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历代不乏哲学的批判者，但都缺乏力度而不够深刻：宗教对哲学的批判无非“道不同，不相为谋”，不为哲学所动；文学和美学中的浪漫主义这种花拳绣腿打不中哲学的要害，丝毫不能撼动哲学的根基和地位；其余各个领域要么“为虎作伥”，要么“小骂大帮忙”，皆不足论。唯有哲学家从哲学内部对哲学进行专业的哲学批判，才能够让我们真正领悟到哲学，尤其是近现代狭隘化了的认识论哲学自身固有的局限——这就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胡塞尔划时代的功绩，也是本书的灵感之源，甚至是我们认真反思西方哲学的样板。
惜乎胡塞尔早死（悟道五年后去世），否则，西方哲学当不至于如此萎弱和混乱，而且胡塞尔还很可能在单纯的批判之外，为西方哲学指出更为正确的道路来，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他的反思的道路上，“一些完全重新转变目光的指向新的方向的可能性，开始很少被注意到，但逐渐地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在这里会产生出一些从未被询问过的问题，出现一些从未涉足过的研究领域，从未被彻底理解和把握的相互关系。最后它们迫使人们根本改变哲学过去在一切历史形态中都‘不言而喻地’有效的全部意义。一种具有新的任务及其普遍必真基础的新哲学的实践上的可能性也将通过行动得到证实”[1]。胡塞尔最后的设想成了未竟的事业，交到了后人手中。但他的那些继承人远远没有他那样诚实、纯粹、坚毅和有责任心，他的未竟之志仍然悬搁在历史的深处。
不过，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了这个一直不断遭到误会的“批判”。
简单地说，一方面，包括胡塞尔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批判哲学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哲学，而是要“拯救”哲学——从“被怀疑论、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压倒的危险”（胡塞尔语）中拯救出来，尽管哲学本身也需要清理（至少因为哲学享用了人间虚多的香火）。胡塞尔以“公仆”精神肩负起自己拯救哲学的使命，就在于哲学对人类来说太过重要：“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我们是人类的公仆——我们如何能无视这一点呢？在我们个人的内在使命中，对于我们自己作为哲学家的真正的存在来说完全是个人的责任，同时本身就包含了对于人类的真正存在的责任。而人类的真正存在只是作为指向终极目的的存在而存在，而且如果它确实能实现，也只有通过哲学——通过我们，如果我们真正是哲学家——才能实现。”[2]
另一方面，所谓“批判”，不等于简单的批评，更不是对抗性的否认（当然也不排除对狭隘而僵化观点的拒斥），而是指为了某个积极的目的所进行的全面考量。凡值得批判者，一定有可取之处。比如康德对纯粹理性的批判，当然不是为了否定这种人之为人的先天认知能力，而毋宁是考察“我究竟能够知道什么”，康德的“批判”就是“裁决”[3]，用国人的话说，“批判”无非是“论衡”、“衡量”、“抉择”与“料简”之意（牟宗三语）。
胡塞尔则把“批判”等同于“反思”，把它视为“高度怀疑但又决不事先否定一切的精神态度”，其内容在于“询问、揭示、检验”[4]。即便海德格尔的“解构”被后人极端流俗化了，但其本质仍然是一种“批判”：“解构的意思并不是摧毁，而是清除、肃清和撇开那些关于哲学史的纯粹历史学上的陈述。解构意味：开启我们的耳朵，净心倾听在传统中作为存在者指存在向我们劝说的东西。”[5]具体地说，“解构”不是消极的反传统的工作，“这种解构工作倒是要标明存在论传统的各种积极可能性，而这意思总是说：要标明存在论传统的限度；随着问题的一向提法，随着这些提法已经草描出的科学的探讨范围，那些限度实际上已经给出了。这个分析任务不是否定地对待过去，他的批判针对‘今天’，针对存在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处理方式，无论这种处理方式是谈学理的也好，是谈精神历史的也好，是谈问题历史的也好。但这一解构工作并不想把过去埋葬在虚无中，它有积极的目的；它的否定作用始终是隐而不露的，是间接的”[6]。
既然哲学的精髓在于“批判”，听听一些不同的意见也好。其实，清醒的反思才是哲学的本色。哲学讲究“批判”，当然也包括对自己——这正是哲学最了不起的地方。哲学不迷信，也就不要迷信哲学。笔者在这本书中不怎么说哲学的高明，也不谈学哲学的好处，当然并不意味着哲学就不高明，更不是说学哲学就没有益处。相反，哲学本身并不需要吹捧，它既瞧不起任何谄媚，也不惧怕任何攻击，即便“闻过则喜”这样的赞誉也不适合它，因为它本身就是批判，所有的外在攻击和内在批判，都会被它吸收进来变成自身的一部分。哲学不在批判之外，批判倒在哲学之中：哲学的生灭变化和兴衰成败都在于“批判”，可以说，“批判”规定着哲学的命运。所以，我对西方哲学的批判，恰恰就是打算要以尽可能恰当的方式进入哲学！
尼采说，对于反对哲学的人的声音，人们最好还是听一听。更何况我们并不反对哲学，而是反对某种日渐狭隘和僵化的哲学对思想的顽固统治。尼采还说，“只有正在创造未来的人才有权利裁判过去”[7]，而我们显然还远远谈不上，所以，正如笛卡尔的“怀疑”、康德的“批判”和胡塞尔的“悬搁”一样，本书不是对任何著作或任何体系的大不敬的“裁判”，不是要证明现代人致命的自负，而是思考一段非常漫长的光辉历程，纪念先哲们的丰功伟绩。
当然，本书作者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客观地评价西方思想的历程，因为自己的兴趣本来就不在于不偏不倚的学术评述。为了让年轻人从数百年代代相传的根深蒂固的成见中有所醒悟，本书不得不采用一种较为极端的笔法，有时甚至故作惊人之语，唯大方之家见谅，因为本书不是为哲学家而是为准备成为哲学家的人写的。
本书是否“客观”，不需自己饶舌，况且“客观”未必就是一个褒义词，尼采说：“用现存的普遍观念去衡量过去的观念和行为就被这些单纯的人称为‘客观’。”[8]如果说本书有那么一点客观之处的话，那就是尽可能忠实地理解西方哲学，甚至大量地引用哲学家的原话，为此而不惜“文抄公”之讥。本书的主要观点完全采用了西方哲人自己的说法，老老实实地跟着（而不是接着）赫拉克利特、柏拉图、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去想问题，或有稍可寓目者，至多可把拙著勉强称作“批评的西方哲学史”。
但即便是完全跟着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去思考或“批判”西方哲学，也必然会引起不小的争议。且不说海德格尔的哲学终结论本身都还需要认真研究，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盲目崇拜已经让我们很难接受任何不同的看法。为此，本书尽量引用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西学著作，谓予不信，方便查考。此外，本书没有引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是说这些成果对自己的思考就没有产生过重要的作用，而是不愿意这本有可能引起误解的反思之作损害他们的名声。当然，这可能是我太过自作多情，毕竟我的思考即便稍有一点点可取，也不会给他们增添一点点光芒，而我的错误观点当然也不会丝毫伤及他们的崇高地位。就像本书所谓的“批判”对西方哲学一样，誉之不足以增其华彩，毁之亦无损于其伟大。
任何屈尊对本书的“批判”都是对“哲学”的敬重，理应受到作者以及其他哲学研究者的礼敬。
注释
[1]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28页。
[3]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AXII，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28页。
[5] 《什么是哲学》，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600~601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6]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2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
[7]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刘北成校，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8] 同上书，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