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拒绝接受现实的女王
苏珊·桑塔格生前一直保存着两部家庭电影，它们均采用古老的技术制作而成；不过她从来没能观看。她珍爱这些镇宅之宝，因为它们包含了她父母在一起的仅有的动态影像：那时，他们青春年少，正要开始冒险的生活。[35]
一组摇晃的镜头展现了当时的中国首都北平：宝塔和商店、人力车和骆驼、自行车和有轨电车。画面还短暂地展示了一群西方人站在带刺的铁丝网的一侧，铁丝网的另一侧聚集着一些中国人，一脸的好奇。几秒钟后，米尔德丽德·罗森布拉特出现了，容貌酷肖她的女儿，所以后来她俩被误认为是姐妹也就毫不奇怪了。她英俊的丈夫杰克出现了几秒钟，画面很暗，很难看到他更多的样子，只能注意到他与边上围观的中国人形成的反差——他身材高大、皮肤白皙、一身西服。
这部影片拍摄于1926年左右，当时米尔德丽德20岁。第二部影片大概是五年后拍摄的。影片从欧洲的一列火车上开始，然后镜头移向轮船的上层甲板。在那儿，一群乘客——杰克、米尔德丽德和另外一对夫妇——玩着把一个圆环投掷到球网的另一边的游戏，他们大笑着。米尔德丽德身穿白色夏裙，头戴贝雷帽，笑容灿烂，在和摄像机镜头后面的人说着话。一场沙狐球游戏开始了。影片大概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身材瘦长的杰克出现了，他身穿三件套西服，也戴着一顶贝雷帽。他和另外一个人激烈地角逐着，随后，他们的朋友们开始做鬼脸起哄，而这时米尔德丽德倚在门边，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这两部影片的时长加在一起不到六分钟。
米尔德丽德·雅各布森于1906年3月25日出生在纽瓦克。虽然她的父母查尔斯·雅各布森和萨拉·利娅都出生在苏联占领的波兰，但他们都是在孩提时期——萨拉·利娅于1894年7岁时、查尔斯于早一年9岁时——便来到了美国。米尔德丽德的父母都说一口不带口音的英语，这在那个大规模移民时代对犹太人而言是非同寻常的。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外孙女却是她那一代人中最欧化的美国作家——也许是那一代人中唯一与欧洲没有私人关系、没有像众多同时代作家一样烙上移民背景经历的一名重要的犹太裔作家。
尽管出生在新泽西，米尔德丽德却在美洲大陆的另一边——加利福尼亚长大。当雅各布森一家搬到市中心以东的犹太人社区博伊尔高地时，洛杉矶即将由一个城镇发展成一座大城市。差不多在雅各布森一家抵达的时候，也就是1911年，好莱坞制作了第一部电影。八年后，当米尔德丽德和萨拉·利娅在《灵魂拍卖》中出现时，这座城市已然是一个大规模产业的所在地了。这个新兴的电影人聚集地吸引了一些名声不佳之人：米尔德丽德喜欢告诉人们，她曾经和臭名昭著的黑帮成员米奇·科恩一起上学，后者是禁酒令时期拉斯维加斯早期主要人物之一。[36]而且，这个地方有吸引力，散发着魅力：米尔德丽德总是给人留下一种好莱坞式的美貌、虚荣和世故的印象。苏珊曾经把她比作琼·克劳馥；其他人则会把苏珊比作同一个女主角。[37]
在檀香山结识米尔德丽德的保罗·布朗说：“她总是化着妆。”在那个到处都是嬉皮士和冲浪者的城市，她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她在此很是吸引人们眼球。“她的头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总是哦。她就像一个身穿香奈儿套装的纽约犹太公主，就是太瘦了。”她一辈子都保持着她那种好莱坞式的举止。她接电话时，总是声音低沉地说：“哪——位——啊？”不经她伸出一只修剪过指甲的手明确示意，女儿们是禁止走过客厅地毯的。[38]保罗·布朗说，米尔德丽德“有一种优越感，好像皇室成员一样”，他看到了她与现实世界打交道时的重重困难。“就像是一个找不到电灯开关的人一样。”[39]
当漂亮的米尔德丽德乘船驶向中国时，她似乎是在向着绚丽灿烂的命运进发。她在船上的同伴是杰克·罗森布拉特，是她在格罗辛格度假胜地当保姆时结识的。那是卡茨基尔的一个大型避暑胜地，被称为“犹太人的阿尔卑斯山”。对于像米尔德丽德这样一个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而言，在格罗辛格的工作只是一份暑期工。而对像杰克这样的人而言，格罗辛格表明他的人生上升了一个台阶。
像成千上万贫穷的移民一样，杰克的父母塞缪尔和古茜挤进了曼哈顿下东区，那里当时可能是美国名声最臭的贫民窟。出生在加利西亚的克日夫恰——当时奥地利统治下波兰的一个地区，罗森布拉特家明显比“中产阶级和郊区居民”的雅各布森家更平民化；雅各布森家“一点也不像第一代犹太人”，苏珊曾经对一个采访者这么说。[40]私下里，她说她父亲家“粗俗得可怕”[41]。
也许，塞缪尔和古茜对学习的不重视令他们的孙女瞧不起他们。杰克于1905年2月1日出生在纽约，他只上到了小学四年级。10岁的时候他就辍学打工去了，在曼哈顿西区的毛皮区送信；精力充沛、头脑聪慧的他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具有照相机般毫无瑕疵的记忆力：他女儿也会像他一样记忆力超群。[42]年仅16岁时，他的上司把他从收发室的工作岗位上提拔出来，远派到了中国。在那里，他骑着骆驼勇敢地穿越戈壁沙漠，从蒙古族牧民手里购买毛皮，[43]最终成立了自己的商行——功成毛皮公司，在纽约和天津都设有办事处。这是杰克和米尔德丽德忙忙碌碌生活的开始：在他们婚后的八年里，他们成立了一家国际商贸公司，生意兴旺；他们数次去了中国，还游历了百慕大、古巴、夏威夷和欧洲，至少搬过三次家，还暂停手头工作生了两个孩子。
1933年1月16日，当苏珊·李·罗森布拉特来到这个世界时，这对夫妇正住在曼哈顿西86街一栋漂亮的新楼里。那年夏天，一家人搬到了长岛的亨廷顿；大约在1936年朱迪丝出生的时候，他们在小镇格雷特内克安顿下来，过起了田园般的郊区生活。这个小镇因《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西卵”而留名历史，而杰克·罗森布拉特的到来则证明了一个贫民窟辍学生的成功。从阶层方面来说，格雷特内克镇就像远离中国一样，远离下东区的血汗工厂和廉租房。这种提升可能需要一个人一辈子的艰苦努力，而杰克·罗森布拉特在25岁时就做到了。
只有奋发图强的人才能取得如此迅速的进步，而杰克知道他必须快马加鞭。他18岁那年，也就是他第一次中国之行的两年后，第一次患上了肺结核。一如苏珊后来写到的那样，用文学术语来说，这是“那些高度敏感、才华出众、情感强烈的人易于感染的一种疾病”[44]。用非文学术语来说，这病会让他的双叶肺充满液体，然后将他淹死。
从表面上看，米尔德丽德在格罗辛格度假胜地遇到的那个人精力充沛、体格健壮；富有，而且即将变得更加富有。但是，他肺上的斑块让她犹豫起来；事实上，他母亲把他带到格罗辛格度假胜地，就是希望乡间的空气能缓解他的病症。[45]米尔德丽德意识到，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也许不会很长。也许她推断，他的感染可能不会发展成完全的结核病，杆菌可能会无害地存活数年。但当时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于1928年发现的青霉素，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广泛使用。）而米尔德丽德当时热恋着杰克。1930年，他们结了婚，前往中国，在天津开了一家店。
天津是离北京最近的重要港口，现在通常写成Tianjin[46]，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在此，外国商人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开展业务。苏珊写道，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别墅、酒店、乡村俱乐部、马球场、教堂、医院和守卫的驻军”。对中国人而言，这意味着“一个被带刺的铁丝网包围起来的封闭空间；所有住在里面的人都必须出示通行证方能进出，其中仅有的中国人都是在人家做用人”[47]。
在米尔德丽德对中国的记忆中，这些用人永远是最重要的。虽然中国的国土正在被日本侵略者吞食、被内战摧毁，但新婚燕尔的罗森布拉特夫妇则在享受着一个黄金时代。她的朋友保罗·布朗回忆说：“她喜欢那种生活方式，那些个用人。有人做饭，有人侍候。就那样穿着漂亮的服装、戴着漂亮的饰品过日子，参加大使馆的聚会。”[48]米尔德丽德在后来的日子里会把一些中国的小物件分送给她喜欢的朋友们。“她有一些真的令人惊叹的东西，”布朗说，“中国人的小手做出的精美的中国物件。”但她浪漫的回忆并不符合每个人的口味。“甚至在小时候，”她的女儿朱迪丝写道，“我就讨厌听她讲所有那些在中国侍候她这样、侍候她那样的人的故事。”[49]
我们现在不清楚罗森布拉特夫妇实际在中国待了多长时间。他们不可能一直住在那里。天津和纽约相距甚远。1924年杰克回国的时候，从上海离境到抵达西雅图花了16天的时间；全程几乎要一个月。海关记录显示，他们婚后几乎每年都要到访纽约，有时可能是从他们度假的海滨城市入境。[50]哪怕只是一年去一次中国也是很难的。即使对身体健康者而言，这都是精疲力竭的旅程：对杰克就更艰难了，因为他的肺非常虚弱；而对米尔德丽德也是艰难的，据说她在怀孕期间去了两次中国。
然而，米尔德丽德满脑子想的永远是中国。格雷特内克的家，是苏珊度过她幼儿时期的地方，里面塞满了来自中国的纪念品。她写道：“在中国，殖民主义者渐渐更喜欢中国文化，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家成了中国艺术的一个小博物馆。”[51]这种室内装饰成为另一种引起歧义的遗产。朱迪丝写道：“家里到处都是中国元素，这是母亲回避当下，暗示她‘辉煌的’过去的途径。”[52]
杰克的旺盛精力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苏珊记得他有个情妇，[53]而朱迪丝则描述他是“一个花花公子”[54]。也许这也反映出，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时日不多了，就像他的女儿苏珊一样，决定充分利用最后的时间。米尔德丽德知道这事吗？很难想象两个女孩还能有其他消息来源。她介意吗？性，正如她后来的人生所显示的那样，并不在她的兴趣之列。像很多在幼年时期就失去父母的人一样，米尔德丽德也想被人照顾；那些用人是她对中国最温情的记忆，这并非巧合。杰克·罗森布拉特也把她照顾得很好。
她对照顾别人则不太感兴趣，或者说不太有能力照顾别人。除了精美的家具，她还从中国引进了父母育儿的理念，这些理念强化了她的天性，即不让孩子出现在她的视线中。她会赞许地说：“在中国，小孩子不会打碎东西。在中国，小孩子是不发表意见的。”[55]不管是不是中国的，这些想法都反映了一个女人这样的心态，她绝不是一个母性十足的女人，她可一点也不愿意用和丈夫一起充满刺激的生活来交换抚养孩子的苦差事。朱迪丝说：“我们这个母亲，从来就没有真正明白如何当一个母亲。”[56]
当“做妈妈、带孩子”成为一件累人的家庭杂务时，米尔德丽德直接就乘船走人。“莫名其妙地，人们就误传开了”，朱迪丝说，那就是，当杰克和米尔德丽德人在国外时，“是亲戚们”在照看着这两个女孩。然而“亲戚们麻烦多多、自顾不暇”。因此，从很小的时候起，这两个女孩就被丢在长岛，和保姆罗丝·麦克纳尔蒂和黑人厨师内莉一起生活；罗丝有着爱尔兰和德国血统，像一头“长着雀斑的大象”。这两个女人照看着苏珊和朱迪丝。但是孩子总是想母亲的，尽管桑塔格很少在公开场合提起母亲，但她的日记显示了她对米尔德丽德的迷恋。
小时候，苏珊视母亲为浪漫的女英雄。她写道：“我会从《方特罗伊小伯爵》中抄录内容，这本书是我八九岁时看的，比如称她为‘亲爱的’。”[57]这些信读起来更像是关心孩子的父母或情意绵绵的配偶写的，而不是出自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儿之手。她在23岁时吐露：“亲爱的，如果我这封信写得很短，请原谅，因为已经很晚了（凌晨3点）+我的眼睛流了一些眼泪。要好好的+要小心+一切都要好好的。我爱你+我想你。”[58]
“显然，她当时爱上了她母亲，”桑塔格的第一个女友哈丽雅特·索姆斯如是说；她在这个时期见过米尔德丽德。“她总在批评她的母亲多么残忍、多么自私、多么虚荣，但这就像一个情人在谈论相爱的人一样。”[59]
米尔德丽德的虚荣心，对发型、化妆和服装的关注，也有心理上的对应：她坚持不懈地美化丑陋的现实，她的女儿朱迪丝为此称她为“拒绝接受现实的女王”[60]。母亲回避不愉快话题的态度坚决，苏珊常常对此感到沮丧。有一年，苏珊给母亲打电话祝她生日快乐，然后她记下了下面的对话：
她只是在仪式结束后才告诉两个女儿她要再婚了。苏珊的祖父去世时，米尔德丽德没有告诉她，她只说：“我认为他并不喜欢当曾祖父。”[62]（苏珊当时怀孕了。）苏珊的父亲去世时，米尔德丽德也没有告诉她——等她后来说的时候，还对他的死因和安葬之地都说了谎。（几十年后，当苏珊试图找到父亲的墓地时，这个错误的信息妨碍了她。）
另一个不喜欢纠缠细节的例子是苏珊年轻时写的一篇自传小说——其中唯一的掩饰是把名字稍作改变。
米尔德丽德并不认为这是在撒谎，她把省略细节看作一种礼貌、机敏的表现，是她对别人的一种体谅，并且希望别人也能体谅她。“我很软弱，别跟我说实话。”苏珊设想她会这么说。她固执地认为，她太脆弱，接受不了真相，而且相信“诚实就等于残忍”。有一次，苏珊呵斥朱迪丝跟母亲说话太实诚，米尔德丽德也跟着一起指责。“一点没错。”她说。[63]
朱迪丝相信“苏珊一辈子花了大量的时间，试图了解母亲”[64]。苏珊明白米尔德丽德的浅薄如何塑造了她自己的性格：“妈亲生的，又和她一起长大——她全神贯注于表面——我则一头扎进了内心世界。”[65]但她不知道米尔德丽德的浅薄本身是如何形成的：她是如何、又是为何变成了“拒绝接受现实的女王”。
简略查看一下米尔德丽德的早年生活，就会发现她经历了一连串的坎坷；这些挫折足以改变一个更加坚强的人的性格。萨拉·利娅死于食物中毒的时候，她才14岁。接下来的日子里，米尔德丽德“很少”提到萨拉·利娅，不过，她的两个女儿猜想她受到的伤害很深。朱迪丝记得，她和米尔德丽德一起去博伊尔高地看“美丽的小别墅”；萨拉·利娅去世前，米尔德丽德就住在那里：米尔德丽德一看到房子，还有附近，都已成了废墟，不禁啜泣起来。
苏珊记得米尔德丽德一次从中国出发穿越苏联的旅行，当时苏联正处在斯大林的统治之下。当火车行至她母亲的出生地时，她想下火车。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外国乘客专列的车厢门是封死的。
在那趟火车上，她还有一个哭泣的理由。1938年10月19日，在天津一家德美合资医院，杰克·罗森布拉特死于困扰了他近半辈子的疾病。和萨拉·利娅一样，年仅33岁。
米尔德丽德没有直接横渡太平洋，而是安排了一个复杂得几乎反常的旅程线路。她把一整屋子的中国家具捆扎打包装上火车，径直进入当时的满洲国，一个傀儡政府，日本人正是从此地入侵中国的；然后穿越了苏联和整个欧洲，这才登上开往纽约的轮船。就是在这次旅程中，她唯一一次造访她母亲在波兰东部的出生地。
朱迪丝说：“她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带了回来。”行李中包括杰克·罗森布拉特的骨灰，她一回到美国就将之安葬在皇后区。米尔德丽德在纽约似乎完全不知所措。“我从中国回美国后，一直试图掩饰自己的感情，”在苏珊的追问下，她承认，“这是我父亲抚养我长大的方式。安姑姑去世——也没告诉我。”[67]苏珊和朱迪丝都未获准去参加葬礼；过了好几个月，米尔德丽德才告诉她们，说她们的父亲死了。当她最终告诉苏珊后，她让这个一年级的孩子出去玩会儿。[68]
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中，苏珊在审视围绕疾病的谎言时引用了卡夫卡的话：“一谈到肺结核……每个人说话的方式立刻改变，马上羞羞答答，言辞闪烁，目光呆滞。”[69]这种疾病就像癌症以及后来的艾滋病一样，是一种令人感到羞耻的疾病，于是米尔德丽德告诉苏珊，她的父亲死于肺炎。[70]苏珊长大一些后，米尔德丽德并没有急着去填补那些“细节”，而是竭力抹去对丈夫的记忆。结果，苏珊对杰克·罗森布拉特几乎一无所知。30年后，她这样写道：“我不知道他的笔迹是什么样子，甚至不知道他的签名是什么样子。”[71]20世纪70年代，苏珊为首次访华做准备，她匆匆记下了一些关于她父亲的笔记。其中，这个凡事较真的女人居然把父亲的生日搞错了一年多。[72]
杰克去世时，米尔德丽德只有32岁。她成了寡妇，回归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生活，这似乎是她曾经坚决要回避的一种生活。但她从不抱怨。相反，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当事情变得棘手时，她会用伏特加和药丸默默医治自己的伤悲，然后走出房间，向世人展示一张可爱的面孔。毫无疑问，中国——这个她曾经历人生大冒险的地方，此后将永远令她魂牵梦萦。
这个地方也令她的女儿魂牵梦萦。与后来认同其文化的法国相比，中国是苏珊最早，也是对她最具影响力的幻想之地。中国就是“由翡翠、柚木、竹子和炸狗肉构成的一道风景”[73]。这也是另一种起源、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去中国就像重生一样吗？”[74]中国对苏珊和朱迪丝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虽然都出生在曼哈顿，但为了给同学留下深刻印象，她们就撒了谎。“我在学校里说我是在那儿出生的，我知道自己是在撒谎，”苏珊写道，“不过，我的谎话只不过是一个更大且范围更广的谎言中的一小部分，于是便可以获得原谅了。为一个更大的谎言服务而撒的小谎，我的谎言就变成了某种事实。”[75]
她并没有说那个更大的谎言是什么。而她那些关于中国的短篇小说是她最早的虚构作品，她后来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虚构主题。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她不甚成功的电影制作人生涯中，她曾写过一个剧本初稿，讲述一对富裕的夫妇在天津英租界的故事。那位患有结核病的父亲“热衷于赚钱的游戏”，不过，他的“贫民窟背景”让他有一种“社交自卑感”。这对夫妇在中国受到用人们的讨好，而且四周都有带刺的铁丝网保护他们，将他们与令人不快的区域——街道上人们会随地小便——隔离开来。苏珊把那个母亲描写成“妻子：疯癫的”。在后面一页，她问道：“疯疯癫癫的米尔德丽德（可怜的米尔德丽德）怎么样呢？”[76]
那个时候留下的，以及杰克·罗森布拉特留下的，是两盘无法观看的电影胶片和“一组照片”，表明苏珊的父亲的存在。但是，她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自己想象他已经死了。没有事实——一个日期、一个死因、一场葬礼、一座坟墓，或任何看得见的哀伤——苏珊“并不真的相信”他已经不在了。[77]“这件事似乎极其不真实，因为我没有证据表明他已经死了，多年来，我都会梦见他有一天出现在前门口。”这种幻想演变成了她在自己的作品中发现的“假死主题”。奇迹的重现，以及“盒子里的杰克[78]，通过另一个人让一个人魂牵梦萦”[79]。
“杰克”这个词有可能是巧合吗？这一“未完成的痛苦”[80]随后一直萦绕在她心头。她儿子写道，“在她最后的日子里”[81]，她心里一再念叨着她父亲。