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想数章（代序）[1]
通常，作家对自己的了解要胜过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对他的了解。这就是我答应出版社的建议，为自己的作品集写一个简短序言的原因。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作家阐述自己的可能性又是有限的。有很多难题束缚着他，首当其冲的就是，对自己的书进行评价，总是让人感到有些尴尬。
除此之外，期待作家解释自己的作品，也是一件毫无益处的事情。契诃夫在这种情况下说过：“请去阅读我的作品吧，我的一切尽在其中。”我很愿意重申契诃夫的这句话。
因此，我只想简单说说有关自己创作的一些看法，简单谈一谈自己的生平。详细地叙述生平是没有意义的。我从幼年起到三十年代初的全部生活，都已写入六卷本的自传体小说《生活的故事》，那部小说也被收入这部作品集。《生活的故事》的写作，我仍在进行。
一八九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出生在莫斯科市格拉纳特胡同一个铁路统计员的家里。
我的父亲是扎波罗热哥萨克的后代，那些哥萨克在谢恰溃败后迁居到了离白教堂[2]不远的罗西河两岸。我的祖父祖母在那里生活过，我的祖父曾是一名尼古拉军队的士兵，我的祖母是土耳其人。
虽然从事着需要冷静看待事物的统计员工作，我的父亲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幻想家和抗议者。由于自己的这些品质，他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待得太久。莫斯科之后，他还在维尔诺[3]和普斯科夫工作过，最后，多少有些稳定地落户到了基辅。
我的母亲，一名糖厂工人的女儿，既威严又厉害。
我们的家庭成员多，构成也很复杂，喜欢艺术。我们经常在家里唱歌、弹钢琴、争论，我们诚挚地热爱戏剧。
我在基辅第一中学上过学。
我上六年级时，我们家分崩离析。从那时起，我得自己挣钱维持生活和学业。我靠非常艰难的工作——做所谓的补习教师——来勉强维持生活。
中学的最后一年，我写作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并将它发表在基辅的一本文学杂志《星火》上。根据我的记忆，那是在一九一一年。
中学毕业后，我在基辅大学上了两年学，之后转到莫斯科大学，来到了莫斯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我在莫斯科有轨电车上做电车司机和售票员，之后，在后方和战地救护列车上当过护理员。
一九一五年秋天，我从救护列车转到野战卫生支队，和支队一起走过了漫长的撤退之路，从波兰的卢布林一直撤到白俄罗斯的小城市涅斯维日。
在支队中，我从偶然见到的一小块儿报纸上得知，我两个身处不同战线的兄弟在同一天阵亡了。我回到母亲身边，她那时住在莫斯科，但是我不能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于是又重新开始了漂泊的生活：我到了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在布良斯克公司的冶金工厂工作，然后又从那里来到尤佐夫卡[4]的新俄罗斯工厂，而从那里又到了塔甘罗格的涅辅-维里德锅炉厂。一九一六年秋天，我离开锅炉厂来到亚速海上的渔业合作社。
空闲的时候，我开始在塔甘罗格写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浪漫主义者》。
后来，我来到莫斯科，二月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正好在那里，我开始从事记者工作。
我是在苏维埃政权下成长为一个人和一名作家的，这种历程确定了我未来的生活之路。
我在莫斯科亲历了十月革命，成为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许许多多事件的见证人，听过几次列宁的讲话,过着紧张的杂志编辑生活。
但是，很快我就“掉进了旋涡”。我来到母亲身边（她又一次迁回了乌克兰），在基辅经历了几次巨变后，我又从基辅到了敖德萨。在那里，我第一次进入了一个年轻作家的圈子——伊利夫，巴别尔，巴格里茨基，申格里，列夫·斯拉温[5]。
但是，“远游的缪斯”并没有使我平静,我在敖德萨待了两年后，去了苏呼米，之后去了巴统和梯弗里斯。我从梯弗里斯去过亚美尼亚，甚至到过波斯北部。
一九二三年，我回到莫斯科，在那里当了几年罗斯塔通讯社的编辑。那时我已经开始发表作品了。
＊ ＊ ＊
我第一部“真正的”作品是短篇小说集《迎面驶来的船》（1928年）。
一九三二年夏天，我开始着手创作中篇小说《卡拉·布加兹海湾》。写作《卡拉·布加兹海湾》和其他几部作品的历程，我在随笔集《金蔷薇》中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叙述。因此，我将不在这里重述。
《卡拉·布加兹海湾》问世后，我辞职了，从那时起，创作成了我唯一的工作，它占据了我全部的身心，它有时是折磨人的，但却永远是我钟爱的。
我和从前一样，走过很多地方，甚至比从前更多。在自己作家生活的许多个年头中，我到过科拉半岛，在梅晓拉林区生活过，走遍了高加索和乌克兰，到过伏尔加河、卡马河、顿河、第聂伯河、奥卡河、杰斯纳河、拉多加湖和奥涅加湖，到过中亚、克里米亚、阿尔泰、西伯利亚，还有我们神奇的西北部——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维捷布斯克，到过普希金的故乡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村。
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我在南线做战地记者，同样走过很多地方。战争结束后，我仍旧到处旅游。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我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在保加利亚的两个童话般的渔业小城内塞勃尔（梅塞梅里亚）和索佐勃尔生活过,走遍了波兰，从克拉科夫到格但斯克，乘船环游了欧洲，到过伊斯坦布尔、雅典、鹿特丹、斯德哥尔摩，到过意大利（罗马、都灵、米兰、那不勒斯、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区），见到了法国，包括普罗旺斯，见到了英国，去过牛津大学和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特福。一九六五年，由于自己顽固的气喘病，我在卡普里岛生活了很长时间，那里有巨大的峭壁，上面茂密地长满了芳香的绿草、油脂很多的地中海松果树，峭壁上有水瀑布（确切地说是鲜花瀑布），还长满了鲜红的热带九重葛，我生活在浸沉于地中海温暖而清澈海水中的卡普里岛。
这些为数众多的旅行，和各种各样、各有其趣味的人的每一次相遇，给我留下了许多印象，它们成了我很多短篇小说和旅行札记的素材（《风景如画的保加利亚》《双耳罐》《第三次见面》《海滨的人群》《邂逅意大利》《一闪即逝的巴黎》《拉芒什海峡的灯火》等等），这些作品，读者也可以在这部作品集[6]中找到。
我一生中写下了不少东西，但是，有一种感觉一直萦绕于我的脑海，这种感觉就是，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感觉到，只有在成熟的年纪，作家才能学会了解生活的某些方面和某些现象，才能学会讲述它们。
青年时代，我体验了对新奇的迷恋。
对不平凡事物的向往，从童年时就一直追随着我。
在基辅，在度过了我童年生活的那套枯燥的房子里，不平凡事物刮起的风时常在我身边喧响。我用自己小男孩式的想象力量去呼唤它。
这种风吹来了杉树林的气息、大西洋海浪的泡沫和热带雷雨的隆隆声，还吹来了风鸣竖琴的叮咚声。
但是，五彩缤纷的异国世界仅仅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我从来没见过幽暗的杉树林（除了有一次在尼基塔植物园见过几株杉树），我也从未见过大西洋，没见过热带，更是从未听过风鸣竖琴的演奏。我甚至不知道那竖琴看上去是个什么样子。过了很久之后，我才从米克卢霍-马克莱[7]的旅行随笔中了解了风鸣竖琴。在新几内亚他自己的小茅舍旁，马克莱用竹竿做了一架竖琴。风在空心竹竿里猛烈地呼啸，吓坏了迷信的土著人，于是他们就不去打扰马克莱的工作了。
在中学，我最喜爱的学科是地理。它平静地使人相信，在地球上存在着一些不同寻常的国度。我知道，那时我们贫困而又杂乱无章的生活不会给我亲眼看见那些国家的机会。我的理想显然是无法实现的。但是，这种理想并没有因此而消亡。
我的状态可以用两个词语来定义——对于幻想中的世界的神往，以及由于不可能见到这种世界而产生的忧郁。这两种感觉占据了我青年时代写的绝大多数诗歌和第一篇不成熟的小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远离了对新奇的迷恋，远离了它的华美、芬芳、昂扬，和它对芸芸众生以及微不足道的人的冷漠。但是，在我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中，仍然长久地遗留下了它不经意间滞存的镀金的思绪。
我们经常会把两种不同的概念错误地联系成一个整体，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新奇，另一个是我们所谓的浪漫主义。我们用纯粹的新奇不合理地替代了浪漫主义，忘记了前者只不过是浪漫主义的众多表象之一，忘记了前者已丧失了独立的内容。
对新奇的迷恋，不言自明，脱离了生活，然而，浪漫主义却以自己的全部根茎深入到生活之中，汲取着它全部的宝贵甘露。我远离了对新奇的迷恋，但是我没有远离浪漫主义，并且永远都不会离开它，不会远离它富含净化力量的火焰，对人性和无私的心灵所怀有的激情，不会远离它时常出现的躁动。
浪漫主义情怀不允许人们成为虚假、无知、怯懦和残忍的人。在浪漫主义中包含着一种使人变得高尚的力量。在为了未来所做的斗争中，甚至是在我们日常的劳动生活中，没有任何理性的理由能够让我们拒绝浪漫主义。
自然，这种对新奇的向往可以在《浪漫主义者》《亮闪闪的云彩》和我早期的许多浪漫主义短篇小说中找到。我认为在晚些时候改写这些作品是没有必要的。在那些作品中，留有那一时代的烙印，还有我那时的世界观的烙印。因此，它们就是以它们问世时的样子被发表在这里的，只是不得不在某些地方对一些明显的错误和修辞上的不当之处做了修改。
和对新奇的那种纯粹向往决裂的时候，我不无内心的抵触，我把这些写进了一篇叫作《海洋疫苗》的短篇小说。
在这次决裂中，最后一个推动力是参观莫斯科天文馆。天文馆当时刚刚建成。天文馆的建设者，建筑师西尼亚夫斯基领我来到了人造星空的第一个展台。我像所有人一样，被这种景观深深地吸引住了。
我们从天文馆出来时，天已经很晚了。正是干爽的十月。街道上散发着落叶的味道。突然，就好像第一次一样，我在自己头顶上看见了一片广阔、生动、星光灿烂的天空。轻盈的云烟飘向高处，但是没有遮住星星。秋日里黑色的空气，仿佛更加强了苍穹的辉煌。
就这样，几乎所有在这个夜晚之前我描写的天空，都让我觉得是人造的了，就如同天文馆里的天空那样，是一个饰有仿造星座的水泥穹顶。最初，它使人吃惊，但是，那里面没有深度，没有空气，没有规模，没有和宇宙空间的融合。
那个晚上之后，我毁掉了自己一些非常华丽而又造作的小说。
但是后来，在未来生活的许多年间，我确信了一个通俗的真理，那就是，任何东西，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都不会白白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我在青年时代对新奇的爱好，在某种程度上教会了我在周围环境中寻找并发现美丽如画的，有时甚至是不同凡响的景象。
从那时起，与现实一道,在我面前总是跃动着轻盈的浪漫主义构想，它就像一道附加的，并不十分明亮的光线。它照耀着，就像画上的一道微光，如果没有它，有一些细节恐怕就不会被人发现。由于那道微光，我的内心世界变得更加丰富了。
在我写作《卡拉·布加兹海湾》《科尔希达》《黑海》以及其他一些中短篇小说时，这种构想的轻盈介入给了我很大帮助。
对新奇的向往结束了。对真理和质朴的追求替代了它。
但是，就在不久前，我又一次思索起新奇的实质来。那是在我进行环欧洲航行的时候。
我们乘坐的轮船从敖德萨离港，我们行驶了两天两夜，穿过因乌云密布的天空而变得阴沉的黑海海面。船尾后面水花翻滚，好像在拖缆上拉着一串蜷缩着红色爪子的海鸥。
地平线上笼罩着一片雾气。只是在靠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时候，雾气才变得亮了起来，而在它身后，呈现出了荒蛮的、覆盖着黑色森林的安纳托利亚山脉。
轮船转了一个急弯，进入了博斯普鲁斯海峡。
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画卷，它仿佛是沿海国家的一种古老而又蓬勃的装饰品。这个装饰品有些地方的镀金已经脱落了，有些地方用新鲜的颜料又做了修整。群山、古老的塔楼、清真寺、峭壁、拱顶、城堡、灯塔、橄榄林、帆船、野玫瑰、古老的柏树、桅杆，还有横桁，在落日的霞光中，这一切构成的杂乱无章在我看来仿佛是刻意的，仿佛是一片特别富有节日韵味的景色，而这种景色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快乐艺术家构思出来的。
几十只三桅船像鹦鹉一样绚丽多彩，有胭脂红色、黄色、绿色、白色、蓝色和船舷上镶着金边的黑色，它们朝我们的轮船迎面驶来，泛起了阵阵水花。
我们在玩具模型般的小城旁停泊下来。夜晚，家家户户都燃起了灯光。灯光透过绿树，微弱地闪烁着。
我从甲板上看见了一条狭窄的街路，它通向山上。缠绕在架上的葡萄藤搭成的幕帐十分浓密，近乎黑色，把那条路全都遮住了。一串串大葡萄低垂在路上。葡萄下面走着一只脖子上挂灯笼的小驴。那是一只电灯笼，光线耀眼。
这个小城是伊斯坦布尔的前厅。从悬浮在水上的小咖啡馆露台上，传来了悠长的音乐声。身着艳丽衣裙的土耳其姑娘斜倚在船舷旁，眺望着海峡。在望远镜中看得一清二楚，她们的脸庞显得非常苍白。从岸边飘来夹竹桃的味道。在暗淡的天空上，一轮新月泛出微光，它和无数小清真寺圆顶上的新月是一模一样的。
这一切于我看来仿佛是某种不真实的东西，它们使我想起了青年时代的构想。但与此同时，这一切却又都是现实的。
我终于相信，在我面前的就是神奇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我相信，我正站在甲板上，地球最古老的部分——小亚细亚、神奇的特洛伊和赫勒斯蓬托斯[8]海峡，正置身于我身旁的昏暗之中。
越是目睹那些不久前还仅仅存在于我想象之中的异国图景，我越是清晰地觉得，这个从幻想领域转移到认知领域的世界要更有趣，更富有意义，我可能会说，这个世界要比我想象的更为神奇。
从那时起，我在整个路程中都没有放弃对这种现实的认知，在地平线上宏伟地绵延着一串玫瑰色岛屿的浅紫色的爱琴海，在仿佛是用蜂蜡建成的雅典卫城，在空气中飘荡着炫目蓝色的墨西拿海峡，在罗马——在万神殿的拉斐尔棺木上放着一株干丁香花，在大西洋，在沸腾的巴黎，在拉芒什海峡，当浮标上的古老铃铛对着迎面驶来的轮船叮当作响时——我一直没有放弃这种认知，无论身在何处。
我觉得，我的小说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其中的浪漫主义情怀。
这当然是一种性格特征。要求任何人，其中包括作家，要求他拒绝这种情怀，都是荒谬的。这种要求只能用无知来解释。
浪漫主义情怀与对“粗糙”生活的强烈兴趣、对这种生活的热爱并不构成矛盾。在现实生活和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在罕见的意外情况的背后，都包含着浪漫主义的种子。
可以对这些种子视而不见，并去践踏它们，或者与此相反，也可以给它们生长的机会，装点它们，让它们的花朵去使人的内心世界变得高尚。
浪漫性是包括科学和认知在内的一切事物所固有的。一个人越博学，他对现实的接受就越全面，他和诗歌就靠得更近，他也就越幸福。
相反，无知让人对世界冷漠，而这种冷漠滋生的速度非常缓慢，但却像肿瘤一样，是无可救药的。在冷漠者的意识中，生活迅速枯萎暗淡，它的一些巨大的层面消亡了，最终，冷漠者将一个人单独面对自己的无知和自己卑微的幸福生活。
真正的幸福首先是知识渊博者的财富，是探索者和幻想者的财富。有一种情况使我非常高兴，那就是在不久前批评界进行过的猛烈争论之后，浪漫主义在我们的文学生活中又得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
在这篇作品集序言里，我试图探究自己走过的路，使这条路更加清晰（同时也是为了我自己），确定那些催生我的此部或彼部作品诞生的现象。
必须知道，哪些动机在作家创作中起了主导作用。这些有力而纯净的动机直接产生作用，导致人们或去承认一名作家，或者冷淡他，甚至直接否定他做的所有事情。
了解一切，看见一切，云游四方，成为各种事件的参与者，成为人类激情碰撞的参与者，我的这些愿望化成了一种幻想，那就是从事某种不同寻常的职业。这种职业一定要和这沸腾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但是，世界上存在这样的职业吗？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得越多，一个接一个的职业就越来越迅速地消失了。它们没有完全意义上的自由。它们无法完整地包罗正在急速发展的生活万象。
有一段时间，我认真地考虑过去做一名船员。但是很快，关于写作的理想挤走了其他所有理想。
写作集世界上所有迷人职业于一体。它是一项独立、勇敢、高尚的事业。
但是，那时我还不知道，写作也是一种劳动，它沉重而又耗费人的精力，我不知道，作家哪怕是对人民隐藏起一丝一毫的真理，都是在自己良心面前的犯罪，而他将不可回避地为此负责。
所有人的痛苦和快乐都是作家的财富。他应该拥有独立认识世界的天赋、在斗争中百折不挠的精神，拥有抒情的力量，将生活与自然合而为一的能力，更不用说许多其他的品质，哪怕是最普通的心理承受力。
决心已定。未来变得明朗起来。所选择的路看起来是美好的，虽然也不无艰辛。在许多年间，我从来没有尝试过背叛这条道路。
＊ ＊ ＊
我已经说了，我的创作生涯始于了解一切、目睹一切的愿望。显然，这种生涯也将以这种愿望结束。
旅行的诗意和未经修饰的现实交织在一起，为创作作品构成了一块最优秀的合金。几乎在我的每一个中短篇小说中，都可以看见漂泊的痕迹。
首先是南方。和它有联系的是《浪漫主义者》《亮闪闪的云彩》《卡拉·布加兹海湾》《科尔希达》《黑海》以及其他一些短篇小说，其中包括《从殖民地运来的商品的标签》《失去的一天》《帆船大师》《蓝色》等等。
我第一次北方旅行，去的是列宁格勒、卡累利阿和科拉半岛，那次旅行简直使我惊呆了。
我了解到了北方迷人的力量。涅瓦河上的第一个白夜，比起数十部作品以及关于那些作品数十小时的思考来，使我更多地了解了俄罗斯诗歌。
原来，“北方”的概念并不仅仅表示静谧美丽的大自然，它不知道为什么还意味着普希金在普斯科夫森林深处写下的诗歌《我严酷岁月的女友……》，意味着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威严的教堂，肃穆而又婀娜的列宁格勒，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窗外的涅瓦河,说书人的歌声，北方女孩宁静的眸子，黑色的针叶林，闪着云母光泽的湖泊，稠李树的白花，树皮的气味，伐木人拉锯的声音，深夜翻动书页时发出的沙沙声，那时，芬兰湾上已经泛起早霞，勃洛克的诗行在记忆中歌唱：
……一道霞光
牵着另一道霞光的手，
两个天空的姐妹在编织
时而粉红时而天蓝的雾，
那团渐渐沉入大海的乌云，
带着临死之前的愤怒，
眼中射出了或红或蓝的火。
可以用这些构成北方清晰轮廓的模糊特征写下很多页文字。比起南方，北方更能引起我的兴趣。
似乎，没有一个画家能够描画出北方湿润黑夜中那种神秘的寂寥，那时，每一滴露水，每一片草原小湖中篝火的投影，都能引起一阵非常突然而又隐秘，羞涩而又深沉的对俄罗斯的热爱，以至于心灵都会因为这种爱而狂跳不止。为了欣赏这片像野菊花一样淡白的北方美景，真想活上几百年。
北方激发出这样一些作品，比如《查里·隆谢维里的命运》《湖上前线》《北方的故事》，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如《打成碎块的糖》和《仓促的会面》等。
但是，最让我感到充实和幸福的是我对俄罗斯中部地区的认识。我很晚才了解这个地区，那时我已经快三十岁了。当然，在这之前我到过俄罗斯中部，但总是顺路而过，并且十分匆忙。
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形：你看见一条乡间小路或者是山坡上的一株小树，你突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你见过它，那可能甚至是在梦中，然而，你却全身心地一下爱上了它。
我与俄罗斯中部的相见就是这样的情形。它迅速并永远地占据了我的心灵。我感受它，就像感受自己真正的、古老的故乡，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
从那时起，我知道，没有什么能比我们质朴的俄罗斯人更让我感到亲近，没有什么能比我们的大地更加美好。
我不会用俄罗斯的中部去换取地球上最著名、最惊人的美景。现在，我面带宽容的微笑，回想起自己青年时代关于杉树林和热带雷雨的幻想。我不惜放弃那不勒斯海峡的盛装以及它缤纷的色彩，为了奥卡河沙岸上被雨淋湿的柳树丛，或是蜿蜒的小河塔鲁斯卡——我如今常常在它朴素的岸边住上很久。
树丛，因小雨淅沥而变得阴沉的天空，村庄里的烟火，草原上潮湿的风，现在这一切都和我的生活紧密相连。
在这里，我再次回到亲爱的家，
我的大地，沉思、温情的大地……
最大、最普通、最单纯的幸福，我是在梅晓拉林区找到的。那是一种因为亲近自己的大地而产生的幸福，因为全神贯注、内心自由自在、思想任意驰骋和紧张的工作而产生的幸福。
我把自己创作的大部分作品归功于俄罗斯中部，也只归功于它一个。列举这些作品会占用很多空间。我只列出主要的一些:《梅晓拉地区》《伊萨克·列维坦》《森林的故事》；一组短篇小说:《夏日》《破旧的独木舟》《十月的夜》《电报》《烟雨霏霏的黎明》《273护林哨所》《在俄罗斯的深处》《独面秋天》和《伊里亚的旋涡》。
在梅晓拉林区，我接触到了俄罗斯民族语言最纯净的源泉。为了避免重复，我在这里不再赘述。关于我对俄罗斯语言的态度以及关于它的思考，我在《金蔷薇》那本书中进行了表述（《金刚石般的语言》）。
可能，这篇文章的读者会对一种情形感到奇怪，那就是，作者主要在讲述其作品情节发生的外部环境，但是对自己的主人公却几乎只字不提。
我无法给自己的主人公做出一个不偏不倚的评价。因此，我很难讲述他们。就让读者自己来对他们做出评价吧。
我能说的仅仅是，我总是和自己的主人公共命运，总是试图在他们身上发现善良的品质，展示他们的本质和他们身上有时不为人察觉的独特性。这些我做得是否成功，不该由我自己来评价。
我总是和自己喜爱的主人公共处在他们生活中的一切场景——共处在痛苦与幸福中，共处在斗争与忧虑中，共处在胜利与失败中。我热爱最微不足道、最朴实无华的主人公，热爱他们身上真正的人性的东西，我以同样的力量憎恨人类的积怨、愚昧和无知。
我的每一本书都是各种年纪、各种民族、各种职业、各种性格和行为的人们的集合。因此，某些批评家指责我写人的时候很潦草，很冷淡，这使我感到有些惊讶。
是啊，这一切验证起来很容易。为此，随便拿一本我的作品，哪怕是自传体系列小说，看一看我们在作品中会遇到的是些什么样的人。
杰出人物们的生活总是使我感兴趣。我曾试图找出他们性格中的共同特点，那些推动他们进入到人类最优秀代表行列之中的特点。
除了关于列维坦、吉普林斯基、塔拉斯·谢甫琴科的专门作品外，我还有一些中长篇小说的章节、短篇小说和特写，它们写到了列宁、高尔基、柴可夫斯基、契诃夫、施密德中尉、维克多·雨果、勃洛克、普希金、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莫泊桑、普利什文、格里格、盖达尔、沙尔·德·科斯特、福楼拜、巴格里茨基、穆尔塔图里[9]、莱蒙托夫、莫扎特、果戈理、爱伦·坡、弗鲁别利、狄更斯、格林和马雷什金。
我还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愿意写一些朴实无华的人，写手工业者、牧人、摆渡手、护林巡查员、浮标手、更夫，还有乡村的孩童——我真挚的朋友。
在自己的工作中，我十分感谢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和学者。我不想在这里列举他们的姓名，从《伊戈尔远征记》的无名作者和米开朗琪罗，到司汤达和契诃夫，这些名字为数众多。
但是，我最想感谢的是生活本身，简单而又意义重大的生活。我有幸成了它的见证人和参与者。
最后，我想重申，我是在苏维埃制度下成为一名作家和一个人的。
我的国家，我的人民，以及他们创造的崭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我为之服务的最崇高的东西，过去、现在和将来，我都在用自己写下的每一个词语去为之服务。
（陈方 译）
[1] 此文是帕乌斯托夫斯基为他的九卷文集（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81）写的代序。
[2] 白教堂，白俄罗斯的一个村庄名称。
[3] 维尔诺，即现在的维尔纽斯。
[4] 尤佐夫卡，顿涅茨克市一九二四年前的名称。
[5] 列夫·斯拉温（1896—1984），代表作是长篇小说《继承人》。
[6] 指1981年莫斯科版九卷文集。
[7] 米克卢霍-马克莱（1846—1888），民族学家。
[8] 赫勒斯蓬托斯,达达尼尔海峡的古希腊名。
[9] 穆尔塔图里（1820—1887）,荷兰作家，批判现实主义代表。穆尔塔图里为笔名，意为“我遭受过很多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