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京津冀视角：区划中的人口

第一章 协同视域下的人口潮汐

一 研究意义

从全世界来看，全球正处于城市人口加速增长期。联合国发布的《2018年世界城镇化展望》显示，2018年至2050年，印度、中国和尼日利亚三个国家的城市人口增长量将占世界新增城市人口总数的35%，其中，中国新增城市人口或将达到2.55亿。当前，以劳动力为主体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正深刻影响着中国人口空间的分布格局。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2019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60.60%，早已超过全世界城市化率的平均水平。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在我国人口向城市聚集具有强烈的指向性和区域性，部分城市常住人口增长过快，导致城市人口增长出现严重的内部不均衡，这一点在超大城市表现得尤为突出。依据最近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我国已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重庆等若干超大城市，其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这些超大城市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因大量人口涌入而导致的各种经济、社会、环境及公共服务供给等问题。另一方面，在超大城市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我国城市群发育水平相对不足的问题却同步存在。在我国部分城市群，相互关联、错位发展的城市增长极尚未形成“多点支撑”的发展格局，城市群非中心城市的人口吸附力持续低迷，长期饱受着人口流失、产业发展艰难的困境。因此，城市群及其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人口空间分布以及人口结构问题越来越引起政府、学者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面对区域内中心城市人口的过度聚集问题，全世界诸多城市群正经历着从“极化”向“扁平化”的发展过程。例如，早在2014年，东京都就以0.6%的国土面积容纳了日本10.5%的人口，伦敦市也以0.6%的国土面积容纳了英国15.7%的人口，单体城市人口规模膨胀带来的客观发展难题迫使这些国家正通过“扁平化”的首都圈建设，缓解区域内中心城市人口的过度聚集，以推动区域内部之协同。

从城市群发育过程而言，假以时日，京津冀城市群将有望成为全球第七大世界级城市群。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1]然而，我国京津冀地区也面临着共性的人口问题。京津冀长期面临的产业结构雷同、市场机制不完善以及基础设施不协调等问题，业已造成该区域人口流动与分布的严重扭曲和失衡。近年来，京津冀超级城市与次级城市之比是2∶1，而珠三角和长三角分别仅为1∶1和2∶5，京津冀“人口双核极化”问题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良性运行。

2019年12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求尊重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增强城市群和中心城市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同年12月10—12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指出，要提高城市群和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力。2021年年初，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也提出“十四五”时期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1+3+2”结构性潜能框架，其中的“1”即为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通过更高的集聚效应为下一步我国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今后5—10年，中国经济百分之七八十的新增长动能将处在这个范围之内。[2]

作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的排头兵，京津冀理应积极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逐步形成“多点支撑”的空间网络格局，而作为首善之都，首都北京理当探索出一条人口经济密集区优化发展的新路子，不断推动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合理分布和空间优化。

二 研究目的

为解决好这一现实问题，我们有必要对京津冀地区人口发展的历史原貌予以客观描述，并基于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综合世界主要城市群的发展轨迹，根植我国国情，准确把握京津冀人口规模、结构和分布的基本规律和阶段性特征，做到顺势而为、因势而动、乘势而上。为此，我们亟须回答好以下若干问题。

第一，把京津冀城市群打造成为世界级城市群，需要怎样的人口支撑条件？

第二，在国内外人口普查、统计年鉴、统计公报、抽样调查以及国外经济分析机构提供的多种数据来源下，如何在同一统计口径下探索城市群人口发展的基本共性特征？与美国东北城市群、日本东京都市圈和加拿大多伦多都市圈等世界重要城市群及其中心城市相比，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发展（人口规模、人口分布、人口结构）及其圈层分布有何特点，与国内外其他城市群有何异同？

第三，作为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城市的首都北京，其未来的人口发展会对京津冀协同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一系列的研究既具有理论价值，也显示出明确的实践意义。基于这样的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我们对京津冀及相关区域的人口发展文献进行了研阅，发现已有文献大体主要聚焦于以下几类热点。

一是京津冀人口发展的态势分析。文献显示，京津冀人口发展态势可总结为四个特点：（1）人口集聚效应凸显。1982—2010年，京津冀人口增加地区的县域单元比例在80%以上，已形成以北京、天津、石家庄为中心的圈层结构。[3]（2）重心分布变化明显。2000—2010年，京津冀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明显向东北方向移动。[4]（3）区域首位度高。2000年以来，京津冀整个区域的人口基尼系数逐年递增，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高度聚集于北京，区域内人才资源分布悬殊较大。[5]（4）人口聚集滞后于经济聚集。已有研究多以现有行政区划为基本研究单元，运用人口经济协调度、空间自相关、区域几何重心等方法，大体勾勒出全国、京津冀、北京市域层面人口集聚格局及其综合影响，并提炼出“人口聚集滞后于经济聚集”空间分异等特征。[6]

二是京津冀人口增长的解释性因素分析。文献表明，人均GDP差距已成为影响该区域人口迁移的首要因素，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对人口的影响在上升[7]，而城市规模、交通条件[8]及自然条件等[9]也是要因。

三是京津冀人口承载力和人口潜能分析。对于人口承载力的研究，有学者用生态足迹法，测算出京津冀区域的理论人口容量仅为目前实际人口规模的1/8，区域生态系统的人口负荷严重[10]；从区域人口潜能来看，京津冀人口潜能高值区分别隶属于北京、天津斑块，人口潜能高值区由交通干线联系起来。[11]

四是京津冀人口合理分布的对策分析。学者认为行政、经济、城市规划、产业升级、社会经济、人口信息管理、法律、教育等措施是有效缓解中心城市人口过度聚集的重要手段。[12]部分学者还指出，政府管理缺位及政策导向失误是国外拉美城市化失控、人口长期无序流动的重要原因。[13]

总结起来，已有文献在提炼京津冀人口发展全貌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不过，从全球视野和未来展望的角度来看，已有研究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

第一，区域人口增长的内在规律性研究新意不足。目前，区域一体化对人口再分布的作用机制仍需加强研究，人口增长规律性的认识影响着对人口发展趋势的研判。已有文献重点从现有行政区划开展空间相关性研究，但对人口聚集的圈层特征认识不足，影响区域人口分布形势的精准研判。

第二，支撑京津冀人口发展研究的数据来源相对单一。目前的研究缺乏对人口规模数据、人口空间数据、人口结构数据的综合开发与利用，单一的、相对陈旧的人口指标可能会影响人们对当前京津冀人口发展特征的准确判断。

第三，对京津冀人口发展的特殊性重视不够。京津冀地区首都资源优势对周边人口的“虹吸效应”，导致超大城市人口空间优化政策极具敏感性，重塑人口再分布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很强。

以上三点正是本书研究的逻辑起点。本书希望站在历史和未来双向对接的角度，通过广域的国际比较，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综合研判京津冀人口发展趋势。这种趋势的研判不是一味地追求人口模型预测，而是更为强调客观规律影响下的城市群自然发展。因此，本书将沿着北京—京津冀—全国—全球四个空间维度，围绕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流动、人口分布四要素，充分挖掘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口潜能，综合且立体地探寻京津冀人口发展的现状、困境及其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