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外法律语言学研究的现状

虽然法律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是晚近之事，但是西方国家对法律语言的研究却已经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从将法律语言作为客体研究（language-as-object），发展为将法律语言作为过程研究（language-as-process），到后来将法律语言作为工具研究（languageas--instrument），[1]不同发展阶段各有代表人物及著作，其中把法律语言作为外在客体研究的代表人物戴维· 梅林科夫在其代表作《法律语言》中对英美国家法律语言的特征、历史发展作了系统的论述。此外，彼得· M · 梯尔斯马的《法律语言》对法律语言的起源、性质、法律文本及特征、法律语言的改革等做了研究。

把法律语言作为过程来研究就是研究法律语言如何在互动中生成和理解，注重话语策略、话语风格、话语结构的研究。代表人物有朱迪思· N · 列维和安妮· 格拉夫曼· 沃克（Anne Graffam Walker）及威廉· M · 欧巴尔（William M. O’Barr）。列维和沃克主编了《司法过程中的语言》一书，书中汇编了12 位学者对法律语言研究的学术成果。全书共分为四大部分，除了第一部分将司法过程中的语言研究作为导论外，其余三部分各为：法律语境下的语言分析（论述法庭审判中律师与当事人、证人之间等的语言问题）、法律程序中语言的转换（主要论述了双语问题及语言障碍等问题）、为法律目的而做的语言解释（主要用话语分析研究语言证据问题等）。[2]威廉· M · 欧巴尔的《语言证据：法庭中的语言、权力及策略》全面论述了证人证词的语言特征，分析了不同的话语风格会导致不同的证据可信度，是一部典型的将法律语言作为过程研究的著作。[3]而盖尔· 斯泰戈（Gail Stygall）所著的《审判语言》（Trial Language）对审判过程中的语言进行了话语分析，也是把法律语言作为过程来研究的。[4]

把法律语言作为工具来研究主要研究法律人如何运用语言来实现法律目的以及实现权利。这种研究的主要代表是既具有语言学背景又具备法学背景的，曾任国际法律语言学家协会第三任主席、现任美国布鲁克林法学院副院长、法学教授劳伦斯· M · 索兰（Laurence M. Solan），他曾是美国某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所著的《法官语言》（The Language of Judges）论述了法官在撰写审判意见时如何利用语言学知识来达到其真正的法律意图，阐述了语言学的分析对法官在撰写司法意见时的作用以及语言学原则对判决形成的作用，法官在断案时实际上是充当了语言学家的角色。[5]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法律语言学教授库尔特哈德新近出版的《法律语言学导论：语言证据》（An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Linguistics: Language in Evidence），虽然是“导论”，但却例举了大量案例事实来论述语言证据在诉讼中的功能作用，以及语言学家作为专家证人越来越受到重视。[6]

按照时间划分，也有将国外法律语言的研究分为20世纪70年代前和70年代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针对立法语言和法律文本的研究，重点放在法律语言的用词、句法、标点和法律语言特征上，把法律语言作为客体来探讨，是一种静态研究；后一阶段的研究热点转向法庭会话、庭审语言、刑侦语言、语言识别等动态研究上，同时逐渐涉及多学科的内容，如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学等。[7]

此外，还有以法律语言的研究对象来进行分类的研究，如香港中文大学吴伟平博士提出了法律语言学的三大分支：口语研究、书面语研究和双语问题研究。而口语研究再细分又可分为法律语音学和语音识别、司法口语和录音会话分析；书面语研究可细分为立法语言、准法律文字和笔迹学及书面语其他分支；双语问题研究又分为司法界的翻译问题、双语法律及法律翻译和语言证据。[8]国际法律语言学家协会（IAFL) 自1993年正式成立以来，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法律语言学大会，迄今已经举行了9 届。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著作外，近年来陆续有一些重要的法律语言学著作和文集相继问世，如《语言与法律》（Language and the Law, edited by John Gibbons，1994），该书为论文集，共分为三大部分：（1）语言构建法律；（2）语言及在法律面前的不利；（3）法律语言学。[9]除了主编吉本斯教授本人在每一部分前面所作的引言外，书中共收录了19 篇文章。《公正的言语：法律、语言与权力》（Just Words: Law,Language and Power, John M. Conley & William M. O’Barr, 1998）；《法律语言》（Legal Language, Peter M. Tiersma, 1999）；《法律与身份语言：威廉· 肯尼迪· 史密斯强奸案审判中的话语》（Law and the Language of Identity: Discourse in the William Kennedy Smith Rape Trial, Gregory M. Matoesian, 2001）；《法律程序中的语言》（Language in the Legal Process, edited by Janet Cotterill, 2002）；《法律语言学：司法制度中的语言导论》（Forensic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in the Judicial System, John Gibbons, 2003）；《律师的语言：法律语言为何不同和如何不同》（Lawyer’s Language: How and Why Legal Language Is Different, Alfred Phillips, 2003）；《法律语言学概论》（Introducing Forensic Linguistics, Malcolm Coulthard & Janet Cotterill, 2004）；《法律语言学：语言、犯罪与法律导论》（Forensic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Crime and the Law, John Olsson, 2004）；《创造语言犯罪》（Creating Language Crimes, Roger W.Shuy, 2005）；《犯罪的言说：刑事正义语言》（Speaking of Crime: the Language of Criminal Justice, Lawrence M. Solan & Peter M. Tiersma,2005）；《陪审团审判语言》（The Language of Jury Trial, Chris Heffer,2005）；《比较法律语言学》（Comparative Legal Linguistics, Heikki E. S.Mattila, 2006）；《法律语言学导论：证据中的语言》（An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Linguistics: Language in Evidence, Malcom Coulthard &Alison Johnson, 2007）；《语言与法律的运行：德国视角》（Working in Language and Law: A German Perspective, Hannes Kniffka, 2007）；《移民者的法律纠纷：法律语言学分析》（An Immigrant’s Run-in with the Law: A Forensic Linguistic Analysis, Kristina Beckman, 2007）；《法律语言学的维度》（Dimensions of Forensic Linguistics, edited by John Gibbons & M. Teresa Turell, 2008）；《词语犯罪：通过法律语言解决犯罪》（Word Crime: Solving Crime Through Forensic Linguistics, John Olsson, 2009）；《劳特利奇法律语言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Forensic Linguistics, edited by Malcolm Coulthard & Alison Johnson,2010）；《应用法律语言学的维度》（Dimensions of Applied Forensic Linguistics, 2011）；《法律与语言牛津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Law, edited by Peter M. Tiersma & Lawrence M.Solan, 2012）等等。

一批专门从事法律语言研究的学者也渐渐为学界耳熟能详，如英国阿斯顿大学的法律语言学教授马尔科姆· 库尔特哈德和艾莉森· 约翰逊（Alison Johnson），英国卡第夫大学的珍尼特· 科特利尔（Janet Cotterill），美国洛约拉法学院（Loyola Law School）教授彼得· 梯尔斯马，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黛安娜· 伊兹（Diana Eades），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约翰· 吉本斯和昆士兰大学的劳伦斯· 戈德曼（Laurence Goldman），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威廉· 拉波夫，美国西北大学的列维，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盖尔· 斯泰戈，美国乔治城大学的罗杰· W · 夏伊（Roger W. Shuy），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约翰· M · 康利（John M. Conley），美国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家威廉· M · 欧巴尔，美国布鲁克林法学院法学教授劳伦斯· M · 索兰，还有法国奥巴尔海岸滨海大学的安· 瓦格娜（Anne Wagner）教授等等。

所有这些都表明，早期的法律语言研究主要源于语言学、法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广泛应用于笔迹分析、语音识别、语言学家在法庭做专家证人等等，后来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学科或交叉学科——法律语言学，在西方世界如澳洲、欧洲、北美洲正在生机勃勃地发展壮大，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地位逐渐稳固成熟。

此外，关于法律语言学的网站也对法律语言学的发展与成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较有影响的有：http://www.iafl.bham.ac.uk，http://www.languageandlaw.org，http://www.illa.org 等等。

[1]关于西方法律语言研究的发展过程可参见廖美珍：“国外法律语言研究综述”，载《当代语言学》2004年第6卷第1期；又见Gail Stygall, Trial Language: Differential Discourse Processing and Discursive Forma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pp. 6-7；亦见廖美珍：《法庭问答及其互动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16页。

[2]见Judith N. Levi & Anne Graffam Walker (eds.), Language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0.

[3]见William O’Barr, Linguistic Evidence: Language, Power, and Strategy in the Courtroom,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4]见Gail Stygall, Trial Language: Differential Discourse Processing and Discursive Forma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5]见劳伦斯· M · 索兰著：《法官语言》，张清、王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

[6]见Malcolm Coulthard & Alison Johnson, An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Linguistics:Language in Evide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7]见廖美珍：“国外法律语言研究综述”，载《当代语言学》2004年第6卷第1期；亦见邢欣：“国内法律语言学研究述评”，载《语言文字应用》2004年11月第4期。

[8]见吴伟平：《语言与法律——司法领域的语言学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27页；亦见吴伟平：“国外法律语言学的形成、现状和分类”，载周庆生、王杰和苏金智主编：《语言与法律研究的新视野》，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54-160页。

[9]见John Gibbons (ed.), Language and the Law.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