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我读《老子》的一点儿心路历程

《老子》的注解，自古至今，至少也有几百种。这对于专研该书的学者来说，的确是一笔很丰富的资产；但对于一个只希望了解《老子》的真义，而能用之于自己生活思想上的读者，这些纷纭复杂的考证和妙绝言铨的玄谈，往往会使他们望而却步，感觉越多越惑。在这种情形下，我实在没有必要再多写一本《老子》注解，使读者徒增困惑。可是，最近我却连写了三本：一本是前两年出版的英文翻译的《老子浅解》，一本是《老子新说》，另外就是目前的这本。为了自我解嘲，我只有话说从头，谈谈我研读《老子》的一点儿心路历程，也许可以说明这三本书的写作，也是不由自主的。

使我接触老子思想的第一本书，是高亨的《老子正诂》，那是1953年间，我无意间在旧书摊上买到了这本书，视为至宝。我对老子其人其书毫无所知，选择这本书也是因为别无选择，我把它当作唯一的《老子》注解，幸好这本书的考证尚称简要、客观。我当时的思路便顺着它走，每次看到作者对《老子》原文的错简有新的发现时，我都极度兴奋，好像自己也发现了老子思想的秘密似的。事实上，我当时对考证之学一无所知。后来，进入师大国文系，虽然也学了一些文字训诂的知识，但对这套学问，我并没有很大的兴趣。那时教《老子》一课的是先师张起钧教授，他以哲学的方法来研究老子思想，对我的启发很大。记得大学二年级我修了他的《哲学概论》，在暑假时，我曾以练习写作的心情草就了一本十万字左右的《先秦思想》，该书内容空泛，当然至今没有出版。我把论老子思想的一章，约二万余字，拿去请他指正。可是却被他当头棒喝，指责我该文一半的篇幅论老子生平和《道德经》成书年代，全是考据之学，而不是研究哲学思想的正途。他的话对我此后的影响很大。不过他当时对我在该文中论老子思想部分却只字不提，想必是认为我入门之路已偏，其余的就不值一看了。后来关于思想部分，我曾抽出来，用“老子思想的相对论”为题，投稿于某杂志，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性论文。该文从逻辑或考证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大问题，也就是说四平八稳，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但就是没有精神，没有血脉。

在我大三那年，林语堂博士到师大演讲，文学院的学生都被派出席，他的题目是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问题”，事后曾在报上发表，我针对他的论点也写了一篇长文转给他。蒙他不弃，在该文中写了很多眉批，与我讨论。当时，我崇拜林博士幽默的小品文，却感觉他考证《老子》的文字和他的写作风格不协调。当时，我还有一个奇想，他是一位博学有名学者，而我只是一个大三的学生，对于老子其人其书的问题，也只是看了几本书而已，可是却能和他讨论，且谁是谁非，尚很难断定。其实，这场论战不知有多少学者参与，至今都无定论。如果一直都没有结论，岂非大家都在摸象。像这样的学问，只靠资料的搜集，欠缺人生的体验和生命的热力，实在不值得花太多的时间去研究。这时候，我正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哲学性的小品文，后来集为《人与路》《人与桥》《束稻草》三书。起钧老师很喜欢这些散文，一再劝我在这方面发展，并邀我合写《中国哲学史话》一书。所以此后我便走上专门研究哲学思想的路子。在这条路上，也有类似考证之学的毛病，就是把观念讲得太抽象，像电影里的武侠动作，真是“高去高来”，光听招式的名称，便令人目瞪口呆，不知所云。也就是说，哲学思想变成了观念的游戏，而不切人生。当然这也不是我所乐从的，所以此后我的路子乃是结合文学与哲学，尽量用活泼的文字，表达思想的精神。

1969年间，我开始在大学教课，第一门是《中国哲学史》，第二门就是《老庄哲学》。在研究《老子》的课程中，用的版本是王弼注的。我发现王弼真是研究老学的天才，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居然能写下不朽的著作。他虽然是根据每章每句作注，但整本书的注语却自有其一贯的体系，而且是表里相合的。什么叫“表里相合”？很多的注解都是在文字外面转，而没有从思想里面去发挥。譬如他们写“无为”，只知赞叹“无为”的伟大，或在字面上解释“无为”的意义，而不能从思想里面去说明为什么要“无为”。可是王弼的注却不然。例如《老子》第十章：“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很多的注都是着眼在“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上强调“创造万物而不占有”是如何伟大；“完成功业而不自我居功”是如何的超越。可是王弼却注“生之”为“不塞其原”，注“畜之”为“不禁其性”。接着注“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而说：“不塞其原，则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则物自济，何为之恃？”他认为“生之”只是不干涉物性，让万物各凭它们的本性而生。“畜之”只是不阻断万物的路子，让万物各依它们的才能而发展。这说明了“生”是万物的自生，本来不该占“有”；“为”是万物的自为，本来不应“恃”。这是从根本上的了解，这才是古今第一流的注。我在课堂中，就是以王弼的注，为学生打开《老子》深一层的意义，同时也因王弼的注写下了许多自身的体验。这些心得也是我来美国后撰写两本《老子》注解的动机和蓝本。

自1977年来美后，我教授《老子》的课程未曾间断。不过在国外教《老子》和国内不同，因为所有的考证和注解都用不着，只有直接从英文的翻译和学生所提的问题中去发挥。但应该以谁的翻译为范本？陈荣捷博士的译本很好，林振述博士的译本较新。林氏是起钧老师在北大的同学，是位新诗人，来美教学四十余年。在我出国前一年，他动手翻译《老子》王弼注。由起钧老师的介绍，和我以书信方式讨论王弼注的许多问题，他的翻译是第一本英文的王弼注。照理说，我应以他们两人的翻译为范本，可是学生们大半备有一本最通俗的译本（由Gia-Fu Feng和Jane English合译），该书每章都有译者自摄的风景图片，及《老子》原文的草书，这些图片和《老子》该章内容并不相符，可是拍得很艺术，所以非常流行。我在台湾时，便买过它的翻印本，可见销售之广。但该书比起陈、林二书来，相差甚远。另外还有一译本（Witter Bynner译）也很流行。有一位心理治疗的医生泰德（Ted Gabbay）曾个别跟我学中国哲学经典八年之久，初见面时，他能朗朗上口地把该译本一字不漏背出。该书第一句便把《老子》的“道”译作“存在”。后来另一位心理学的学者根据该书，大谈老子的存在主义思想。对于这些书中的种种错译和误解，我不能不一一予以纠正，可是不懂中文的学生，又凭什么了解我所说的是老子的原意呢？尤其我当时的英文还在“牙牙学语阶段”，学生们又如何能相信我纠正他们的英译是正确的呢？于是迫不得已，我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是在《老子》原文的每个字下面，译出一两个重要的英文意思。这样，学生便可逐字地了解整句中文的大概意义，而他们也就有自信去判断有些译本的太过离谱儿。那些译本就英文来说是振振有词，可是一比照《老子》原文，就不知所云了。后来我把这部分，加上自己的新译和注脚，便成为我的《老子英译》一书。所以这本书，完全是迫于环境，为了教学的方便而写的。

在我撰写《老子英译》的当时，出版了英文的《中国哲学术语》一书。这本书和我后来写的《新译老子解义》有点儿关系。本来我准备撰写一本英文的中国术语字典，每个术语注明出处和简单的定义。可是当我撰写第一个术语“一”时，便发现这样的写法有问题。譬如老子思想中的“一”，很多注解都说是指的“道”，这一个“道”字便把读者搪塞了过去，可是我当时却自问：如果“一”就是“道”的话，老子为什么不直说“道”，而说“一”？同时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岂不变成了“道生道，道生二”了吗？显然老子在“道”与“二”之间插入了这个“一”是有作用的。由于这个原因，使我不得不对这些术语，作较为详细的分析。

这种对术语的分析和我在美国的教学相配合。因为西方学生和中国学生不同，他们勇于发问。尤其他们对中国的哲学文化欠缺基础的认识。他们读《老子》，只有以《老子》中的术语为钥匙，作单向的切入。不像中国学生，早就有这种熏陶，而且还可以从小说、戏剧等其他方面受到影响。因此西方学生的许多问题，初看起来很单纯，可是回答起来却并不简单。有时候，逼得我只能从头说起，在根源上去求证；有时候又迫使我换一个角度，从新的视角来探讨；有时候，也使我发现传统注解所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举两个例子来说吧！

第一个例子，关于“自然”一词，是《老子》一书的中心思想。对中国学生来说，我在台湾教《老子》七八年，学生都没有问过“自然”是什么。虽然他们也并不一定了解得很真切，但他们也许觉得这样简单的问题，不好意思问。因为他们从中国的文学艺术中知道外在的自然之美，他们也从中国的哲学修养中了解自性的自在之乐。可是西方学生却不然，他们经常提出对“自然”两字的质疑，不是把“自然”和外在的物质环境纠缠在一起，而这个环境，又多半被达尔文的弱肉强食渲染得血淋淋的；便是把“自然”和内在自发的本能混为一谈，而他们所谓的本能又和来自西方宗教的“原罪”思想，及弗洛伊德的唯性的心理观连在一起，而成为欲望的温床。所以中国学生对“自然”两字是想当然的“任性而游”，而西方学生却是自以为是的“任欲而行”。由于这个原因，我发现只把“自然”解作“自己如此”“自性如此”是不够的，这个定义并不错，却没有深入、没有内容。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前面曾提到的“一”的问题。在老子的修养功夫中讲“抱一”，如“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第十章），“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第二十二章）。但如何去“抱一”？如果把“一”解作“道”，那么“抱一”等于“抱道”，这个问题很容易被打发掉，因为传统的注解都是这样说的。可是他们并没有进一步交代清楚如何去“抱道”。“道”是没有形象与实质的，又如何能去“抱”呢？所以把“抱一”解作“抱道”，只能模糊地避过问题，而不能切实地解决问题。我认为“抱一”的功夫，要在“道生一，一生二”的这个“生”字上下手。不能“生”的“抱一”，便是“抱一”而“死”。

前面提到的那位心理治疗医生，对中国哲学也有相当的认识，每次碰到这个“一”字，便很开心，而且若有所悟地大谈“天人合一”“物我合一”“内外合一”。起初我觉得他有此认识已很不错，因为西方人的心理被二元化的观念割裂已久，所以他们遇到中国哲学里的“合一”的思想便很新奇，如有所突破似的。可是日子久了，我发现他对“一”的偏爱，反而使他变得执“一”而不化。这种毛病在中国哲学史上也不少，譬如这个“道”字在孔子和老子思想中都有活泼泼的生机，可是到了后来，很多学者大谈其“道”，把“道”说成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结果变成了糊涂一片。同样，在中国佛学里谈空论禅，最后都变成了空谈，变成了口头禅。为了针砭这个毛病，所以每次当他谈到“合”时，我都要追问一句，如何“合一”？这样使他能进一步去了解“一”不是静止不动的，不是糊涂不分的，“一”是能生的，而且必须能“生二”，这样才不是死的“一”，才有生化的功用。所以谈“抱一”必须把握住这个“生”机。《易传》和儒家思想都讲“生”，这个“生”虽然是一样的，但由“抱一”而生的老子思想，必然和儒家思想有所不同。因此只谈“抱一”的“生”还不够。《老子》在第四十二章中，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接着又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可见老子认为万物之生，是由冲气而来的。“冲气”就是冲虚之气。唯有冲虚之气的作用，阴阳才能和谐，否则阴过盛，便会侵阳；阳过壮，也会害阴。这个冲虚之气，就人生来说，就是“少私寡欲”，否则气不能虚，欲便会强。每个人都膨胀自己的欲望，都独占了路，不让别人走，或一定要别人跟着自己走，这样人与人之间互不相让，社会便没有祥和之气，又如何能生生不息地发展？所以真正的“抱一”乃是怀抱冲虚之气，而使万物都能各遂其“生”。这一个“虚”字、一个“生”字，才是老子“抱一”思想的功夫所在。

由以上两个例子，我发现《老子》书中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推敲和体验的；同时也觉得自己的那本英译《老子浅解》还须加以补充说明。所以我又情不自禁地写了这本书，以不断自问的方式，把问题一层层地剥开。有些问题也许不是老子始料所及，但却是通过了他的提示，用现代人的思考，面对现代人的环境而开展出来的。

总之，这些都是我个人研读《老子》，和学生讨论《老子》的一点儿心得体验。由于十几年来在海外漂泊，很少和国内读者接触，而自己一生受惠于老子，受惠于先师，所以也就把它当作自己探讨《老子》的一点儿心路历程，野人献曝地公诸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