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提出“道家生命伦理学”是这个时代一项新的生命伦理学理论建构工作。对于这项新工作的“开拓性”“尝试性”“做法”，首先需要从方法论上予以澄清和说明。

建构道家生命伦理，这意味着它一方面需要吸收传统的道家哲学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又要直面当代的生命伦理学前沿问题，用道家哲学的基本观点、方法和立场来回应生命伦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实践难题。毫无疑问，任何试图创建一种“道家生命伦理学”的设想都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学术计划。从“道家哲学”、“道家生命伦理”到“道家生命伦理学”，这其间存在着巨大的理论鸿沟需要跨越。如果说“道家生命伦理”只是一种道家式的生命伦理思想资源的话，那么“道家生命伦理学”则是要将这种特殊的、传统的思想资源创造性地转化为一门新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学问。在当前的理论资源、学术资源准备尚不充分的前提下，要实现这种转化无疑是十分艰难的。基于这一理性的考虑，笔者将这一计划定位为一种“有限的”“过渡性”目标，它既不纠缠于太过具体的生命伦理学问题，又不着眼于宏大的“道家生命伦理学”建构，而是对道家哲学中的生命伦理思想进行基本的梳理，对它的核心价值进行凝练总结并给出相应的哲学论证，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原则的基本方法，并根据此方法提出了道家生命伦理的四个基本原则。这种“中间状态”的“做法”虽然显得有点“不上不下”，容易遭到来自“上下”（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批评与攻击，但它却是建构道家生命伦理的一种较为可行的路径。如果能够在“中间状态”的立场上站稳脚跟，那么它就能够较为有利地向“宏观”与“微观”两个方向延伸，不断地拓展它的理论深度与实践视野。这就是本书所坚持与力图实现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它是要为构建道家生命伦理学做好前期的理论准备工作，为它可能出现的“理论模样”清扫地基、储备建构方法。使用“道家生命伦理”而不是“道家生命伦理学”的概念，这表明本书只是通向后者这一“远景目标”的阶段性工作任务。

道家生命伦理的出场语境需要在此做一番基础性的说明。虽然在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已有详细的论述，但在前言中为读者做一点提示与说明仍然是必要的。这种出场语境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全球生命伦理学（global bioethics）的兴起，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地理性”的意义，指生命伦理学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壮大；一个“学术性”的意义，近年来有不少学专家学者开始着手创建一种全球生命伦理学的样式，其成功与否尚需实践检验。第二是生命伦理学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门“显学”。在世界范围内各种学术研究机构众多，SCI/SSCI等学术期刊多达十几种，与生命伦理相关的政府决策咨询机构、伦理审查机构相继建立，成为影响政府与社会的新兴智囊组织。虽然中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层已越来越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已于2019年开始组建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这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第三是学术界在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上开展了持续的努力。截止2019年，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专题学术会议已在香港和内地高校之间举办了十三届，不少青年学者都加入了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李瑞全、范瑞平等港台学者提出的儒家生命伦理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世界范围的影响力，成为中国学者为世界贡献的独特声音。毫无疑问，道家生命伦理是一个尚待研究与开拓的新领域，对它的研究必将成为生命伦理学的另一种“新版本”与“新范式”。第四是当代生命伦理学的话语体系需要进行系统性的反思。在原则主义与反原则主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国际化与中国化、全球化与本土化、西方话语与中国话语之间往往存在着非此即彼的尖锐对立与冲突。这些纷繁复杂的话语体系一方面影响了理论建设工作，另一方面影响了实践问题的有效解决。如何化解理论冲突与实践难题，需要学者们就此展开充分的研究。道家生命伦理的提出正是基于这些基本的语境和“问题意识”，它意在充分挖掘中国传统道家哲学的思想资源，着眼于中国生命伦理实践问题，试图将两者进行有机地融合，从而开辟出一条新的“中国化”的生命伦理学话语体系。

建构道家生命伦理并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打文化牌”。当代生命伦理学并非只有一种范式，全球生命伦理学至今也没有创建出一种统一版本的生命伦理学样式。有学者主张实践性的生命伦理学，认为生命伦理学应该为生命科技、临床实践、公共卫生、政府组织等实践人员提供决策咨询，而不是陷入抽象哲学思辨的泥潭。应该认识到，生命伦理学走向实践只是它的一个面向，但并非是唯一。的确，为决策者提供决策咨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对生命伦理学基础理论的哲学研究、文化研究、道德哲学研究。实践伦理学是生命伦理学的重要进路之一，但绝不是唯一。决策咨询的伦理框架、伦理原则、论证方法、政策建议难道就没有哲学基础吗？没有文化语境吗？很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强调实践性、应用性而忽略它的理论性、哲学性、文化性。以实践伦理学之名来改造世界，促进现实问题之解决，这固然重要，但解释世界同样必不可少。并且改造世界必须建立在正确地解释世界的基础之上，没有正确的理论作为基础，那种试图改造世界的想法就是肆意妄为，很容易在现实问题上遭遇“滑铁卢之败”。

总之，生命伦理学的儒家、道家乃至佛教进路并非是“歧路”，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道家哲学具有丰富的生命智慧，可以说是一种“生命哲学”，它不仅影响了传统中医，而且影响了中国人看待生命的基本思维方式。道家在自然观、技术观、生死观、养生观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与优势，我们应该结合现代生命伦理学的基本问题，重构道家生命伦理思想，以为现实生命伦理问题提供一种“道家式”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