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及分析

前文已述，本书旨在探讨儒学与西方科学的关系，并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例。这意味着，梳理前人对于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成果，梳理前人对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的研究成果，至关重要。

一 关于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

据马来平教授考察，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20—40年代，为萌芽期；二是20世纪50—80年代，为蛰伏期；三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为复苏期。[3]20世纪20—40年代，其间发生了“科玄论战”“东西文化论争”以及“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的争论等。在这期间，出现了两部重要著作：一是“科玄论战”的论文集《科学与人生观》；二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两部著作都触及了儒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但是，“科玄论战”所讲的“玄学”主要指的是哲学，其内容包括儒学，却并非儒学本身。梁漱溟的“东西文化”之“东方文化”也并非专指儒学，其“西方文化”也非专指西方科学。因此，就第一阶段而言，儒学与科学关系的问题是包含在中西关系这一问题中的。进一步说，虽然这个时期的研究触及了儒学与科学关系的问题，但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这一问题意识尚未形成。20世纪50—80年代，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基本中断。此时，港台新儒家兴起，其儒学研究涉及了儒学与科学的关系，最典型的如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的提出，事实上是意识到了儒学与科学关系的重要性，意识到了儒学的发展必须回应科学的问题。尽管其通过良知的坎陷来开出科学的主张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质疑，但其问题的提出，引发了学界对儒学与科学关系的思考，还是相当有价值的。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提出，说明儒学与科学关系的问题意识已经形成，遗憾的是牟宗三本人的学术兴趣并不在此，且其“良知坎陷”说也存在一定的理论困境。

真正对儒学与科学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当在第三阶段，即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此时，儒学的研究逐渐复苏，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再次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学者以及有价值的成果。同时，海外及国外一些学者也积极参与到了本领域的研究当中。这里，就第三阶段的关于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成果作一梳理。

1.山东大学马来平教授

山东大学的马来平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其代表作有：《探寻儒学与科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中国近现代科技思想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中西文化会通的先驱：“全国首届薛凤祚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11年版）、《科技儒学研究之我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6期）、《试论儒学与科学的相容性》（《文史哲》2014年第6期）、《儒学与科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年第8期）、《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等。具体而言，马来平教授对于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主要有如下贡献：

第一，首次提出“科技儒学”的概念。在《科技儒学研究之我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6期）一文中，马来平教授率先提出“科技儒学”这一概念，为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使儒学与科学关系这一问题真正地成为儒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在这篇纲领性文章中，马来平教授回顾了儒学与科学关系研究的历史，对研究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分析，对“科技儒学”进行了概念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技儒学”研究的基本目标和框架。

第二，长期致力于西学东渐过程中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在《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一文中，马来平教授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分为三个阶段：“传教士学术传教期（明清之际）、洋务派技术引进期（1860—1895年）、先进知识分子科学传播与启蒙期（1895—1928年）。”[4]在此基础上，马来平教授分别对这三期作了介绍。在第一期，马来平教授介绍了利玛窦在中国传教过程中与科学相关的经历，介绍了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与儒家士人的冲突；在第二期，马来平教授介绍了洋务运动期间儒家士人所做的贡献，诸如购买武器和机械、开办工厂、翻译西书、举办学校、选派留学生等，介绍了洋务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争论，如同文馆增设天算馆之争、留学计划之争等；在第三期，马来平教授介绍了维新派与革命派在西方科学的传播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如严复《天演论》的翻译、各种学会的成立、留学教育的体制化等，介绍了五四运动、科玄论战中科学的传播。应当说，这篇文章系统地梳理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儒家士人所做的贡献，是儒学与科学关系研究不可或缺的素材。

第三，首次开启国内关于薛凤祚科学思想的研究。薛凤祚是清代重要的科学家之一，也是西学东渐过程中的重要人物。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薛凤祚思想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马来平教授以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为视角，对薛凤祚进行了多侧面、多层次的研究并组织开展了相关研讨会，形成了《中西文化会通的先驱：“全国首届薛凤祚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11年版）。马来平教授对于薛凤祚的研究，为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素材。

此外，马来平教授所研究的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其“科学”主要指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在《探寻儒学与科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中国近现代科技思想史研究》一书的序言中，马来平教授谈道，“2005年左右，‘西学东渐’回归到我的学术视野”[5]。他说：“最初，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层次即西方科学的传入与中国传统科学嬗变的关系方面。”[6]又说：“最近几年，我们的研究已经逐渐集中在第二层次即西方科学的传入与儒学嬗变的关系方面。”[7]显然，马来平教授对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围绕西学东渐展开的，其所谈的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主要指儒学与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关系。

总之，马来平教授对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做出了诸多的理论贡献：第一，明确提出“科技儒学”这一概念，使儒学与科学的关系成为儒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第二，以西学东渐为背景，系统梳理了西学东渐过程中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并提出诸多极具启发性的观点；第三，开启了“薛凤祚”研究，为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增加了新的素材。

2.中国科学院大学尚智丛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尚智丛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其研究也触及了儒学与科学关系。相关代表作有：《明末清初（1582—1687）的格物穷理之学——中国科学发展的前近代形态》（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传教士与西学东渐》（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从演绎推理的传入看儒学的开放性——兼论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6期）等。

在《明末清初（1582—1687）的格物穷理之学——中国科学发展的前近代形态》一书中，尚智丛教授介绍了形成于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指出其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科学，也不同于鸦片战争之后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与此同时，格物穷理之学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不同的名称，如徐光启称为“格物穷理之学”、李之藻和傅泛际称为“穷理诸学”、南怀仁称为“穷理学”，尚智丛教授分别对之进行了介绍。尽管如此，尚智丛教授认为格物穷理之学有其统一的特征：“一是强调关于自然的经验知识；二是追求知识的统一性，强调演绎推理在知识形成中的作用；三是具有‘艺用’倾向；四是存有内在的唯理主义倾向与经验主义倾向的矛盾。”[8]尚智丛教授还对格物穷理之学进行了历史分期并对其特点予以了分析介绍。尚智丛教授对明末清初格物穷理之学的介绍，对于格物致知这一概念的分析，对于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从演绎推理的传入看儒学的开放性——兼论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一文中，尚智丛教授认为儒学在格物穷理观念的框架下引入了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学的开放性，同时也说明儒学不会排斥科学。

尚智丛教授对“格物致知”观念的考察，不仅为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提供了诸多素材，而且从儒家知识论的核心观念“格物穷理”入手探讨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这一研究思路本身也值得借鉴。

3.厦门大学乐爱国教授

厦门大学的乐爱国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出了不少成果。其代表作有：《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岳麓书社2010年版）、《宋代的儒学与科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中华书局2002年版）、《朱熹格物致知论的科学精神及其历史作用》（《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1期）等。乐爱国教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两个特点：

第一，试图从儒家经典著作中找寻科技知识。如其在《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1期）一文中考察《诗经》《尚书》《周礼》等儒家经典著作中的科技知识。

第二，乐爱国教授的“儒学”主要指传统儒学，其“科学”主要指中国古代科技。在其著作《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一书中，乐爱国教授首先肯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存在：

在此基础上，乐爱国教授分别考察了先秦、两汉、宋代以及明清之际儒学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

乐爱国教授对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一方面肯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存在，另一方面揭示了儒学与中国古代科学的渊源关系，为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提供了诸多素材及思路上的启发。

4.上海师范大学李申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的李申教授，曾经致力于中国古代科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关系的研究，其研究也触及了儒学与科学的关系。相关代表著作有：《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隋唐至清代之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一书中，李申教授于先秦到南北朝的相关史料中取材，对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书中讲了先秦时期自然科学和中国哲学几个范畴的关系、先秦时期天道观和自然科学的关系、汉代天人感应观念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以及天文学、数学、中医学乃至炼丹术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等，这样的研究可以为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素材。但诚如李申教授所说：

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这乃是本书的任务……本书的宗旨，是要说明科学如何影响哲学。但文字的数量，则往往是讲科学居多。不过，讲科学也是为了说明它如何影响了哲学。[9]

李申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古代科学如何影响了先秦到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哲学。因此，对于儒学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关系有一定的涉及，但还有待深入。

《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隋唐至清代之部》一书，是《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一书的续篇。

与前部著作相比，这部著作有两个特点：一是探讨中国古代科学如何影响了隋唐至清代的中国哲学；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轨迹增加了笔墨。书中探讨了隋唐天人观念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关系、宋代天理观念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关系、宋代气观念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关系、佛教道教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关系等。书中还分别探讨了农学、宇宙论、历法、数学、医学等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形态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关系。这样的研究可以为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素材，但由于李申教授着重讲述的是中国古代科学如何影响了隋唐至清代的中国哲学，因此对于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还有发挥的空间。

总之，李申教授通过自己的研究，肯定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存在，认为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影响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建构。其研究对于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5.台湾省清华大学徐光台教授

台湾省清华大学徐光台教授，对西学东渐的研究涉及了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徐光台教授着重对西学东渐过程中一些重要事件进行了实证性研究，如其对《崇祯历书》的考证，对明代万历年间天象的考察，对徐光启学习西学的一些事件的考察等。代表作品有：《利玛窦天主实义中的格物穷理》（《清华学报》新二十八卷第一期，第47—73页）、《藉“格物穷理”之名：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理性主义及其限度》，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65—212页）。

在《利玛窦天主实义中的格物穷理》一文中，徐光台教授介绍了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格物穷理”这一观念所起的作用。徐光台教授认为，利玛窦为了传教方便，穿儒服、读儒书，接触到了“格物穷理”这一概念，意识到这一概念中所包含的“理”与“所以然”之含义与亚里士多德之“理”与“原因”有相通之处。徐光台认为，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将宋儒的“格物穷理”观念进行改造，用这一观念证明天主的存在（格物—穷理—知天主），使之带有了西学的含义。徐光台教授的这篇文章，详细地介绍了“格物穷理”这一观念在利玛窦那里如何从一个儒学的观念变成一个带有西学色彩的观念，考证详细、逻辑严谨，对于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藉“格物穷理”之名：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一文中，徐光台教授考察了在明末清初西方自然科学的传入过程中，“格物穷理”这一概念所起的作用。徐光台教授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观念以理或太极为人与万物的共同本源，因此人要反本穷源，就必须通过格物才能穷至终极之理，而格物必然要涉及对自然外物的认识。这与传教士的理论诉求有某种相似性，传教士要表达的是通过认识自然规律来认识天主。因此，“格物致知”这一概念得到了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的重视。进而，“格物穷理”这一概念成为西学传入的桥梁，传教士借此将其“外来的”学术传入中国，并试图借此获得正当性。徐光台教授的研究，对于“格物致知”这一概念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总之，徐光台教授对“格物穷理”这一观念的研究，可以为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提供诸多理论素材。

6.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本杰明·艾尔曼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本杰明·艾尔曼，长期致力于中国思想与文化史、中国近代科技史以及中日文化学术交流史的研究，其研究也涉及了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其相关代表作有：《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科学在中国：1550—190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在《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一书中，本杰明·艾尔曼介绍了1550年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医学史。全书讲述了传教士来华传教以来中国读书人对西方科学的好奇，讲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对牛顿物理学的翻译，讲述了晚清向西方学习并建立各种制造局、学堂、翻译馆等。在《科学在中国：1550—1900》一书中，本杰明·艾尔曼对中国1550—1900年科技发展史进行了一次梳理。其中包括对明代博物学、清代考据学以及晚清各种兵工厂、制造局的介绍。

本杰明·艾尔曼的研究触及了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也可以为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提供素材。

7.山东大学黄玉顺教授

山东大学的黄玉顺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儒家哲学、中西比较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尽管其注意力并不在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上，然而其有一篇文章不容忽视，即《儒学与作为科学理论基础的知识论重建》（《当代儒学》2015年第2期）。

在《儒学与作为科学理论基础的知识论重建》一文中，黄玉顺教授指出，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至少有两种路数：一是历史学的路数；二是哲学或思想史的路数。黄玉顺教授认为，历史学的路数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哲学或思想史的路数研究还不是很充分。他说：“我个人感觉，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那就是真正从哲学层面、思想理论层面上要讲清楚：凭什么说儒学跟科学、科学跟传统文化没有冲突？”[10]的确，研究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可以有多个侧面，既可以是儒家学说与科学的关系，也可以是儒家士人与科学的关系，前者接近于哲学或思想史的进路，后者接近于历史学的进路。黄玉顺教授这样的分析，可以为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提供方法论的启示，即能否从哲学层面或思想史的层面谈儒学与科学的关系。

二 对康有为个案的研究

关于康有为的研究，当前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康有为原著的整理出版。第二，关于康有为传记、评传的出版。第三，关于康有为维新变法活动的研究。第四，关于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关于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学界对其研究涉及了政治、历史、文学、哲学、外交、佛学、教育、法律、儒学、科学、宗教、个人交游等方方面面。

就与本书相关的内容而言，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成果，兹列举如下：

聊城大学刘星的《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一书及其就读于山东大学期间所著的博士学位论文《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以康有为今文经学为切入点，着重阐发西方科学影响下的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思想。该书及其论文是近年来以儒学与科学关系为视角，考察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于儒学与西方科学的关系有着独到、深入的阐发。与此同时，该书及其论文在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这个问题上还留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例如，康有为儒学思想与西方科学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康有为如何处理儒学与科学的关系等，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董贵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科学与戊戌维新》，主要以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与近代科学的关系为切入点，考察维新派的科学思想与维新运动的互动关系，其研究涉及了康有为科学思想。文章介绍了康有为接受现代科学的过程，介绍了自然科学对其的影响，强调了科学对其变革思想的重要性。由于该论文的主要目的是阐述近代科学与戊戌维新之间的关系，因此就康有为的科学思想及康有为如何处理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而言，显然不是其论文的研究重点。

朱义禄的《西方自然科学与维新思潮——论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的变革思想》一文，着重阐发维新思潮与西方自然科学的关系，认为晚清维新思潮是西方自然科学影响的结果。文章指出，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在康有为的著作中有明显的体现。严复、谭嗣同也依据西学提出很多创新性观点。岳清云的《实证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浅谈康有为科技思想》一文，着力阐发康有为的科技思想，认为康有为有很强的科学精神，且注重实证的方法。文章指出，“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先介绍和运用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的思想家，并最早树立西方逻辑学所代表的科学实证精神，确立了方法论科学观”。马金华的《试论康有为的科学观》一文，从科学观的角度研究康有为的科学思想。文章阐述了康有为科学观演变的过程，并从整体上对其进行了客观评价，认为他的科学观在中国近代科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魏义霞的《平等与自然科学——以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为中心》一文，从平等观念与西方自然科学的关系立论，认为中国思想界近代的平等观念与西方自然科学之间有着很大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康有为、谭嗣同二人的思想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篇文章讲述了西方自然科学对康有为、谭嗣同哲学思想的影响，是一个新颖的视角。魏义霞的《康有为〈诸天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讲述了康有为《诸天讲》中的几个问题，如康有为撰写《诸天讲》的动机、康有为《诸天讲》中“天”与“诸天”的含义以及《诸天讲》的科学或宗教意义。

总之，关于康有为个案的研究，学界已经涉及了诸多方面。然而，就关于康有为的科学思想而言，学界主要是从其科技思想、科学观以及科学对其思想的影响等方面入手来进行研究。就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这个问题而言，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三 对梁启超个案的研究

当前关于梁启超的研究，其涉及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梁启超原著的整理出版。第二，关于梁启超传记、评传的出版。第三，关于梁启超维新活动的研究。第四，关于梁启超社会交往情况的研究。第五，关于梁启超思想的研究。关于梁启超思想的研究，学界对其研究涉及了政治、历史、文学、美学、哲学、外交、佛学、教育、法律、儒学、科学、宗教、个人交游乃至对图书馆的认识等方方面面。

就与本书相关的内容而言，研究成果不多。兹列举如下：

山西大学姚雅欣博士的毕业学位论文《梁启超科学文化知行论稿》从人文学者的科学意识这一角度研究了梁启超的科学思想。文章以“科学文化”为主题，探寻梁启超科学意识的源流、生成及其演变，阐释了梁启超对科学文化的思考与践行，对其所属年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进行了反思与定位。最后，文章从科学文化在中国的演变中思索其现代价值。该论文以科学文化为视角，对梁启超的科学意识的演变及其社会影响做了研究，很有见地。但就梁启超的儒学思想及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而言，文章并未言及。关于梁启超科学思想的演变，姚雅欣还于《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发表《从传统“格致”到现代“科学”：梁启超“科学”观念透视》一文。文章认为，梁启超对科学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首先从传统“格致”的意义上看待科学，其次认识到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最后认识到广义的“科学”。总之，姚雅欣博士关于梁启超科学思想的研究，主要从其科学意识入手，对科学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演变及其作用的研究很有见地。然而，就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而言，文章并未提及。

武汉大学林合华的硕士学位论文《梁启超科学观的三期演变及其意义》，以梁启超科学观为视角，对梁启超的科学思想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梁启超的科学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中期和晚期。该文章对梁启超科学观的演变做出了详尽的考证及深刻的反思，对于了解梁启超科学观的发展变化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然就梁启超的儒学思想及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而言，也未提及。

姚雅欣、王云的《梁启超：在科学文化的视域中重新解读》一文，对梁启超的科学思想进行了考察。具体而言，文章谈到了如下问题：梁启超对“科学”概念的理解；梁启超的科学精神；梁启超的科学方法；梁启超的科学传播；梁启超的科学观察；梁启超的科学灵感；梁启超谈科学与美术；梁启超处理中西文化等。文章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科学文化），值得借鉴。

董德福、李相锦的《梁启超科学观历史内涵与现实价值的理性审视》一文，通过对梁启超科学观的演变的考察，探索其理性价值。段治文、戴锡保的《论梁启超科学观的确立及其流变》一文，以科学观为视角探讨梁启超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识及其变化。该文章于1993年发表于《浙江大学学报》，对于梁启超科学观的考察，有一定的启发性。周位彬的《论梁启超科学观的文化价值》一文，着重从文化价值的角度阐发梁启超的科学观。文章认为，梁启超崇尚科学但坚决反对科学主义，倡导西学但坚决反对西化，为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视域。

总之，关于梁启超个案的研究，学界已经涉及了方方面面。就梁启超科学思想而言，学界主要还是关注其科学观的前后演变及价值，而从儒学与科学关系这样的视角来研究梁启超，尚有很大空间。

四 对谭嗣同个案的研究

当前关于谭嗣同的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谭嗣同原著的整理出版。第二，关于谭嗣同传记及评传的出版。第三，关于谭嗣同思想的研究。第四，关于谭嗣同维新活动的研究。第五，关于谭嗣同社会交往情况的研究。

就与本书相关的内容而言，研究成果不多。兹列举如下成果：

马强的《烈士之学——浅析谭嗣同的自然科学思想》一文，全面地从传统的“天文学”“算学”“农学”“医学”四个方面介绍了谭嗣同的科学思想。魏义霞的《平等与自然科学——以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为中心》一文，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例，阐释了平等观念与西方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何磊的《从追求科学走向献身变法的谭嗣同》一文，认为谭嗣同热爱科学、探索科学，是促使谭嗣同献身变法的重要原因。文章指出，谭嗣同学习科学与献身变法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朱义禄的《西方自然科学与维新思潮——论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的变革思想》一文，着重阐发维新思潮与西方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认为晚清维新思潮是西方自然科学影响的结果。这篇文章谈到了谭嗣同，认为谭嗣同的变革思想与其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徐振亚的《谭嗣同科学思想浅析》一文，从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以及科学思想产生的背景等方面全面介绍了谭嗣同的科学思想。尤其是在科学知识方面，作者做了详细的探索，例如，天文学和哥白尼日心地动学说、地学和进化论、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数学和《几何原本》、化学与道尔顿原子论、物质不灭定律等方面，作者对谭嗣同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都做了阐释。

总之，近年来关于谭嗣同科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谭嗣同英年早逝，其著作文献较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学界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其思想的其他方面。就从儒学与科学关系的视角来研究谭嗣同而言，目前还是一个空白。

五 前期研究结果分析

经过前期的相关材料收集、研读，笔者认为尽管前人对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以维新儒学为切入点，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例来探讨儒学与西方科学的关系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主要体现在：

首先，从时间上讲，前人对古代尤其是宋代（如乐爱国教授对朱熹的研究）以及对第一次西学东渐的研究（如马来平教授的《探寻儒学与科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中国近现代科技思想史研究》）、尚智丛教授的《明末清初（1582—1687）的格物穷理之学——中国科学发展的前近代形态》《从演绎推理的传入看儒学的开放性——兼论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徐光台教授的《利玛窦天主实义中的格物穷理》《藉“格物穷理”之名：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较为充分，而对于第二次西学东渐，即晚清时期儒学与西方科学的关系的研究，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其次，就研究进路而言，前人有从儒家经典著作入手的，有从儒家核心观念入手的，有从儒家士人入手的。大致来说，包括两个进路：一是史学的进路；二是哲学的进路。前者重史料的收集，后者重思想的阐发。就目前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而言，从史学的进路研究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从哲学的进路研究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进一步说，作为一种学术形态的儒学理论必然要依托诸多范畴而展开，这些范畴与科学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最后，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个案研究而言，尽管前人对于其科学思想已经做了诸多研究，但是从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这样一个角度来考察其科学思想，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选择以晚清维新儒学为切入点，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例，着重从思想层面予以阐发，进而对儒学与西方科学的关系进行探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