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由于英国广播公司要以本书为蓝本拍摄一套纪录片，在最近的几个月中，我有幸开启了一段旅程，穿越了欧洲、近东、中东。虽然有几处地方我是初次前往，但借由我对十字军历史数十年的研究，大多都曾到访，因而颇为熟悉。然而每到一处，我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所参与的事务，对我而言是新奇、有趣并发人深省的。我试图传递自己对十字军东征历史的热忱——在这曾上演过历史大戏（有时是惨剧）之地讲述关于圣战的故事。

这些年来，我参加过数不尽的讲座与课程，以探究那激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混杂着信仰与暴力的狂热，但站在耶路撒冷圣墓教堂中描述1099年十字军士兵浴血奋战后踏入这座基督教圣坛时虔诚的喜悦，感觉却大不相同。1192年7月3日，伟大的苏丹萨拉丁率领信众于阿克萨清真寺进行周五礼拜时，因对自己险些放弃圣城深感自责而流下了泪水——当我在寺内讲述此事时，心中同样颇受触动。

我并不是说上述体验在某种程度上能赋予自己对十字军时代的真知灼见，抑或令我顿时对其中的主角有更好的理解。一处孤立的地点（它与其中世纪的形态已不尽相同）只能令你浅尝辄止，最终还是要回归历史材料，无论它是文字的还是实物的。但我的想象被点燃，对十字军历史的热情（我对它的热衷已持续了超过半生）也被再次唤醒。我尤其受到了触动，去思索我们重拾或有时遗忘历史事件的方式。

数周前，我曾于破晓前一小时步入巴黎圣礼拜堂（Sainte-Chapelle，由路易九世兴建于巴黎的核心区的高耸圣祠）。这座建筑可谓当年的工程奇迹，被用以珍藏路易收集的宝贵的耶稣受难圣髑（其中包括耶稣的荆冠），其精美的石柱与高耸的拱顶难以置信地撑起了夺目的巨幅彩色玻璃。通常这里簇拥着被其哥特式华美所打动的参观者，但此时礼拜堂黑暗笼罩，空无一人。当太阳升起，晨光透过闪亮的窗扉倾泻而入，我被这一非同寻常的事实——路易国王（他曾于700多年前投身于圣地之战）曾经恰恰在同一地点漫步——所震撼。巴黎圣礼拜堂被作为路易记忆的瑰宝得以保存，并用于彰显他坚贞不屈的宗教热忱；它亦是法国历史与民族身份的纪念物。但还有许多与这位十字军君主生涯息息相关的地点，今天已几乎被彻底遗忘。

13世纪时，为了控制埃及，路易国王曾在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曼苏拉（Mansoura）发动了一场史诗般的战役，如今该地已成为一座杂乱的工业城市。难以置信的是，路易的十字军在尼罗河畔扎营之处如今依旧是一块孤立、破败的农田，3座喷吐着有毒黄烟的烟囱俯瞰着它。基督教军队曾在这里被马穆鲁克所压倒，而国王因深受痢疾之苦不得不在马裤上割开了一个口子——如今此地罕有访客，更遑论拍摄电影了。1250年4月4日黄昏，当穆斯林攻破大营时，被遗弃的十字军伤兵拼命地试图爬上在河畔停泊的少数船只，最终还是难逃被残酷屠戮的命运——站在此处面对镜头讲述他们的故事，这种独特的体验令人不胜唏嘘。

当我讲述发生在以色列城市阿卡（Acre）以北沙地平原的另一场由十字军主导的屠杀时，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唤起了我同样的感受。在花费多年时光通过第一手资料对此事件展开深入研究后，我对狮心王理查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将2700名穆斯林俘虏强行驱赶出城并冷血杀戮殆尽一事或许称得上了如指掌。至少对我来说，不可能不去回想，在十字军“用剑劈刺”（正如一位目击者记载的那样）对他们下手之前，这些囚徒临死前充满了恐惧与困惑。

当然，本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强调十字军东征并非无休无止的战斗、战役之集合。通过引用有选择性的证据，人们很容易认为这是一个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之间展开“全面战争”的时代，一个由根深蒂固的仇恨与以暴易暴的循环浇灌的充满痛苦冲突的时代。这无疑是十字军的视角，它曾经很自然地促生了以下观念：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文明冲突是无法避免的。然而，在争夺圣地之战的过程中，客观现实与政治、军事、商业上的利益意味着十字军移民实际上与黎凡特当地人民存在紧密联系，其中也包括穆斯林。由是，十字军在边疆营造了一种令欧洲得以借鉴“东方”文化并与之交流的环境。它并非那么惬意和谐，但鉴于更广阔世界的普遍现实，也不应对此感到惊诧。在中世纪，西方自身也饱受基督徒内部的敌对以及没完没了的武装冲突的折磨；各地也出现了社会和宗教上的不宽容现象。按照以上标准，“十字军的”黎凡特显然不稳定地混杂着互相交往与一触即发的冲突，这并非令人不可思议。

从事电视系列片的拍摄最大的好处之一是能够有特别的机会接近十字军时代的遗址（或曰“物质文化”），其中很多体现出跨文化交流的理念。作为一名过去通常依靠文本证据了解历史的学者，能够实际触摸那个年代留存的遗物（尤其是源自日常生活的遗物）令人十分兴奋。在以色列，我检视了一系列西方基督教近东移民铸造的“十字军”钱币，从相当粗糙的铜币（一枚或许只能购买几片面包）到珍贵的金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一眼看去充满伊斯兰风情的硬币，上面刻满了阿拉伯铭文，声称它们由埃及哈里发阿米尔（al-Amir，1101—1130年在位）铸造。实际上，它们是基督教统治者打造的“赝品”，后者通过有意模仿穆斯林金币（同时略微降低其重量）以便让移民能够迅速、轻易地将自己融入黎凡特的商业体系中。十字军时代中期西方移民在铸造的钱币上镌刻伊斯兰文本（其中一部分甚至包含先知穆罕默德的名字），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了跨文化贸易的重要性及现实的要求有能力战胜意识形态。

我亦曾获大英图书馆的允许有幸拜读它最珍贵的收藏之一——《梅丽桑德圣咏经》（Melisende Psalter）。这本小巧精致的圣咏经大概是耶路撒冷国王富尔克（Fulk）于12世纪30年代送给妻子梅丽桑德（Melisende）王后的礼物。实际上，它很可能是被设计用来修补夫妻二人紧张关系的，他们的纷争甚至几乎以一场全面内战告终。这一异常华美的艺术品体现出十字军国家在文化融合方面的能力。它由7位不同的匠人制作，展现出英国、法国、东方基督徒，甚至伊斯兰教的影响。最引人注目的恐怕是其象牙封面，现在与圣咏经分离单独保藏。它雕工精细并镶嵌着宝石，匠人们描绘了关于王权和基督教之虔诚的场景：其中一个封面取材于大卫王的生涯，包括他对抗歌利亚之战；而在另一面上，一位君主（貌似富尔克本人）身披拜占庭皇袍（以增添其威仪），正在施行从为穷人穿衣到照顾病患的各种善举。后一封面精良的复制品也出现在书中的插图部分。此书的迷人之处在于，它让我们得以探究梅丽桑德与富尔克共治期间的私人生活，但它也展现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更广阔的世界的某些元素。

英国广播公司这套纪录片的目的之一是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回到了一系列中世纪手稿（通常是世间最早的幸存抄本）以揭示我们用于重建十字军时代的历史资料。其中最意外的惊喜或许是我获得了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档案馆的许可，得以阅读巴哈丁（Baha ad-din）所作萨拉丁传记的一个13世纪早期的版本。这是一份内容极为详尽的文献，它清晰勾勒出萨拉丁的个性以及他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对抗狮心王理查的过程，作者对萨拉丁十分熟悉并亲历了书中记载的大部分事件。阿克萨手抄本的独特之处在于，不像其他大多数中世纪文本，它几乎可以肯定不是后世的抄本，而是巴哈丁本人亲手书写的版本。手捧此书，心知它为萨拉丁密友之一的作品，这种感觉简直棒极了。

系列片中最后一部分的证据材料来自考古发现。就在4天前，顶着沙漠烈日，我拜访了乌艾拉（al-Wu’ayra）城堡的遗址（西方称为摩西山谷），它是古城佩特拉（Petra，位于约旦）城外的一座不大的12世纪“十字军”要塞。在西方移民的早期，欧洲基督徒尝试着拓殖这一荒凉闭塞的区域，但要适应如此陌生的环境并非易事。通过对要塞中16座岩凿墓穴的挖掘、分析，其中残存的骸骨表明移民缺乏足够的果蔬以平衡饮食，他们相对白皙的皮肤也导致了叶酸的匮乏。我在乌艾拉检视了一位数世纪前去世的约6至9个月大的幼儿的头盖骨残片。这些骸骨成了因严重的维生素C不足（或曰败血症）而对身体构成损害（骨骼几乎呈海绵状）的有力证据。

将本书改编为系列纪录片是一大喜讯，我对能参与如此非凡的项目感到十分荣幸。当然，此番经历加深了我对十字军东征的理解并令我更加深爱我们历史中的这段时期。我希望，凭借对此地及来自文本、物质文化和考古的证据的理解，通过展示居住过十字军将士与穆斯林（他们在中世纪曾为了圣地发起战争）的世界之现状，本电视系列片能够恰当处理这一发人深省、引人入胜的课题。

托马斯·阿斯布里奇
2011年11月6日
西萨塞克斯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