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独自处，求仁存诚

【原文】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

【译文】

细思一下古人在修身方面所做的努力，效果比较明显的大概有以下四个方面：慎重独处，心就会安详泰然；庄严恭敬，身体则会强健；追求仁义，则会获得他人的信服；真心诚意地待人，神灵都会钦佩他。

慎重独处，就是要遏制自己的欲望，即使是最隐蔽微小的部分也不能疏忽，做事也要遵循自然之理，一刻都不能间断，这样时刻自我反省且问心无愧，心胸自然就会安泰。庄严恭敬，指的是仪表整齐严肃，心灵宁静专一，稳重端庄而不懈怠，身体就会强健。追求仁义，则指心存仁义，爱护百姓，爱护天地万物。这样大公无私地对待万事万物，自然会有人爱戴。真心诚意，就是忠贞不贰，言语笃实不欺瞒任何人，用至诚之德来感应天地万物，因此受到神灵的钦敬。在修身上如果能以这四个方面作为标准，成效自然会有的，若勤奋坚持，效果还会更明显。我虽然已经老了，但还想在修身上有所进益，希望能有所成效。

【解读】

曾国藩，人称“晚清中兴第一名士”。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经历了严格的科举考试跻身仕途。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是他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

然而，在曾国藩看来，自宋明之后，一般正统士大夫皆把修身同治国、平天下割裂开来，强调各自的重要性和作用，结果不是缺乏精神支柱和远大目标，以致不能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就是满腹文章，却不能任天下事。归结其原因，他认为主要就是人们把“修身”二字看得过于简单、孤立了，从而缺乏实际的内在修为，致使“修身”同“治国、平天下”难以有机地结合。因此，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结合实际去进行。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做官从政，都有修身的大学问蕴含其中。要想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首先应当立足于内在的修养。

关于内在的修为，曾国藩的目标是要做到像古圣先贤们那样，所以他以“内圣”来形容修为的境界。那么，如何达到“内圣”呢？曾国藩分别从慎独、主敬、求仁、思诚四个方面加以了说明。

慎独则心泰

慎独，是宋明理学最重要的修养方法，曾国藩提到修身养性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慎独”。

《礼记·中庸》中记载：“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经学大师郑玄所做的注解中，对“慎独”的解释为：“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即一个人的时候也要时刻警戒自己的言行举止，要常于反省，不可放纵。

纵观中华历史五千年，以“慎独自处”为修身之道者不乏其人，最有名的当属东汉时期的杨震。

《后汉书·杨震传》中记载：杨震四次调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赴郡上任的时候，路过昌邑时，过去曾受过他推荐的荆州秀才王密正在担任昌邑的县令。晚上，王密去拜见杨震，身带十斤金子，打算送给杨震。

杨震说：“我了解你，你不了解我，这是怎么回事？”

王密说：“这么晚了，没有人能知道这件事。”

杨震说：“天知道，地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能说没人知道这件事？”王密羞愧不已，遂带着金子回去了。

这就是“杨震暮夜却金”的故事，后人将其视为“慎独”的典型例子流传了下来。曾国藩一生都坚持自我反省、严于律己，这从他的日记中便能知晓。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日：“午正，金竹虔来长谈。平日游言、巧言一一未改，自新之意安在？”

七日：“本日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都检点过不出来，自治之疏甚矣！”

十一月九日：“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

十日：“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

二十七日：“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都从毁誉心起。欲另换一个人，怕人说我假道学，此好名之根株也。”

二十九日：“予内有矜气，而语复浮，仍尔自是器小，可鄙。”

这是他刚开始修慎独时的情形。再看一下他晚年的几段日记。

同治八年八月二十日：“念平生所做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极。”

同治九年三月三十日：“二更四点睡。日内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余年。”

同治十年十月一日：“余前有信至筠仙云，近世达官无如余之荒陋者。倾接筠仙信，力雪此语之诬。余自知甚明，岂有诬乎！”

同治十一年二月一日（逝世前第四天）：“余精神散漫已久，凡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惶悚惭邪！”

曾国藩活了62岁，他一生都在不断地完善自己，修养自身，即便是在临终前亦是如此。临终前那份惭愧自责的心情，与他31岁初修慎独时的心情，几乎如出一辙。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真正做到了几十年如一日，真正做到了严于律己、慎独自处！也正因为他这番严苛的自律精神，他才会以一介书生建立了武将才能建立的功业。

世间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征服他人，甚至征服天下，这种人一般被称为“豪杰”。但豪杰们的这种征服，其实仅是一种外力的控制，服从他们的人并没有从心底里认同他们，心甘情愿地被他们征服。服从者跟从他们，可能出于利益诱惑，也可能是武力逼迫的缘故，其心理基础是贪婪和恐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德服人、以身树人。曾国藩之所以为后世人所敬仰和钦佩，不是因为他善于打仗，也不是因为他消灭了太平天国、建立了旷古的奇功，而是因为他自身那一套修身、齐家、处世的哲学思想。

曾国藩齐家、练军、治国，功绩赫然，天下瞩目。他成功的关键之处，在于时时慎独，心地干净，赢得了他人的敬佩和效仿。当他令家庭中的成员敬佩时，全家大小便都自觉地遵循他的教训；当他受到整个军队敬仰的时候，全军上下便都自觉地服从他的约束；当他感动了一带地方的时候，则地方官民都自觉地谨守他的教化。他的后继者李鸿章，后来政治地位比他升得更高。李鸿章接待他人时，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播弄之，惟事曾国藩，有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李鸿章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这种不怒而威的感化效果，充分证明了他慎独之功的深厚。他这样的人格，发而为诗，便为感人之诗；发而为文，便为感人之文；发而为事，便为感人之事。曾国藩这一特点，也正是一切圣贤的共同特点。圣贤们征服的虽只是自己，却能感动天下人。所以，豪杰们的事业如花炮，虽然显赫一时，可转眼就会烟消云散；圣贤们的事业则如长江大河，源远流长，万古常新。

圣贤们之所以修身当以“慎独”为要，皆是出于“心泰”的缘故。一个人说话、做事，秉持礼法，遵守道德，就不会与人结怨，自身也就会心情愉快、心态平和。此谓养生一大原理，亦是修身的重要所在。曾国藩提出“慎独则心泰”，主要是出自处世的考虑。他一生时刻不忘自查自省，小心谨慎，为的就是保身安命，求的心安。有志于修身养性的人，不妨从慎独做起。

主敬则身强

仪表持重，内心沉稳，身体就会强健。这是“主敬则身强”的意思。这种从仪表出发来修身敛气的方法，不同于“慎独”的由内而外，而是从外而内的一种修身方法。

何为高贵，何为高雅，何为圣人？古人对正人君子的仪表风度有严格的规定：“足重，手恭，目端，口止，声静，头直，气肃，立德。”

足重，就是脚步要稳，脚踏实地。脚步重，走路踏实，一步一个脚印，凡是脚步轻飘，不稳的都不会长寿，与富贵命是无缘的。脚步重的人，下楼梯，走路，通常都会发出噔噔轰轰的脚步声。

手恭，即是见人的时候要双手抱拳，像是戴着铐枷，表示愿意做对方的奴隶，只有先做人的奴隶，才能做人的主人；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谦虚就会让福分在后面紧接着跟来，骄傲则祸患会尾随而来。首先要管好自己的手，不要手指舞指，手的动作要尽量少，动作要慢，幅度不能太大，手举起来不过眉，伸出去不过肘，且不可把双臂伸直，有时手还得凝固在一个地方。

目端，即眼睛要正视前方，不斜视。眼正，则心正；眼斜，则心偏。在人前要正视前方，不能左顾右盼，东张西望。作为主人，要从始至终面向受众，切忌歪过身子，面对着另一个主人，把观众撇在一边，冷落了受众。

口止，即是要管好自己的嘴，少说多听。祸从口出，多听别人的，少说自己的，更不要把自己的观念、意见强加于人，霸道于人，为师于别人。古人验证，多言者难，事情不会顺利。哪里话多，哪里行动就少。只有闲着无聊的人，无所事事，才会滔滔不绝。做事，说话，能一个字说清的，不用两个字。真正效率高的人听取报告，只让高度概括一句话，不会听你冗长的自我表述。做事，有时多说一句话，事情可能就会变质；多说一个字，也会坏事。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对你有好感，就在于你能在别人说不出来的时候，说得出来；在不该说话的时候能够闭上嘴巴。话不在多，在精。

声静，即是作为君子，声情并茂，不等于声情贸然，给人恬静的印象，不能毛手毛脚。声音甜润，神态安静，宁于内功，内敛，不显露于外。犹如冰玉人，情感热烈，神色安泰。出声说话，点石成金。

头直，即是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头端正、抬起头。黄帝制作的皇冠，前后吊的珠子须须，就是限制皇上不能随意晃头，一晃，前后的须须摇摆，看上去就会十分不雅观。

气肃，即是神情严肃，见人不能嘻嘻哈哈，俗语笑不露齿。神态严肃的人，给人风雅高贵的印象，深沉，稳健。历来做大事的人，不会轻易抛笑。作为上级不能轻易和下属开玩笑。不摆架子，但也不能失掉架子，憨笑的人就像人没了骨架，没了骨气。

立德，即是站要有站样，立要有立样，站的时候要像一棵松。不要站在路当中，挡人道。不要一字形排队横行，立走要有立德，不可站立没公德。孔子主张君子行不居中，对面见人提前让道。有君子风范的人，只要站在人前，不随便说话，随便乱动，就能知道其是否优秀，看出其德性如何。

一个人的仪表、仪态，是其修养、高尚程度的表现。古人认为，举止庄重，进退有礼，执事谨敬，文质彬彬，不仅能够保持个人的尊严，还有助于进德修业。古人曾经把禽兽的皮毛与人的仪表仪态相比较，禽兽没有了皮毛，就不能为禽兽；人失去仪礼，也就不成为人了。可见仪表的重要性了。

曾国藩认为，仪表整齐严肃，心灵宁静专一，稳重端庄而不懈怠，身体就会强健。

整洁之外，还应有庄重的感觉。庄重给人一种安稳的力量，这种力量会传达至内心，使内心随之沉静专一。此外，庄重易给人以威严感，有不怒自威的效用。《论语·学而》中孔子所说的“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说的即是庄重与威严之间的关系。

庄重威严的人，总令人会肃然起敬，给人以强者的印象。相传孔子率众弟子拜见老子时，老子衣冠整洁而出，言谈间尽现庄严肃静的气质。

在个人修养上，曾国藩的成就为后世众多人士所倾慕，他一生勤于治学、治国、治军、治身，给人一种刚正不屈的形象。儒家以礼治人的思想于他是一种秩序的体现。他认为有礼、有节，举止庄重、仪容端正的人，内心一定是沉稳的，且有不张而自威的魅力。所以他自己不仅在此方面努力，更是教导家人、子侄们在此方面多加注重。

主敬则身强，其作用在于“身强”。慎独，侧重于由自身内在的反思来使外在的言行达到合礼、有节。而主敬则刚好相反。它是通过外在的仪容、神色和举止得体与否来折射内在是否坚强，是否足以立于世。慎独，由内而外；主敬，由外而内。两者相互协调、相互补充，于修身皆有裨益。

求仁则人悦

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即能够以博大宽容的态度去认真对待每一个人，一视同仁，没有差别，就是仁。孔子又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说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并遵守《周礼》中所规定的礼数，即是礼。

仁与礼是相互关联的。没有仁，无法言礼；没有礼，则称不上仁。仁是儒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提出的与人交往时要宽容慈爱的准则，它是内在的精神；礼则是在“仁”的基础上订立的人与人交往的准则，它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心内怀着慈爱之心对待他人，对待万物，言行上遵照礼节而行，则他人会心悦，万物亦会舒展。

仁，其浅显的含义，就是自己想建功立业，先让别人建功立业；自己想兴旺发达，先让别人兴旺发达。将帅对待官兵如同父兄对待子弟一样，总是希望他们兴旺发达，总是希望他们建功立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官兵就会对将帅感恩戴德，从而将帅官兵则一心作战勇猛了。

礼，就是所谓的无论人多人少，无论官大官小都一视同仁，不予怠慢。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常有懔然不可侵犯的正气。

曾国藩作为封建士大夫，熟读四书五经、儒家典籍，对于先贤圣古的学说思想亦深有体悟，所以在待人接物、做人立事上他尊奉古人的教导，以仁义礼作为准则。在待人上，尤其强调勿怒勿恼，和气待人，与人为善。

与太平天国作战期间，曾国藩曾困守祁门，那时李秀成的大军距曾国藩的大营仅八十里路，朝发可夕至，毫无遮阻。当时曾国藩身边只有三千士兵，脱险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连遗书都写下了。大营的幕僚们见此惊慌失措，多做逃跑的打算。曾国藩觉得人心已散，不宜强留，就传令：“贼势至此，有欲暂归者，支付三个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幕僚们听到这话，大受感动，纷纷表示愿生死与共。真可谓祁门遇险，一语得人心。

面对险境，曾国藩以仁义之举赢得了众将士的支持。有人说此举是曾国藩拉拢军心的一种策略，有人说此举只是一种无奈之策，亦有人说此举表现了曾国藩是一个重仁义、讲礼节之人。无论是哪一种，皆说明了一个事实：以仁义之心待人，人亦以仁义之心馈赠。

众所周知，曾国藩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的人，但在对待他人时，他却主张宽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是人，就会有缺点、有优点。俗话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待人以宽，待人以恕，既是临时应事之道，也是平日涵养之法。以爱己之心爱人，在人际交往中求同存异，则到什么地方都能打成一片。宽容他人，就能团结一致，精诚合作，就有了强大的凝聚力，收众人之力以成大事。曾国藩能坐上“晚清中兴第一名士”的交椅，实与其宽恕之道不无关系。

仁义在生活中的表现就是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以宽恕之心对待他人。人都会犯错，智者以宽恕他人的过错来修养自身的仁义，愚者则以抱怨、惩罚、报复他人的过错将自己推向道德的深渊。历史上有施行仁政的贤君名士，亦有施行暴政戾法的昏君奸臣。唐太宗仁政爱民，贞观之治始成；秦始皇横征暴敛，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仁义，讲承的就是以此心换彼心。自己以诚、以善、以恕之心待人，人必将以诚、以善、以恕之心回赠。此谓求仁则人悦也。

思诚则神钦

儒家倡导“敬”和“诚”。“敬”即遵守天道、良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可有违天理。“举头三尺有神明”，天理昭彰，欺人容易欺己难。“诚”则指内外如一，不存欺骗之心，待人诚实，待己真诚。慎独在实质上其实就是要做到真诚，对自己真诚，对他人真诚。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是快乐的；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

孔子云：“诚者，乃做人之本，人无信，不知其可”；韩非子曰：“巧诈不如拙诚”；陶行知先生也曾说过：“不作假秀才，宁为真白丁”；季步一诺胜过千金，商鞅变法立木求信，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刘备三顾茅庐……历史上以诚取信的事例不胜枚举。“诚”是人的一张脸，写着品德和操行。 能否做到“诚”，决定能否立于世、创建功业。

汉末，黄巾起义，天下大乱。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拥兵东吴，刘备听谋士徐庶和司马徽说诸葛亮很有学识，又有才能，于是和关羽、张飞带着礼物到隆中（现今湖北襄阳县）卧龙岗去请诸葛亮帮忙，协助他成就一番大事。不巧的是，诸葛亮当时不在家中，刘备有些失望，只能先打道回府了。

没过多久，刘备再次和关羽、张飞冒着大风雪去请诸葛亮。不料诸葛亮又出外闲游去了。张飞是个急性子，原本就不太愿意再来，见诸葛亮不在家，就不断催着回去。无奈之下，刘备只好留下了一封信，表达自己对诸葛亮的敬佩和请他出来帮助自己挽救国家危险局面的意思。

过了一些时候，刘备吃了三天素，准备再去请诸葛亮。这一次，关羽也有些耐不住性子了，说诸葛亮可能徒有虚名，说他学识渊博，智慧过人未必属实，建议别去了。但这次，张飞却主张去，不过是由他一个人去叫，到时如诸葛亮不来，他就用绳子把地绑来。刘备把张飞训斥了一番，遂又带着张飞、关羽前去拜访诸葛亮。到时，诸葛亮正在睡觉。刘备不敢惊动他，一直站到诸葛亮自己醒来，才彼此坐下谈话。

诸葛亮见到刘备有志替国家做事，而且诚恳地请他帮助，就出来全力帮助刘备建立蜀汉皇朝。

“三顾茅庐”的故事虽有些陈旧，但它所展示的思想却是永恒的。求人办事，没有诚意是万万行不通的。即使是再顽固、再难缠的人，在他人的真心诚意面前亦会妥协，更何况一般人呢？

曾国藩说：“思诚则神钦”。真心诚意地对人对事对物，连神灵都会钦敬有如此品性的人。世人之所以为世人，就在于他总是口是心非，顾此顾彼，难以做到诚实。古来品性高洁之士，皆在“诚”上有所造诣。一个在对己、对人、对事上缺乏“诚意”的人，势必在修为上难以有所突破。待人以诚，人亦以诚相待，亦会产生钦佩之意。一个人要让人厌恶，很容易，可要让人喜爱，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而要让人产生钦佩之情，则更是难上加难了。

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为人正直宽厚，襟怀坦荡，对朋友向来是不避讳，亦不隐瞒什么，喜欢直来直去，鄙视说话做事拐弯抹角。他与王安石自幼就是好朋友。王安石二十五岁那年，当上了淮南判官，他从淮南请假去临川看望祖母，还专门去拜见曾巩。曾巩十分高兴，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后来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赠给了王安石，主要是回忆他们当时相见的情景。

有一次宋神宗召见曾巩，问他：“你与王安石是布衣之交，王安石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曾巩不因为自己与王安石多年的交情而随意抬高他，而是很客观直率地回答说：“王安石的文章和行为确实不在汉代著名散文大家杨雄之下；不过，他为人过吝，终比不上杨雄。”

宋神宗听了了曾巩的话，甚是惊讶和不解，遂又问道：“你和王安石是好朋友，为什么这样说他呢？据我所知，王安石为人轻视富贵，你怎么说是‘吝’呢？”

曾巩回答说：“虽然我们是朋友，但朋友并不等于没有毛病。王安石勇于作为，而‘吝’于改过。我所说的‘吝’乃是指他不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而改正自己的错误，并不是说他贪惜财富啊！”

宋神宗听后称赞道：“此乃公允之论。”也更钦佩曾巩为人正直，敢于批评。

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感动了诸葛亮，亦感动了上苍；曾巩正直无私、诚以待人的品性既让人欣悦，又令人钦佩。曾国藩在品性上同曾巩颇为相似，皆正直无私、诚以待人。曾国藩的“诚”在他对待部下的态度上表达的最为鲜明。他说：“大抵与兵勇及百姓交际，只要真实爱之，即可见谅于下；余之所以颇得民心勇心者，此也。”以诚待人，人则以诚回报，这大抵就是“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的壮举吧。

人当以诚为本，古圣先贤们都这样提倡，甚至以身作则。只有真诚者才可以真正得人心，树威信。缺乏诚信的人，不是一个品行高尚的人，更不可能实现自身修养的飞跃。因此，要做一个正直、高尚的人，就要做到最基本的以诚待人，心存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