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没有人生活或工作在“真空”中，我当然也不例外。我要深情地感谢我的教师和导师们，包括哈佛大学医学院的J. David Robertson教授和Howard Hermann教授，伦敦大学医学院的J. Z. Young教授，以及我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导师、神经生理学家Dominick Purpura教授和电子显微镜学家George Pappas教授。他们以身示教地启迪着我，神经科学不是受限于单一手段的学科，相反，它是多学科的共同使命。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任职的Michael Bennett教授是位严谨的电生理学专家，他清晰地记得夏季期间，我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和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实验室学习，Michael Bennett教授让我对神经轴突方面的研究产生兴趣。作为一名伦敦大学医学院的医学生，我也有幸在“现代疼痛研究之父”Patrick Wall教授身边工作。Patrick Wall是疼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与Ronald Melzack一起提出著名的“闸门控制”学说而闻名于世。那时我是他实验室里唯一的学生，他引领我进入了疼痛奥秘的世界。在担任波士顿市立医院哈佛神经内科住院医师以及哈佛大学医学院教员期间，我荣幸地得到了Norman Geschwind教授的亲切指导。我早期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时，富有敏锐创造力的神经科学家Jerry Lettvin教授鼓励我学习要跳出传统思维的局限；John Moore教授是位意志坚定、思维敏锐的生物物理学家，他教会我如何严守科学严谨性，勇敢迈开科学前进的步伐。

近些年，与世界各地精英同行们的互动使我在疼痛基因的研究上得到了强力助推，其中包括与拉德堡德大学的Joost Drenth教授、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Catharina Faber和Ingemar Merkies教授，以及伦敦大学学院的John Wood教授之间卓有成效的合作。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从未想过我会有榜样，他们的聪慧已经证明了我的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如果没有他们，我对疼痛基因的探寻仍将停留在起步阶段。

对于那些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的耶鲁大学同事们，我对他们的深切感恩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Jeff Kocsis完成了对受损轴突的早期研究，表现出在微电极记录方面的非凡才能。我的挚友兼同事Sulayman Dib-Hajj也在解密基因功能方面具有独特天赋，他在搜寻疼痛基因方面贡献良多。细胞生物学家和显微镜学家Joel Black的技能也对我们的研究进程起了重要作用，免疫细胞化学因潜在的隐患常令人担忧，但总是能被Joel逐个攻克。我的实验室不乏才华出众的离子通道生物学家，包括Ted Cummins、Tony Rush、Chongyang Han、Jianying Huang、Yang Yang（杨洋）、Mark Estacion、Dmytro Vasylyev、Xiaoyang Cheng等人，他们对本书中展示的研究工作都至关重要。耶鲁大学精神病学系Paul Geha促使我们的研究兴趣推进到脑功能成像领域。Betsy Schulman是位临床研究的协调员，她在我们研究小组和我们研究对象间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沟通作用。本书描述的科学进步是这些同事们的汗水结晶，这些成果要归功于他们。

医学研究让我们得以了解人体及其工作原理，也促进了理论向临床应用的转化。对此，我荣幸地能与生物制药工业界的Douglas Krafte、Ruth McKernan、Aoibhinn McDonnell、Richard Butt、Simon Tate、Valerie Morrisett等才俊们共事。我坚信，学术和生物制药工业的跨界合作必将成就更有效且无成瘾性止痛药的研发。

对疼痛基因的研究始于1966年，那时还处于前分子生物学时代。本书编写始于50年前的发现史，绝非易事。感谢Gayla Kanaster和Pam Costa在某些细节方面的补充，感谢Joost Drenth和Al George的进一步完善。若本书中出现了任何错误或纰漏，都是由于我的疏忽造成的，敬请谅解。

科学研究依赖于基金的支持。对此，我要感谢许多机构、组织和个人。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数十年来对科学研究的一贯支持，不仅惠及无数退伍军人，也惠及数百万普通美国人。弗吉尼亚大学的Patricia Dorn和Audrey Kusiak一直是我的坚定支持者，并督促我努力工作，在此一并感谢他们两位。我要感谢美国瘫痪退伍军人事务部，它是一个杰出的组织，感谢他们不懈支持对脊髓功能障碍及其导致的疼痛和痉挛的研究，并在我工作的地方建立了研究设施。早些时候，我们在该机构内开展工作，James Pelkey为一个实验室专攻感觉神经元的研究提供了专项资金，并强调了发现治愈慢性疼痛路径的重要性。当我们公开要攻克红斑肢痛症时，红斑肢痛症协会提供了早期的资助，该协会的会员也提供了宝贵的建议。Nancy Taylor基金会、Michelson基金会和Kenneth Rainin基金会也提供了研究资金，促进了本书叙述的各种层面研究工作的开展。Dundas和Sandra Flaherty授予我耶鲁大学教授的职位，他们是我的好朋友，始终是我的动力源泉。

在写这本书时，Matthew Futterman教我如何提炼故事的重点并清楚地阐述，他的编辑能力让我获益匪浅。感谢Merle Waxman帮助我专注地撰写目标。最后，我想感谢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执行编辑Robert Prior，在他的帮助下，本书变得更加风趣，更激动人心，也更具有可读性。

Stephen G. Waxman （史蒂芬·G.沃克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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