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外研究现状

肖洛霍夫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家之一。多年以来，围绕着他和他的文学创作研究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人们从不同的角度阐释着自己对作家及作品的理解。

作为一名作家，肖洛霍夫的文学创作生涯是从写作短篇小说开始的。1926年，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和《浅蓝的原野》（后合二为一，命名为《顿河故事》）问世，引起了著名作家绥拉菲莫维奇（А.С.Серафимович）的啧啧称赞。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年轻的作家开始构思一部反映哥萨克生活斗争的长篇小说，小说的构思几经变动，最后定名为《静静的顿河》。1928年1月至10月，《静静的顿河》的第一、二部在《十月》杂志上发表，1932年，《十月》杂志第1—10期刊载了小说的第三部。时隔五年之后，1937年11月，小说的第四部第七卷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1940年2月至3月间，小说的最后一卷在《新世界》杂志上与热切期待中的广大读者见面。至此，《静静的顿河》这四部八卷的长篇巨著终于全部呈现在读者眼前。

从《静静的顿河》第一部问世到全书出齐历时十二年，其间几经周折才得以顺利发行。小说出版后，立即在苏联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肖洛霍夫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这在为年轻的作家带来荣誉的同时，也使作家及作品成为研究者和评论家关注的焦点。自此之后，各种评论文章及研究著作不断涌现，但其中表达的观点却褒贬不一。推崇者，观察的角度迥异；贬斥者，彼此之间的观点也矛盾对立——不同的解读构成了一个多面的肖洛霍夫。总的来说，俄罗斯文学评论界针对这部小说及其主人公所进行的争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20世纪20年代

随着《静静的顿河》各卷的陆续出版，围绕着它的争论随之展开，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这一时期，苏联评论界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作品，间或从庸俗社会学的立场和方法看待文学作品，因此，作家、作品的阶级属性、阶级立场，以及作品是否反映了阶级斗争成了评价的重要标准。

小说问世之初，苏联文坛的知名作家，例如，高尔基（М.М. Горький）、绥拉菲莫维奇、阿·托尔斯泰（А.Н.Толстой）、法捷耶夫（А.А.Фадеев）等纷纷对其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在小说的前两部发表之后，绥拉菲莫维奇随即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这位老前辈把年轻的文坛新人比作一只展翅高飞的黄喙小鹰，并对其卓越的艺术才能给予了充分肯定：“正是这种赋予每个人物以个性特点的本领、塑造独特面貌和独特内心世界的本领——正是这种巨大的本领使肖洛霍夫凌空飞起，并且使大家看见了他。”[2]当小说第三部问世时，高尔基也给予了它高度评价：“《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是一部具有很高价值的作品，我看，它比第二部更有意义，比第二部写得好……肖洛霍夫非常有才能，他可以造就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苏联作家。”[3]这些文坛前辈以自己敏锐的艺术洞察力觉察到，肖洛霍夫将发展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所以在他初登文坛之时便给予许多鼓励与支持，但也没有忘记为他敲响警钟：“如果年轻的作家不能深入到无产阶级当中去，如果他不善于同样出奇制胜地摄进工人阶级的面貌，汲取它的运动、它的意志和它的斗争，如果不能做到这一切，那么这个刚刚成长起来的作家就要毁灭。”[4]正是在前辈的谆谆教导之下，肖洛霍夫带着自己无比的艺术才能踏上了创作之路。

除了上述文坛知名作家的肯定与鼓励之外，当时的文学评论界也大抵对这位年轻的作家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很多研究者认为，肖洛霍夫是一位人民作家，他的创作是苏联文学最优秀的代表之一。例如，有评论者指出，年轻的肖洛霍夫以其天才的艺术创造力迅速走入文坛，《静静的顿河》是他向人们奉献的巨大的精神财富，这无疑证明，“肖洛霍夫是伟大的艺术家”[5]。还有论者在作家“庄严的叙事风格”之中发现了“真正的充满戏剧性的倾向”[6]，在他所描写的群众场面和人民日常的劳动画面中认识到，肖洛霍夫是一位敏锐的现实主义者。

然而，就在大多数人为苏联能出现这样的小说而感到无比骄傲之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并不是所有人都极力称赞《静静的顿河》，为它的问世欢呼雀跃。具体来说，原因就在于从社会—历史的视角，尤其是庸俗社会学的分析使研究者把自己的着眼点放在了阶级斗争等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与前者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1929年，西伯利亚的《现在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白卫军喜欢〈静静的顿河〉？》的文章，作者认为，在苏联国外，该小说由柏林的白卫军出版社“彼得大都会”翻印，那正是白卫军的“思想阵地”，这正是小说能够得到敌人青睐的直接原因之一。此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肖洛霍夫讲述了富裕的哥萨克的生活，描写了过多的家庭生活片段，正是这些片段弱化，甚至抹杀了本该好好表现的阶级斗争。在探讨作家为什么如此做时，作者在文中自问自答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既清楚又确定的。尽管有良好的主观意图，但肖洛霍夫客观上完成了富农的任务。……结果，肖洛霍夫的作品甚至对白卫军来说，都成了可以接受的东西。”[7]列日涅夫（И.Г.Лежнев）则把《静静的顿河》看作“旧式哥萨克阶层的百科全书”[8]，称肖洛霍夫是一个“哥萨克阶层的斗士和歌手”[9]。拉普派（РАПП，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评论家更是连续发表了多篇评论文章，对年轻的作者横加指责。他们认为，肖洛霍夫不是无产阶级艺术家，而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异己分子，是摇摆的中间派，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炫耀着富农的富裕，是富农的思想意识在文学中的传播者，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同路人”[10]。另一些评论者则认为，肖洛霍夫不过是前辈作家的模仿者，他的“战争情节、对战争的评价、战争的哲学都是从列夫·托尔斯泰那里租来的”[11]。当时还有一些评论家和作家认为肖洛霍夫把所描写的古老事物“理想化”，指责他在创作中犯了“自然主义”“客观主义”“超党性”“反动的浪漫主义”“地方主义”等多种错误。例如，奥克谢诺夫（И.Оксенов）就认为，肖洛霍夫在对日常生活的展现中存在过多的自然主义描写，而生理学意义上的“渔色”则是小说的主要特征[12]。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苏联文学评论界对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的探讨主要从社会—历史、阶级分析等角度进行，因此难免出现一些粗暴和武断的批评，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这种现象在以后的研究中逐渐发生了改变。

（二）20世纪30—40年代

1939年12月苏联为庆祝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的六十寿辰，决定设立16项以“斯大林”命名的奖项，1940年12月决定单独设立斯大林文学奖。这是当时苏联文学界级别最高的奖项。1940年2月至3月间，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第四部问世，至此小说全部刊载完毕，恰好获得了该奖项的参评资格。经过激烈的讨论和研究，评审委员会最后决定授予肖洛霍夫斯大林文学奖：“肖洛霍夫以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卓越的艺术感染力和深度……描绘了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以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初期，哥萨克生活的广阔画面……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表现出俄罗斯人民的力量、气魄和天才。”[13]

这一奖项的授予无疑成为评论界的导向标，对作家及作品的探讨呈现为积极、正面的特征。

在这一时期，人们对《静静的顿河》的认识在此前论争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大多数研究者都已承认肖洛霍夫是无产阶级作家，《静静的顿河》确属无产阶级文学的优秀作品。此时，他们开始把关注的目光集中于小说的男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身上。于是，一场围绕着小说结局，针对这一形象的典型性和阶级实质的争论又迅速拉开了帷幕。

第一，这一阶段对小说故事情节的研究很大一部分与葛利高里形象相关，尤其是涉及小说结尾的成功与否，葛利高里应以怎样的形象示人方面的争议颇多。关于小说的悲剧性结局，第四部问世后立即就引起了人们热烈的讨论。一些人不赞同这种结局，其中，阿·托尔斯泰认为，小说的结局是一个错误，“葛利高里不应以一个匪徒的身份走出文学”[14]。但多数评论者持肯定态度，例如，鲁金（Ю.Лукин）认为，这部小说是真正的悲剧，“那些期待着幸福结局的读者都错了……小说的结尾非同寻常的复杂，与此同时，它以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的明显而真实的结论令人大吃一惊”[15]。佩尔佐夫（В.Перцов）这样表达了自己对小说结局的肯定看法：“在这本书中，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就是它绝对的公正性。除了书中已经写到的，在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身上不可能发生其他的结局，所有这一切在其生命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就像物理学上的法则一样……肖洛霍夫没有放弃真理，没有违背一个艺术家的良心。”[16]由此可见，作家对历史现实的忠实原则在小说全部问世之初便已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

第二，在20世纪30—40年代的葛利高里形象研究中，绝大多数论者将研究的重心放到其社会历史定位上，对该人物的批评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肯定之声较弱。

首先，关于葛利高里的悲剧性问题，叶尔米洛夫（В.Ермилов）在《论〈静静的顿河〉及悲剧》一文中指出，葛利高里原本可以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一个悲剧性的牺牲品，但在第八卷中，他“走上了反叛之路，走向了完全的毁灭。对于这种毁灭，葛利高里的道路是悲剧性的。但当他已毁灭，他就不再是悲剧人物或者悲剧性的牺牲品了”[17]，读者在小说最后读到的葛利高里已经是一个可恶的背叛者，是一个“悲喜剧的角色”了。因此，他认为小说的结局是不合理的。可以说，在此阶段大多数评论者在葛利高里是一个悲剧形象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进而开始寻找造成其悲剧命运的原因。列文（Л.Левин）在“个人主义中看到了葛利高里悲剧的原因”[18]，认为他是一个个人安宁与幸福的寻觅者。恰尔内（М.Чарный）认为这是葛利高里“可怜的软弱”[19]的表现，基尔波金（В.Я.Кирпотин）则把他看作是“只考虑自身的可怜而狭隘的、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私者”[20]形象。科列斯尼科娃（Г.Колесникова）和弗罗洛娃（Г.Фролова）均认为葛利高里的悲剧在于他脱离了人民，后者指出，“他的命运由于脱离接受革命的哥萨克劳动人民的历史命运而具有深刻的悲剧性”[21]。这一时期，人们在探讨人物的悲剧原因时大多只停留在表面，局限在阶级视角之内，并未对他的探寻实质做出深入的剖析。

其次，葛利高里这一形象是否具有典型性的问题同样引起了评论者的热议。对于该形象能否充分代表哥萨克群体或者苏联人民成为探讨的重点。戈芬舍菲尔（В.Гоффеншефер）在专著《米哈伊尔·肖洛霍夫》中将葛利高里的人生道路划分为两个阶段。他认为，当葛利高里在表达着中农的感受和心情时，他的人生道路具有典型意义，但他脱离人民群众以后，这种典型性就完全丧失了，他从社会主义真理的探索者转变为个人安宁的追求者，其命运结局是该人物可怕的精神堕落。鲁金指出，“在从时时反映所有中等哥萨克感情的个人形象到失去立足之地的单个人的变化过程中，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这一形象的意义缩小了。但与此同时，其意义也扩大了，它已经超越1912年哥萨克生活环境的特点和局限，成为在战争年代里没有找到自己道路的人的典型形象”[22]。雅基缅科（Л.Г.Якименко）亦赞同这种观点。谢尔宾娜（В.Р.Щербина）认为，小说结尾处葛利高里的命运是许多在历史漩涡中死去的人的命运典型，因为他们没能找到自己在革命中的位置，这一形象“已经超越了哥萨克和农民的主题，成为落后于历史的劳动人民的典型形象。在麦列霍夫身上体现的是具有丰富个性，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由此成为异于人民的人的悲剧”[23]。还有一些研究者，例如，谢尔宾娜、鲁金、日丹诺夫（Н.Жданов）等认为，葛利高里虽具有典型性，但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却是人民，所以必须在人民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下思考他的命运。日丹诺夫指出，“葛利高里在他的斗争中原本是可以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但他没有，这就是他的悲剧所在”[24]。谢尔基耶夫斯卡娅（С.А.Сергиевская）也认为小说的主人公应该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为了新生活和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人民”[25]，葛利高里是那些脱离了人民的人的代表。因此，她撰文着重分析了共产党员、革命的哥萨克在小说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了他们身上的道德力量与精神的崇高。在葛利高里的典型性问题上人们各抒己见，此时，研究者已充分注意到人物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复杂关系，大多以人物与人民关系的亲疏来评价其行为的意义，因此，难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最后，在这一阶段，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也更加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但总的来说，对其的分析大都仍采用社会—历史的分析方法，因此，有些评论在今天看来就显得时代感和主观性十足。梅什科夫斯卡娅（Л.Мышковская）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评价不高，她认为，肖洛霍夫笔下的阿克西妮亚不过是一个“贪婪的女性形象”，她被“爱情的自然力”控制着，失去了理智，而达丽亚、杜妮亚等形象则显得不够丰满，母亲形象也没有任何鲜明的特色。总之，小说中很少有让人过目不忘的女性形象。在格罗莫夫（П.Громов）那里，阿克西妮亚则成了浪漫主义作家笔下的“痛苦的罪人”。然而，在评论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例如，阿尔登斯（Н.Арденс）的观点则与梅什科夫斯卡娅相对立，前者认为，阿克西妮亚“是小说中鲜明的符合实际的形象。性格坚强，极富感性的她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在情感中找到了自身存在的唯一意义”[26]。别列兹涅尔（С.Березнер）甚至将阿克西妮亚这一形象与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并置，他认为，“在小说的众多形象中，她是继麦列霍夫之后最鲜明的一个形象”[27]……尽管如此，此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还不是评论者研究的重点，对她们的评价大都片面，主观色彩强烈，很少有真正触及其命运和爱情悲剧实质的论述。

从以上的梳理中可见，30—40年代苏联批评界围绕《静静的顿河》和葛利高里、女性人物形象等的种种论争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强调人物的阶级属性。实际上，这与当时文艺思想的大背景密切相关。1925年，联共（布）中央发表的《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决议中明确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基本任务：“揭示文学作品的客观的阶级内容，同轻视文学语言技巧和古典文化遗产的态度作斗争。”[28]在此方针的指导下，评论者大多倾向于采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进行分析，再加上国内战争的硝烟犹存，人们对战争的伤痛记忆仍历历在目，所以研究者在评论时自然更加关注小说及人物的阶级性问题，有意无意之间忽视了小说文本本身蕴含的审美价值。

（三）20世纪50—80年代

随着肖洛霍夫及其作品为苏联官方认可，作家本人也不断获得多项殊荣：196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7年获得苏联劳动英雄称号等。以上这些荣誉的获得也使得作家在政治领域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文学评论界对其创作的评价趋向从美学等角度，通过文本细读来挖掘其深层的含义。

第一，承接前一时期的争论，此时研究者在葛利高里是悲剧人物这一点上早已达成共识。他们认为，更加深入地探讨其悲剧实质是分析小说思想艺术的关键，于是，围绕着葛利高里悲剧根源的讨论逐渐展开。

1955年，列日涅夫在《人民生活的史诗》一文中指出，葛利高里是摇摆不定的中农的典型，同时又具有独特的个性，“他是小说所描写的哥萨克群众中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读者把他看成农民的儿子，尽管他是一个迷途的浪子”[29]。他的这种观点直接启发了后来盛行一时的“历史迷误”说。

以列宁格勒大学勃里吉科夫（А.Ф.Бритиков）教授为代表的评论者认为，葛利高里的悲剧实质在于错误地理解了真理，是历史的迷误，他的悲剧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正是因为群众所感受到的那种戏剧冲突就是主人公所经受的最沉痛的个人悲剧”[30]。德拉戈米列茨卡娅（Э.Драгомирецкая）也赞同这种解释，她认为，“历史迷误的观点……规定了史诗的基本方向和激情”[31]。而以莫斯科大学教授雅基缅科为代表的另一方则将葛利高里仍归入敌对阵营，认为他是一个反叛者，他的悲剧是其“反叛”行为造成的必然结果。雅基缅科指出，“肖洛霍夫概括了和典型化了人民中这样一些人的命运，他们由于自己社会出身的关系，在革命中有过无数次的怀疑和动摇，没有找到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正确道路，同人民发生了决裂，走上了反叛的道路”[32]。葛利高里同哥萨克劳动人民的决裂和他的反叛行为是他没有克服内心的动摇，对新的社会现实抱有无政府主义否定态度的结果，他的反叛之所以会成为悲剧性因素，就在于这个迷失了方向的人来自人民，又走向了反对劳动人民的道路。此外，葛利高里的悲剧根源还存在“第三条道路”之说。扎克鲁特金（В.Закруткин）在《米哈伊尔·肖洛霍夫》一文中指出，葛利高里试图寻找“第三条道路”，但只能徘徊于两方的漩涡中，这是怀疑和摇摆的唯一、可能、合理的出路。帕斯别洛夫（Г.Поспелов）认为，葛利高里的形象鲜明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农哥萨克生活的内部矛盾：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传统观念将他们推向反革命阵营，但对地主老爷的仇恨又促使其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33]

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中，谢尔宾娜认为，葛利高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形象，既反映了中农哥萨克的共同特征，也反映出历史、社会和个人的辩证发展过程。他的悲剧在于他脱离了人民，并想阻碍新生事物的发展。谢里瓦诺夫斯基（А.Селивановский）指出，葛利高里最大的特点就是摇摆性，他是摇摆的中农的象征。基尔波金认为，残酷的现实腐蚀了葛利高里的心灵，他不仅政治上糊涂，生活中亦时常迷失方向，当他脱离人民时必遭不幸。[34]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苏联社会在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召开以来，随着反对个人崇拜，对各种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个人的价值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文学艺术领域的批评也渐趋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加注重现实与文本本身的内涵，特别是70年代苏联文艺学家开始认真反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创作范式的功过是非，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的概念更为文学批评开拓了广阔的空间，这也影响到对肖洛霍夫及其创作的评价。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评论者对待葛利高里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他由从前的“反叛者”在经历过“历史迷误”，寻找过“第三条道路”，最后转变为“真理的探索者”。普里伊玛（К.Прийма）在《〈静静的顿河〉的世界意义》一文中指出，“葛利高里的形象是俄罗斯人的悲剧性命运的综合形象，他体现了人民的痛苦和愿望，他是真理的探索者，劳动者，他走遍了但丁的层层地狱，最后从自己身上找到了同儿子、同村人、同我们一起面向未来的精神力量”[35]。阿尔希波夫（В.Архипов）在为普里伊玛的《〈静静的顿河〉在战斗》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这样阐述道，从传统和偏见的重负中解脱出来的葛利高里“朝着新政权走去，他知道在前面等待着自己的将是严酷的惩罚，但在内心深处他战胜了这一切：因为他朝着一生都在寻找着的正义走去……因此，不是‘反叛’，不是死亡，也不是人物的堕落，而是他的成长和对真理积极的探寻构成了肖洛霍夫史诗的内容”[36]。此外，叶尔绍夫（Л.Ф.Ершов）的《苏联文学史》以及梅特琴科（А.И.Метченко）和彼得罗夫（Е.Петров）主编的《40—70年代苏联文学史》也持这种观点。从对小说主人公悲剧原因的认识到人物形象由“反叛者”到“真理的探寻者”的转变，既是人们不断冲破时代局限的结果，又是认识深化的必然。

第二，就在批评者围绕着小说的主人公争论不休之时，苏联文学评论界的批评手法和角度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对肖洛霍夫及其创作的研究已渐趋合理，对他在20世纪文学中的地位也给予了正确的评价。在此期间，针对《静静的顿河》的思想及美学问题涌现出了一批卓有建树的专著：赫瓦托夫（А.И.Хватов）的《在世纪的航道上·肖洛霍夫的艺术世界》（1975）、梅特琴科的《艺术家的智慧》（1976）、雅基缅科的《米·亚·肖洛霍夫的创作》（1977）、比留科夫（Ф.Г.Бирюков）的《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艺术创见》（1980）、古拉（В.В.Гура）的《〈静静的顿河〉是怎样创作的》（1980）、李特维诺夫（В.М.Литвинов）的《米哈伊尔·肖洛霍夫》（1985）以及别捷林（В.В.Петелин）的《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生活创作的篇章》（1986）等，其中不乏精彩的论述。例如，在比留科夫的著作中，他分别对肖洛霍夫史诗中的农民主题、战争主题以及作家创作的艺术特色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农民一直都是肖洛霍夫观察和描写的对象，他既展现农民性格中淳朴、善良的一面，又不隐藏他们的愚蠢和无知。特别是在《静静的顿河》中，“人民生活被从现实主义的深度来研究、理解和确定着。肖洛霍夫把农民的主题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37]。李特维诺夫在论著中指出，在肖洛霍夫那里，“人的心灵是真正的世界，是博大的、独特的世界，而周围的一切，历史上和宇宙间发生的一切也都是人的世界、人的天地”[38]。他还研究了肖洛霍夫笔下描绘的世界的真实性问题。他认为，肖洛霍夫真实性的创作宗旨帮助人们认识现象的本质，他以真实的笔触反映了世纪性的全球问题，揭示了人的内心世界，寻找复杂的生活问题的答案。

从总体上看，在这些著述中，论者们展示了许多新资料和回忆性文献，成功地研究了小说的主题及艺术特色等问题，基本上已抛弃了对小说进行庸俗社会学和程式化的解读，开始尝试着探寻和揭示小说的社会—哲学和道德—美学等方面的深层内涵。可以说，不论是理论研究的深度还是思维意识的广度都远远超过上一时期。

（四）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肖洛霍夫研究早已突破思想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向着多层次、多角度的阐释方向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相对来说，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学评论界围绕着葛利高里形象的争论已不似从前那样激烈，对这一形象的评价和理解早已趋向积极、正面，研究者的理解和认识已相当深入和深刻。葛利高里已从“背叛者”，抑或是陷入“历史迷误”之中的个人转变为“真理的探索者”，并且是“俄罗斯经典作品遗留下来的、最高意义上的真理探索者”[39]，他是“大写的人”[40]。有论者指出，葛利高里的摇摆与徘徊反映了哥萨克的探寻与迷误的所有复杂性和矛盾性，“他寻找真理和生命的意义，没有脱离自身所处的时代。他不仅与人们交流，参与到历史事件之中，而且他总是思考、评价和判断着自己与他人”[41]。所以，可以把他视为“人民与时代的产物”。对于小说的结尾，人们已不仅仅关心其中体现的社会—历史因素，更多地开始转向其哲学意蕴的深层探究。叶戈罗娃（Л.П.Егорова）和切卡洛夫（П.К.Чекалов）认为，“归根结底，麦列霍夫的悲剧已不仅是个人—真理探索者的悲剧，而且还是在极权制度重压之下的哥萨克的悲剧（更广泛地——是全体人民的悲剧）”[42]。还有人指出，肖洛霍夫把自己笔下的人物放置到全新的生活体验开始时别具哲学意蕴，将会有怎样的人生道路在等着他，他以后的生活会如何等问题作者都没有给出答案，作家为读者预留了足够的想象空间，这种开放式的结局能够促使读者自己展开思考。另有论者认为，葛利高里的人生道路是向着永恒的、自然的人类价值的回归：家庭的欢乐、和平的劳动以及爱情的强大自然力，这些都是深深吸引他的东西。

第二，评论者在肖洛霍夫的创作与俄罗斯文学传统之间的继承与创新，以及肖洛霍夫的世界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使人们对肖洛霍夫在俄罗斯文学及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在《静静的顿河》问世之初就已有评论者指出了肖洛霍夫对俄罗斯文学传统，尤其是列夫·托尔斯泰（Лев Толстой）的历史史诗传统的继承问题，例如，基金波特金（В.Кирпоткин）、赫梅尔尼茨卡娅（Т.Хмельницкая）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的认识继续深化，他们认为，肖洛霍夫的创作不仅继承了由普希金（А.С.Пушкин）、果戈理（Н.В.Гоголь）、列夫·托尔斯泰等开创的关于人民命运的史诗传统，而且有自己的创新之处：葛利高里就是他的创新——他是人民的代表，从未脱离人民，他的世界就是人民的世界。比留科夫在《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肖洛霍夫》一文中详细论述了三位作家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相互关系，这对我们理解肖洛霍夫及其创作大有助益。笔者认为，在探讨上述问题时，费基（Н.М.Федь）的《肖洛霍夫的世界意义》一文可谓集大成者。他在指出肖洛霍夫的创作与前辈作家存在共同点的同时，还指出了他的创作与人民的关系。他认为，肖洛霍夫从未将自己的生活与人民的命运分开来，“人民性”是他创作的一个根本原则，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费基把肖洛霍夫的创作称为“20世纪人民性的最高体现”[43]。

第三，近年来，评论界倾向于把肖洛霍夫的创作放置到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背景下，借此探寻作家创作遗产的哲学、美学价值。许多研究者指出，东正教在肖洛霍夫艺术个性、世界观以及《静静的顿河》构思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们竭力探求肖洛霍夫作品的哲学—道德层面的问题，揭示小说的基督教根源。科日诺夫（В.Кожинов）认为，《静静的顿河》关注的是具有宗教—道德意味的永恒的、不朽的主题，尤金（В.А.Юдин）则指出，肖洛霍夫成功地“洞察了人类精神的珍贵领域，鲜明而正确地反映了俄罗斯人的基督教实质”[44]。在《米哈伊尔·肖洛霍夫·作家的创作——俄罗斯精神文化的经典》一书中，德尔金（А.А.Дырдин）揭示了作家的艺术思想和并不总是与教会的戒律吻合的民间东正教之间的关系，他在分析《静静的顿河》中思想形象、词汇—风格结构等之后指出，基督教的直觉决定了肖洛霍夫对世界的看法与评价。杜纳耶夫（М.М.Дунаев）把肖洛霍夫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党的路线的表现者。他认为，小说中具有宗教倾向的人物只有格里沙卡爷爷一个，但他只是偶尔才出现的人物，“除了格里沙卡爷爷之外，史诗的所有人物都以冷漠的态度对待宗教”[45]。基谢利（Н.Кисель）为我们展示了小说的史诗性空间结构：哥萨克生活的世界上有天空（包括太阳、月亮、星辰、云朵等），下有土地（包括顿河、草原、道路、原野等），地平线贯连其间，从而形成了一个将伦理、价值融入其中的巨大十字架[46]。斯玖芙丽亚耶娃（Н.В.Стюфляева）指出，聚和性思想在肖洛霍夫的史诗中不仅涵盖了社会关系层面，而且包含精神、历史、自然、美学和心理层面。在《静静的顿河》中，红军与白军的冲突是世界的善与恶在深层的、本体论上对立的结果，她认为这是聚和性和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47]。作为一个地道的俄罗斯人，肖洛霍夫的成长与创作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民族传统思想，因此，从宗教文化的视角来分析他的创作，更有利于理解其艺术独特性所在。

第四，研究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肖洛霍夫创作特色的探究大大扩展了肖洛霍夫研究的领域，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几篇副博士学位论文中略见一斑。在《米·亚·肖洛霍夫小说语言中的通感》一文中，科里文科娃（И.А.Кривенкова）研究了肖洛霍夫作品中通感的特点及表现它时作家运用的语言手段。她认为，作家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来表现自己的创作个性，特别是他笔下的景物描写更具有“印象主义”的特点。德罗勃顿（А.В.Дроботун）在《米·亚·肖洛霍夫小说语言中的嗅觉词汇》一文中指出，肖洛霍夫世界图景的艺术体现包含着他对现实的整体看法。在作家的语言中，现实的世界在生机勃勃的大自然中代表着人类的认知，特别是人类的嗅觉方面，而作品中一些时间、空间、带鼻音的嗅觉词汇的使用及变化形式都体现了作家使用嗅觉词汇的特点。在《米·亚·肖洛霍夫创作中重复的类型与功能》一文中，巴拉绍娃（С.Е.Балашова）研究了肖洛霍夫的创作与俄罗斯民间口头创作之间的深层关系。她指出，在《静静的顿河》中存在一个与民间口头创作一致的重复系统：声音、词汇—形象和情节的重复，她分别探究了这三种类型的重复在肖洛霍夫小说中的表现及功能。普利霍特钦科（П.И.Приходченко）在《米·亚·肖洛霍夫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中作者意识的表现形式》一文中指出，在《静静地顿河》中，作者意识具有认知世界时的叙事广度，局部与历史、个人与社会的对比，生活中崇高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确立等特点，体现在主客体关系、情节结构、作品的基调和时间结构、风景描写之中。从以上几篇论文中我们看到，把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文化研究等方法引入肖洛霍夫的研究中，不仅扩宽了研究者的眼界，而且有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作品，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研究尝试。

除此之外，在肖洛霍夫研究中，存在着一个看似与作家的创作本身并无直接关系的问题，但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就是关于《静静的顿河》的著作权问题。可以说，自小说问世之日起，关于肖洛霍夫是否是这部史诗巨著作者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虽然大多数研究者都坚持认为《静静的顿河》确是肖洛霍夫的呕心沥血之作无疑，但仍不断有人处心积虑地搜集材料、罗列事实来证明小说的作者另有其人。这样，《静静的顿河》的手稿风波和著作权问题就一直持续到今天。在世界文学史上，这种关于著作权的如此持久、激烈的争论恐怕并不多见，这对一代伟大的文学大师来说，不能不是一种亵渎。因这一问题与本书将要着重阐释的问题并无直接联系，故在此不过多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