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回想一下，我的艺术史认知架构，并不是直接来自书本，也并非来自课堂，而是这些年来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地进入世界各地林林总总的美术馆的过程中，逐渐由零散的碎片慢慢累积拼凑起来的。
我无法找出一个词语、一句话、一篇文章来表达我对那些博物馆、美术馆的爱。但我知道，每每游走于其中，伫立某处，盯着某些作品时，那种心神安定而又陶醉的感觉，曾一次又一次地将我的灵魂送至遥远而永恒的仙境。我甚至常常幻想，在年老时，如果能在一家世界级的藏品丰富的美术馆做一个志愿导览员，每天向不同的人讲解不同的作品，分享并传递那些作品曾给予过我的滋养，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而又幸福的事情。
每到一个城市，我一定会去当地的美术馆。它们当中的一些，对我而言已经是老朋友了。我在纽约的大都会美术馆内，徘徊了不下五十次，而每次都是大半天的时间，因此，我几乎可以在脑中还原出哪两个展间互邻，甚或哪两件作品被摆在一起。在夏季的每个周五的四点之前，我一般都会站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门口的长长队伍之中，等候一周一次的免费入场，如此可以省下25美元的门票，虽然免费时的MoMA最为拥挤，但能在某一件喜欢的作品前驻足良久，所有的不快就变得都可以忍受了。为此，我很羡慕住在纽约的艺术家朋友沈玮，他的作品被MoMA收藏，因此他获得了一张无论任何时间都可以免费进入纽约任何一家美术馆的贵宾卡。而说到伦敦，这座城市的可爱之处，在于其绝大部分的美术馆都是免费的，这当然也包括了我心中的另一个老朋友——英国国家画廊（The National Gallery），它不仅位于市中心的戏院区，而且在中国城附近，所以，每每到那附近，或是每次在中国城吃过港式烧腊或买了杯珍珠奶茶后，必不可少的项目就是走进国家画廊内细细品读艺术品。想想，当人类历经岁月后所凝结的璀璨艺术文明，向你慷慨地张开双臂时，除了紧紧与之相拥以示回应，还有更为礼貌的方法表达这份感激吗？
要说美术馆所受到的最恶毒的攻击之一，莫过于被一些人称为艺术的“停尸间”。在过去，这句话可能有点道理，而现在，因为有了策展部门的创造性工作，情形则完全与之相反，美术馆成了连接不同文明并进行对话与交流的现场，成为反映当下形势、矛盾及冲突的脉搏，成为文化的前线与时代的心跳，并关照人类当下处境与未来走向。
说到美术馆、博物馆的展览，基本上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展示其代表性馆藏的常设展，通常是以艺术史进程为脉络的或百科全书式或特别门类收藏的长期或永久性展览；另一个则是反映该馆文化态度或价值取向的特展，多以面向当下的姿态就某一主题或问题而进行研究的短期展览。本书中所收入的展览，都属于特展的部分。
经由世界一线美术馆近几年来就摄影这一门类所做的一些重要展览，我们不但能一窥摄影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而且能了解各美术馆在摄影发展历程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作为形塑了摄影在20世纪后半叶几乎每一次重要发展的MoMA，其创始于1985年的年度“新摄影”展，能否继续成为展示当下摄影发展面貌的指针？我们不妨去看看收入本书中的疫情前最后一次还能进入展厅畅游的“2018新摄影”展。我们转而看看伦敦，1984年开始于泰特现代美术馆的一年一度的“特纳奖”，又是如何引领并塑造了当下视觉艺术的走向呢？或许，我们在其于2017年为摄影师沃尔夫冈·提尔曼斯所办的大型个展中，可以体会一二。艺术世界的重心在“二战”后由巴黎转向了纽约，这却越发让当下的法国的文化部门认识到重振曾经的艺术文化之都的必要性。所以，在巴黎各种印象派展览轮番上阵，而蓬皮杜艺术中心则一再地推出法国在20世纪上半叶搅动艺术界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展，我们可以从其为摄影师布拉塞所举办的个展中，管窥法国对其文化艺术资源的重视。当然，馆藏的方向也会影响美术馆展览，因此，如果我们知道大都会美术馆在2007年时获得了摄影师戴安·阿勃丝全部的艺术遗产，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在2016年举办一场前所未见的，有戴安·阿勃丝大量从未公开过的作品的展览。而如果我们知道英国的科学博物馆集团（SMG）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简称V&A）在2016年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并催生了一个藏品惊人的“国际摄影资源中心”，就会知道若到了伦敦，要去哪里看摄影展览。
因此，我们在看摄影展时，看到的不仅是不同美术馆的策展团队就不同专题的研究与介绍，还能看到一个美术馆的馆藏实力、研究影响力与价值取向，更重要的，还能一窥其背后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角力。
本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在2017到2019年间为《摄影世界》杂志所写的专栏文章，当这些内容被筛选并结集出版之际，也是对我和编辑朱一南之间信任且温暖的合作的铭记。在此之前，我已和一南有过一次长达两年的专栏合作，那个专栏的内容后来以《肌理之下》一书的形式结集出版。而此时，我不得不再一次感叹，很高兴遇到了一位专业又体贴的编辑，这使得我们漫长的合作过程中充满了尊重与愉悦。本书中的少部分文章，是为《中国摄影》杂志而写，在此我诚挚地向杂志副主编李波，以及该杂志的前主编晋永权表示感谢，感谢他们曾给予过我的专业意见。如果没有浙江摄影出版社的程禾、郑幼幼、王家豪等人的付出与倾力支持，这本书也不会如此呈现，在此，我向他们表达衷心的感谢。
傅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