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基础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三化”之中，相对而言时代化研究得比较晚、比较少、比较浅。比较晚指时间，比较少指数量，比较浅指层次。正是如此，一方面，凸显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的必要性，亟待增加研究、深化研究；另一方面，又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的复杂性。复杂性体现在研究对象上不好破题、研究材料上不好取舍、重大现实上如何观照、主要观点上难有共识等。这些因素可能使研究者望而却步。当然如果从另外的角度，越是复杂的问题，越是没有共识的问题，往往越能激发一家之言，对有志于探索的研究者毋宁说是一座宝藏。
因为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在项目要求的外力和自身求索的内力综合作用下，这些年对这个问题从各个方面做一些思考，其中多数以各种论文形式见之于报刊。写论文是一回事，写书是另一回事。论文侧重于精致、锐利、新颖，出书则要求系统、规范、完整。论文是点上的要求高，出书是面上的要求多。尽管两者在学理上是相通的，但在方法上存在一些矛盾甚至是对立的。先有论文，后出书籍，后者总是不免带有前者的痕迹。思考的困顿，时间的压力，内心的惶恐，不能不显示在书中的字里行间。
当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有一些基本问题，如时代化的对象、时代化的内容、时代化的视角、时代化的取向等，还存在争议，还没有共识。这里先提出一些思考，既作为全书的核心观点概览，也为书中后文展开的具体论述提供支撑。
一 时代化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作为时代化对象的马克思主义。不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外延，显然也就不能弄清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多重外延的概念。最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指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而广义的马克思主义除了创始人的学说外，还包括继承者的学说，是一个庞大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很多，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历数代人的演化，扩展到许多国家、政党和学派之中。认定谁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者，哪些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内，哪些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是一个在学术尤其是在政治上很有分歧的问题。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角度，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外延的认知差别很大。
至于其他国家、政党和学派如何认知马克思主义，这里不做讨论。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主线上，马克思主义有既定的所指，即在国外而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列宁的学说以及一定程度的斯大林的学说。在国内而言，则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还有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开放体系，在不同时期所包括的内容不一样，因此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不同时期的所指对象也是不一样的。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时代化的对象是自身。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诞生标志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观点。所谓时代化，就是结合时代的变化，不断丰富、完善、调整和更新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去世于1883年，恩格斯去世于1895年，这距离《共产党宣言》的诞生有35年和47年之多。单从时间上说，比我们改革开放的时间还长，而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产生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从《共产党宣言》到马克思恩格斯去世的这么长的岁月中，欧洲的经济、社会和技术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工人运动从小到大更是出现了巨大的进步。时代在变化，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也在不断成熟，不断前进。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历程，也是不断时代化的历程。
对于列宁来说，时代化的对象是经典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就有一个如何对待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一成不变地固守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还是如第二国际右派那样借口时代变化而大幅度乃至从根本上修正他们的观点？如何正确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无疑是那个时代重大而又有深刻分歧的问题。列宁在年龄上与马克思恩格斯相差半个世纪。俄国比之西欧国家属于落后之列。列宁所在的国家以及所处的时代，都与马克思恩格斯有很大的不同。列宁既要考虑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还要考虑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分析，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都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时代的内容。斯大林是列宁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长期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斯大林的学说也是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推向前进。尽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从理论和实践上都饱受争议。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很显然，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接受和学习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列宁的学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导。而那时的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联和斯大林领导的，因此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对中国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在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对象是经典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列宁思想以及斯大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大成果，在革命时期就已经形成。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奋斗了半个多世纪。所以，时代化当然也包括毛泽东思想本身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新成果。改革开放后的时代化，既要将国际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列宁思想等加以时代化，还要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加以时代化。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多个理论成果，也是一个发展的和开放的体系。每一最新的理论成果，都是对既有理论成果的时代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为时代化对象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仅仅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时代化。时代化的对象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后继者的思想。由于马克思主义体系是一个不断扩展的体系，因此不同时代的时代化对象是不一样的，所包括的理论是不断增加的。
今天我们讲时代化，不仅是将经典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也是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进一步时代化，既将毛泽东思想时代化，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代化。
二 时代化的内容
时代化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包括很多具体内容。从原理角度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此基础上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般原理、具体结论等。从专业角度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的思想。很显然，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既是一种整体性的时代化，也是各个具体方面的时代化。各个具体方面的时代化，有机叠加起来构成整体的时代化。由于各具体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不一样，所具有的时代性不一样，因此它们在时代化上不是整齐划一，而是各有特点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最基础也是最稳定的部分，最能经得住时间考验，最少受时代制约和改变。当然，这不是说世界观、方法论不能时代化，而是说世界观、方法论的时代化，主要不是表现在基本观点的变化上，而是增强时代性和解释力，在表现形式和表述方式上与时俱进。比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不同时期的表述。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是稳定的，重大的立论不能轻易改变，不能隔一段时期就一个说法。时代化不能成了变色龙，不能成了诡辩术。这种基本原理的严肃性，也是时代化与修正主义的区别。当然，也有一些基本原理会有所改变，因为任何原理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都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在基本原理体系不变的情况下，有的随时代的发展使原先的立论更为准确，有的随时代的发展使原先的立论稍有更改，有的随时代的发展在原先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立论，等等。至于马克思主义所做的个别的具体的带有政策性的结论，受地域和时间的约束比较大，改变的也比较多、比较频繁。比如，《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马克思恩格斯所列举的一系列当时革命的具体措施，在马克思恩格斯还健在的时候就指出其已经过时，更不用说在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了。
就学科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在时代的变化中推陈出新。“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创立以来不断发展，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有更加准确的解释、更加丰富的内涵、更加时代的表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没有商品和货币。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很早就承认并存在商品和货币。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这更是对计划经济设想的根本改变。科学社会主义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革命、建设和发展的理论都在不断与时俱进。一国社会主义胜利论、农村包围城市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独特贡献。中国革命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理论、改革时期的新社会阶层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的独特贡献。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理论的独特贡献。马克思主义的这几个主要组成部分都在时代化，相对而言，哲学比较稳定，科学社会主义有较大的变化，经济学则有更大的变化。
以上对马克思主义各个方面和部分的时代化做了简要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必然的，因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同时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诸多内容中，一方面，只有具有时代性的内容才能时代化，但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具有时代性。另一方面，时代性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时代化的程度有高有低。所谓高时代化的内容，就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改变比较大、改变频率比较高。所谓低时代化的内容，就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改变比较小、改变的频率相对较低。之所以出现时代化的高低之分，主要是因为各具体内容与实践的联系程度不同。马克思主义能够时代化的根本原因是其具有实践的品质，实践的发展从而推动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中，一般来说，那些与实践联系直接和密切的，时代化程度高一些；相对而言，那些与实践联系间接和较远的，时代化程度就低一些。
三 时代的衡判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一个关键词是“时代”。时代化是将一个时代的理论适用到另一个时代。因此既要弄清过去的时代，又要弄清现今的时代，在弄清“时代”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如何去“化”。
时代问题很复杂。越是常用的，越是看起来简单的概念，往往越是内涵和外延难以厘清，学术界难有共识的。但问题是，又不能非要弄得清清楚楚、非得取得共识之后才去研究。理想化的研究应该是从清晰的前提，通过清晰的分析，得出清晰的结论。但现实中的研究并非如此。社会科学研究往往是从起点到逻辑到结论，都是没有完全共识的，甚至是难以自洽的。时代化的研究更是这样，这也是研究中倍感困惑甚至痛苦之处。
时代这个词用法很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文献中使用过数千次，总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社会形态上的。经典作家曾将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他们曾用时代对应地指称这些社会。二是历史角度上的。从历史角度，人类社会可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等。三是以各色人物命名的时代。拿破仑时代，牛顿时代等。四是技术发展的时代。恩格斯曾依据人类文明发展和演进的进程，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大的时代。由此可见，时代不是一维的，而是多维的。
时代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去衡量，很显然各个不同角度所观察的时代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发展理论，因此我们所讨论的时代，当然侧重于社会发展的视角，而不是采取一些过于专业化和狭窄的视角。所以，在观察时代的多维视角中，各个维度并不是同等和平衡的，其中社会发展维度最为根本，技术发展维度在当代也日益重要。
时代的长短也值得斟酌。时代英文是“times”，词义上是时间的复数。时代的中文更为直观，是“时”加上“代”，时是时间，代指时间有一定的积累。有的时代很长，比如社会形态的时代，一种社会制度短则几百年，长则上千年。有的时代很短，比如一个人掌权为基准的时代，选举政治中一般领导人执政不过一两届，至多不过10年而已。很显然，时代过大过长，或时代过小过短，对于我们讨论时代化，在操作上都是不适宜的。对于一代人来说，时代的长度还是以几十年为宜。
时代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时代实际上既有国际时代，又有国内时代。国际时代由那些在国际上处于主导地位的先进国家情况所决定，国内时代则由一国具体的国情所决定。由于世界发展很不平衡，一个国家的国内时代与国际时代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尤其是大多数落后国家，国内时代往往落后于国际时代。一国具体的时代总是国际时代与国内时代的辩证统一。在时代的把握上，过去这一情况常被忽视。有的紧盯着国际的时代，有的只看到国内的时代，往往造成时代问题上的误判。
马克思主义体系包括一系列理论，每一个理论所体现的时代背景是不相同的。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在社会发展上，马克思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毛泽东说过，“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3]。资本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诞生时的资本主义还是自由资本主义。在技术发展上，马克思主义是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那时欧洲的工业革命早已展开，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先进的欧洲出现了机器大工业。总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发展角度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技术发展角度处于工业革命后的时代。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处在当时欧洲进而也是全世界最发达的西欧英法德等国，其时代的国际性和国内性是统一的。
列宁主义诞生于20 世纪初。在社会发展上，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斯大林1924年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中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4] 这被认为是对列宁主义时代背景的经典表述，后来被广泛认可和使用。在技术发展上，列宁主义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19 世纪末期，电力的使用，化学、钢铁工业蓬勃发展，新技术革命与新工业革命同时推进。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 世纪中期蒸汽化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那么列宁主义就是诞生于20世纪初电气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需要指出的是，那时俄国国内的时代与国际时代还有些不同，因为俄国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社会发展水平和技术发展水平上都低于英法德等国。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大成果的时代背景有所不同。毛泽东思想诞生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立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诞生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中国由于是更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国内时代与国际时代有很大的反差。
四 时代化的取向
时代化是将过去时代的理论适应于现时代。由于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时代是不断前进的，因此时代化的正常情况是一种升阶的时代化，即从低时代到高时代的时代化。
然而，时代化的实践情形却复杂得多，其主要原因在于时代包含着国际时代和国内时代。就国际时代来说，当然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而国内时代的情况并非如此，一国所处的时代不等同于国际时代，也不等同于别国的时代。由于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兴起于相对落后的国家。这就造成落后国家所处的国内时代，甚至低于以前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因此，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既有升阶的时代化，也有降阶的时代化，即将理论从高时代适应于低时代，而且这种降阶的时代化并不鲜见。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突出地表现出这样的复杂性。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革命问题，即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于中国革命时期所处的时代，可以做这样的基本判断：在社会发展上，中国革命时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那时还是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这低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自由资本主义和列宁主义产生的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在技术发展上，中国革命时期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国家。中国小农经济居主导地位，只有微不足道的现代工业，90%以上人口是农民。这低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工业时代和列宁主义产生的大工业时代。这两个“低于”是中国所处时代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处时代的突出差异。以上是对国情的判断，如果从世情判断，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革命时期，国际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阶段，十月革命开辟了新的社会主义道路。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标志着那时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这个国际时代高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诞生的时代。
面对着中国革命所处的国内和国际时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半殖民地半封建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开辟了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经典马克思主义阐述的是帝国主义时代、工业化时代的革命道路，中国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农业时代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道路所体现的时代性，在一定意义上是将经典的高时代适应于中国的低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革命中密切关注世界潮流。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5]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是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那末，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6]。毛泽东从世界潮流中深刻地论述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个层面，中国革命的时代化又体现为一种向前的时代化，即将经典的低时代推向高时代。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发展问题。如何救中国、如何发展中国是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最基本问题。中国革命解决了前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重点探索解决后一个问题。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这个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经验，但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失误。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之前这个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解决相对落后的中国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改革开始时国内所处的时代，总的来说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体而言，在社会发展上，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但还是其中的不发达阶段。在技术发展上，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城镇化时期，努力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中国改革所处的国际背景，则是冷战开始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成为第一生产力。尽管改革开放40 多年来，国内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基本的国情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的世情还是和平与发展。这两个方面就是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的大时代背景。
面对改革开放起步时相对落后的国情，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了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之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着力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的商品化、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等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点，还是低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期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时代性，仍然可以视为将经典的高时代适应于中国的低时代。
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和建设中密切关注世界潮流，重视从世界与中国的双重维度去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面对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环境，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我们党及时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果断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紧紧把握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加快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顺应世界潮流的理论，是站在时代前列的理论，是一种高于经典的向前的时代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实际上有两个取向，既有降阶的时代化，也有升阶的时代化。从高时代适应于低时代，主要是适应中国国情；从低时代适应于高时代，主要是顺应世情。只有同时看到时代化的这两种趋势，才能全面掌握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规律。
时代化的复杂取向值得重视。在理论与时代的关系上，有三种状况，即理论落后于时代，理论超越于时代，理论与时代协同。时代化指的是最后一种情况。在时代化问题上，既要防止落后于时代，也要警惕超越于时代。时代化的关键是适合当时的时代，既不要落后于时代，也不要超越于时代。那种认为理论越超前越好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理论的预见性与理论超越时代不是等同的。从中国的经验看，紧盯着国际情况而不顾中国实际，追求高时代，容易出现“左”。革命斗争时期出现的多次“左”倾，都是照抄经典和照搬苏联造成的，因为经典作家的时代和苏联的时代都是高于中国的时代。当然，如果只看到中国的国情，而不看世界的情况，不看时代的大趋势，就会出现右倾，就是丧失追赶世界的机遇。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6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4]《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