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的哲学实践主题

当今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发展时代——不管人们对于全球化做怎样的解释，这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需要我们去认真面对。人类的社会实践具有历史性。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人的实践行为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变化，尤其是随着物质、能量、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交流，人类在实践的性质、规模、水平、效能等方面，都在经历着空前的改变。全球化实践标志着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人类的本质力量借助新科学技术的武装日益扩展和渗透到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广阔空间，进而深刻地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在这种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中，人的实践行为越来越被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实践主体的人类性已经多方面地呈现出来。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人作为自觉的能动的方面，能否切实实现人与对象世界的和谐发展，完全取决于人类自身的活动和对这种活动的自觉程度。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全球性的问题如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价值的一元和多元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等，无不折射着全球性实践的印记。

一 全球化语境及其解读

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全球化是作为一种历史过程而进入人们的关注视野的。自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成功，全球化时代的序幕也就从此拉开。在50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工业化充当了全球化进程的生力军。而贯穿始终的主导旋律，则是民族与国家企图打破封闭的地域和民族界限，使区域和民族的交往与联系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与深化：它在物质层面表现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强，在精神层面表现为对现代文化价值的逐渐认同，在社会与人的关系方面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深化。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电视机、电子计算机和通讯卫星的问世为依托，人类迎来了全球信息化时代，“全球化”这一概念进而得以广泛使用，从而进一步廓清了全球化的历史图景。

就其总体趋势来看，全球化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使全世界各民族在一个新的历史平台上进行文化的比较、对话、交流和创新成为可能。唯因如此，我们认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表达着现代人类生活实践的诸多典型特征。全球化浪潮也给当代哲学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如何变革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全面认识和把握全球化的发展现实，并自觉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如何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视角，理性分析当代人类文明的矛盾冲突？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9]显然，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必须对全球化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从而丰富自己的哲学实践。

正视全球化对当代人类生活实践的意义和影响，这也许是我们从哲学层面思考和解读全球化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而这种意义和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全球化为人类文化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按照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的理解，“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compression），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加强。”[30]正是在这种被压缩的新的文化时空里，世界各民族开始在一个新的文化坐标系中审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寻找着与“他者”文化的认同方式，并确立其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的应有地位。以往，由于文化传播交流手段的地域和阶段性限制，某种先进的文化往往为某个民族和某种社会阶层所拥有，这客观上造成了文化的不平衡发展，也产生了文化的霸权主义。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时空距离大大缩小了，文化的民族或阶层垄断也被打破，而且客观上把信息接受者联为一个整体，共同参与文化的消费与创造，这使人类的不同文化主体间有了比较接近的行为尺度，有利于文化的整体发展。（2）全球化使当代人类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变得空前频繁。以往，各民族、各国家和各阶层的活动都相对独立，甚至可以对外封闭。然而，现代的信息网络却突然把人们紧紧地捆在一起，人们开始感到世界的拥挤，以至于面对信息你别无选择，你的行为本身就是在进行着文化的交流，而且某些个别的、局部性的行为后果都有可能迅速造成全球的影响。（3）文化交流的频繁也加剧了文化间的冲突。因为“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这些过程经常相互矛盾，产生了冲突、不和谐以及新的分层形式。例如，本土民族主义的复活以及本土认同的增强直接与相对立的全球化力量交织在一起”[31]。这种冲突具体表现在文化个体与群体之间、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冲突，而在精神与价值层面的文化冲突则集中表现为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冲突。即日益强劲的世界性现代文化浪潮正在涌向世界的各个角落，而现代化在工业技术层面所导致的标准化、齐一化、感性形象化的文化追求，正消弭着民族文化发展的独特性和个性。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所引发的关注与争论里，便有突出的感受。（4）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相继出现。全球性问题无疑是现代工业化文化时代的产物，在20世纪，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普及与进步。现代信息的传播手段更是推动了这种科学技术的普及。这使生产力的运用所产生的后果，不仅影响到一个阶级、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且影响到全人类的利益，进而形成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如能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艾滋病蔓延、粮食短缺、战争危险等等。这些问题能否有效地得到控制和解决，将直接影响着全人类的文化与社会发展。

由此看来，全球化绝不仅仅是一种时髦的话语，抑或某种新的知识，毋宁说它就是当代人类正在亲身经历的文化实践经验本身。从全球化语境出发，尤其是面对当代世界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我们必须诉诸一种文化价值层面的深层哲学思考，并着手建构一种新的体现文化普遍价值的理论解释范式，用以应对种种现实文化实践层面所出现的文化危机，并达成不同文化形态间的跨文化理解。

着眼于这一价值视角，笔者认为对呼唤文化普遍价值、培育民族文化个性和生态文明的现代重建，便成为全球化语境下需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重大哲学实践主题。文化普遍价值的达成是维系全球社会文化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培育民族文化个性是保持当代世界文化生动性的核心要素，而生态文明的现代重建则是实现未来人类永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二 普遍文化价值——文化的理想维度

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于世界的整体感受，增强了对于全球性的文化认同。特别是“9 ·11事件”给世人所带来的现实冲击和心理震撼，使人们更直接更清晰地感受到了世界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那样的息息相关。“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自觉关注全球人类生存境况并善待我们的世界，这越来越成为全球性共识。

如果说严峻的生存境遇是人类呼唤普遍文化价值的现实根据的话，则透过纷繁陈杂的现象世界去把握事物的一般本质，这是人类思维的本性，也是普遍主义哲学信念得以存在的理由。众所周知，从普遍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人们相信人类生活中存在着“终极”的、绝对合理的、普遍适用的一元价值及其标准，而且这种标准是化解经验世界纷争、达于人类文化进步的基本尺度。唯因如此，从古至今，哲学家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普遍主义价值的哲学追寻。仅就近代以来的西方而言，黑格尔、孔多塞（M.de Condorcet）、孔德（A.Comte）、埃森斯塔德（S.N.Eisenstadt）、狄尔泰（W.Dilthey）、马克斯·韦伯（M.Weber）、哈贝马斯（J.Habermas）等思想家都从不同视角表达过他们的普遍主义文化理念。我们不能简单否定普遍主义信念的合理性，因为这的确是人类思维的本性使然。我们这里的问题在于：在人类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何以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争论日趋加剧？这便涉及普遍主义的当代语境问题。我们不能向西方现代哲学否定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那样，简单否定人们对于普遍主义信念的坚持，而应该着眼于当代人类的文化实践现实，特别是全球化的现实去思考普遍主义问题。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于文化的普遍价值内涵做一具体分析和说明。因为在学界关于普遍主义的阐释中，存在着种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

的确，以工业现代化为核心标志的“全球化”助长了人们对“普遍主义”关注，如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就认为，资本主义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创造出对于普遍主义的客观需要。然而由此导致的一种倾向是将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标准世界化，赋予其普遍主义的身份，并据此提出了一种超越国界的“全球市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以此来寻求一种新的“全球社会秩序”[32]。再如被视为西方社会理论的理论家和阐释者的哈贝马斯认为，所有社会中的社会进化的可能性空间或逻辑和所有文化的形式属性或结构是普遍的，基于这一观点他曾著文《兽性与人性——一场法律与道德边界上的战争》，在该文中他就曾建议“把国际法转化为世界公民法”[33]。然而如果按照哈贝马斯的这种理解延伸开来，作为理想价值层面的普遍主义就被现实化、经验化了，这将由此导致一个无法克服的实际矛盾：无法让其欧洲中心主义维度和其普遍主义理念协调一致。个中原因很明显，当一个民族置身于普遍主义的边界就会清晰地意识到：如果这种普遍主义理想不适用于我，它怎么会是普遍的呢？它能够一方面把我排除在外，另一方面仍然保持其普遍性吗？

那么，面对这种矛盾，我们必须反省“文化普遍主义”如何可能的问题。笔者认为，文化的普遍价值作为文化的理想维度，它并不是在经验层面实际发挥作用的，而是在理想信念层面对人们的文化实践所给予的某种范导、规范和启示。换句话说，文化的普遍价值是居于文化的精神内核而对现实文化实践的一种导引和提升，它并不具有“必须如此”的、经验的作用与功能。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文化是有层次的，从外而内，大体可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精神文化层。不同的文化层次由于价值密度不同，对外来异质文化的抗阻力也不同。一般而言，物态文化层面价值密度最小，文化抗阻力最弱，其对异质文化的吸纳融合也较为容易。但是文化层次越往纵深延伸，其对异质文化的拒斥力便越大，乃至于到精神文化的核心层次，由特定民族历经悠久历史所蕴化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因素已经积淀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是最稳定、最难改变也是最难与异质文化沟通的。

而文化的普遍价值恰恰需要在这一文化的核心层面达成。由此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普遍主义文化理念难以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和认同。由此我们认为，一种富有意义的文化普遍价值，绝不能是某种特殊文化价值对其他文化形态的征服或强制使然，更不能借助于某种特殊的社会或集团的政治势力、经济势力和军事势力来获取，而只能通过文化的平等对话和理解予以展开。只有这样，它才可能获得真正的价值普遍性认可，也才能真正成为具有广泛可接受性和正当合理性基础的有效规范系统。

所谓文化的普遍价值，从根本上说，就是有利于人类整体进步与发展的价值，它是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在文化交往中所应恪守的基本原则，如尊重人的现实生存、承认文化的差异性、善待人的生活世界、保障平等发展等。文化的普遍价值诉求有两个向度：一是在多元文化的前提下，倡导人类社会必须认同也可以认同的某些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它应该受到全人类的普遍尊重，具有超越民族、文化、宗教的普遍约束力；二是应努力寻求不同文化传统在面对普遍文化价值中所能发挥的特殊作用，尊重世界各个民族文化创造的权力。简言之，普遍文化价值追求的是，在尊重各种文化传统价值的基础上发掘和利用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价值思想资源，建构用来解决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生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的文化理念。

在对于“文化的普遍价值”理解上，我们要注意克服两种倾向：其一，经验化倾向。即主张现实文化实践操作层面的趋同，并达到文化的同质化（culturalhomogenization）发展态势。文化的普遍价值追求并不等同于文化的同质化，后者所呈现的更多是在文化经验或文化形态层面的整齐划一，其后果可能导致文化帝国主义或文化霸权主义。而文化的普遍价值则是体现在文化理念层面人类共同的目的指向和价值理想，它代表着人的“类”的需求与进步，是人类自由向度的体现。从人类现代化的历史实践看，在文化的普遍价值的引导下，人类社会生活正在经历诸多共同的实践课题，如市场经济日益成为现阶段资源配置和社会发展的共同选择，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日益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与实践，政治民主化、反对腐败、维护人权、开展广泛的国际交往、融入国际秩序等日益成为人类共同的政治实践内容，网络文化、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大众消费文化等正体现着人们越来越多的共识。可以预测，这些共同性内容会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拓展，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深化。但是人类这些共同的实践课题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文化的普遍价值，因为实践课题作为现代化文明的具体展开形式，其合理性是有限度的，需要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以文化的普遍价值为参照系进行反省和批判，以保障人类文明健康向上的发展态势。其二，西方中心论倾向。就迄今为止全球化的进程看，的确具有浓厚的西方主导色彩，打上了西方利益、价值和要求的印记。但是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毕竟有自己的客观尺度，其中所呈现的基本价值取向断不会被西方所期望的价值所吞没和取代。全球化不等于西方化，在全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下，未来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必将越来越凸显出文化的普遍价值维度。

也许我们时至今日尚没有达成为全世界各个民族所共同认可的文化的普遍价值，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其所做的追求，更不应成为我们拒绝文化普遍价值的理由。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文化的普遍价值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从来都是其不懈追求的目标之一。我们整个人类始终生活在同一块大地上，这种共同的生存环境，可能是人类在价值层面达于普遍性思维的客观物质前提。当人们形成一种人类存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意识时，就有可能和必要达成全球性价值立场的相对一致，从而形成某种程度上共享的人类文化价值观。这种人类文化价值观正是我们确立一种普遍主义文化理想的世界性视景的基础。

那么，文化的普遍价值应该如何达成？首先，应该谋求一种建立在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公共理性，如与自然和谐相处、维护人类和平、保护文化平等发展等。这种公共理性因为是在多元文化的沟通与共识前提下形成的，所以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普遍性；其次，普遍文化价值作为人类性的价值关切，所诉求的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发展理念，因此它应该把承认文化差异、尊重文化个性作为其重要的追求指向，在促进多元文化间的沟通对话中呈现其存在的意义；最后，唯因文化的普遍价值预设了对于文化个性的尊重，所以对于不同的文化形态来说，文化的普遍价值为它们提供了文化的“交际性”（inter-ness）平台，跨文化、跨地域的人们可以在特定的生活条件下，体认文化的普遍价值对其生活实践的指导与调节意义。

总之，倡导和呼唤文化的普遍价值，强化人们对于世界整体的认同，将会有效地缓解世界文明间的冲突与紧张，以保证世界文化的健康发展。未来全球性文化整合不仅要超越具体的文化价值和目标，而且在这一整合过程中，我们还要通过文化普遍价值的倡导来融合各种具体的文化价值目标，使其顺乎人类整体的文化运作而成为一种文化实践合力，其结果将是人类文化精神将在一个新层次上超越迄今为止所面临的分裂与冲突的格局。这种文化实践合力作为一种超越性的人类文化理想，反过来将对各种具体的文化实践行为和具体文化形态具有价值导引的作用。

三 民族文化个性的培育

在当代世界的文化实践中，与提倡文化的普遍价值相伴随的，则是民族文化个性的张扬。

面对全球化的现实推进，全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都从不同角度呼吁，要警惕全球化对于文化个性的消弭。这种担忧不无道理。的确，环顾当今世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形式的文化冲突与纷争。而这些文化冲突与纷争的起因，多根源于对民族文化个性的关注与捍卫。保护和倡导民族文化发展的个性，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一个首当其冲的文化课题——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几乎都意识到了这一课题的紧迫性。

从文化现实演化来看，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张，已经形成了对各民族本土文化的强大冲击。面对西方国家的强势文化入侵，首先是发展中国家充满了对于民族文化传统流失的深切忧虑。他们认为，西方利用在经济、传媒等方面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文化殖民，使其文化日益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产生了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危机。西方所倡导的文化及其价值观，只是“西方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的表现，民族本土文化被强制地纳入了一个以西方文化为评判标准的价值系统，因而，本土文化价值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扬。

不仅是发达的资本主义文化冲击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而且，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据报载，近年来，文化产业在世界经贸中的比重激增，美国凭借优势，特别是在多媒体、互联网络、卫星电视等方面的强大势力，以贸易自由化为借口，积极打入他国文化市场，既渗透文化，又获取实利。美国的近邻加拿大首当其冲，受害最深。其95%的电影、93%的电视剧、75%的英语电视节目和80%的书刊市场主要为美国文化产品所控制。加拿大政府对此深为忧虑：如果听任美国文化大举入侵，加拿大文化就有被美国文化淹没的危险。在法国，反对美国文化入侵的呼声近年来也日益加强，一些法国思想家指出，美国人的消费方式、行为方式思想习惯以及经济哲学的“全球标准化”，使欧洲各民族正逐渐丧失自我意识，所以“在捍卫我们的民族自我意识时，我们是在保护多样性免于标准化”[34]。法国电影界人士曾经大力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电影业，阻止美国好莱坞的大肆入侵。

“文化多元论”（multiculturalism）的滥觞以及近年来的反全球化运动，正是这种文化心态的反映。他们所倡导的是本土主义（localism），旨在维护并弘扬本民族、本地方的文化传统，主张从文化精神层面来发掘并阐释民族本土文化的内在价值，使因被西方文化排挤而边缘化的本土文化重新回到它本来的位置，用以抵抗全球化大潮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侵蚀和支配。

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文化立场，因为倡导文化多样性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内涵。文化首先应当是地区的民族的，任何跨文化传统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认同都必须基于这一前提。质而言之，捍卫民族文化个性，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文化责任，因为它关系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理由和命运。所以，面对强势外来文化的冲击去着力于民族文化个性的维护，往往是一个十分正常的选择。但是从辩证的观点看，对于文化的普遍价值的认同与强调民族文化价值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可以说离开任何一方，都不能真实地反映全球化的本质要求。这诚如当代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贝克（Heinrich Belk）所言：“绝对的多元主义，无论作为一种知识态度，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因其只是各种独特文化的简单共存，也是淡薄了人性的。那唯一的和平，根本上将以人道的方式 ‘和平着’，更多地是对立两极端的中和：如同一种智能的有机体，在其中，个体成员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也表现出一定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的需要。只有在相互补充完善的关系中，个体成员才能获得他们所向往的 ‘存在的完整性’，并从中找到自己的完整身份。”[35]英国学者罗兰·罗伯逊也强调：“我自己的观点，包括了既对特殊性、差异性又对普遍性和同质性保持直接关注的尝试……我们是一个巨大的两重性过程的目击者和参与者，这个过程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二者的相互渗透。”[36]所以，应该注意在这种文化的普遍性中去开发文化的创造性和个性，倡导一种公平对待人类个性与分歧的平等主义。

毫无疑问，坚守民族文化发展的个性，是维护民族文化的心理认同的首要前提。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一种文化形态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最持久动力，莫过于体现该文化的内在精神及其个性。同时，也正是这种内在精神及其个性，使该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形态并在世界文化之林展示出了独到的魅力。甚或说，唯有文化的个性化发展，全球化历史进程才是真实的、富有成果的。

那么，着眼于民族文化个性的培育，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积极推动跨文化理解。从本质上说，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平等的，因此，应该以平等心态，积极推动不同民族文化形态之间的跨文化理解。就跨文化理解的本义来说，去理解别的文化（Will-understand）与希望被别的文化所了解（Will-be-understood）就像一枚钱币的两面，缺一不可。通过有效的跨文化的理解，我们要发现的是交互文化性（interculturality）。它不是某种具体地存在于某种文化中的东西，也不是不同文化的简单混合，而是通过文化的比较才能获得的一种真理。从讨论协商的多元主义出发，重新建立一种新的、对彼此都具有可资借鉴的文化价值原则，这种新的文化价值原则的逐渐明晰，很可能成为人类文化的普遍价值的要素资源。以此为契机，进而对整个人类的文化进行一种不带任何文化和哲学偏见的解释。

第二，倡导多元宽容精神。坚守民族文化精神，就应当承认差异，宽容差异，倡导个性，而且要把这一原则推及对待“他者”文化的行为之中。从文化的普遍价值视角，我们当然也期待不同文化形态间能够达成基础性的一致、同一，但更应推崇的是差异与兼容、协调的“相似”和“相近”，以此实现一种“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富有弹性的人文旨趣。进一步看，在文化认同问题上的多元宽容精神不但应当适用于民族国家之间，而且也应当适用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各团体、社会或阶级的不同文化认同之间。如果无视民族国家内部文化认同多元化的事实，而强行把它们统一于单一的主流文化之中，就可能造成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压迫与强制性的文化一体化行为。从多元宽容的文化立场出发，我们欣赏、鼓励的是不同文化形态间的“相似”“相近”“相容”“相补”，这样才能彰显民族文化的个性。

第三，积极发掘民族文化资源。从多元文化视野观之，任何民族的文化形态都是“这一个”，对世界文化有着不容替代的意义和魅力，因此必须对本民族丰富的文化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积极的保护发掘，并着力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从文化个性培育的视角要求，就是如何将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转化成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价值资源，进而对世界文化做出独特的贡献。当然，这种民族文化资源的发掘必须在一种开放的时代视野中进行，因为民族传统文化需要在与外部环境、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中才能得到锤炼和发展。保护传统文化，并不是像对待古文物那样把它与周围世界隔绝开来，相反，一种文化只有与时代相适应，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既不断地更新和发展，又不失却自身传统的特色，这才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根深叶茂的文化。

在全球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价值冲突也许将会伴随始终。因此，在文化的普遍价值与个性发展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也许是我们谋求当代世界文化健康合理发展的基本思路。

四 “极限意识”与生态文明的重建

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哲学的老问题，是人类文化实践中最原初、最基本的问题。回首人类的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的全部文明观念都是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对自然的认识与理解构成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凸显了这一问题的现实性与紧迫性，甚至可以说，它已成为全球化语境下不容回避的又一重大的人类实践主题。

我们知道，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化的全球性推进，加速了技术理性主义价值观在全球的滥觞，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但人类在拥有着巨大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承受着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代价。当今世界日益突出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又一次尖锐地呈现出来。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肇端于西方的现代化浪潮，内在蕴含着对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均进行讨伐、征服的倾向，它通过某种普遍性的标准，将进步、发展、富强、文明、先进等文化指标强行纳入一个单一的评价体系中来。它创造了“文明的”侵略性和侵略性的文明体系，并将这种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通过扩张主义的商业贸易强行推广到全世界，从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尖锐对立，多元并存的文化生态景观开始走向凋零。

“极限意识”（Ultimate consciousness）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关切。在现代化与工业化的早期，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似乎是以人类征服自然的方式被解决了，但是当代人类在受到了大自然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惩罚时，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它促使人类去认真反思——“面对未来，人类的生存方式要不要改变”? 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现代化的普及，人们反思工业文明的声音也日趋强劲。1972年，美国学者沃德和杜博斯主编的著作《只有一个地球》问世。该书以大量的事实为支撑，并汇集了全世界上百位相关领域顶尖专家的观点，书名如警世之钟，在旁征博引、丝丝入扣的论证中表达着强烈的忧患意识：生活在世界不同角落的不同人群，共同拥有唯一的地球。不同的人群可以生活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可以有贫富之别，可以占有不同份额的资源，但有一点是平等的，即我们只有同一个地球。因此人类必须善待地球，不能让其最终沦落成荒芜的家园。以任何方式对地球的施暴、对资源的过度掠夺、对环境的肆意破坏，其后果最终都无法转移，都会以曲折的方式落到破坏者头上。本书最终作为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的非官方报告推荐给世界各国。很显然，《只有一个地球》不仅是一般的学术专著，而是代表当今世界人类对环境保护和自然生态等重大问题的共识。同一年度，罗马俱乐部也发表了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做出了“如果目前世界人口、工业化、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粮食生产的趋势继续不变，下一个100年的某个时刻，就会达到这个行星增长的极限——出现不可控制的灾变”的著名预测，从此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话题震惊了全人类。40多年过去了，人们发现这个预测正在被一个又一个无情的事实所验证。此后，“极限意识”从不同角度被世界的有识之士所强调。

我们这里强调的“极限意识”旨在表明：地球是一切生命的家园，人类拥有一个地球，人类也只有一个地球！在茫茫星海中大大小小的“陆地”虽不可计数，但迄今却只有一个星球尚可让长有四肢，用肺呼吸，用大脑思考，用嘴表达意愿的高等动物生存。整个地球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生态系统吸收我们排放的废物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果人类自毁家园，明天我们将无处容身，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最终也将失去意义。所以我们必须善待地球，使地球保持生机。

的确，全球化时代提醒人们，在一个人类生存发展日益相互关联的地球上，没有谁的行动可以与他人无关地独立发生。与农业文明的那种彼此隔绝的离散文化实践状态不同，今天的人类正处于一体化的发展时代，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都被纳入这一共时性的发展轨道中来。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一旦系统的平衡受到干扰和破坏，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世界总体的发展。所以我们必须站在未来人类生存发展的高度，去反省人类当下的实践行为，进而建构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观。

人类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则留给我们的必然是荒漠。重建现代生态文明，从本质上讲，就是要通过反省现时代人的实践行为，真正确立人与自然的内在同一关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经做过深刻的阐释：

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以一种感性的形式、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明属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属人的存在。因而，根据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37]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对象化实践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具有超越性特征，这突出表现在“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38]。所以，人的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标示着人的永恒的、不可或缺的本质维度，体现着与自然的内在亲缘关系。人在对象化实践的过程中，不仅要用自己的对象化活动扬弃自然存在物的给定性，而且要不断超越和扬弃人的创造物及人的活动的异化，真正实现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有机统一。

人类要生存，社会要发展，就必须拥有一个能与人类长期和谐共处的自然环境。告别盲目的发展状态，共同建立起一种“全球性的生态文明”，这是保证人类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未来人类的实践行为必须自觉关注现代生态文明的重建，展示人类文明发展的真正意蕴。

首先，要扬弃狭隘抽象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在观念与实践层面真正培育起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

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理解上，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前者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性，赞美、突出人的实践智慧，认为人在万物之上，是自然的中心、主宰、统治者，所以，一切应从人的利益出发，人对自然有绝对的自由支配权力。这种观点的实质是无视自然的人类利益中心论；后者则重视人与动物的共性，赞美、突出大自然，但是该观点却否定了人的能动地位、轻视人的利益和创造力，认为一切应该顺应自然。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看似极端对立，但其思维范式却并无二致——均坚守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立场，没有看到人与自然的内在同一性。而现代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文明，它揭示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互养相成、彼此亲和。因此，人类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应该自觉将这种价值理念贯彻其中。

生命发展的高级形式是人，生物进化的终极目的也是人，但发展与进化的过程却是以自然界为基础，以其他生命形式为中介。破坏自然、戕害环境无异于毁灭我们的生存之源，无异于人类的自我毁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生态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物质变换。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生活就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要保护自然环境，我们首先必须在生产实践活动中调节、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但这并不是指人应该对自然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而是指应该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合理地调节，把这种物质变换置于人与自然的相互培养的范围之内。正如马克思所说：“要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9]为了这一目标，要求人类必须把握自然环境的变化规律和演化趋势，从长远的、整体的、系统的高度处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调整控制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改造程度，使自然环境的演化有利于恢复、维持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亲和关系，从而更好地促进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其次，应自觉借鉴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思想资源，并实现其创造性的现代转换。

在重建现代生态文明的实践中，努力发掘借鉴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思想资源至关重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关系是其核心主题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天人关系问题时，并不是把天与人的关系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在力求寻找二者内在联系的同时，把天人关系视作同源的和谐关系。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天人合一”作为天人关系的基本表述，表达的是天人之间的“相通”“相类”，其有两层基本含义：“第一层意义，是认为天与人不是相对待之二物，而乃一息息相通之整体，其间实无判隔。第二层意义，是认为天是人伦道德之本原，人伦道德原出于天。”[40]儒家思想家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认为创造生命是自然界的内在价值，自然界是人类生命之源，也是人类价值之源。正因为如此，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内在的、相互塑造关系。显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理解，与现代生态文明的价值追求是相吻合的。

对于中国古代朴素的生态文化思想，需要我们站在时代高度予以借鉴和发扬。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尊重生命、仁民爱物的思想。如孟子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是说不仅要爱护自己的同胞，而且要扩展到爱护自然环境，珍惜自然资源；其二是对生物资源顺时取用、化育并进的思想。如庄子提倡“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告诫人们要与万物为友，与自然和谐一致。 《礼记·中庸》主张“参天地之化育”，即参与自然创造和养育万物的进化过程，而不是以戡天役物的态度去征服自然，破坏自然；其三是倡导放眼未来、为后人造福的思想。如《尚书·太甲上》曰：“惟怀永图”，孔子告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教导人们不要“涸泽而渔，焚林而猎”，而应“远谋近功”，为后人造福等。

总之，中国古代“天地一体”“万物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态文明思想，是人类珍贵的思想遗产，这些思想对于人类解决21世纪的世界性难题，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最后，在社会生活层面，要自觉倡导并培育生态文明新理念。

人类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人类文明形态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总是伴随着生活方式领域的社会变革。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更加突显了生活方式变革的重要性，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来说，努力将生态文明的理念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培养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是十分必要的。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采取怎样的生活方式。2003年春天，我国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给社会的正常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给人民的生命安全带来重大威胁，甚至演化成为一个为世界所瞩目的全球性问题。“非典”疫情也促使我们反省：究竟应该如何选择良好的生活方式，树立正确的生活观和消费观？

我们这里强调在社会生活层面自觉倡导并培育生态文明新理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学会负责任地生活。全球化时代必须强化人们的责任意识——既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自然负责、对他人负责。人类应意识到，对环境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所以环境保护是每个人的责任。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负责任的生活方式、承担个人环境责任的意识，会逐渐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

第二，崇尚适度消费、绿色消费。恩格斯曾经把人们的消费需要分为生存、享受、发展三个层次，认为消费需要这种由简单到复杂、由低层向高层的不断变化，反映着消费质量的不断提高。在现代社会中，适度节俭的消费、绿色消费，它体现着消费者的文明与教养，也标志着高品质的生活质量。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适度节俭则是人生永远的美德。我们要倡导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告别种种不健康的奢华消费、炫耀性消费方式，选择对健康有益的、与环境友好的绿色消费方式。

第三，培养对自然的敬畏之情。未来的人类要用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哲学信念代替人类中心主义哲学信念，用普遍联系的、有机的世界观代替机械论、元素论世界观，感受自然的神圣性，感受生命的神圣性，关爱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以及生命赖以维持的环境。并以此来表达了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和对万物生灵的博爱之怀。

对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价值的合理把握，从根本上说有赖于人的实践行为上的自觉。在经历了工业化时代工具理性文化的片面性发展之后，今天的人类应该实施一种对文化与文明的全新理解，而这种理解必须正视不同文化形态间在实践与发展中所呈现出的整体的相关性，必须精心呵护人类与自然的本真关系，从而使其实践行为充溢着一种健康自觉的人文关怀。人类只有把文化实践行为与时代精神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则其所实施的文化实践才会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