《鸟鼠山人后集》卷2《洮郡守李侯去思碑》，《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6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55] 乾隆《循化厅志稿》卷2《关津》。
[56] 李式金：《兰拉风光》，《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40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57] 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三十《临潭黑错途中》，《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07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58] 《册府元龟》卷991《外臣部·备御四》。
[59] 《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
[60] 《通典》卷190《边防典六》。
[61] 参见于庚哲《疾病与唐蕃战争》，《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62]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页。
[63] 《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64] 《资治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
[65] 《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资治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
[66] 葛剑雄：《高山反应与汉藏交往》，《华夏地理》2007年第2期。
[67] （唐）陆贽：《翰苑集》卷4《赐吐蕃书》。
[68] 事见：《旧唐书》卷134《马遂传》，《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
[69] （民国）《渭源县风土调查录》二《内务》、三《实业》，《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22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70] 《旧唐书》卷133《李晟传》。
[71] 《名臣碑传琬琰集》卷13《郭将军墓志铭》。
[72] 《宋会要辑稿》第173册《兵四》之六。
[7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7，“熙宁六年十月庚辰”。
[74] 谷苞：《汉人怎样定居于卓尼番区》，《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42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75] 康熙《岷州志》卷8《田赋上》。
[76] 康熙《岷州志》卷19《艺文下》。
[77] 光绪《洮州厅志》卷15《艺文志》。
[78] 光绪《洮州厅志》卷2《舆地志·物产》。
[79] 康熙《河州志》卷6（上）《艺文志》。
[80] 乾隆《循化厅志稿》卷四《族寨工屯》。
[81] 王志文：《甘肃省西南部边区考察记》之五《农村及农村经济之剖视》，《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35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82] 王志文：《甘肃省西南部边区考察记》之五《农村及农村经济之剖视》，《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35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83] 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卷42《兵防志·番部·岷州》。
[84] 马鹤六：《甘青藏区考察记》，《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36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85]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番夷》第199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
[86] 康熙《岷州志》卷8《田赋上》。
[87] 《资治通鉴》卷249，“宣宗大中四年至十三年”。
[88] [美]拉铁摩尔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89] 《明英宗实录》卷28，“正统二年三月乙未”。
[90] 《明英宗实录》卷55，“正统四年四月癸丑”。
[91] 明代河州、岷州、文县、礼县都曾经历了改卫所为州县的过程。参见《明太祖实录》卷78、123、125。
[92] 明代在河洮岷地区实行部落与里甲混合编制，参见（明）张雨著《边政考》卷9《西羌族口》。
[93] 乾隆《循化厅志稿》卷4《族寨工屯》。
[94] 有关熟户、熟番、土人既与生番、生户联手对抗汉人，又与汉人联合对抗番族，文献中俯拾即是。参见：《宋会要辑稿·番夷六之七》；《长编》卷244；《明英宗实录》卷29、96。
[95] （民国）《渭源县风土调查录》一《总论》、七《土司》，《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22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