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工作参与农村减贫的实践空间

从上述关于中国农村减贫整体性困局及其生成机制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政府主导的农村减贫行动正面临诸多困境，必须协调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才有可能实现农村扶贫工作的全面成功。从专业力量来看，专业社会工作是否能够在农村减贫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是否具有参与农村减贫的实践空间，就成为一个亟待学术探讨的重要议题。

（一）返本开新：贫困议题与专业社会工作的历史亲和性

专业社会工作自19世纪末兴起以来，始终声称将长期致力于应对贫困问题。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英国社会工作者协会（BASW）以及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FSW）定义的职业道德守则都包含社会工作援助贫困人群的具体承诺和明确陈述。根据这一承诺，许多国家出现了针对贫困议题的社会工作培训项目框架。这些尝试可以看作是社会工作学者对不同国家贫困率上升的关注和新保守主义社会政策同步加强的结果。[94]

应对和满足贫困人群的现实需求，一直是社会工作职业的中心目标。[95]凯伦·赫利（Karen Healy）指出，社会工作强调“站在贫困人口一边的承诺”“强调工作者和服务使用者之间对话的重要性”，同时，还要“研究变迁、迈向变迁和激发变迁的承诺”。[96]事实上，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社会工作者都在努力为快速增长的贫困人群提供适当的解决办法，这些人群通常只有基本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其中大部分仍然依赖于非国有资源的保障。[97]在西方，从早期的社会工作通过紧急食物和援助资金的分配、打造社区自给自足的安置房运动、扶贫计划和福利权利运动，到今天的社会资本发展，社会工作者始终站在扶贫工作的最前线。事实上，许多人可能会认为，社会工作相比其他任何职业而言，实际是一份与穷人一道工作的职业，是那些没有健康保险的人、那些生活在破败社区的人、那些靠社会安全补助提供基本收入的人、那些从来没有因为一份工作而感觉有尊严的人。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工作尤其关注与贫困相关的正义伦理规范。因此，社会工作不但特别重视贫困的个人，而且关注被排除在自给自足途径之外的群体，如妇女、儿童和精神疾病患者。

令人遗憾的是，作为社会工作领域一个传统的中心议题，贫困议题近年来获得的关注却越来越少，这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忧思。在西方，社会工作20世纪30年代前后醉心于以弗洛伊德学派为代表的治疗取向，扛起了专业精熟分化的大旗，大量社会工作者逐步走向私人职业。于是，专业社会工作不再像以往那样关注贫困人群的致贫原因和结果。20世纪60年代左右，个案治疗取向的社会工作方法，曾被社区组织、社会倡导、社会运动等方法的光芒掩盖，社会工作又转向对贫困政策的倡导和执行。然而，伴随着福利国家的式微，这种以改变社区组织和社会政策为目标的工作模式，在一阵风潮的浸染之后，又陷入衰落之境。此后，贫困的解释迈向多元化，在个人、文化、结构等多样化取向碰撞与选择中莫衷一是。在关于贫困议题的不断理解和讨论进程中，虽然社会工作对于贫困对象个人问题的治疗与解决方法仍是主流，但来自优势视角、增能赋权、激变社会工作等理念的挑战也逐渐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98]

尽管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FSW）的定义经常被援引，指出社会工作职业主要是消除贫困和保护弱势群体及被边缘化群体的权利，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增加社会包容性。然而，世界范围内的相关调查以及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实践显示，对于科学和专业共同体来说，贫困问题依然是一个边缘化的兴趣点。虽然穷人构成了社会工作者日常工作的主要“客户”，但社会工作者通常认为与贫困人群一道工作并不是专业社会工作的核心议题。此外，从社会工作教育方面来看，贫困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工作研究课程中有被忽视的迹象。在美国等国家，与贫困人群一道工作，相比其他人群而言，社会工作明显是不太受学生欢迎的职业选择。[99]施佩希特（Specht）和考特尼（Courtney）在《不可信赖的天使：社会工作如何抛弃了其使命》一书中批判性地指出，美国社会工作者已经抛弃了专业（行业）初期所秉承的为穷人服务的专业承诺，社会工作者已经沦为治疗师，倡导为中产阶级服务，为其缓解生活中的多种小焦虑。[100]

进一步而言，尽管贫困人群的社会工作实践与其他实践一样，受到本体论、认识论和道德基础的约束，但这些通常是隐藏的，其运作也是模糊的。有研究指出，事实上，贫困人群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既没有持续的社会理论研究，也没有发展出相应的研究传统，当前注重实践评估的学术研究方向助长了贫困研究中的“学术裂缝”，贫困的“治疗实践”（treating practice）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技术。[101]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虽然许多社会工作者从个人主义角度对社会发展和贫困议题进行论述，但并没有具体将他们的途径与经济活动相关联[102]，这无疑降低了社会工作在贫困领域功能有效发挥的可能性。

因此，有学者提出，社会工作应当重申贫困议题的集体声音，以满足社会工作者作为“称职实践的道德义务”（ethical obligations for competent practice）；[103]一些学者建议将“贫困意识”（awareness of poverty）[104]作为一个关键的分析框架理解和反映贫困议题，以更好地采取行动、消除贫困；另外，强调将赋权方法作为贫困人群的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关键性的概念之一，也成为当代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正如詹姆斯·米奇利（James Midgley）所言，社会工作需要超越过去广泛使用的那种理想化和忠告性途径，虽然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发展和贫困议题感兴趣，过去也投身于社会发展活动，但显然需要做出新的努力，才能提出一个独特的、针对社会发展的社会工作途径。[105]

（二）多因耦合：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减贫的实践空间

专业社会工作最初发端于欧美发达国家，本质上是欧美发达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为应对诸多社会新问题而构建的一种保护性的制度安排。[106]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制度安排，专业社会工作萌芽于18世纪后期，并于19世纪获得长足发展，至20世纪初期逐渐走向成熟。这一时期正是欧美国家从农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关键性转型阶段。在此期间，社会工作适应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现实需求，专业内容和工作方式经历了从早期以社会救济（Saving）为主，转变为以救济、解困（Helping）和发展（Developing）为基本内容的综合性专业系统，并逐渐完成了组织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的构建。

尽管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背景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型，但农村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发挥着自身的专业价值和实际功能。一般而言，农村社会工作强调专业性的社会工作者以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和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在农村社区中，以乡镇社区为空间范围，以农村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连接和运用社区内外资源，有计划、有步骤地从专业的角度解决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以减少社会冲突，提高农村社区的社会福利，促进农村社区的稳定与发展。其内容主要包括精神伦理建设、经济生产建设、基础工程建设以及福利服务建设[107]。然而，不管农村社会工作侧重于哪方面的具体内容，贫困议题始终是其难以绕开的核心主题或基本线索。从当前中国农村减贫工作的实践困境、国家的宏观政策环境以及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等方面来看，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减贫具有广阔的实践空间。

第一，现实需求上，主流农村减贫工作内卷化困境催生扶贫体系重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开发进程大力推进，扶贫事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农村地区居民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从国家规划层面来看，《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已经颁布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正式出台，标志着中国农村扶贫工作进入决胜阶段。国家对农村贫困地区的扶持资源将保持持续性、大幅度增加的态势，扶贫力度不断加大。但是，从实践操作层面来看，扶贫工作的减贫效应却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连带产生了诸如扶贫治理体系架空悬浮、贫困农村内部分化加剧、扶贫效果难以长期保持以及贫困地区生态承载压力巨大等许多现实困境，陷入扶贫体系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且在短时期内难有实质性发展的“内卷化”状态。要想实现从救济式向开发式转变进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扶贫目标，必须正视农村扶贫工作中的“内卷化”困境，将其作为一项总体性工程加以系统治理。

在破解中国减贫“内卷化”困境的关键性环节中，扶贫主体的转型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世界各国的反贫困实践经验中，政府无疑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主体角色。但是，减贫行动中政府并非唯一的行动主体，减贫对象、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等都是减贫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主体角色。[108]一方面，减贫对象不仅是减贫中的服务对象，还是关键性的减贫主体，减贫工作不能缺少减贫对象的主动参与；另一方面，市场不仅作为经济主体存在，减贫行动中也能够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国际上更为通行的做法是以企业为主体促进就业的减贫模式。此外，社会民间组织大量参与减贫活动亦是当前世界各国减贫工程中的常见景观。社会工作机构不仅可以作为独立的主体参与减贫行动，专业社会工作人员也可以加入到其他主体结构内部，运用专业知识和方法参与到减贫活动中。这对于农村扶贫工作从创新扶贫政策体系、优化扶贫瞄准机制、完善项目运作机制、调整扶贫干预体系以及重构扶贫空间格局等方面的“去内卷化”治理，将能够起到整体性突破的作用。

第二，政策环境上，农村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的实践转型。长期以来，行政性、非专业性的社会工作在农村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中国政府担负着社会管理治理和社会福利服务的双重功能，既要运用自上而下的科层体系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各项路线、方针与政策，依靠行政权力对基层社会和农村居民实施管理，实现国家的治理目标；与此同时，也要为农村居民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和福利保障，维护农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当前，农村行政性社会工作的组织载体主要是乡镇政府、村委会以及自然村的小组长；服务对象不仅包括享受国家特殊照顾政策的“五保户”、贫困户，还包括作为各级政府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对象的普通农民；资源获取的途径主要是国家财政、乡镇统筹以及村级提留。行政性社会工作的框架体系源自中国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模式，具有一定程度的体制优势。但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快速推进，“三农”问题呈现出诸多全新的特征，传统的行政性社会工作已经难以适应农村社区的多样化发展需求和农村居民的多元性利益诉求。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相继取消了农业税、推进了乡镇体制改革，与此同时，逐年增加中央财政向农村的转移支付额度。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社会管理理念发生了重要转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特别提出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做出建设宏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坚持系统治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要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2012年中组部、民政部等中央19部门联合颁布《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12年）》，特别指出要“研究制定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的政策措施”。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要“实施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这为社会工作参与扶贫开发创造了制度性条件。2017年，《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出台，提出了一系列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政策措施，为社会工作助力脱贫攻坚提供了制度指引。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力量的一种，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能够扮演积极和适宜的角色，发挥服务型治理的作用。[109]在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型过程中，越来越强调专业化、制度化、法制化的重要地位，这无疑为农村社会工作从行政性向专业性的实践转型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实践土壤，[110]专业社会工作将会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虽然操作过程中许多方面推进得还不尽如人意，但相比以往，至少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环境有所改善，未来发展还是十分可期。

第三，知识基础上，社会工作拥有参与农村减贫的独特专业优势。一方面，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根源于社会变迁中的贫困议题。作为一个专业，现代社会工作的产生与发展源于近代资本主义，其发展与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同步，经历了一个漫长且不断发展的过程。[111]许多研究也都证实，有关穷人、贫困和社会工作角色之间关系的观念，是历史的和文化的建构结果。[112]追溯社会工作兴起和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其最深的发展根源实质上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贫困议题紧紧缠绕，如从被列为贫困管理政策首次尝试的《伊丽莎白济贫法》，到今天的“福利改革”议题等，减贫行动贯穿了社会工作兴起与发展的整部历史。虽然“贫困”一词可以被应用到精神、健康等任何资源的相对匮乏状态，不过该术语通常指涉的主要还是经济贫困。无论是发展防止贫困还是缓解贫困人口上升的政策方面，抑或是构建更好的经济保障方面，社会工作从贫困的个人和产生贫困的环境两方面进行了长达超过百年之久的职业努力，以减轻贫困对人们的影响。

另一方面，减贫行动蕴含着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与专业理念。现代减贫行动和专业社会工作在理念上具有较高一致性，在服务对象上具有显著相通性，二者主要在具体的操作模式和实践方法上体现出差异性。相较于传统的减贫模式与方式，专业社会工作已形成一整套独具特点的专业化手法，操作模式也更加人性化。随着农村减贫政策和减贫行动的多元化以及减贫对象需求的多样化，社会工作作为减贫事业中新手段的作用将越发凸显其专业价值。社会工作能够避免传统减贫行动囿于资助标准统一化、资助对象整体性所产生的不能精准协助个体和家庭特殊需求的不足之处，从而使协助的服务对象更加精准化和个性化。在专业方法层面，社会工作对贫困群体自主发展意识的培育、社会支持系统的建构、社会资源系统的挖掘与链接等方面具有显著效应。值得一提的是，社区社会工作中的能力建设模式、社区发展模式等实践理论，对于贫困社区和困境人群的生计发展和全面提升具有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