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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刚刚讲完课（我在大学里教绘画史），系里的秘书玛丽女士就来敲教室门。玛丽是一个有了一些年纪的和蔼可亲的女人，她常常为我煮咖啡，每当电话中传来讨厌的女人声音找我时，她就替我回答说我不在。玛丽从门缝里探了一下脑袋，对我说，一位先生在等我。

先生们的来访，我是不怕的。我跟大学生们告了别，轻松地来到走廊中，一个小个子先生等在那里，他穿着黑颜色的旧西服，里面是白色的衬衫。他向我致意，然后恭恭敬敬地自报姓名，他叫扎图莱茨基。

我把来访者请进一个空教室，请他在一把扶手椅中坐下，以一种欢快的语调开始谈话。我海阔天空地神侃一通，从糟糕透顶的夏天，一直谈到布拉格的那些画展。扎图莱茨基先生彬彬有礼地赞同着我的那通无聊话，但随即拼命地把每一个话头引向他的论文，突然之间，他的文章就来到我们中间，尽管它看不见，也摸不着，却像一块磁铁那样，不可抗拒地成了实实在在的物体。

“我倒是很愿意为您的研究写一篇报告，”我终于说，“但是，我已经在信里向您解释过，谁都不会把我当成研究十九世纪捷克绘画的一个专家，再说，我跟《造型艺术思维》编辑部的关系也闹僵了，他们把我看成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现代派，这样一来，即便我这里给您一个有利的评判，结果也只会有损于您。”

“噢，您实在是太谦虚了，”扎图莱茨基先生说，“一个像您这样的专家，怎么可能如此悲观地看待自己的地位呢！编辑部的人对我说，一切都将取决于您的意见。假如您看重我的文章，它就会发表。您是我唯一的机会。这篇论文费了我整整三年的心血，整整三年的研究。现在，一切都在您的手心中攥着呢。”

我们竟然如此无忧无虑地，用如此可怜的材料，炮制着我们的借口。我不知道回答扎图莱茨基先生什么才好。我机械地抬起眼睛，正面凝视他，看到了老式的小小眼镜片，那么朴实无华，还有他额头上一道深深的皱纹，垂直而下，那么苍劲有力。在一瞬间的清醒中，我的脊椎上掠过一丝颤抖：这道凝重而又固执的皱纹，不仅反映出它的主人为米科拉什·阿莱什的绘画艺术付出的智力牺牲，还显示出一种非凡的意志力。我一下子惊慌失措了，怎么也找不到足够灵活的托词。我知道，我是不会写那份阅读报告的，但是，我也知道，我没有勇气，当着这个苦苦恳求的小个子男人的面，把这话明说出来。

我只得微笑着，含糊其辞地允诺了一声。扎图莱茨基先生赶紧致谢，说他不久后会再来找我打听结果；我满脸堆笑地离开了他。

几天后，他真的又来了，我灵敏地躲开了他。但是，第二天，有人告诉我，他又来学校找我了。我这才明白到，事情坏了。我立即找到玛丽女士，准备采取紧急应对措施。

“玛丽，请您帮我一个忙，假如那位先生再来找我，您就告诉他，我去德国作学术考察了，要一个月以后才回来。另外：我所有的课程不是都排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吗?从今天起，我改为星期四和星期五教课。您只去通知我的学生就行了，不要对任何人说这事，课程表上也不要改。我不得不转入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