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十字军东征的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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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战，圣地

1095年11月末的一个早晨，教皇乌尔班二世做了一次将改变欧洲历史的布道。他激昂的话语震惊了聚集在法国南部小城克莱蒙（Clermont）外一小块原野上的人群，此后的数月中，其信息在西方四处回荡，点燃了即将持续数百年的苦涩圣战。

乌尔班声称，基督徒因外敌入侵和骇人的迫害而身处危难之中。圣城耶路撒冷如今陷入穆斯林——“不信上帝的……一群人”——之手，他们正致力于酷刑与难以言状的亵渎。他号召拉丁欧洲以“基督的战士”的名义起来反抗这些据说十分野蛮的敌人，光复圣地并解放遭受“奴役”的东方基督徒。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受到投身这一正义之战将会被赦免灵魂罪愆承诺的吸引，数以万计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离开西方踏上了讨伐伊斯兰世界的征途。1

教皇乌尔班与十字军运动的构想

当乌尔班二世于1095年发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他大约60岁。这位法国北方贵族之子曾是一名教士及克吕尼修会修士，1088年成为教皇，当时教廷因长期陷入与德意志皇帝充满敌意的权力斗争已处于被颠覆的边缘。乌尔班的地位非常不稳，以至于他花费了6年光阴才重新获得了对罗马拉特兰宫（Lateran Palace，传统上教皇权威的所在地）的控制。然而，通过谨慎的外交手腕及适度而非激进的改革政策，这位新教皇看到教廷的声望与影响力得到了逐步的回升。至1095年，上述缓慢的复兴已初见端倪，但教皇理论上拥有作为拉丁教会之首及西欧每个基督徒精神世界的统治者的权利还远未兑现。

在此局部复兴的背景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构想诞生了。1095年3月，当拜占庭使节抵达时，乌尔班正于意大利北部城市皮亚琴察（Piacenza）主持一场宗教会议。使节带来了希腊基督教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AlexiusⅠComnenus）的请求，这位统治者依靠自己的机敏与独断的治理遏制住了这个伟大东部帝国内部数十年来的衰败势头。过重的税收令君士坦丁堡的国库再度充盈，并恢复了拜占庭所拥有的权威和慷慨的光晕，但阿莱克修斯依旧要面对一系列外敌，其中包括小亚细亚的突厥穆斯林。因此他向皮亚琴察会议发出军事援救的请求，力促乌尔班派遣一支拉丁军队助其抵御穆斯林敌人的威胁。阿莱克修斯可能希望得到的仅仅是一小支容易召集和指挥的法兰克佣兵部队，用来装点门面。而实际上，接下来的两年中，他的帝国将被滚滚人潮所淹没。

希腊皇帝的请求似乎与乌尔班二世心中酝酿已久的想法不谋而合，经过接下来的春天和夏天，教皇完善和发展了他的构想，设想了一种可能实现他的一系列雄心壮志的尝试：某种形式的如今被冠以“十字军东征”之名的前往东方的武装朝圣。历史学家们有时将乌尔班描绘为是在无意中煽动发起了这次意义深远的冒险，认为他仅仅期望数百名骑士响应他的参战号召。但事实上，他似乎对这项事业潜在的规模和范围有着极其敏锐的认识，并勤勉地打下了大规模招募的基础。

乌尔班意识到，发展援助拜占庭的远征的构想，不仅为保卫东部基督教国家和改善他与希腊教会之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而且能重申、扩展罗马的权威并使西方拉丁世界基督徒富有破坏性的尚武精神得到管控和疏导。这一宏伟计划被视为将教皇影响力自意大利中部延伸至其故乡法国的更大规模行动的组成部分。从1095年7月起，他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开启了一段漫长的布道之旅——首次这样的教皇出访已发生于近半个世纪前——并宣布一场重要的教会会议将于11月在克莱蒙（位于法国中部奥弗涅地区）举行。从夏天至初秋，乌尔班拜访了一系列知名的修道院（包括他之前所在的克吕尼隐修院），以培养对罗马的支持并为他公布“十字军运动”的构想做准备。他也事先物色了将在未来远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两个人：勒皮主教阿德马尔（Adhémar，bishop of Le Puy），一位重要的普罗旺斯教士，亦是教皇的热忱支持者；图卢兹伯爵雷蒙（Count Raymond of Toulouse），法国南部最富裕、最有权势的世俗领主。

到了11月，教皇对揭示其计划已经做好了准备。12位总主教、80位主教以及90位修道院长齐聚克莱蒙以参加乌尔班履职以来最大规模的宗教会议。在历时9天的普通教会事务讨论后，教皇宣布他将举行一场特别的布道。11月27日，成百上千的观众云集在城外一片旷野上，聆听他的演讲。2

在克莱蒙的布道

乌尔班在克莱蒙号召西方拉丁世界为两个密不可分的目标拿起武器。首先，他宣称保护基督教世界在拜占庭的东部边界实属必要，强调了与希腊人保持基督徒间的友爱团结及穆斯林入侵所造成的假定中的紧迫威胁。据一份文献的记载，他督促其听众“争分夺秒地奔赴东海岸去援助居住在那里的兄弟们”，因为“突厥人已经在整个地中海蹂躏他们”。但乌尔班口中这番宏伟事业绝不仅局限于为君士坦丁堡提供军事援助。相反，作为富有远见的神来之笔，他为自己的诉求增加了一个必然能打动法兰克人的额外目标。将战争与朝圣的理念合二为一后，他宣布发起一场远征，向圣地开辟一条道路，以夺回基督教的宇宙中最神圣的场所——耶路撒冷。乌尔班重申这座城市无与伦比的神圣地位，说它是“世界之脐”“基督教教义之［源］”，是“基督生活与殉难”之地。3

尽管上述两个相关的目标足以令人产生共鸣，但和每位试图为战争募兵的统治者一样，教皇依旧需要给他的事业赋予一圈光晕，使它拥有合理的理由并显得万分火急，但在这一点上他面临着难题。近期历史中并无显著的事件能够激起人们狂热的复仇怒火。诚然，耶路撒冷正由穆斯林统治着，但自7世纪以来便是如此。而且，尽管拜占庭帝国面临着突厥人日益加深的侵犯威胁，但西方基督教世界并未濒临入侵或处于被近东伊斯兰势力毁灭的边缘。由于缺乏骇人听闻的暴行或直接的威胁，乌尔班选择刻意营造出一种临场感，并通过丑化其打算发动的“十字军东征”的敌人来煽动人们的愤怒，使他们渴望报复。

因此，穆斯林被描绘为衣冠禽兽，一心想要野蛮地侵害基督教世界。乌尔班描述了突厥人如何“屠杀、俘获了许多［希腊人］，摧毁教堂并糟蹋上帝的国度”。他亦断言，前往圣地的基督教朝圣者遭到了穆斯林的盘剥虐待——富人被课以非法的重税，穷人则备受折磨：

这些不敬之徒竟如此暴虐：思忖那些不幸之人可能吞下金银，这些人或在饮料中掺入旋花草以迫使他们呕吐或排泄，或——这简直令人无法描述——在用利刃剖开他们的胃后，拉碎肠衣，以这样可怕的伤害来“揭示”自然隐藏的秘密。

据说，穆斯林治下的黎凡特基督徒已经在“刀剑、劫掠和焚烧”下沦为“奴隶”。在持续的迫害折磨中，这些可怜的人或被强制施行割礼，或遭缓慢剖腹之刑，或被活活献祭。“关于对妇女的侵犯，”据说教皇仔细考虑后说，“鉴于它是如此骇人听闻，还是保持缄默为好。”乌尔班似乎大量使用了这种形象而富有煽动性的意象，类似今天那些可能会和战争罪或种族屠杀联系到一起的意象。他对穆斯林在近东统治的指控夸大其词，甚至无中生有；但教皇究竟是相信其自身的宣传还是故意发起了一场操纵与歪曲的运动，我们已经无从得知。无论如何，他对伊斯兰世界不加掩饰的妖魔化为十字军东征事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催化剂，同时也令他得以进一步主张基督徒与“不相容”的他者作战要好过在欧洲同室操戈。4

乌尔班做出谴责伊斯兰教的决定，在未来的岁月中将产生负面的持久影响。但重要的是需要认清，与伊斯兰世界发生冲突的观念并非是十字军东征与生俱来的。乌尔班设想的是一场罗马首肯的虔诚的远征，当务之急是保卫或收复圣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选择伊斯兰教为敌几乎是附带的，很少有迹象表明，拉丁人与其希腊盟友在1095年前真的将伊斯兰世界视作公开的敌人。①

向被妖魔化的穆斯林犯下的“累累罪行”复仇的观念可能令乌尔班在克莱蒙的听众血脉偾张，但他关于十字军的信息还包含着更深沉、更强烈的诱惑；它直抵中世纪基督徒生活的本性。由于在宗教信仰上强调罪孽与天罚的压倒性威胁，西方拉丁人毕生陷入了为净化灵魂中的腐化污点而进行的一场罔顾一切的精神斗争之中。主要是为了寻求救赎，当教皇宣称前往东方的远征是神圣的、参与者将能“洗清全部罪愆”时，他们被迷住了。以往，即便是正义战争（即被上帝认可的必须使用的暴力）依然被认为天然是有罪的。然而现今乌尔班谈论的这场征战超越了这些传统界限。他的事业将具备圣洁的品质——将是一场圣战，不仅仅是被上帝所宽恕的，而且得到了其积极的推动和赞许。据一位目击者所说，教皇甚至断言是“基督要求”信徒们从军出征。

乌尔班的天才之处是在固有的宗教实践框架内创建“十字军运动”的构想，这确保了，至少以11世纪的标准来看，他在战争与救赎间确立的联系清晰而合理。在1095年，拉丁基督徒熟悉的观念是，罪孽带来的惩罚可通过忏悔及苦修（包括祈祷、斋戒、朝圣等）一笔勾销。在克莱蒙，乌尔班把更加大胆的“为上帝而战”的观念融入了救赎之旅的熟悉概念中，他敦促“每一个人，无论等级……无论骑士或步卒，富人或穷人”加入一场实质上的“武装朝圣”。这一充满危险和强烈痛苦威胁的伟大壮举将引领其参与者直抵基督徒最首要的朝圣地——耶路撒冷——的门外。如此，它承诺自身将成为一段具有无上救赎力量的经历，其效果如同“超级”忏悔，足以洗涤灵魂中的任何罪恶。

从异教敌人对圣城的洗劫到承诺一条新的救赎之路，教皇在听众头脑中唤起了支撑其征兵的图像和观念，既感人又具有说服力。受此影响，其听众群情激昂，“有的涕泗横流，［有的］战栗不止”。想必是提前设计好的步骤，勒皮主教阿德马尔第一个上前表态将投身此项大业。第二天，主教被任命为未来远征中的教皇特使（乌尔班的官方代表）。作为远征的精神领袖，他被寄望于推进教皇的议程，尤其是在有关缓和与拜占庭希腊教会关系方面的政策上。与此同时，图卢兹伯爵雷蒙的信使抵达并宣布了伯爵本人对该事业的支持。乌尔班的布道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接下来的7个月中他继续着传道之旅，其信息遍布了整个法兰西。5

可是，尽管克莱蒙必须被认为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源头，乌尔班二世却并非“十字军理想”的唯一设计师。以前的历史学家便正确地强调了他对过去的继承，尤其是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开创性的圣战理论探索的关联。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在整个远征中，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理念——它的本质、意图和奖赏——不断经历着较大的有机发展。事实上，在相关事件结束后，当世界试图理解诠释这一划时代的插曲时，该进程甚至仍在继续运行。我们很容易将第一次十字军想象为在乌尔班动人布道的驱动下前往耶路撒冷的一支秩序井然的军队。实际上，1095年11月之后的岁月里，几拨出发的队伍是相互脱节的。甚至我们通常所说的十字军“主力军”在启程的最初阶段也并非一支单一的部队，而更像是由小股分队凑成的乌合之众，渐渐地才摸索出共享的目标和指挥制度。

在教皇首次布道后的一个月中，民间（通常未获批准的）传道者便开始穿越欧洲各地发起十字军号召。在他们煽动性的影响下，某些与远征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犒赏的精髓（接下来以十字军“大赦”之名被人熟知）似乎已经变质。乌尔班很可能本打算让赦免仅适用于悔罪后该得的世俗惩罚，这是一套符合教会法的精密之处的相当复杂的方案。 此后的事件表明，许多十字军成员以为他们得到了天国救赎的确凿保证，并且相信在战役中阵亡将会成为殉道者。这类观念充斥在未来数百年间人们对十字军经验的认识中，在官方与民间制造了一道关于圣战认知的痛苦鸿沟。

值得注意的是，教皇乌尔班二世并未发明十字军东征这一术语。他在克莱蒙发动的这场远征史无前例，在某种程度上说尚处于构想上的萌芽期，以至于找不到一个用于描述它的词汇。同时代的人通常简单地将十字军东征称为“旅程”（iter）或“朝圣”（peregrinatio）。直到12世纪末才发展出一个更专门的术语crucesignatus（佩戴十字架的人）指称“十字军战士”，并最终形成了法语术语croisade（大意为“十字架之路”）。出于约定俗成和清晰易懂的缘故，历史学家们采用crusade一词指代1095年开始发起的基督徒圣战，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会在早期“十字军东征”的一致性、连贯性方面形成一定的误导。6

十字架的召唤

克莱蒙会议后的几个月中，十字军的信息传遍了西欧，并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波澜。当乌尔班教皇在法国四处宣传时，参加过他最初的布道的来自拉丁世界各地的主教们亦将其召唤带回了自己的教区。

那些广受欢迎的蛊惑人心的布道者也响应了该事业，他们大多数人并未得到教会的认证与管理。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是当中最知名和最值得注意的人物。隐士彼得很可能出身于亚眠（位于法国东北部）的贫苦阶层，除了云游四方、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臼头深目的相貌，还有异于常人的饮食习惯——同时代人曾如此记载：“他以鱼和葡萄酒为食，极少甚至从不食用面包。”——使他闻名四方。以现代标准来看，他可能会被当作一名流浪者，但在11世纪的法国穷人中，却被尊为先知。他是如此圣洁以至于其追随者甚至收集他骡子的毛发作为圣髑。一位同时代希腊人记载道：“仿佛令所有人醍醐灌顶，隐士彼得激励各地法兰克人携带武器、马匹和其他军事装备聚集了起来。”他想必的确是一位善于鼓舞人心的演讲家，在克莱蒙的6个月中，他成功招募了一支军队（大部分是贫民），人数超过了1.5万人。这支武装以及一些其他来自德意志的部队在历史上被称作“人民十字军”。受十字军狂热的驱使，鱼龙混杂的该部队于1096年春向圣地开拔（早于其他部队数月），军纪败坏地朝着君士坦丁堡前行。途中部分十字军战士认定也应与邻近家园的“基督的敌人”作战，于是便恐怖地屠杀了莱茵兰的犹太人。“人民十字军”几乎刚一踏上穆斯林的领土便被歼灭，尽管隐士彼得得以逃生。7

第一拨十字军或许以失败告终，但在欧洲，更大规模的军队正在集结。大型公共集会以动人的言辞让聚集起来的听众激情澎湃，纷纷应征；对于十字军运动的热情似乎也同样通过亲族、教皇拥护者的关系网及修道院团体与贵族间的联系这些非正式渠道得到了传播。一直以来，历史学家对其中涉及的人数存在争议，主要是由于同时代的估计过于浮夸而显得不可信（其中一些甚至超过了50万人）。最佳的估计是，参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拉丁基督徒人数介于6万至10万之间，其中7000至1万人为骑士，可能包含3.5万至5万的步兵，剩余的则是数以万计的非战斗人员、妇女和儿童。确凿无疑的是，十字军的号召引发了非同寻常的反应，其规模震撼了中世纪的世界。自昔日辉煌的罗马时代以来，从未有过规模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被征集起来。8

这批军队的核心是贵族骑士——中世纪涌现的军事精英。②这些基督教武士陷身于充满暴力的世俗生涯，并被教会训诫说罪恶的战争将使他们堕入地狱，教皇乌尔班实在是太了解他们心中的焦虑了。一位同时代人曾评论道：

上帝在我们的时代创立了圣战，使骑士与平民阶层得以追随……或许找到了一条救赎的新路。他们不用再像以往那样，被迫放弃世俗事务而选择修道院生活或其他宗教职业，而是可以保留自由和惯用的服装，继续追求自己的事业，同时获得一定程度的上帝的恩典。

精神上的进退维谷令贵族骑士们夜不能寐，教皇构建的武装朝圣的理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解决办法；他也明白，将贵族纳入麾下后，骑士扈从与步兵将紧随其后，因为即使十字军要求自愿献身，家庭纽带与封建义务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也会使各社会群体投入到共同的事业中去。实际上，教皇触发了一个连锁反应，加入十字军的每一位贵族都能引发一大波征兵。

虽然并无国王参与远征（他们大部分都忙于国内政治上的钩心斗角），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贵族精英还是投身于这场冒险。来自法国、西德意志、低地国家和意大利的高阶贵族（其地位仅次于王室）通常拥有公爵或伯爵头衔并能挑战王权，有的甚至令国王黯然失色。他们显然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因此作为一个群体，大部分可被称作“王公”。每一个这样的领导人物都指挥着自己的军队，但也以领主和家庭的纽带或同文同种吸引着更加松散、更有流动性的跟随者。

法国东南部最有权势的世俗领主图卢兹伯爵雷蒙是第一个投身十字军东征的王公。作为改革教会的公开支持者和勒皮主教阿德马尔的盟友，乌尔班二世几乎肯定甚至在克莱蒙布道之前便已经让伯爵做好了准备。雷蒙时年50来岁，可谓远征中较年长的政治家；他自大、执拗，以其财富和广泛的权势、影响力而感到骄傲，他承担了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军队的指挥职务。后世传说声称他曾与伊比利亚的摩尔人作战，甚至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时，他因为拒绝支付穆斯林对拉丁朝圣者征收的过高税款而受罚被挖出一目。事实上，据说伯爵返回西方时口袋里揣着自己的眼珠，把它当作寄托对伊斯兰教徒仇恨的护身符。虽然这些传说可能带有幻想成分，但雷蒙拥有竞争十字军东征的世俗总领导权的经验和资源（这一点更为重要）。9

对于这一职位，伯爵最明显的竞争对手是一位40岁的南意大利诺曼人塔兰托的博希蒙德（Bohemond of Taranto）。作为11世纪时征服了意大利南部的诺曼冒险家罗贝尔·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狡猾的”罗贝尔）之子，博希蒙德获得了宝贵的军事教育。11世纪80年代时，博希蒙德跟随父亲参加了一场为期4年的在巴尔干对抗希腊人的战役，学会了战场指挥与围城战。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他在军事方面的背景别人难以企及，这令一位差不多同时代的人如此形容他：“在英勇和对战争艺术的了解方面均无出其右者。”甚至他的拜占庭敌人也承认他外表不凡：

博希蒙德的外貌，简而言之，在当时的罗马世界中，无论是希腊人的还是蛮族的世界中，都与众不同。看见他的人会为之倾慕，而他的名字却令人恐惧。……他的身高超过最高的男人几乎一肘。他腰侧纤细，但肩、胸宽广，手臂强健有力……除了脸部肤色白中带红，其全身皮肤十分白皙。他的头发是浅褐色，并不像其他蛮族那样长发披肩……他的眼睛为浅蓝色，炯炯有神，透露出高贵的气质……他无疑富有魅力，［但］其外表亦给人粗鄙之感，我猜测这是由于他异于常人的身高和眼睛；甚至其笑声令他人听上去也是一种威胁。

即便他有雄狮般的身材，博希蒙德财力不足，他在1085年被他贪婪的同父异母弟弟剥夺了继承权。受贪婪的野心驱使，至少部分为了个人前途，他怀揣在黎凡特获得新爵位的梦想于1096年夏领取了十字。十字军东征路上，博希蒙德刚至弱冠之年的外甥欧特维尔的坦克雷德（Tancred of Hauteville）追随着他，虽然欠缺实战经验，但这位小王公精力充沛（而且似乎会讲阿拉伯语），很快便在随同博希蒙德进军东方的那支规模不大但令人敬畏的南意大利诺曼军队中获得了副帅的地位。假以时日，坦克雷德将跻身十字军东征运动的名将之列。10

法国南部与意大利诺曼十字军的领军人物都是改革教廷的盟友，然而在1095年之后，甚至教皇最憎恨的一些敌人也加入了对耶路撒冷的远征。其中一位是来自洛林（Lorraine）的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他出生于1060年左右，是布洛涅伯爵的第二子，其家系可上溯至查理曼（后世甚至有传说称他是天鹅所生），据说他“较常人高大壮硕……钢筋铁骨，虎背熊腰，仪表堂堂，有着淡金色的发须”。戈弗雷拥有下洛林公爵头衔，但事实证明他无法真正掌控这一以反复无常著称的地区，他领取十字很可能是为了在圣地开始一段新的生涯。尽管他曾有着夺取教会财产的恶名并且军事背景有限，但在未来的岁月里戈弗雷将证明自己献身十字军理念的决心永不动摇，同时亦是一位头脑清醒的指挥官。

戈弗雷身后是来自洛林、洛泰尔尼亚（Lotharingia）、德意志的聚集在一起的松散军队，他的弟弟布洛涅的鲍德温（Baldwin of Boulogne）也加入了队伍。据说鲍德温比戈弗雷发色更深、肤色更白，目光犀利。与坦克雷德类似，十字军东征期间他将从相对籍籍无名中脱颖而出，并证明自己在战场上如公牛般坚韧，同时也雄心勃勃。

这5位王公——图卢兹的雷蒙、塔兰托的博希蒙德、布永的戈弗雷、欧特维尔的坦克雷德、布洛涅的鲍德温——在收复耶路撒冷的远征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领导着3支法兰克主力部队，并塑造了十字军的早期历史。加入这场征战的第四支（也是最后一支）部队由北方法国人组建。它受3位具有紧密亲缘关系的贵族支配：血统高贵的诺曼底公爵罗贝尔（Robert, duke of Normandy），他是征服者威廉的长子、英王威廉·鲁弗斯（William Rufus，即威廉二世）之兄；罗贝尔的妹夫，布卢瓦伯爵艾蒂安二世（ÉtienneⅡde Blois）；罗贝尔的同名表弟佛兰德伯爵罗贝尔二世（RobertⅡ, Count of Flanders）。

对这些权贵、其追随者以及或许甚至更贫困的阶层而言，加入十字军的过程包含着一种充满戏剧性且情绪激昂的仪式。每个前往耶路撒冷的人都要许下十字军之誓，与那些朝圣者的誓言类似，随后在衣服上缝上十字架标记以表明身份。当塔兰托的博希蒙德听闻战争的号令，他似乎立即做出了反应：“受圣灵的鼓舞，［他］订购了一件最昂贵的斗篷，毫不犹豫地将它割开用以制作十字，［在场的］大部分骑士立刻开始加入他，因为他们满怀热情。”在其他地方，一些人将这种仪式引向了极端，他们在血肉之躯上烙上十字架标记，或用鲜血往身体、衣物上涂画。

通过醒目标志进行认证的过程，势必有助于区分并明确十字军乃是一个群体，而其中朝圣的誓言则为十字军将士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带来一系列法律保障。同时代对此献身时刻的记载倾向于强调其精神上的动机。鉴于它们几乎总是由教会人士提供的，我们或许会质疑这些证据，但它们得到了大量法律文书的支持，这些文书是人们在前往耶路撒冷前为了将自身事务安排妥当而制作（或委托制作）的。上述材料似乎证实了许多十字军将士确实是在宗教虔诚的背景下看待他们的所作所为的。一位名叫蒙孔图尔的贝特朗（Bertrand of Moncontour）的十字军战士受此感化，决定放弃他从旺多姆（Vendôme）一所修道院非法获得的土地，因为“他相信当他手握不义之财时，‘上帝之路’［即十字军东征］便不可能使自己受益”。

文献证据也反映出一种恐惧和自我牺牲的氛围。未来的十字军将士们似乎深深地对自己将要踏上的这段漫长而危险的旅程感到不安，但与此同时又愿意出售几乎全部财产为其投身的事业筹措资金。甚至诺曼底的罗贝尔也被迫将他的公爵领地抵押给了弟弟。那种一度流行的不实之词——十字军是由一群被剥夺继承权、自私自利、渴望攫取土地的非长子组成的——必须被抛弃了。相反，十字军东征可以带来精神与物质上的犒赏，但首先它是一项令人生畏且花销不菲的活动。宗教虔诚激励欧洲发起十字军东征，在未来的漫长岁月中，第一次十字军屡次证明了他们最有力的武器乃是共同的目标感和不可摧毁的决心。11

拜占庭

从1096年11月起，十字军主力开始抵达拜占庭首都、古老的通向东方之门户、伟大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随后的6个月中，各路远征部队通过拜占庭进入小亚细亚的伊斯兰国家边境。考虑到君士坦丁堡位于传统通向圣地的朝圣路线上并且法兰克人东征的公开意图是援助其希腊兄弟，它成了多股十字军的天然集结地。

阿莱克修斯的野心

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已经见证了人民十字军的一溃千里，他是否对十字军主力的到来心怀轻蔑与猜疑历来存有争议。他的女儿（也是其传记作者）安娜·科穆宁娜（Anna Comnena）记载道，阿莱克修斯“［对法兰克人的到来］感到担心，因为他知道他们爱逞匹夫之勇、性格古怪、反复无常，遑论其贪得无厌了”。在书中的别处她描述说十字军“皆为西方蛮族”，她对博希蒙德的描述尤为尖刻，称他是“老恶棍”“天生的骗子”。依据她如此负面的言辞，历史学家们在描绘1096—1097年希腊人与拉丁人的相遇时，常常认为二者之间充斥着根深蒂固的猜忌与敌意。实际上，安娜·科穆宁娜的记载完成于事件的数十年后，已被其后见之明严重扭曲。诚然，在十字军-拜占庭关系的表面之下，涌动着提防猜忌（甚至憎恶）的暗流，偶尔还会爆发弄性尚气的冲突。但至少在起初时，它们被双方的精诚合作掩盖了。12

要真正理解十字军通过拜占庭及以后的这段旅程，必须要还原法兰克人与希腊人之间的种种偏见。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以财富、权势和文化而论，欧洲历史历来由西部支配。但在11世纪时，文明的中心位于东部拜占庭帝国——希腊罗马权力与荣耀的传人——它亦是已知世界上国祚最长的帝国之继承者。阿莱克修斯可将其皇室继承权追溯至奥古斯都·恺撒和君士坦丁大帝，对法兰克人而言，这为皇帝及其帝国增添了一道近乎神话般的威严光环。

十字军在抵达君士坦丁堡后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站在它巨大的城墙（长4英里，厚达15英尺，高60英尺）前，他们深信自己看到的正是基督教欧洲的超级强权的中心。对那些被准许进入首都的幸运儿来说，更有大开眼界之感。这座大都会拥有约50万人口，相形之下，拉丁欧洲最大的城市仅为它的十分之一。到访者或许会对基督教世界最壮观的教堂——有穹顶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啧啧称奇，在阿莱克修斯传奇的前辈们巨大的凯旋雕像前流连忘返。君士坦丁堡在圣物收藏方面也堪称无与伦比，包括基督的荆冠、几绺圣母玛利亚的头发、至少两块施洗者圣约翰的头骨以及实际上全部使徒的圣髑。

很自然地，不足为奇的是，大部分十字军将士期盼着他们的远征能为皇帝效力。就阿莱克修斯而言，他给予了法兰克军队谨慎的欢迎，指引他们在监视下通过其帝国边境抵达首都。他将十字军视作保卫自己帝国的军事工具。在1095年向教皇乌尔班祈求援助后，如今他面对着一大批拉丁十字军队伍。即便他们据说蛮化未开、桀骜不驯，他认为法兰克人的粗野活力可能被用于帝国的利益。只要加以悉心操控，十字军或许能成为他在从塞尔柱突厥人手中夺回小亚细亚的斗争中的制胜武器。希腊人与拉丁人均准备团结合作，但尽管如此，不和的种子已然萌芽。多数法兰克人期望皇帝亲自指挥他们的军队，引领他们作为一支伟大联军的一部分直抵耶路撒冷的城门。阿莱克修斯没有这样的计划。对他而言，拜占庭的需要永远是最重要的，而非十字军的。他会为拉丁人提供帮助，并愉快地利用他们获得的任何成功，尤其是倘若他们能使他消除伊斯兰势力的威胁，甚至或许能让他光复叙利亚的战略重镇安条克。但他绝不愿因为收复圣地而劳师远征，将自己的王朝置于倾覆边缘，或令其帝国面临外敌进犯。事实证明，这种目标及期望上的错位迟早将会引发悲剧性的后果。

为皇帝效力

由于决心在法兰克人中树立权威，阿莱克修斯充分利用了十字军头领各自为政的天性，分别处理每一个抵达君士坦丁堡的王公。他还利用其伟大首都的壮丽华美来对拉丁人施压。1097年1月20日首位到达的王公布永的戈弗雷与他的主要贵族受邀前往豪华的布雷契耐（Blachernae）皇宫谒见阿莱克修斯。据说戈弗雷发现皇帝“按例端坐于宝座之上，看上去充满帝王的威仪，并没有起身亲吻［表示欢迎］公爵或其他任何人”。在此皇家气派下，阿莱克修斯要求戈弗雷庄重起誓：“未来他征服的任何城市、乡村或要塞，只要最初属于罗马帝国，便需将其转交皇帝委任的官员。”这意味着于小亚细亚（甚至更远）获得的任何领土都会被交给拜占庭人。公爵随后起誓奉皇帝为宗主，确认了阿莱克修斯对十字军的指挥权，但也获得了要求帝国提供援助和建议的权利，从而令双方缔结了同盟的纽带。在一场典型的对拜占庭式的慷慨的展示中，皇帝通过赠送这位法兰克王公大量金银、珍贵的紫色布料和价值不菲的马匹，让这实际上的屈服看起来更容易接受。随着协议的达成，阿莱克修斯迅速驱使戈弗雷及其部队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划分欧洲和亚洲并连接地中海与黑海的狭窄水道）以令这批似乎并不可靠的拉丁军队远离君士坦丁堡。

接下来的数月中，几乎所有十字军领袖都步了戈弗雷公爵的后尘。1097年4月，塔兰托的博希蒙德似乎与昔日的希腊敌手化干戈为玉帛，并欣然同意许下盟约。他得到了一整屋财宝的丰厚回报，据安娜·科穆宁娜记载，他的眼珠子几乎都要冒了出来。3位法兰克贵族试图逃出阿莱克修斯的“罗网”。颇有野心的次要王公——欧特维尔的坦克雷德与布洛涅的鲍德温——均迅速穿越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以避免立誓，但随后也被迫妥协了。唯有图卢兹伯爵雷蒙执拗地抗拒皇帝的提议，最终仅同意了一份修改后的协定——他承诺不会威胁阿莱克修斯的政权和属地。13

围攻尼西亚

1097年2月，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主力开始集结于小亚细亚之滨，接下来的数月中，他们的数量逐步增加至7.5万人左右，包括约7500名全副武装的骑士以及3.5万名轻装步兵。他们到达伊斯兰世界“门阶”的时机可谓千载难逢。数月前，当地塞尔柱突厥苏丹基利吉·阿尔斯兰（Kilij Arslan）比较轻松地击败了人民十字军。他认为第二拨法兰克人只能造成相似的有限威胁，于是启程前往遥远的东部处理一场小规模领土纠纷。这一失策导致基督徒在整个春季得以不受阻碍地自由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并建立滩头堡。

拉丁人的首个穆斯林目标是由他们与希腊人的同盟关系决定的，阿莱克修斯的主要目标是尼西亚（Nicaea），该城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侧内陆，基利吉·阿尔斯兰公然宣布这是他的首都。这座突厥人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据点威胁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安全，而它顽强地挫败了皇帝收复它的最大努力。现在阿莱克修斯部署了他的新武器：“野蛮的”法兰克人。5月6日他们抵达了尼西亚，这是一座宏伟的要塞。一位拉丁目击者形容说：“能工巧匠用高耸的城墙围住了城池，它无惧敌军或攻城器械的攻击。”30英尺高的城墙周长近3英里，并包含超过100座的塔楼。更令人烦恼的是，城市西缘是沿巨大的阿斯卡尼亚湖的湖岸而建的，因此，即便突厥守军（可能人数不超过数千）在陆上遭到包围，他们仍能接收给养和援军。

围攻伊始，基督徒便险遭破坏性的逆转。基利吉·阿尔斯兰如今已意识到首都面临的威胁，于晚春从小亚细亚东部回师救援。5月16日，他试图从城市南面树木繁茂的陡峭山丘对尼西亚城外敌军发动一次奇袭。法兰克人很幸运，他们在营地俘获了一名突厥间谍，严刑逼供后，他交代了塞尔柱人的计划。当穆斯林开始突击时，拉丁人已经严阵以待并利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迅速迫使基利吉·阿尔斯兰撤退。他与大部分部队安然无恙地逃脱了，但其军事威望以及尼西亚守军的士气却一落千丈。十字军希望令敌人更加绝望，便斩下了数百具突厥尸体的头颅，扎在矛尖上于城外展示，甚至将一些头颅投入城墙内以“制造恐慌”。这类野蛮的心理战在中世纪围城中可谓司空见惯，绝非基督徒所专有。接下来的数周里，突厥人顽强地以牙还牙，他们用系在绳子上的铁钩拖曳战斗后遗留在城墙附近的法兰克人尸体，悬挂在城墙上直至腐烂，以“触怒基督徒”。14

挫败基利吉·阿尔斯兰的进攻后，十字军同时采用了两种围城手段，用复合式的围攻策略来打破尼西亚的防御。一方面，他们从北、东、南三面对城市的陆墙进行严密封锁，希望能切断尼西亚与外界的联系，用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孤立无援折磨守军，逐渐迫使他们屈服。然而，到目前为止，法兰克人无法切断城西湖泊上的交通线，因此，他们也积极推行更有侵略性的攻城战术。最初使用攻城梯强攻城市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于是焦点便集中于努力在城墙上打开一道豁口。十字军制造了一批投石机（Mangonel），但其威力有限，难以发射足够大的石弹对坚固的防卫墙造成重大破坏。于是，十字军投射轻型石弹骚扰守军，掩护士兵用手破坏尼西亚的城墙。

这是一项可能送命的工作。为了抵达城墙，部队不得不穿越穆斯林致命的箭林弹雨，一旦到达那里，还会遭受头顶倾泻而下的燃烧的沥青与滚油的攻击。法兰克人试着随身携带一系列便携掩体抵御袭击，并多少取得了一些成功。其中一件用橡木横梁做成的被自豪地称作“狐狸”的精巧装置很快便崩塌了，导致20名十字军战士遇难。城南的法国人则幸运得多，他们建造了一具顶部倾斜的更坚固的掩体，从而得以进抵城墙并开始围城坑道作业。工兵在南侧防卫墙下挖掘了一条地道，在用木头支架小心地支撑起隧道后，在其中填入树枝和引燃物。1097年6月1日左右傍晚，他们引燃了木柴，令整个地道塌陷，使上方的城墙也有小部分损毁。对法兰克人而言不幸的是，突厥守军设法连夜修复了受损城墙，使他们前功尽弃。

至6月中旬，十字军仍未取得显著进展，扭转局势的责任落在了拜占庭人身上。阿莱克修斯驻扎在北方约一日路程处，与围攻保持着谨慎但又能引起警惕的距离，同时派出军队和军事顾问援助拉丁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泰提修斯（Taticius），他是一位来自皇室家族的沉着冷静的老兵，具有一半阿拉伯一半希腊的血统，以对皇帝忠心耿耿闻名。③直到6月中旬，阿莱克修斯才对围攻尼西亚做出关键的贡献。作为对十字军王公的请求的回应，他派出一支希腊战船组成的小型舰队经20英里的陆路运输进入阿斯卡尼亚湖。6月18日拂晓，这支小船队鼓号喧天地驶向尼西亚西墙，同时法兰克人也在陆地上发动了协同攻击。城内的塞尔柱军队因陷入天罗地网而惊慌失措，据说他们“几乎魂飞魄散，开始号啕大哭”。几小时内他们便乞求停战，泰提修斯与拜占庭人夺取了这座城市。

夺取尼西亚标志着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希腊-法兰克合作的顶点。普通拉丁士兵最初因不能洗劫城市而有些许怨言，但在阿莱克修斯决定犒赏其盟友大量金钱后，很快得到了平息。后世的西方编年史家夸大了尼西亚陷落后的紧张氛围，但一封由十字军领袖布卢瓦的艾蒂安于同年夏天晚些时候撰写的家书表明，两军仍处于友善合作的气氛之中。此刻皇帝接见了法兰克王公们以讨论下一步作战方略。双方可能对十字军横穿小亚细亚的路线达成了共识，安条克城被确定为下一个目标。阿莱克修斯的计划是尾随远征军，肃清它征服的任何领土，并指示泰提修斯作为其官方代表率领小股拜占庭军队伴随拉丁人左右，期望能借此维持事态的控制权。

整个春天和夏天，阿莱克修斯一直在为拉丁人提供有价值的忠告和情报。安娜·科穆宁娜指出：“阿莱克修斯提醒他们征途中可能会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并给予有益的建议。他们被告知了突厥人在战场上惯用的手段，被指导如何布阵、如何设伏，被告诫敌人逃跑时不要追得太远。”他也奉劝十字军领导层除了直接的进攻还可以运用务实的外交手腕。他们听从了他的建议，派出使节经海路前往埃及法蒂玛王朝，试图利用穆斯林间政治与宗教上的不和，与之探讨签署和约的可能性。15

当十字军于1097年6月最后一周从尼西亚开拔时，阿莱克修斯回顾此前数月，感到了些许满足。这群法兰克人通过其帝国而并未横生枝节，还给了塞尔柱苏丹基利吉·阿尔斯兰沉重一击。尽管偶有龃龉，但在皇帝近在咫尺的督阵下，拉丁人证明自己能够合作而恭顺。问题是，十字军现已向圣地开拔并远离了拜占庭的权力中心，这一切还能维持多久呢？

穿越小亚细亚

没有阿莱克修斯的领导，十字军不得不竭力克服指挥与组织上的各种问题。实质上，他们的军队是一支复合力量，由许多较小的部分组成，仅仅因共同的信仰——拉丁公教——而团结在一起。很多人出征前还曾互为仇敌。他们甚至要面对沟通上的严重障碍——“谁曾在一支军队中听到过如此多种混杂的语言？”来自法国北部的十字军成员沙特尔的富尔彻（Fulcher of Chartres）评论道。

这个混杂的群体需要坚决的领导。的确，从军事指挥的考量上来说，倘若缺乏清晰明确的个人领导，十字军无疑会走向崩溃覆灭。然而从1097年夏天起，远征军便缺乏单一的领袖。教皇特使勒皮的阿德马尔可以要求精神层面的主导权，希腊人泰提修斯也的确提供了指导，但他们实际上均无法指挥整支部队。事实上，十字军将士严重依赖他们共同的宗教目标所产生的凝聚力，被迫自行通过一系列实验和创新摸索出了一套组织架构。出乎意料的是，他们获得了显著的成功。集体讨论是他们最宝贵的决策手段（这通常在军事计划中是遭到排斥的）。从这时起，一个由主要法兰克贵族（诸如图卢兹的雷蒙、塔兰托的博希蒙德）组成的“委员会”通过开会来讨论并通过决策。在此之前，他们创建了一项“共同基金”，将全部劫掠所得纳入其中并统一分配。他们也不得不决定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协商出横穿小亚细亚的路线。

由于规模庞大，十字军实质上无法作为一支单一军队行进。沿着前方的罗马道路及朝圣者路线，一支7万人的队伍或许需要数日才能通过一处指定地点。前去搜寻粮草补给的部队也会如蝗灾般地肆虐周围的乡村。然而，像前往君士坦丁堡途中那样将部队分割为数支分队各自行军的做法，也有这些基督徒承担不起的风险，因为基利吉·阿尔斯兰与塞尔柱突厥人的威胁仍然非常真实地存在。王公们最终选择将部队分为两股，并在行军时保持紧密的联系。16

多里莱乌姆之战

1097年6月29日，博希蒙德麾下之南意大利诺曼人与诺曼底的罗贝尔的部队开拔了，布永的戈弗雷、佛兰德的罗贝尔及南方法国人各部尾随其后，与之保持一定距离。他们的计划是通过约4天的行军，在东南方的多里莱乌姆（一座被荒弃的拜占庭营寨）会师。然而，基利吉·阿尔斯兰自有韬略。在尼西亚受辱后他召集了一支满员的部队，现在希望当十字军穿越其国土时对其实行伏击。兵分两路的十字军给了他可乘之机。7月1日晨，在多里莱乌姆附近两个山谷交界处的一片开阔地上，他对博希蒙德与罗贝尔的主力部队发起了攻击。一位博希蒙德帐下的士兵如此回忆当时的恐惧：突厥人突然出现并“突然叽里咕噜地又喊又叫，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大声喊着我无法理解的邪恶字眼……听上去有如魔鬼驾临”。基利吉·阿尔斯兰随着众多敏捷的轻装塞尔柱骑兵前来，他们如旋风般包围了十字军，不断向对方倾泻箭雨，破坏了十字军的阵列。拉丁人无疑对敌手的战术感到震惊。一位处于酣战中的目击者写道：“突厥人像狼一样嚎叫，并发射一阵阵箭雨。我们被震惊了。由于我们面临死亡并且许多人已经挂彩，我们很快逃之夭夭；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对我们全体而言这种战争闻所未闻。”

一些人或许逃跑了，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博希蒙德与罗贝尔能够重整部队并在一处沼泽旁设立了一个临时营地。他们不仅没有杂乱无章地撤退，反而建立了防御阵形固守待援。在半天时间里，他们仰仗人数和装甲上的优势抵挡着突厥人持续不断的进犯。为了在蜂拥而至的敌人面前加强决心，十字军的战线里流传着鼓舞士气的口号：“迅速靠拢，相信基督与圣十字架的胜利。今天我们将得到丰厚的战利品。”但偶尔，敌军也的确突破了防线：

大批突厥人冲入了营地，用他们的角弓向朝圣的步兵、老弱妇孺射箭，格杀勿论。受此最凶恶的杀戮暴行的惊吓，娇弱而出身非常高贵的女孩们急忙打扮自己，向突厥人投怀送抱，以便突厥人因垂涎其美色而至少对她们学会手下留情。

即便如此，十字军的阵线依旧屹立不倒。在中世纪，有效的指挥严重仰仗人格力量，也就是令他人服从的能力，而博希蒙德与罗贝尔在这方面享有盛誉，因此他们得以在面对如此的攻势时能够掌控自己的军队。经过了骇人的5个小时，十字军主力抵达战场，基利吉·阿尔斯兰被迫撤退。大约有4000名基督徒与3000名穆斯林阵亡，伤亡可谓惨重，但将十字军一举击溃的尝试却失败了。从现在开始，基利吉·阿尔斯兰避开了他们。小亚细亚的游牧民塞尔柱人并未被击败，但他们的抵抗已然失败，穿越小亚细亚的路线已畅通无阻。17

打交道与征服

多里莱乌姆之战后，在向安条克进军的3个月中，十字军面临的是另外一种敌人。整个1097年夏天，当他们经过一系列被突厥人放弃的居民点时，饥渴和疾病折磨着他们。据一位编年史家记载，缺水一度非常严重，以至于：

不少于500人因缺水而死。此外，大量马、驴、骆驼、骡、牛等牲畜同样因为严重缺水而倒毙。很多人因劳累和炎热而日渐虚弱，他们张大着嘴，试图捕捉最稀薄的一丝水汽以缓解干渴。如今，当每个人都饱受折磨时，他们发现了一条渴望并搜寻已久的河流。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冲向它，毫无限制地开怀畅饮，直到许多早已虚弱不堪的人和驮兽因喝水过量而死。

对牲畜的死亡的描写与对人的殒命的描写几乎同样详细，这可能看上去有些非比寻常，但所有同时代史料都表现出了对马匹和驮兽的高度关注。军队依赖它们运送装备与补给，同时骑士也依靠他们的坐骑参战。过去，历史学家强调十字军骑士享有军事优势是因为他们拥有体型更大、更强壮的欧洲战马，然而实际上，其中的大部分甚至在抵达叙利亚前便已经死去了。一位法兰克见证者后来指出，因为上述原因“我们的许多骑士不得不作为步兵行军，而由于缺乏战马我们只好用牛代为坐骑”。18

十字军成员偶尔还会碰上更为不寻常的危险。例如，布永的戈弗雷在打猎时遭到了熊的攻击，多处受伤，侥幸生还。这些艰难险阻似乎促生了更为谨慎的下一步的旅途规划。一到达小亚细亚丰饶的东南角，十字军便开始与当时尚处于突厥人统治下的本地亚美尼亚基督徒结盟。在赫拉克利亚（Heraclea），坦克雷德与布洛涅的鲍德温被派遣南下奇里乞亚（Cilicia），同时主力部队从北路途经格克孙（Coxon，现拼写为Göksun）与马拉什（Marash，现名卡赫拉曼马拉什）进军。两路人马均与当地亚美尼亚基督徒取得了联系，但坦克雷德与鲍德温却更进一步，他们建立了一座联合物资中心以便在未来的数月中为整支十字军提供补给，并且为法兰克人期望与之在安条克会师的援军扫清了通向叙利亚的捷径。

奇里乞亚的远征之后，鲍德温决定脱离十字军主力前往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间的东部边陲碰运气。他察觉到在黎凡特建立自己独立统治的机会，率领麾下仅仅百名骑士组成的小部队，开启了一场充斥着野蛮征服与无尽个人野心的战役，并令他兼具军事指挥官和狡猾政客的才能彰显无遗。鲍德温标榜自己为将亚美尼亚基督徒从突厥统治枷锁下拯救出来的“解放者”，很快便控制了一块东抵幼发拉底河的狭长领土。他声望日隆，因此收到了年迈的亚美尼亚埃德萨（Edessa，一座位于幼发拉底河外的新月沃土中的城市）统治者托罗斯（Thoros）结盟的邀请。二人实际上通过一场奇特的公开仪式结成了养父养子关系：两人脱去了上衣，托罗斯抱住鲍德温，“将其揽入赤裸的怀中”，人们将一件长袍披在他们身上以示礼成。对托罗斯而言不幸的是，这场仪式丝毫也无法满足鲍德温那无情的野心。几个月内，很可能出自鲍德温的默许，他的亚美尼亚“父亲”便被谋害了。这个法兰克人于是控制了这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建立了近东的第一个十字军国家——埃德萨伯国（the county of Edessa）。19

与此同时，1097年10月初，第一次十字军在叙利亚北部边界重新集结；尽管蒙受了巨大损失，但他们还是成功穿越了小亚细亚。随后一个世纪中发生的事件将会证明，这本身就是非同小可的成就，因为后继的多次十字军将在这里折戟沉沙。但一项令这些磨难黯然失色的艰巨任务此时横亘在他们面前，那就是安条克围城战。

注释

1尽管乌尔班的这篇演讲具有历史意义，但没有任何确切的记录存世。关于他的演说有许多版本，其中包括3个写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结束后的目击者版本，然而它们都受到“后见之明”的影响，无一可被视为权威。尽管如此，通过将上述文献与教皇在1095—1096年提到“十字军东征”的信函进行对比，可以重建其核心信息。乌尔班二世克莱蒙布道的主要资料来源，参见：Fulcher of Chartres, Historia Hierosolymitana (1095–1127), ed. H. Hagenmeyer (Heidelberg, 1913), pp. 130–38; Robert the Monk, Historia Iherosolimitana, RHC Occ. III, pp. 727–30; Guibert of Nogent, Dei gesta per Francos, ed. R. B. C. Huygens, Corpus Christianorum, Continuatio Mediaevalis, 127A (Turnhout, 1996), pp. 111–17; Baldric of Bourgueil, bishop of Dol, Historia Jerosolimitana, RHC Occ. IV, pp. 12–16. 乌尔班写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信件，参见： H. Hagenmeyer, Die Kreuzzugsbriefe aus den Jahren 1088–1100 (Innsbruck, 1901), pp. 136–8; ‘Papsturkunden in Florenz’, ed. W. Wiederhold, Nachrichten von der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 Phil.-hist. Kl. (Göttingen, 1901), pp. 313–14; Papsturkunden in Spanien. I Katalonien, ed. P. F. Kehr (Berlin, 1926), pp. 287–8. 这些记述和信件的英译本可见：L. and J. S.C. Riley-Smith, The Crusades: Idea and Reality, 1095–1274 (London, 1981), pp. 37–53.

2关于乌尔班二世及其克莱蒙布道，参见： A. Becker, Papst Urban II. (1088–1099), Schriften der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19, 2 vols (Stuttgart, 1964–88); H. E. J. Cowdrey, ‘Pope Urban II’s preaching of the First Crusade’, History, vol. 55 (1970), pp. 177–88; P. Cole, The Preaching of the Crusades to the Holy Land, 1095–1270 (Cambridge, Mass., 1991), pp. 1–36; J. S. C. Riley-Smith, The First Crusaders, 1095–1131 (Cambridge, 1997), pp. 60–75. 关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布道和进程的更广泛的内容，参见: J. S. C. Riley-Smith, The First Crusade and the Idea of Crusading (London, 1986); J. France, Victory in the East: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First Crusade (Cambridge, 1994); J. Flori, La Première Croisade: L’Occident chrétien contre l’Islam (Brussels, 2001); T. Asbridge, The First Crusade: A New History (London, 2004). 一份过时且有些不可靠但十分生动的记述可见：S. Runciman, ‘The First Crusade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 1 (Cambridge, 1951). 重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历史的主要原始资料是: Gesta Francorum et aliorum Hierosolimitanorum, ed. and trans. R. Hill (London, 1962); Fulcher of Chartres, Historia Hierosolymitana (1095–1127), ed. H. Hagenmeyer (Heidelberg, 1913); Raymond of Aguilers, Le ‘Liber’ de Raymond d’Aguilers, ed. J. H. Hill and L. L. Hill (Paris, 1969); Peter Tudebode, Historia de Hierosolymitano itinere, ed. J.H. Hill and L. L. Hill (Paris, 1977); Caffaro di Caschifellone, ‘De liberatione civitatum orientis’, ed. L. T. Belgrano, Annali Genovesi, vol. 1 (Genoa, 1890), pp. 3–75; Ekkehard of Aura, ‘Hierosolimita’, RHC Occ. V, pp. 1–40; Ralph of Caen, Gesta Tancredi in expeditione Hierosolymitana, RHC Occ. III, pp. 587–716; Historia Belli Sacri, RHC Occ. III, pp. 169–229; Albert of Aachen, Historia Iherosolimitana, ed. and trans. S. B. Edgington (Oxford, 2007); H. Hagenmeyer, Die Kreuzzugsbriefe aus den Jahren 1088–1100 (Innsbruck, 1901); Anna Comnena, Alexiade, ed. and trans. B. Leib, 3 vols (Paris, 1937–76), vol. 2, pp. 205–36, vol. 3, pp. 7–32; Ibn al-Qalanisi, The Damascus Chronicle of the Crusades, extracte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Chronicle of Ibn al-Qalanisi, trans. H. A. R. Gibb (London, 1932), pp. 41–9; Ibn al-Athir, The Chronicle of Ibn al-Athir for the crusading period from al-Kamil fi’l-Ta’rikh, trans. D. S. Richards, vol. 1 (Aldershot, 2006), pp. 13–22; Matthew of Edessa, Armenia and the Crusades, Tenth to Twelfth Centuries: The Chronicle of Matthew of Edessa, trans. A. E. Dostourian (Lanham, 1993), pp. 164–73. 资料的译文选集可参见：E. Peters (ed.), The First Crusade: The Chronicle of Fulcher of Chartres and other source materials, 2nd edn (Philadelphia, 1998).对这些资料的介绍可参见：S. B. Edgington, ‘The First Crusade: Reviewing the Evidence’, The First Crusade: Origins and Impact, ed. J. P. Phillips (Manchester, 1997), pp. 55–77. See also: S. D. Goitein, ‘Geniza Sources for the Crusader period: A survey’, Outremer, ed. B. Z. Kedar, H. E. Mayer and R. C. Smail (Jerusalem, 1982), pp. 308–12.

3Fulcher of Chartres, pp. 132–3; Robert the Monk, p. 729; Guibert of Nogent, p. 113; Baldric of Bourgueil, p. 13.

4Fulcher of Chartres, p. 134; Guibert of Nogent, p. 116; Hagenmeyer, Kreuzzugsbriefe, p. 136; Robert the Monk, pp. 727–8; B. Hamilton, ‘Knowing the enemy: Western understanding of Islam at the time of the crusad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rd series, vol. 7 (1997), pp. 373–87.

5Hagenmeyer, Kreuzzugsbriefe, p. 136; Fulcher of Chartres, pp. 134–5; Baldric of Bourgueil, p. 15; J. A. Brundage, ‘Adhémar of Le Puy: The bishop and his critics’, Speculum, vol. 34 (1959), pp. 201–12; J. H. Hill and L. L. Hill, ‘Contemporary accounts and the later reputation of Adhémar, bishop of Le Puy’, Mediaevalia et humanistica, vol. 9 (1955), pp. 30–38; H. E. Mayer, ‘Zur Beurteilung Adhemars von Le Puy’, Deutsches Archiv für Erforschung des Mittelalters, vol. 16 (1960), pp. 547–52.乌尔班似乎在其“十字军运动”的信息中心中添加了各种额外的主题：作为“基督的战士”以教廷名义作战是实践对上帝（“天国”之主）的准封建义务；加入远征将能令人得以通过模仿基督受难来追随基督的脚步；末日即将来临，唯有征服耶路撒冷方能带来预言中的末日。

6关于十字军运动先驱乌尔班、对殉道的态度以及十字军理念的发展，参见：C. Erdmann, The Origin of the Idea of Crusade (Princeton, 1977); J. T. Gilchrist, ‘The Erdmann thesis and canon law, 1083–1141’, Crusade and Settlement, ed. P. W. Edbury (Cardiff, 1985), pp. 37–45; E. O. Blake, ‘The formation of the “crusade idea”’,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21 (1970), pp. 11–31; H. E. J. Cowdrey, ‘The genesis of the crusades: The springs of western ideas of holy war’, The Holy War, ed. T. P. Murphy (Columbus, 1976), pp. 9–32; J. Flori, La formation de l’idée des croisades dans l’Occident Chrétien (Paris, 2001); J. S. C. Riley-Smith, ‘Death on the First Crusade’, The End of Strife, ed. D. Loades (Edinburgh, 1984), pp. 14–31; H. E. J. Cowdrey, ‘Martyrdom and the First Crusade’, Crusade and Settlement, ed. P. W. Edbury (Cardiff, 1985), pp. 46–56; J. Flori, ‘Mort et martyre des guerriers vers 1100. L’exemple de la Première Croisade’, Cahiers de civilisation médiévale, vol. 34 (1991), pp. 121–39; C. Morris, ‘Martyrs of the Field of Battle before and during the First Crusade’, 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vol. 30 (1993), pp. 93–104; J. S. C. Riley-Smith, What Were the Crusades?, 3rd edn (Basingstoke, 2002); C.J. Tyerman, ‘Were there any crusades in the twelfth centur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0 (1995), pp. 553–77; C. J. Tyerman, The Invention of the Crusades (London, 1998).

7Guibert of Nogent, p. 121; Anna Comnena, vol. 2, p. 207; E. O. Blake and C. Morris, ‘A hermit goes to war: Pete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Crusade’, 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vol. 22 (1985), pp. 79–107; C. Morris, ‘Peter the Hermit and the Chroniclers’, The First Crusade: Origins and Impact, ed. J. P. Phillips (Manchester, 1997), pp. 21–34; J. Flori, Pierre l’Ermite et la Première Croisade (Paris, 1999); Riley-Smith, The First Crusade and the Idea of Crusading, pp. 49–57; J. S. C. Riley-Smith, ‘The First Crusade an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vol. 21 (1984), pp. 51–72; R. Chazan, European Jewry and the First Crusade (Berkeley, 1987); Asbridge, The First Crusade, pp. 78–89, 100–103.

8这一估计与J. France在Victory in the East, pp. 122–42中所做的计算吻合。有关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的其他最新成果，参见: B. Bachrach, ‘The siege of Antioch: A study in military demography’, War in History, vol. 6 (1999), pp. 127–46; Riley-Smith, The First Crusaders, p. 109; J. S. C. Riley-Smith, ‘Casualties and the number of knights on the First Crusade’, Crusades, vol. 1 (2002), pp. 13–28.

9Guibert of Nogent, p. 87; J. H. and L. L. Hill, Raymond IV, Count of Toulouse (Syracuse, 1962).

10William of Malmesbury, Gesta Regum Anglorum, vol. 1, ed. and trans. R. A. B. Mynors, R. M. Thomson and M. Winterbottom, vol. 1 (Oxford, 1998), p. 693; Anna Comnena, vol. 3, pp. 122–3; R. B. Yewdale, Bohemond I, Prince of Antioch (Princeton, 1917); R. L. Nicholson, Tancred: A Study of His Career and Work in Their Relation to the First Crusad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atin States in Syria and Palestine (Chicago, 1940).

11J. C. Andressohn, The Ancestry and Life of Godfrey of Bouillon (Bloomington, 1947); P. Gindler, Graf Balduin I. von Edessa (Halle, 1901); C. W. David, Robert Curthose, Duke of Normandy (Cambridge, Mass., 1920); W. M. Aird, Robert Curthose, Duke of Normandy (Woodbridge, 2008); J. A. Brundage, ‘An errant crusader: Stephen of Blois’, Traditio, vol. 16 (1960), pp. 380–95; Gesta Francorum, p. 7; J. A. Brundage, Medieval Canon Law and the Crusader (Madison, 1969), pp. 17–18, 30–39, 115–21; J. A. Brundage, ‘The army of the First Crusade and the crusade vow: Some reflections on a recent book’, Medieval Studies, vol. 33 (1971), pp. 334–43; Riley-Smith, The First Crusaders, pp. 22–3, 81–2, 114; Mayer, The Crusades, pp. 21–3; Riley-Smith, The First Crusade and the Idea of Crusading, p. 47; France, Victory in the East, pp. 11–16; Asbridge, The First Crusade, pp. 66–76; Housley, Contesting the Crusades, pp. 24–47.

12Anna Comnena, vol. 2, pp. 206–7, 233. On Byzantine history see: M. Angold, The Byzantine Empire, 1025–1204: A Political History, 2nd edn (London, 1997). 关于十字军和拜占庭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的关系，参见：R.-J. Lilie, Byzantium and the Crusader States 1096–1204, trans. J. C. Morris and J. E. Ridings (Oxford, 1993), pp. 1–60; J. H. Pryor, ‘The oaths of the leaders of the First Crusade to emperor Alexius I Comnenus: fealty, homage, pistis, douleia’, Parergon, vol. 2 (1984), pp. 111–41; J. Shepard, ‘Cross purposes: Alexius Comnenus and the First Crusade’, The First Crusade: Origins and Impact, ed. J. P. Phillips (Manchester, 1997), pp. 107–29; J. Harris, Byzantium and the Crusades (London, 2006), pp. 53–71.

13Albert of Aachen, p. 84; Anna Comnena, vol. 2, pp. 220–34; Asbridge, The First Crusade, pp. 103–13.

14Raymond of Aguilers, pp. 42–3; Gesta Francorum, p. 15; Fulcher of Chartres, p. 187; Albert of Aachen, pp. 118–20.

15Gesta Francorum, p. 15; Hagenmeyer, Kreuzzugsbriefe, pp. 138–40; Anna Comnena, vol. 2, pp. 230, 234.

16Fulcher of Chartres, pp. 202–3; W. G. Zajac, ‘Captured property on the First Crusade’, The First Crusade: Origins and Impact, ed. J. P. Phillips (Manchester, 1997), pp. 153–86.

17Gesta Francorum, pp. 18–21; Fulcher of Chartres, pp. 192–9; France, Victory in the East, pp. 170–85; Asbridge, The First Crusade, pp. 133–7.

18Albert of Aachen, pp. 138–40. 此处引用有删节。Gesta Francorum, p. 23.

19T. S. Asbridge, The Creation of the Principality of Antioch 1098–1130 (Woodbridge, 2000), pp. 16–19; France, Victory in the East, pp. 190–96; Albert of Aachen, p. 170.

①一个普遍的误解是，十字军是一种使用武力的福音派。事实上，至少从一开始，宗教皈依并不是十字军东征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要素。

②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的骑士按照当时标准通常身披重甲：附带锁子头巾（mail coif）的圆形钢盔，长抵大腿的锁子甲（外加一件短外套）——以上装备有望对侧击产生抵御力，但无法抵挡强力的砍刺。为此，通常也装备一面包裹金属的大型木盾。标准的近战武器是骑士枪（横握或用于投掷）以及大约长2英尺、双面开刃的单手长剑。沉重而精巧平衡的剑身作为钝击武器的效果好于作为锋利的劈砍武器。虽然某些人使用早期十字弓，但骑士和步兵通常也使用长弓——长达6英尺并能将箭射出300码。

③泰提修斯既是干练的将领也是一名宦官，据说在其早年的征战生涯中，他的鼻子被削掉，如今便用黄金的假鼻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