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直喜欢老子《道德经》里的一句话：“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对这句话，我的理解是：“为学”要“求”，要积极主动，要上下求索，日积月累，坚持不懈，如此，知识才能一天天增加，这是做“加法”的功夫；“为道”要“舍”，去掉私欲杂念，排除心灵遮蔽，不为外物束缚，这是做“减法”的功夫。一个加法，一个减法，维持着人生的平衡与和谐。
同样喜欢的还有上小学时学的毛泽东主席说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对这句话，我的理解是：只要好好学习，就会天天向上；要想天天向上，就要好好学习；反之，不好好学习，就不会天天向上。
人生在世，不外乎“为学”与“为道”（包括人们今天常说的“做事”与“做人”）。“为学”是外向的求，“为道”是内向的修；以真诚之心，内外兼修，是一种做学问的功夫，是一种问学求道的态度，是一种成人的法门。
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两件大事，用中国语言表达特别有意思。这两件大事，一是生育；二是教育。它们都有一个“育”字，从中可以看出两者的密切关联，要生育，就要教育（在英语中，生育，give birth；教育，education，从字源上看不出二者的关联）。生育，人种的传承，有生育，人类不会灭绝，人类自身才得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教育，文化的传承，有教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文明不会灭亡，人类文明才得以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作为一件大事，教育终究要成为一种境域：“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作为教育，特别是人文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如中国经典《大学》所弘扬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里，“明明德”，即启迪和发扬人光明的德性，使人具有人性；进而借由此“新民”，新新民众，化民成俗，提升人的素质和境界；最终达成“至善”的最高境界，“至善”就是最高的善。而最高的善是无止境的，因而也就永远在追求之中，在“求学”之中，永远没有止境。
因而，教育就要处在这样的境域——“教人·育人·养人·成人”之中。“人”是教育的起点，人是教育的目的，“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教育要促进人性的完成，需要两种功夫：一是外塑；二是内修。外塑与内修，不可或缺，缺一不可。
道德教化，凸显人的生命性、主体性、生活性、终身性，它既重外在的规范和塑造，更重内在的悟求与修养；自我教育，同样凸显人的生命性、主体性、生活性、终身性，并将教育的最根本指向，落脚于人的自我教育、自我修养、自我超越、自我实现上。
无论是道德教化，还是自我教育，都需要外在的“求”与内向的“修”合一。外塑与内修合一，形神兼备，最终促成人性的完成，走向天人合一的境界。
一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研究
本书之所以研究这样一个话题，是因为以下一些思考：
其一，教育应探求人生的意义、生活的目标。
在现代社会，整个世界已经发生深刻的现代性变化，人的生活、人的实践、人的精神，已悄然融入其自身所创造的历史进程之中。然而，人活在了“他人”的世界之中，总是乐于关注他人的生活世界，对于自己的生活世界却漠然视之，一切行为都依照“他人”的逻辑来运行……生活在他处，幸福在他处，人生在他处。实际上，人在探索外部世界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对自身问题的了解，人只有充分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地认识与己相关的并始于自身的外部世界。正像苏格拉底所言的那样：“人要认识你自己。”
现代社会作为科技理性至上的社会，工具价值和经济价值得以张扬，人性价值被淹没在唯经济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社会之中，人在精神上经受着来之于价值秩序混乱的道德困惑和道德不幸，人的道德价值被彻底颠覆，人的道德理性被遮蔽，人的整体人性被无情地分离成碎片，人性危机出现，社会问题就不断发生，由此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
道德教育情况不容乐观，不同的道德观念相互冲突，一些不良的道德行为屡见不鲜，社会中还存在着一些道德虚无感。因道德问题的凸显，青年一代的道德状况堪忧。实际上，不少青年对他人之道德与行为或是“横眉冷对”，或是拍手称赞，或是随声附和，或是沉溺于高端电子产品的屏幕之上，对自己的道德与行为却遮遮掩掩，满不在乎，缺乏对自己生活的慎独、审思与反省，没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不少人沉浸在社会的喧嚣与浮躁之中而不自知，不能自拔。人的道德判断、道德行为也不再是出之于“心”，个体道德价值扭曲，所谓的修己修身惯性依靠别人的评价，而不是依赖于个体道德的理性自觉。社会的病态反映在每个个体的身上，甘于如此的人们也以其各种各样的生活状态与方式加速着社会的病态演变。
哈佛学院前院长哈瑞·刘易斯在《失去灵魂的卓越》一书中认为：“大学已经忘记了更重要的教育学生的任务。作为知识的创造者和存贮地，这些大学是成功的，但它们忘记了本科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帮助十几岁的人成长为二十几岁的人，让他们了解自我，探索自己生活的远大目标，毕业时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人。现在学术追求替代了大学的教育任务，殊不知这两者不应该厚此薄彼。形式上，教育还在延续，比如学校设立了教学奖励制度和各种学生服务项目；一些教授还是希望成为师德高尚的名师。审视一下任何大学领导的演讲稿，你会发现其中不乏关于‘世界问题’、‘知识探索’、‘勤勉工作’与‘成功’之类的词句。我们却鲜有看到个人力量、完善的人格、善良、合作、同情、如何把眼前的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等方面的言辞。学校越出名，就越强调在教师、学生和经费市场上的竞争力。在这些学校，人们很少严肃地讨论如何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格，让他们明白：如今受到的良好教育，部分应归功于这个社会。”[1]
大学应该成为“有灵魂的教育”之地，恪守教书育人的本分，情理相容，开设整体性的通识课程，拥有独立于社会流行观念的判断力，而不应该“有形而无式，有影而无色，有臂而无力，有势而无为”[2]。
教育何为？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为何会漠视生命？这样的伦理危机根源在哪？我们的道德教育又到底走了怎样一条路？我们的道德教育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这是现代社会唯科学主义所带来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深刻危机。德国文学家席勒曾说，现代科技生产中人性已分裂成碎片。也就是说，现代性危机带来了深刻的人性危机。如今陷入现代性危机中的道德教育，越来越工具化、教条化、形式化，使其在转型的新时期越来越不堪一击。道德教化的这种迷失本身是人性迷失的反映。
当今，人们正处于一个经济与技术时代，它以其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鼓励人们自由表达对财富、利益的追求而导致人们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心灵不再那么美好。[3]教化是在人的心灵、精神上做文章，通过陶冶和熏染，使人的心灵情感起变化，目的就是成德，取得“教而化之”的效果。在现今的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也不再是孤立的个体，相互之间已然不可分离，人总处在与人的联系之中。所以，道德教化也只能是在与人的关系中实现的。道德教化就是人性、人心的教化，就是要使人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高校需重返道德教化的境域，在“善”的场域之下，通过熏染，使人“成人”。
其二，人性要完成，自我教育不可缺少。
人的成长，离不开教育。教育有两个方面：一是“他我教育”；二是“自我教育”。他我教育与自我教育成为人的成长所不可或缺的双翼，两者目的一致，但是在方法、内容与途径上却存在着不同。从生而为人的整个生命维度来看，不管是从实然还是应然的角度来讲，作为个体，我们应更加关注这种内向的并伴随人一生的“自我教育”。在“他塑”的基础上走向“自修”，在“他塑”的基础上内化为、归结为“自修”，从而完成“人”作为独特的“人”的使命。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说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你最大的责任就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人非玉石物件，并不是仅仅靠外力的雕刻与打磨就能成器，人在成器成才的过程中，最关键、最核心、最终的要素是靠自己，要靠自身的修炼——自我教育。这也就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学者熊培云认为：“自由在高处，欲得需自塑。”也就是说，虽然自由对于现代人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作用，人是生活于社会中的个体，其自由虽然会受到外在条件的约束，但根本还是要靠自身的努力即“自我塑造”或者“自我教育”才能达到理想中的自由境界。这里的自由，是广义上的自由，不仅仅包括物质生活的自由，也包括更为重要的、更加本质的精神生活的自由。诚然，物质生活的自由会受到一定外在条件的限制，是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但精神生活的自由却是无限制的自由，一个在物质生活上不自由的人，也可能是一个精神上极为自由的人。古有颜回为我们树立了精神典范，“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西方伟大的科学家史蒂文·霍金，虽身患罕见的病症，却依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颜回与霍金虽然在物质生活上不是完全自由的个体，但其在精神上却是绝对自由的，他们都是自我塑造、自我教育的成功典范。倘若没有自塑的意识与意志，颜回也不会有流传千古的美名，霍金应该也不会取得举世瞩目的科学成就。
“自我教育”这一人类的实践，远远走在理论的前面，先于理论而切实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自我教育”从来都是一个值得人们不断思考与探索的话题，也是一个历久弥新、常谈常新的话题。
二 研究了什么：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教而化之：道德教化论；下篇——率性修道致中和：自我教育论。
下面简述这两篇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一）教而化之：道德教化论
道德教化问题是教育的重要问题，事关化民成俗，是国之大计。《礼记·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这里的“化”，也就是教化，教化民众，移风易俗，提高素质；“成”，造成、形成，形成社会风俗、风尚、风气，形成和谐社会。只有化民，才能成俗，怎么化？怎么成？一定是要经过教育、教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提高每个人的素质，进而提高整个国民素质。所以，《礼记·学记》所说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也是这个道理。
道德教化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它以人为中心，围绕成为什么样的人为主旨。“成人”，就是道德教化的目的，帮助一个人成为一个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是道德教化的长期诉求和永恒追求。
当下，高校的道德教育却面临着种种问题，过于“知识化”和教条化，缺少直面现代性危机的勇气和现实生活的“地气”。道德教育忽视对个体人性、个体道德、个体人生、个体幸福的关注，从而显得软弱无力。
中国哲人历来讲究“明体以达用，立本以持末”，如果能先从历史维度弄清楚道德教化的本真问题，从比较维度明白道德教化的差异，立足现代社会，立足本国，重视道德教化与个体生命、个体与世界的关系，有助于从深层次搞清楚在现代转型时期现代人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有助于从德育目标、过程、内容等方面促进道德教化潜移默化的实施。
教育观念是教育改革的先导，观念要先行，既要符合现实又要超越现实。高校德育作为高等教育最基本、最关键的一环，在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时，必须转变思路，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知识灌输，强制地从外在“塑”中走出来，使得高校德育务实不务虚，育人不育器，让高校德育更加贴近学生最真实的生命活动现状、生活情感的状态。理念要先行，实践要务实。高校德育必然要走一条真真切切的，能够引导青年积极向上、向善的道路。因此，高校需重返道德教化的境域，在“善”的场域之下，通过熏染，使人“成人”。
高校要成为一个场域，一个文化场、创造场、能量场。高校不能成为一个工厂，产品制造间，一件一件，以时间为间隔单位，一批一批生产出千篇一律的商品，然后推出去，在市场上进行贩卖，质量好的则价格高，质量不好的则价格低，甚至报废。如果高校成为这样一般模样，就是对生命极大的贬抑和嘲弄。
王国维讲，“词以境界为上”。高校应该有它自己的境界，不管是“昨夜西风凋碧树，望尽天涯路”，还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或是再往上成为理想中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高校的境界应是向上的、向善的。高校成为道德教化的境域，体现了一种精神期待。高校成为这样一种境域，既是实体，也是一种意义境界。“主观上的心境修养，到什么程度，所看到的东西，都往上升，就达到了什么程度，这就是境界，这个境界就成为主观的意义。”[4]
高校成为道德教化的境域，强调教而化之。以教化论的视角，可以紧紧抓住道德的特点，以一种大道德观的视野，突破道德问题只局限在道德政策、道德规范上，而视道德为人的整体精神的塑造、陶冶与教化的过程。这无疑开辟了道德问题研究的新视界。
言道德教化，人作为德育的主体地位便凸显出来了。德育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抓住了“人”以及人的“生活世界”等核心问题，不管是主体性德育论、生命德育论还是生活德育论，抑或是提倡素质教育，都在克服教育领域中“道德是无人的道德”“德育是无人的德育”的不良实践及理论研究状况，树立起道德和德育的主体性思想，凸显了“以人为本”的时代理念。道德与德育的主体性将成为德育理论研究的核心。
多年来，我们一直将人的道德教育当成是道德知识的灌输，着重外在社会规范对人的约束，德育强化、泛化、恶化，德育成了“无我”的教育。笔者认为，导致道德教化失落的原因在于道德教育的教条化、形式化、工具化，其根本原因是道德教育中主体性的缺失。道德教育忽视对个体人性、个体道德、个体人生与幸福的关注，在现代化社会里就显得碌碌无为。追根溯源，就是“人的离场”。在现代社会里，在唯科学主义、唯经济主义以及“不完备形态”的集体主义指引下，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人被机械化，成为“单向度的人”，整体性精神缺失。正如法国启蒙学者拉美特利所说，人成了机器。所以，德育应该强调教化，即“道德教化”，呼吁“人”——自由自主的、全面发展的人的回归，致力于人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把“人”作为高校德育的主体，以完善人的整体性人格为核心，培养具有主体意识、生命意识、社会责任感，理性、自律、富于创造精神的个体。
道德教化要求“人的回归”，就必须在传统智慧中寻找灵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中国传统文化中这“十六字心传”就体现了传统道德教化从“人心”出发的无上智慧。在儒家道德教化的传统中，充满着主体的道德自觉，蕴含着浓厚的生命主体意识和生活情感基础。它从人性本善出发，以礼乐教化人，强调人要在“观念界”和“实践界”的体悟中“知行合一”，以达至中庸的至高境界。而西方道德教化是超越的，但更是世俗的，它以理性主义为引导，认为人的道德教化离不开人们的实际生产与生活，要求人们回归到个体生活中自修自为，提升个体自我的生命精神。
无论是从东方还是西方的道德教化智慧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归根结底，“人”才是道德教化的目的。道德教化就是要使人通过生命觉解、生命实践，涵养成为自己的“第二天性”，也就是“性本善”的“近似本能”。杜威认为，应从“族群道德”向“个体道德”演化，其实，由“族群道德”演化为“个体道德”，正是为了完成“族群道德”，或者说，演化作为方法是为了成全社会的“德”，这也正是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奥妙之处。道德教化作为陶心淑性的过程，必然要达至返璞归真的境地。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遵守“整体性精神的养成”这一根本原则，注重人之主体性、生命性、生活性、终身性，并在多元化的社会中重视各种关系的调和，使个体成为一个自由自主、全面发展的人。
唐君毅讲，道德生活就是自由、自主、自觉的人支配自己的生活。如果一个人不自觉地进行道德活动，他就必然不会自觉地以实现善为自己的价值目标。因而，我们可以说一个人自觉的道德活动，就是自觉地实现个体的道德价值。我们寄希望于高校能够成为这样的道德生活的场域，启迪和激发个体的理性自觉，促使个体自我完成。人作为生命的存在，是一种美的存在。人的生命之美的关键在于其德性之美，德性之美即人性之美。德源于人的内在生命，涵于人的内在生命，出于人的内在生命，正如只有树叶不断进行光合作用，树木才会枝繁叶茂，生长于天地之间一样。人是自主的、有思想的灵物存在，也只有在周遭环境之中不停地自行进行“光合作用”，积善养德，展现人德性的光芒，才能完成自我人生价值。海德格尔曾说，他人的死亡是可以经验的，但我们只能以旁观者的角度经历他人的死亡，因而只是一种对死亡的外部经验，而不是对死亡本身的经验。“我们并不在本然的意义上经历他人的死亡过程，我们最多只不过是‘在侧’。”只有面对自己的死亡，才能领会死亡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只有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自我体验，切身体悟，才能自我觉悟，自我圆成。
康德说，“自律性”是人的最高道德原则。道德生活中个体一定是自觉自律的。在一个愈发以个体为独立单位的社会里，个性张扬，只有人成为自我主宰，人生主宰，心灵主宰，行为主宰，才能主宰个人自我实现。同时，社会的良好运行，和谐存在依赖于每个独立个体的自我实现，因而只有自己成为教化的主体，自我教化自己，自我成就，才能最终达至个人实现。
因而道德教化要求：人在其中，不在其外；人是中心，不是边缘；人是重力场，不是浮尘。总之，一切应以人为中心，也就是以人为根本，以人为对象，以人为动力，以人为目的。道德教化就是人之主体自我生命实践的活动。从“观念界”来讲，就是要回归到以人为中心的场域，即要超越“唯科学主义”，打破工具理性主导社会价值的局面，关注人之德性教化，引导人重视自身整体精神品质的养成和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使人回归到道德理性之中。从“实践界”来说，要进行“人的灵魂的教育”，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构建良好的人文环境，以陶冶性情、涵蕴美感、涵养德性，充分发挥人之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积善养德，使个体自主、自求、自动、自立、自化、自律、自得、自成。
（二）率性修道致中和：自我教育论
“生活在生育和教育中生生不息。生育，人种的传承，保障了人类自身的繁衍不息；教育，文种的传承，保障了人类文化的绵延不绝。”[5]教育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也是个人成长、成才的关键之一。但人类文化的传承与个人的成长成才，不仅仅要依靠教育的力量，还要依靠自我教育的力量。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说过：“成长的意义只相应于更多的成长，所以能使受教育退居次要的也只有再受更多的教育。使受教育者愿意从生活中学习，愿意把生活环境安排成能让人人在生活过程中学习，就是学校教育的最佳成果。”[6]这也就是说，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人愿意或学会自我教育，使自我教育成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情形是，一方面，不少人一味地依赖他人教育、学校教育，自我教育日渐式微。另一方面，有关自我教育的研究也呈现出简单化与外化的形态，缺少对自我教育的内核——精神气质培育维度的关注。因此，对自我教育话题的重新思考和探讨显得尤为必要。
自我教育不可或缺。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教育内容不断丰富，教育要求也日趋标准化。这样的学校教育很难满足个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各具特色的个性化的发展需求。哲学家弥尔曾言：“学校擅长调教信徒，拙于培养研究者。”这也就是说，学校教育在传播知识的维度上极为有优势，但却疏于培养人个性化的潜能，其中不仅仅包括研究的能力。
德国哲学家尼采也说过：“现代学校中的他人教育不但不能帮助各个人各成其长，反而扁平化、同质化每一个人，以规矩制成一个个方圆，谓之标准公民，以之去适应现代以来越来越机械的社会存在形态。人们到底该如何克服科学所带来的现代文化造成的人类整体文化的荒凉和贫瘠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如何自我教育。”[7]尼采到底是大哲学家，他强调每个人都要学会自我教育，其见解精辟深刻，发人深省。
国内也有诸多学者的见解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刘铁芳认为，当今的教育与人的现实生活是疏离的，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内容以及教育的过程都是远离生活的，并没有真正关切人的发展。那么一个单单懂得被动接受教育而不善于自我教育的人，能否适应当下的社会？能否完成个人整全的发展？
郑也夫在其《吾国教育病理》中认为，当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医疗和教育将成为最大的两项需求。与之对应的两大机构，医院和学校，将成为两个社会服务系统。医院和学校的功能完全不同，但在一个维度上却出奇地相似，它们在实施强大的功能的同时，都导致了社会成员对它们的巨大依赖，乃至在极大程度上放弃了对自身的责任。大多数人甚至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都不了解，一旦出现不适之症状，就会到医院寻求帮助，咨询医生该如何治疗，却从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保健、保养自己的身体，主动关心自己的健康，合理的饮食尚且不能做到，更何况有规律地进行身体机能的锻炼了，我们几乎完完全全地将健康交给了医生。
同样，人们对学校或教育机构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一旦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家长就会送孩子到学校接受教育，社会上还出现了大量的托儿所，日托、晚托、全托，而且孩子接受学前教育的年龄不断低龄化。与此同时，大量的中小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之后，还要到社会上各种教育培训机构接受大量的文化知识的补习课、培优课等。其实，又有多少学生是真正爱好学习的，能够主动学习的。人们忘记了自己是知识的寻求者，是学习的主人，在受教育的同时却忘记了自己为何要受教育。这就将教育彻底交给了学校。
如果不深究的话，人们往往对此不以为然。一个人在身体上其实首先要靠自己，即自己是自己最好的医生。因为人首先要学会保健，保证身体健康，不得病。其次，才是如果生病了，就求医看病。很多疾病是不当的生活方式导致的，保健意味着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要靠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自己放弃了摸索、适应，势必会增加患病的概率。同样，对于个人的成长而言，也不能单单地依靠学校教育这一外在的力量，作为有独立意识的个体，应该从自身入手，依靠自身的力量主动求索，不断完善自我，并以此作为人的生活方式。
身体的健康与心智的健全，是人生十分重要的两部分。但恰恰这两部分是现代人分外忽视的地方。我们习惯于将身体的健康交予医院和医生，将自我心智的成长交付于学校和教师，却忽视了“我”才是自身真正的主体、真正的主人。身体的康健，心智的健全，不仅仅要靠外力的呵护与维持，更要靠自身的锻炼与完善。因而，在教育强势，自我教育相对式微的今天，我们更应强调自我教育对人的身体与心智成长的重要性。
不同文化体系下的自我观有着极大的不同，对自我这一观念的不同体认，导致了中西方自我教育的内容、形式与路径的不同。从本质上讲，自我教育离不开一个人所生活的文化背景。中国人的自我教育，是要根植在中国文化基础之上的，当然，这并不排斥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借鉴与吸收。我们应该本着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文化观，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善于借鉴他山之石。这种学习态度有益于形成一个开放的社会，有益于铸就一个大视野的人。
余英时认为，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中国人，应该认识中国文化，并且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摆脱中国文化的弊病，走出一条中西结合的道路，兼容并包，海纳百川，造就一个有博大胸怀的自我。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搞学问不要斤斤计较，喜欢的都拿过来，不分西东地融合一下，自己的作品就有了斤两。张五常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要深入了解西方文化，还结合其亲身经历——摄影，谈到了中西文化融合对于个人的重要性。张五常认为，一般摄影大师动不动要花几个月才能摄得一帧满意之作，走遍大江南北，缺氧废食，苦不堪言，这样的作品要讲机缘巧合，求之不易，但他对于摄影倒与其他摄影师相反，一个小时摄得五帧满意之作只算是小收获。先生讲其方法是走进大自然，脑子里想的是中国的诗词，眼中看的是在大学讲过的西方印象主义抽象艺术，融合起来，见到一句诗就把快门按下去。摄影方法容易，任何人看得到都可予取予携，只是没有中国诗词与西方艺术的融合，不容易看得到。张五常关于其摄影的感悟是“多加了一个文化的体会或启发，创作事半功倍。是西是东不要管，一管就合不来，只要吸收了，自己喜欢，朋友欣赏，于是随意挥洒”。张五常认为：“对西方文化有深入的体会是重要的。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占为己有然后与自己土生土长的合并使用，不分西东，才是今天搞学问应走的路。”
《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相对于外在的他人而言，自我是独特的永恒，同时又是超越自我的教育主体，自我是自身天性的承载者与第一感知者，他人眼中的自我，是自我的外化，他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自我，了解自我，引导自我，唯有自我本身才是自身最好的导师，唯有通过自我教育，个人的天性才能得到充分的挖掘与激发，才能真正达到顺遂天性的境界——可谓天命之谓性。
人的自我教育关注人的整全发展，自我教育不仅仅包括知识导向、道德导向、工具导向等外在的功力导向的维度，更应该关注人的内在的非功利导向的精神气质的培育。自我教育的精神气质，也要遵循人的天性而行——可谓率性之谓道。
人是社会属性与个体属性的统一，学校、家庭和社会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理想的层面而言，学校、家庭与社会应该按所谓道的原则，关乎人的精神气质的培育，为人的自我教育创造充足的条件与良好的氛围，从而为个人自我教育的实现提供多维的路径——可谓修道之谓教。
最后，自我教育应成为人的生活方式。一个理想的现代人的人生，应该是一个饱含自我教育的人生。自我教育的最终归宿也是人生的归宿。人的自我教育首先要实现“人—己”的小和谐，进而要打破“人—我”之界，实现人与他人的和谐，最终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精神境界。
[1] [美]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侯定凯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 [美]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侯定凯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 詹世友：《道德教化与经济技术时代》，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0—455页。
[4]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版，第130页。
[5] 肖海涛：《中国高等教育学制改革》，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6] [美]约翰·杜威：《民主与教育》，薛绚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页。
[7] 转引自赵刚《知识之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