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第一等事？”
1472年，王阳明出生在浙江余姚。幼名云，后改名守仁。因他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
余姚古属越地，自汉以来有“文献名邦”之称。
对此，梁启超曾说道：“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
王阳明之父王华为明成化十七年辛丑科状元，世称“龙山先生”。他曾任经筵讲官，为弘治皇帝讲解经义，后又历任礼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
王阳明之祖父王伦则一生未曾出仕，在乡里以教书为业。时人视他为一名隐士。他常于月光下焚香抚琴，弟子围坐一旁。他也喜欢吟诵于竹林，自号“竹轩公”，并和一些老友成立了一个诗社。
这样的一个家庭，很自然地给予王阳明两方面的影响。从其父，则踏上仕进之路；从其祖父，则可能会成为一名隐士。
《明史》载：“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梦神人自云中送儿下，因名云。五岁不能言，异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
这段文字里有三个瑞相：一个是上古尧帝之母怀胎十四月而生尧，这个婴儿降生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个是神人授子；还有一个则是这个孩子一直到五岁才开口说话。
对此，《阳明先生年谱》里还有更详细的记载：“先生五岁不言。一日，与群儿嬉，有神僧过之曰：‘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竹轩公悟，更今名，即能言。一日，诵竹轩公所尝读过书。讶问之。曰：‘闻祖读时已默记矣。’”
今人不必对这些记载过于较真，因为，类似超凡人物的出世往往伴随着种种瑞兆的记录在中国古史中几为通例，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即为“神话盈幅”乃至流于“杂驳诞诡”。
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个童子很早便表现出了令人惊异之处。
王阳明十一岁时，其父王华迎养竹轩公，王阳明随祖父北上京师。途中，竹轩公在镇江金山寺设宴，邀友人赏月。宴饮至酣处，竹轩公一时无应景佳句。这时，小小的王阳明在一旁开口了：“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语音未落，在座之客均已称奇。
以明人对诗歌的看法而言，其实这首诗不算上乘。首先，它对古诗有很明显的模仿痕迹；其次，它的表意过于外露，而当时人们在创作诗歌、绘画时都以含蓄为美。
但是，它出自于一个童子之口，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人称奇了。
随后，有客人以“蔽月山房”为题，让王阳明赋诗。
也就是说，他想测试一下，这个孩子到底是否有奇才。
《阳明先生年谱》载：“先生随口应曰：‘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这一下，真的是举座皆惊了。
与第一首相比，第二首在体例上更显幼稚，但它简洁、流畅，自然天成，而且透出禅意。
这时，最高兴的当然是王阳明的祖父了。
有客人对竹轩公夸奖这个孩子：“令孙声口，俱不落凡，想他日定当以文章名天下。”
不过，没人会想到的是，这童子居然毫不客气，应声道：“文章小事，何足成名？”
《孟子》载：“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这段话与尚为童子的王阳明所作之诗，在意味上很是相似。
鉴于当时王阳明已随祖父读了很多典籍，也许，他在赋蔽月山房之诗的时候，想到了孟子所言。
如果为孟子所言以及王阳明的童子诗寻找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们都极有气象。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也就是说，文字的气象，同时也是其作者的气象。
这种人格特质，会成就一个人，也极有可能会让一个人倍受摧折。
比如，孟子曾以“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自许，但他周游列国却屡屡碰壁，难以得志。不过，他是在战国时期周游列国，那时各国君主即便厌忌他，也无法把他怎么样，充其量是在看到孟子时脸色难看。如果孟子身处另外一个时代，比如明代，那便很有可能因“横议”之罪身遭横祸，甚至是灭族之祸。
因为，有明一代，乃是专制帝权登峰造极的时代。
孟子见过梁惠王后，在对时人评价这个国君时，这样说道：“望之不似人君。”也就是说，他直截了当地公开声称，这个梁惠王，根本就没有一点国君应有的样子。
孟子到齐国，齐宣王问他：“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回答：“于传有之。”齐宣王身为国君，觉得孟子的回答不妥，又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换言之，对孟子来说，为人君者，当有人君之行，不然就是个“假国君”，甚至是独夫民贼。
很多年后，当明太祖朱元璋看到孟子这些话，气得牙根发痒。
《典故辑遗》载：“上（朱元璋）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
朱元璋为明朝开国之君，亦即建立明朝“祖制”之君。孟子为儒家“亚圣”。由朱元璋读《孟子》之反应，可见明朝廷对儒家之态度。
换言之，朝廷虽在名义上标榜崇学重教，实则是以真正的儒家为敌。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难以有真正的儒家教育，难以有真正的儒家师生。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装出在选拔人才的样子，而人们也都装出在读书的样子。
然后，朝廷和这些朝廷眼中的人才，再一起装出以儒学为“治国之道”的样子。
一切就像《皇帝的新衣》那个故事一样——皇帝光着屁股，“穿”着那件其实不存在的衣服，将之作为一件华服，进行盛大的游行，而所有人都不敢指出真相，只是人云亦云地赞叹：“乖乖！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的后裙是多么美丽！这件衣服真合他的身材！”
皇帝所有的衣服从来没有获得过这样的称赞。
直到一个小孩子叫了起来：“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一个孩子。依照后来王阳明的讲学，这个赤子之心，即是良知。这是造化的精灵。
然而人在长大后，往往也因流于习俗，而忘记了这个孩子，忘记了内心的呼喊。
简而言之，即良知遭到了蒙蔽。
十二岁的王阳明，遵照父亲之命，在京师入塾读书。
但是，他却常常逃离私塾，找一群孩子玩作战游戏。他自制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旗子，让这些孩子举着，他则扮演将军坐在中间，指挥这些孩子忽而向左，忽而向右，演练排兵布阵。
对此，《阳明先生年谱》载：“先生豪迈不羁。”
以今天的话来说，那时的王阳明，感觉他“上了一个假学校”，而他则成了时人眼中的一名“问题少年”。
当一种教育制度以一种固化、单向、僵硬的所谓价值评价学生时，任何偏离这个价值取向的学生都有“问题少年”之嫌。当“好学生”都不假思索地围绕这个价值取向标榜同窗之谊时，他们会视“问题少年”为异己并集体排斥之。
在这种情况下，少年王阳明只能更加厌恶私塾，而且，他只能到私塾之外去寻找伙伴。
换言之，因为在塾师和同窗眼中，他是一个“坏孩子”，他在私塾中寻找不到认同感，他需要到私塾之外的“坏孩子”中去寻找认同感。而且，当他在和那些“坏孩子”玩作战游戏时，他的同窗可能正在受到家长的告诫：“你们啊，要好好读书，不要和那些坏孩子玩到一起。”
不过，这个“问题少年”虽厌恶私塾，却并非是不读书。
事实恰恰相反。《阳明先生年谱》载：这一时期的王阳明常常“对书辄静坐凝思”。
作为一个在家乡就随祖父读书的孩子，他对当时的一般典籍应该不会陌生，而且，他在金山寺的表现，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个读书种子。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当时那些客人称赞他的文才，并且认为他可凭文才名于世，很大原因在于当时读书人的进身之阶主要为科举，而科举极重文才。
换言之，在时人看来，读书之目的，在于打开功名之门。
当时的私塾教育，也是以成功于科场为目的。也就是说，当时的学校里，只有以科举制度为准绳的应试教育。
由此可以说，对于时人而言，“为什么读书”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根本无须思考。
但是，那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却让少年王阳明感到越来越困惑。
不过，他却一时难以说出这个困惑。
这是因为，他的父亲就是通过科举踏上进阶之路的，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怀疑科举的价值，无疑就是在挑战父亲的权威。
虽然难以张口，但他终究还是忍不住发问了。
《阳明先生年谱》载：“（王阳明）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对当时的王阳明而言，这是懵懵懂懂之问，但对他的塾师而言，却无异于一声惊雷。
这是因为，当口诵孔孟之书的成年人几乎都已经忘记了真正的孔孟教诲时，这个孩子却问到了孔孟之教的根本所在。
对此，日本阳明学者冈田武彦这样评说道：“王阳明当时虽然年少，却一语道出了圣学的真谛。但当时的王阳明并不清楚，这句话会给他以后的人生带来多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