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西文化向度之异同

“惯例和习俗是一切的主宰。”[2] 亚里士多德言：“同某些目的相符的性格（情操），原来为当初建立政体的动因，亦即为随后维护这个政体的实力……平民主义的性格创立了平民政体并维护着平民政体；寡头主义的性格创立了寡头政体并维护着寡头政体；政体随人民性格的高下而有异，必其性格较高而后可以缔造较高的政治制度。”[3]在西方政治传统中，注重的是个人利益在制度中的实际获得。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东方的孔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4] 曹刿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5] 中国士人的普遍政治公共理性心理，使政治变成社会性的认识对象，诸子百家提出的各式各样治国纲领，诸如“以礼治国”“以德治国”“以法治国”“以道临天下”“无为而治”“一统天下”以及这些纲领的混通、兼用等，都体现了“公”或“众”的利益在以道德或伦理为结构的政治体系中的实现。作为政治文化研究之父的阿尔蒙德（G.Almond）提出了从政治行为出发的研究范式，“一个政治体系就是一个 ‘行动’ 的体系，必须以行动来判断政治体系，而不是光凭法律或伦理规范。简言之，人们观察政治体系或个人，是通过观察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如何做，以及影响他们做的因素是什么”[6]。正如马克思所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