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巴黎手稿”[1]再研究：一个“路线图”
在马克思所撰写的卷帙浩繁的文本中，像1932年首次公开问世并被冠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未完成的著述这样引发了对马克思思想的完全不同的解释思路、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进而形成了两极化评价的情形是很少的。众所周知，声势浩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异化和人道主义”论争都与其紧密相关。然而，喧哗之后再沉静下来思考，我们便会发现，无论是对这部著述高度重视故而对其中思想格外垂青者，还是无视这部著作的创新之处乃至肆意贬低其地位者，都遵循着同样的思考方式和言说路径：从既有的思想构架和政治立场出发，根据由当时的现实状况而生发、概括出的观点，到马克思的著述中去寻找论据的支持或阙失、差池，然后又借助这些论据来强化自己的观点、思想、理论和策略。换言之，他们讨论这部著作的着眼点其实并不是文本本身，以及从中体现出的作为马克思一生思想演进历程中特定阶段的思考，而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斯大林模式”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强烈不满。因此，尽管他们对马克思思想做出的阐释不同、评价迥异，但两极相通，都不可能是在对马克思文本做全面而精深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公允而客观的见解和理性化的分析。
权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陆续出版以及相关研究文献的发表，还有经过译文校订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问世，使我们可以站在世界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以这些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为依据，尽可能地淡化功利性，重新研究马克思的原始文本，廓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80年来争论的那些众多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估价和考量马克思著述及其思想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当然，当代哲学思维水准的提升、社会实践的发展、学者们在马克思著述及其思想研究方面的不断努力，都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研究空间、动力支持、文献基础和宽阔视野。因此，重新把包括“巴黎手稿”在内的著述作为文本个案来进行深度研究，既有必要性更有可能性。本书就是为此而做的努力。
谨将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学术观点概述如下：
显然，要全面而客观地解读“巴黎手稿”，就必须要以弄清楚马克思当时理论活动的实际情形和这一文本写作的原始状况为前提。因此，在展开对“巴黎手稿”内容的详尽解读和思想的深度阐释之前，我们先讨论其一系列复杂的文献学问题。计有：马克思在“巴黎时期”的活动和著述情况是怎样的？为什么有的著述叫“巴黎笔记”、有的则被称为“巴黎手稿”？二者区分的依据何在？它们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在“巴黎手稿”中，“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的写作次序如何？不同的排序会影响对马克思思想逻辑的把握吗？“三个笔记本”的“逻辑编排版”和“原始顺序版”又是怎样的一番情况？笔记本Ⅱ大量遗失的部分，应该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将根据权威的文献材料并结合自己的判断和推理对以上问题一一做出厘清和分析。
与过去学界通常的理解有所不同，我们根据马克思写作方式的不同和思想表述的差异将其在“巴黎时期”的著述分为两类：一类是马克思对同时代人以及前人著作的摘录和抄写，其中几乎没有他个人观点的详尽阐发，或者只有寥寥数语评论或批注，我们将之称为“巴黎笔记”；另一类是其中有着马克思自己大量的正面阐述和思想论证的部分，或者即便由他人的议题引发，但马克思个人的议论却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我们把它称为“巴黎手稿”。以此为根据，“巴黎手稿”就应该包括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简称“穆勒评注”）。这与多年来学界流行的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同于“巴黎手稿”，而把“穆勒评注”归入“巴黎笔记”的做法是有差别的。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关联”（即把“穆勒评注”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归为一类，并统称为“巴黎手稿”）和“区分”（即把正面阐述和论证马克思思想的“巴黎手稿”与主要摘录和抄写他人著述的“巴黎笔记”相区别），将更有助于客观地把握当时刚刚由对“副本”的批判转向对“原本”的批判的马克思思想的原始状况、研究进展和走向。
文献疏证是必要的，但对于文本研究来说，这还只是一种前提性的工作，下一步更为重要的任务是对文本内容的释读。“巴黎手稿”内容释读的困难在于，由于它尚处于草稿状态，其思想观点的明确性、论述思路的层次性和论证逻辑的一致性等诸多方面都与那些成型和定稿的文本有很大差别，这逼迫我们不得不在别人提出的议题与属于马克思的卓见之间、在思想的深刻与表达的欠缺之间、在重要观点的语焉不详与同义反复之间、在阐释思路的中断与逻辑的自洽之间做出甄别、分析、接续和抽象。可以说，在马克思众多的文本中，“巴黎手稿”的思想是最难复述和概括的，这也可能是它引起人们反复讨论的原因之一。我们认为，内容释读不仅要阐明其思想和观点，更要把握马克思论证这些思想和观点的前后思路和一贯逻辑。
在整个“巴黎时期”，异化既是马克思观察到的社会现实，也是他思考和分析这种现实及其历史发展的方式和角度。受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启发，马克思早期在未完成的手稿中就使用过“异化”概念。而到“巴黎时期”他把哲学的“异化”概念引入到了对经济学问题的讨论中，揭示了经济范畴和经济关系的“属人”本质以及现实生活中与这种本质相矛盾的状况，与此同时他也把经济学的“劳动”概念引入了哲学，揭示了人的历史的和实践的本质，这显示出在他那个时候的研究中哲学与经济学的汇合与融通。
在“巴黎手稿”笔记本Ⅰ中，马克思首先揭露和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及其所映现的三类人的不同的生活境况和命运，以此来揭示资本的本质和秘密，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批判了国民政治经济学家的主张。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异化劳动”的理论。可以说，“巴黎时期”马克思的异化观完全超出了思想史、哲学史的范围，并超越了黑格尔式的受“绝对理念”主宰的和费尔巴哈那种“人本学”意义上的异化观，而成为了他适当地介入社会现实的独特方式，这是他对资本主义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思考的努力和尝试。马克思从人们的“收入形式”入手对社会问题进行讨论的思路虽然来自国民经济学，但不同之处在于，他借此展开的论证和得出的结论却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突破和超越。
长期以来，马克思“巴黎时期”的思想主旨被学术界用“劳动异化论”来概括，很显然，这仅仅是依据这一时期的笔记本Ⅰ的内容来立论的，而如果把马克思同时写作的、其中有他自己观点的大量表述和思想阐发的“穆勒评注”贯通起来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理论视界和立论范围要大得多，也复杂和深邃得多，只用“劳动异化论”来概括并不全面。无论在“穆勒评注”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三个笔记本写作次序的问题上学者们的考证有多么大的分歧，但共同的认识是：“巴黎笔记”与“巴黎手稿”是交叉写作的，“穆勒评注”和三个笔记本的内容几乎可以说是紧密相关、逻辑上一以贯之的，只有把二者统摄起来才能展现马克思当时的思想全貌与理论的深度。而且，就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通过对穆勒经济学著作中某些概念和议题的讨论来阐发他渐趋成型的思考来讲，把它归为正面表述其观点的“巴黎手稿”要比把它混同于其它专门摘录其他人著述的“巴黎笔记”中更有助于确切地把握他思想的复杂性和变迁。
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我们在前章论述异化问题的引入与“劳动异化论”的基础上，接着讨论马克思异化观的发展，即“穆勒评注”所阐发的“社会关系异化论”。由于“巴黎手稿”笔记本Ⅲ中也涉及到相关问题，所以也将相关的部分挪到本章来讨论。我们结合穆勒原书的内容、结合该书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以及当时马克思所关注的问题来探究：作为“巴黎时期”特殊文本之一的“穆勒评注”写法何以如此特别？而在“论交换”和“论消费”部分马克思具体分析货币的本质、信用业的出现、私有制基础上的交换和分工等问题的用意何在？他的思路是不是存在由“劳动的异化”到多重“社会关系的异化”的扩展？
无论如何，从“劳动异化论”到“社会关系异化论”，使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认识的深化。他由穆勒原书中的议题延伸出来的分析不仅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同时也是他本人当时思想发展的真实记录。可以说，如果跳过“社会关系异化论”，那么马克思在之后思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建构，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发的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尤其是《资本论》力图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示“资本的秘密”以及超越资本的逻辑等就缺乏明显的过渡，思想史的线索就缺少了必要的一个环节。
对于马克思来说，对私有财产的理解是其进行资本批判的基础与前提。在长达四十余年的理论探索中，他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渐次达至深邃；而这又与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始阶段的“巴黎时期”所展开的思考和奠定的基础是密切相关的。刚刚由对现代社会的“副本”批判转入“原本”批判的马克思，无论是对工资及工人生活境遇的考察、对利润及资本的秘密的揭示、对地租及地产特殊性的探究，还是对货币与信贷、分工与交换等问题的讨论，乃至对异化及作为异化扬弃的共产主义的思考，都是基于私有财产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形式来展开的。因此，在整个“巴黎笔记”中都贯穿着马克思对私有财产问题的思考、都或多或少有着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阐释。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之间的因果关系致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得以被阐明了。
我们把“巴黎手稿”有关私有财产的论述进行详尽的梳理，发现马克思既研究了私有财产的起源及普遍本质、区分了“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与“对劳动的排除的资本”，也剖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与“矛盾”、探讨了“需要”的道德评判及其本质。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私有财产问题的思考是复杂的、深刻的，但也是散乱的、在进行中的、不系统的。马克思探索私有财产的轨迹，实际上也是他一生中思想不断获得进展、补充、修正和发展的过程。换言之，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建树都与其在“巴黎时期”所展开的思考和奠定的基础密切相关。因此，反思过去我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中，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有关异化、异化对人的本质的否定以及如何扬弃异化这些问题上面，而对其中有关私有财产关系的考察鲜有足够细致的辨析和分析，不能不说是有失偏颇的和不到位的。
私有制和异化劳动，共同促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尖锐对立。要解决社会矛盾，让工人脱离异化的困境，使社会跳出普遍奴役的藩篱，就必须扬弃私有财产。这样，马克思在阐明了异化和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之后，又为私有制社会寻找到一条现实的变革之路。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马克思考察、比较和批判了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和学说，以他独特的“与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提出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见解，并基于自己的“人学”思想阐释了共产主义实现人的本质、使人性复归的价值归旨，又着眼于“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指出了以“人的感觉”的实现为特征的共产主义价值归旨的实现途径。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期许：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2]。
应该说，上述几个部分的逻辑是紧密衔接和非常顺达的，但文本中出现的一个特殊部分，即在笔记本Ⅲ中插入的、被编者标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一节，使问题复杂化了。从篇幅上看，现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译成中文约10万余字，而这部分就有2万字，这表明对此我们不能等闲视之；而从逻辑上说，至少在表面上这部分与其它部分确实是不关联的，插在中间有点突兀。鉴于此，曾经有论者主张将其独立出来并视为马克思另外独立的著述，且将其命名为《关于黑格尔的提纲》，以与此后不久写在由马克思标明的“1844—1847”年笔记中、但后来被恩格斯单独撷取出来并命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相衔接和呼应。然而，我们认为，“独立”云云不过是研究者的主观设想，参照“原始顺序版”就会发现，“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本来就是由笔记本Ⅲ的多个编辑文本中的内容组合而成，它们的页码与笔记本Ⅲ的其它内容的页码都是先后连接的，而撰写者又没有将其分割开的明确表示，所以，人为的、没有文本根据的分割只能使得本来完整的思想形成割裂。那么，需要解释清楚的重要问题就是：谈异化劳动为什么一定要牵扯到黑格尔哲学及其体系呢？
表面上看来，马克思是受到费尔巴哈“宗教异化观”的强烈影响而提出“劳动异化论”的，而究其实，在他的思考和阐释中插入对黑格尔哲学的分析，才体现出其根本用心。就是说，他的观点与费尔巴哈观点之间的不同，绝不仅仅只是将“宗教”易为“劳动”而已，同样使用了“异化”一词，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观”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则是由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构成及其各要素之间的过渡与转换所给他的启发而造成的。因此，他才说：“在这一部分，为了便于理解和论证，对黑格尔的整个辩证法，特别是《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有关辩证法的叙述，以及最后对现代批判运动同黑格尔的关系略作说明，也许是适当的。”[3]如此说来，这一部分不是“节外生枝”或者“画蛇添足”，而是马克思阐发他独特的异化思想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在释读内容和梳理思路后，还需从总体上对文本所关涉的重要问题从总体上进行评论和定位。本书最后部分从以下维度确立了“巴黎手稿”的思想史价值与现实意义。首先，“巴黎手稿”与《资本论》的关系。“巴黎手稿”可以说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最早的基础性工作。这样一部旨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的经济结构的巨著，必然要求系统地研究、批判地继承前人和同时代思想家的优秀成果，并在批判和分析中逐步形成自己对关涉到的那些重大问题的独立见解；而包括“巴黎手稿”在内的一大批笔记和著述就成为马克思日后正式创作《资本论》必不可少的理论准备。其次，“巴黎手稿”与20世纪的异化批判。“巴黎手稿”中所阐发的马克思的异化观对其思想的后继者影响至巨。这一手稿中的“三个笔记本”自1932年发表以来引发了声势浩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受到20世纪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不论是赞同者还是质疑者都很重视这一文本。有些看法或许已经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思想意旨，但也不妨被视为是从另外的视角和方向显现出“巴黎手稿”的深远影响。最后，当代社会发展所呈现的更为复杂的异化现象，一方面显示了“巴黎手稿”的前瞻性和超越性，另一方面又昭示出在其基点上进一步理论探究和现实关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注释
[1]由于“巴黎手稿”、“巴黎笔记”、“穆勒评注”等都是后人对马克思“巴黎时期”不同形式的笔记或著述的称谓，而不是他自己拟定的作品名称，所以我们在本书中用引号（“”）来标注；但鉴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约定俗成为一本普遍知晓的书，且有单行本问世，所以我们仍用书名号（《》）标注。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