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赌场到华尔街

我的华尔街之路，是从赌场开始的。若干年前，我坐在赌场里对着一大堆红红绿绿的筹码计算得失，给自己挣点零花钱；若干年后，我管理着数亿美元的交易账簿，为银行创造着以千万美元计的利润。这之间的跨度不可谓不大，却又似乎不是很大：都是赌，赌注不同而已。

关于赌，我应该很有些遗传：据说我太爷爷就好赌，我太姥爷还开过麻将馆。我继承了两边的基因，然而由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的好赌本性很长时间内受到了压抑，以致转而热爱数学，并且混进了北京大学。不过大学四年我只学明白了一件事：数学这个领域太过艰深，而我真正精通的只有算术，还是扬长避短，找个与算术关系密切的职业比较稳妥。

毕业后我随着出国大潮“盲流”到美国，踏着前辈们的足迹转学了电脑，却没有顺理成章地奔赴硅谷，而是误打误撞进了某投资银行从事IT工作。其实那时候我都不清楚投资银行到底是乱世华尔街4干什么的，只觉得每天与变幻莫测的市场打交道应该很酷。

到了华尔街之后我才发现，虽然“身在赌场”，可我的工作与“押宝下注”毫不沾边。我所在的部门属于“后台”（backoffice），与直接负责融资交易的“前台”（front office）完全不是一回事，待遇也差别很大。形象地说：前台负责战斗，后台负责保障支援，虽然陈老总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可立功受奖的都是解放军战士。中央军委的新年嘉奖令上写得明白：解放军指战员，每人慰问一斤猪肉，五包香烟；支前群众，每人一包香烟。投资银行发放年终奖金，也照此办理。

在投行久了，我自然想转到前台工作，其中固然有“一斤猪肉，五包香烟”的诱惑，更重要的是我很想体验在市场中冲浪的感觉，每天和数字打交道似乎也能发挥我“精通算术”的特长。但想从后台转到前台十分困难，基本只能靠“二进宫”，去名牌大学商学院“回炉”读书，毕业后重新找前台的工作。我本来早想走这条路，无奈为了个破绿卡蹉跎了好几年。不过这几年倒也没有虚度，我自学成材完成了“华尔街预科教育”—在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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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美国赌场就像阿里巴巴的藏宝洞，似乎遍地是钱，大堆的筹码在赌桌上被推来推去，四周时时响起叮叮当当掉硬币的声音，好像在召唤着赌客们赶快来发财。其实绝大多数赌场游戏对玩家来说都是“久赌必输”，例如老虎机和轮盘赌。如果能控制住冲动不在这些游戏中下注，就算练成了一项重要功夫：没有机会绝不出手，兵法中叫“不动如山”。在密布陷阱的赌场里也隐藏着机会：21点（Black Jack）。高手可以通过记牌打败赌场，许多华尔街前辈年轻时都干过这事儿。从概率上讲，21点是庄家优势很小的游戏，只要玩家掌握了基本战术，庄家的优势就只有0.5%左右，也就是说玩家每压100块，平均只输5毛钱。更妙的是，这个0.5%的微小差距还会随着剩余大小牌张的比例有上下1%的浮动。21点的取胜秘诀就是：通过记牌估算概率，当形势于庄家有利时，下小注，当形势于玩家有利时，下大注。

一个偶然机会，我得到了一本传授21点赢钱秘笈的小册子，如获至宝，马上挑灯夜读。不久后我确信自己“武功”已成，遂奇袭拉斯韦加斯。那是痛快的一个星期，我一家家赌场扫过去，十步赢一把，千里不留行，揣着两裤兜百元大钞回到纽约。

赢钱如此容易，我一度觉得21点可以当成提款机。其实，那次只是幸运女神向我微笑了一下而已。因为在那之后，我虽然总体能赢，但起伏很大，再也没有每战必胜的运气了。经过一番研究，我终于从数学上认清了21点的内在问题：风险太大，与回报期望值不成比例。比如想达到平均每小时赢20元的期望值（expectation），就得承受上下浮动1000元的风险（standard deviation），用金融行话来说，就是夏普比率（Sharpe Ratio，投乱世华尔街6资回报与风险的比例）太低。换个角度讲，21点输赢波动很大，因此赌注不能下得太大（相对总赌本），否则很容易赔光，但不下大注又怎么可能赢大钱呢？所以21点是个“赢不了大钱”的游戏。

这些看似弯弯绕的分析中其实蕴藏着深刻的道理，下面的章节中将会谈到：风险、回报和杠杆正是“对冲基金”模式的核心。

由于赌场规则改变，靠记牌赢21点很快变得近乎不可能了，这时美国又开始流行得州扑克（Texas Hold’em）。相比21点的机械战术，得州扑克更强调“与人斗其乐无穷”—你不需要最好的牌技，只需要找到比你更差的对手；你不能只看自己的牌，更要揣摩对手的牌；你不能总是虚张声势，但也不能总是实实在在，你必须七实三虚，在对手以为摸透你的时候，悄然改变战术。初级玩家根据自己的牌押宝，高级玩家根据对手可能的牌和对手的心理押宝。得州扑克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上极其深奥的游戏，网络牌室和电视转播使其迅速风靡美国，我一度沉迷于此，甚至想过辞职做专业牌手。

得州扑克教会了我一个重要的投资、交易和赌博原则：在新游戏中最容易赚钱，只要你能先行一步，在别人还没反应过来时把策略研究清楚，在别人还犹豫不决时抢先行动，你就把握了最大的胜算。例如，当网络赌场刚刚推出“无限压注”（no-limit）扑克时，很多玩家都错误地延续了“有限压注”的策略，那段时间很容易赢。等群众渐渐明白过来，竞争就变得激烈了。后来网络赌场又推出了“单桌淘汰”（single table tournament）：十个人一桌，每个人只有一定数量筹码，输光了走人，最后三个人按名次分钱。这其实是一个相当数学化的游戏，出牌方法可以依据自己的牌、位置、对手人数和各方筹码情况做出量化分析。我在大多数人还在“瞎玩儿”的阶段就总结出了一套简单方法，并通过同时玩五到六桌牌的办法提高利润率，在群众战术水平提高之前赢了不少。

在赌场里我还养成了观察其他玩家的习惯。例如，赌客们在拿到好牌的时候往往十分保守，生怕“煮熟的鸭子飞了”，为确保眼前的小利往往采取相当糟糕的行动；而他们在输钱的时候却又变得十分激进，不断加大赌注力求翻本，全然不顾“适时止损”的法则。也许这些都是人类本性的反映，但一个好的赌客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我从不押输不起的赌注，输到限额绝不恋战；我甚至不十分关心某次的输赢，只在乎是否运用了正确的战术；我不相信运气，我相信技巧、概率和风险控制。

赌得多了，又看了不少明星交易员和基金经理的传记访谈，我渐渐悟出一个道理：真有本事在赌场上赢钱的人，反而最不应该赌博，因为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如果专注于正业往往能取得比赌博赢点钱大得多的成就，所以赌博的至高境界乃是不赌。正好此时那鸡肋绿卡也终于拿到了，我于是决定金盆洗手，投考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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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金融界流行搞数学模型，一种称为“金融工程”的专业应运而生。这是个介乎金融、数学和电脑之间的学科，专门培养业界急需的三项全能人才。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金融工程专业号称全美排名第一，并且硕士文凭只需一年时间就能拿到，特别适合为了换工作而读书的人，所以伯克利就成了我的首选。这个专业挂靠在商学院，“鸡麦特”（GMAT，商学院资格考试）分数是录取的重要参照。标准化考试我最拿手，反正几个答案中总有一个对，这本身就是重要的提示，再结合上下文猜猜意思，揣摩揣摩出题人的心理，“鸡麦特”比得州扑克简单多了。

答完最后一道题目，电脑屏幕上显示出790的变态高分。我知道，凭着这样的成绩和已考过的特许金融分析师（CFA）三级，伯克利金融工程专业的录取应该是十拿九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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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利的校园座落在近海的山坡上，古雅的建筑掩映在葱翠的树丛中，仿佛座座学术殿堂。矗立在半山的钟楼是学校的标志，从那里可以眺望金门大桥以及更远处浩瀚的太平洋。落日的余晖和着钟声唱晚，勾勒出一幅宁静、从容的画卷。刚脱离了纽约尘世喧嚣的我，恍如置身世外桃源。

这是一所世界著名的大学，出过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这还是一所左翼思想占据主导的学校，据说很多教授倾向社会主义。校园里难得见到星条旗—那是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标志。各式各样的反战、反布什、保护地球环境之类的示威游行倒是经常有，“革命青年们”还特地将校园附近的一个小公园命名为“人民公园”。

商学院是这所左翼进步大学里的资本主义死角，只有这里总能看到有人穿西装打领带。自成格局的小院子里，三五成群夹着笔记本电脑、口里蹦着最新商业名词的未来社会主流人士匆匆而过，我混迹其中，奔波于教室与图书馆之间，发愤研读金融创新时代的武功秘笈。

伯克利金融系师资力量强大，一上来就派出了本系挂头牌的鲁宾斯坦教授给我们上“金融产品”这门课。这位鲁教授是学术界大大有名的人物，年轻时提出了用二叉树方法为期权（option）定价的重要理论，如果不是因为鲁教授中年时一段失败的从商经历，他可能已经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金融史上一个“创新”时代。先是房贷抵押债券，然后是垃圾债券，华尔街为各种新发明得意洋洋，大获其利。象牙塔中的鲁教授大约也有些心动，便联合另外两位教授开了个公司，设计推销金融创新产品。鲁教授理论联系实际，根据自己的期权定价方法推出了用交易指数期货模拟空头期权（put option）的策略。简而言之，就是追涨杀跌、越跌越卖，以确保在牛市中不踩空，在熊市中损失不超出限额。这个“投资组合保险”（portfolio insurance）策略风靡一时，不幸的是，乱世华尔街10不久之后的1987年10月就发生了道琼斯指数一天下跌22%的“黑色星期一”事件。鲁教授“投资组合保险”的信徒们在下跌时蜂拥进场抛售，为股市崩盘做出了巨大贡献，鲁教授等三人也为此遭到国会专案小组调查，虽然最终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但鲁教授的英名毕竟蒙上了污点，心灰意冷的他只好回到伯克利教书。提这段旧事是因为类似的事情在金融危机时还会重演。

有了这样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鲁教授对给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投机分子上课这种破事自然提不起兴趣，课堂上除了为自己当年的被调查鸣不平，就是照本宣科讲一份看上去很有些年头的讲义：那里面最新的例子都是1987年的。“投资组合保险”理论听腻了，某些同学便大着胆子不来上课，面子受损的鲁教授于是祭出了“天下教授一般黑”的办法：不定期课堂小测验，计入期末成绩。在这样的师生斗法中一转眼两个小学期过去了，最后一堂课前，鲁教授很仁义地提醒同学们：下堂课一定小测验，各位贪睡分子不要抱侥幸心理。最后一堂课，同学们揉着惺忪睡眼嘟嘟囔囔地按时到达，一直等到下课，鲁教授也没提小测验的事儿。同学们群起指责教授无信，鲁老阴险地嘿嘿一笑，说出了两学期课程最有用的一句话：“The last promise，is the only one you can break.”（最后一个承诺，是唯一可以不遵守的承诺。）

我瞬间如醍醐灌顶：这岂非犹太人纵横商场千余年的秘诀之一？从正面理解，做生意就得讲信用，背信一次就没人理了。从反面理解，要是有人利用多年积累的信誉在最后捞一把的话……听说也有过中国商人为此吃亏的事情，今后不可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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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来伯克利念书大都是为了找工作，所以最受大家爱戴的是金融工程专业的负责人黛比。这位女士精力充沛，把为同学们找工作看做头等大事，为了增加我们的相关工作经验，她特地在短短一年的学制中挤出三个月时间安排实习。黛比很能和业界人士拉关系，因此同学们毫不怀疑，她一定会把我们精心包装，以次充好，安插到华尔街去。

某日，黛比特地请了一位资深猎头前来传道。这位女士号称在著名投行所罗门兄弟公司做过交易员，讲话风格很像《围城》里那位一口一个“兄弟在英国的时候”的督学大人，只不过她的口头禅是：“姐们儿在所罗门的时候”。演讲完毕，同学们手持简历排成长队，请“所罗门姐们儿”指点迷津，求签问卜。求到好签的欢喜而去，拿到坏签的闷闷不乐，好不容易轮到我，所姐一边扫视我那毫无金融相关经验的简历，一边听我大侃想当交易员的伟大理想，末了只撂下一句话：“It will take many years before they let you touch money.”（需要过很多年他们才有可能让你碰钱。）

那口气，仿佛赵太爷对阿Q说：“就凭你，也配姓赵？”

接下来的事情证明“所罗门姐们儿”颇有先见之明，七八家乱世华尔街12银行、基金走马灯似地到伯克利挑实习生，竟没有一家叫我去参加校园面试。我心灰意冷，跑到黛比办公室里诉苦，说黛总帮我随便找个地方发配了得了。黛比倒比我有信心，她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我说：“机会总有，来了一定要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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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向我发出校园面试邀请的，竟然是高盛（GoldmanSachs）。

开始我以为他们弄错了，华尔街头号大牛高盛，怎么可能对我这样毫无经验的人感兴趣呢？到黛比处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原来高盛策略部门派来的两个人居然要面试我们班60位同学中的近30人，完全是“海选”。后来我才慢慢明白，高盛对待人才的态度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一网打尽。只要某人稍有尺寸之长，高盛都会给予面试机会，至于他能否过五关斩六将，最终拿到offer（聘书），就要看此人到底有何本领了。这种“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方法，也许正是高盛的成功秘诀之一。

面试那天我最后一个上阵，面试官基恩一脸倦容。这位哈佛毕业的小伙子不幸被派了校园面试的苦差，又已经连续奋战了七八个小时，看上去表情痛苦。基恩愁眉苦脸地审问了我半小时，经过从数学到统计、从金融到编程再到智力题的轮番轰炸后，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你是唯一所有问题都答对的，等下一轮电话面试通知吧。”

这个“电面”（电话面试）很有几分风险，总共45分钟，不知会问到什么，稍不留神就可能直接挂了，根本没有机会挽回。怎么办呢？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我特地修改了简历，重点强调了期权定价等几个拿手项目，设下了“埋伏”。果然，面试官被我不经意间引入“埋伏圈”，问起了我精心准备过的利率模型。我于是侃侃而谈，从数学公式讲到金融含义，从模型的优点谈到局限性，越说越眉飞色舞，就跟自己真懂似的。估计面试官也被侃晕了，对我大加称赞，这一轮电面又过了。

最后一轮面试在高盛纽约总部进行，这是真正的决战，固定收益策略部（Fixed Income Strategies）和投资银行策略部（Investment Banking Strategies）要分别对我进行一整天九人以上的面试。马拉松面试是投行的特色，目的不仅在于全面考察候选人的知识技能，更在于对候选人的接人待物作出整体评估。高盛非常重视团队合作，新进员工必须让所有人感觉“舒服”，能融入团体才行。

第一天固定收益策略部的面试顺风顺水，除了一般的金融和数学问题，还有很多概率统计问题。感谢北大的训练和赌场上的磨炼，扔硬币、掷骰子、扑克牌这类事情属于我的本门武功，自然对答如流。另外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脑筋急转弯”型智力题，读者不妨试试这个：

你被困在一座荒岛上，救援要四天之后才能到达。你有一种乱世华尔街特殊疾病，需要每天吃A、B药片各一片才能生存。很幸运，你两种药片各有四片，但不幸的是，它们混在一起了，而且外形一样，无法辨认。怎么办？

（答案：把每片药分成四等份，每天吃每片药中的一份。）

第二天面试的是投资银行策略部，也就是到伯克利挑人的基恩那个部门。上午的面试行云流水，午饭时基恩出面，一边闲聊一边考察了我的“吃相”，然后他友好地提醒：上午干得不错，下午第一个面试我的是本部门资深的董事总经理尼克，这一关过了就基本拿下了。

教授改行的尼克笑容可掬，态度和善，天南海北地聊了一通之后他忽然问：“你觉得现在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

我意识到这是个决定成败的关键问题，谈股票就太俗了，得来点新鲜的，我猛然想起不久前买的新兴国家债券基金……

“我认为，新兴国家的债券很有吸引力。”

见尼克颇有兴趣，我继续侃：

“经过1998年俄罗斯债券危机和2002年阿根廷破产事件，投资者对新兴国家债券依然怀有恐惧心理，因此这些债券价格低廉，收益率很高。然而这几年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的崛起使得石油、矿石等资源价格猛涨，而巴西、俄罗斯等国恰恰是重要的资源输出国，它们的国际收支状况大有改善，偿还债务的压力已经大大减轻了。更何况，原材料产业的投资热潮带动国际资本流入这些国家，因此它们的货币也很可能升值，最近的人民币升值[1]将成为动因。现在投资新兴国家债券，很可能利息、价格、汇率三丰收啊！”

我说得头头是道，尼克听得兴趣盎然。接着我们又进行了一番热烈讨论，我借机请教了几个相关问题。看起来他对我的应答十分满意，高盛需要的大概就是这种怎么说都有理，怎么说都能自圆其说的人。我估计这个面试和前一天的固定收益策略部面试都应该拿下了，固定收益部更接近我的交易员理想，不过在投资银行策略部侃侃大山似乎也不错。

第二天我飞回加州，黛比喜上眉梢地告诉我，今年高盛策略部门破天荒地要了伯克利好几个学生，我是固定收益和投行两边都看上的人。接着黛比话锋一转，正式通知我：经高盛公司内部协调，我被“分配”到了投资银行策略部。我兴奋的同时略感失望：投行部？难道真得放弃交易员理想，改做投资银行家的军师吗？在黛比炯炯目光的注视下，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有服从组织的安排。

注释

[1] 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从8.28调整为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